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之证明——兼论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价值观论文,理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它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之原则，始终致力于强调和阐明社会主义价值观，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既获得了其真理性的证明，又得到了价值性的证明。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命题一直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历久常新的课题。国内外不少人仍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问题有种种认识上的误区。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有人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正因为如此，正确解读和阐释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及其发展，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观点，正确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助于把握真谛、释疑解惑。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发展过程，既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与证明的过程。
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作为思想基础的
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和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也同样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如果离开了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就不能够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因为这两者作为一般地说是社会主义，特别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系统的看法与理论，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而这个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髓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因而也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精髓。由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产生和发展，从而为当代中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之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无论是列宁概括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曾经多次引发列宁的概括并且用中国的语言把它表述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反复强调和阐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江泽民反复强调和进一步阐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是向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切近；对它的内涵，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灵魂、原则或基本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问题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同等程度、同等意义的范畴，都属于认识论范畴，都是要解决理论和实际、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但前者主要对应于理论学习，后者主要对应于党的工作路线或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精髓”问题都至关重要。毛泽东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他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主要得益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性的深刻理解和阐明。同样，邓小平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关键在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准确理解。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是把握和运用了这个精髓，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我们把握了它等于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等于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同样，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也首先得益于实事求是这一精髓的深刻理解和阐明。从邓小平同志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复阐述；什么是中国的最大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最大的基本国情就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有之路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保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等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及其中所包含着的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正是以正确把握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为思想基础的。
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的全面、系统的阐释作为主题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实际上首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价值理想、价值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客观实际和发展需要，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前途命运。实际上，在邓小平文选中包含着一系列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和思想。而邓小平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阐述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的论述到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都深刻阐述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用简明的语言表述出来，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重要概念、范畴和体系。而这些概念、范畴和体系又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小康社会”、“全面小康”、“三步目标”、“改革开放”、“改革与发展”、“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依法行政”、“三个文明”、“三个规律”、“民主与法制”、“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等等。这些实际上集中概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追求，也明确体现和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是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
作为价值理论体系，它的真理性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标准，而它的价值性则往往带有更多的主体性问题，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立足点和出发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决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邓小平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与他坚持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都不过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价值观的必然的结论。他要求共产党人一切方针、行动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始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服务人民，取信人民，甘为人民公仆。他在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和坚持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理论的主体范畴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指的是贯通其中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但从二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体来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或最广大人民群众；二者的区别，指的是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三个代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关键是完整准确地把握其三句话的科学内涵，而确认“三个代表”的主体和客体，则是把握科学内涵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正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三个代表”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谁是“三个代表”的主体，谁是“三个代表”的客体？这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所谓“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中国共产党作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主体，把“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指向对象，即客体。确认和阐述“三个代表”的主体，是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上取得新的成效的关键问题：一是有利于增强广大党员和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主体意识”。“主体地位”就是“公仆身份”，公仆不能变成主人，而始终明确这一点有助于增强执政党及其每个成员的“代表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二是有利于“主体”把握“客体”。这个“主体”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党员干部要自觉摆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唯有如此，才有资格做“三个代表”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高度警惕和防止“主仆易位”、“本末倒置”之类丧失主体地位的现象；三是有利于“主体”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中之重的问题是主体能不能把握其本质，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丧失了主体地位，既不可能把握其本质，也不可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四是有利于扎稳其根本立场。确认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确认主体的根本立场。在现实生活中，对同一件事，由于主体所处的出发点、立足点不同，其观点会截然不同，方法会完全两样。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就有可能把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就有可能认识真理，即使认识错了也会主动、自觉地改正，用真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立场站错了，就不可能把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或不能认识真理，或有意掩盖真理，甚至拿真理去谋私利。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简明概括的“三句话”就是直接表明了作为“三个代表”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就是说，践行“三个代表”首先要解决其主体提出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这些都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价值观上，始终强调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立场。
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是透彻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关注正确的价值标准的确立，对于如何运用正确的价值标准，科学地评价事物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关于经济政策，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关于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工作，他认为：“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2]从根本上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他全面而深刻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提供了根本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邓小平讲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的，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依据。“三个有利于”是判断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最主要的标准，是检验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是非的根本标准，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其理论名称上直接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体系的名称上，直接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判断标准。“三句话”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理论体系的命名有一个沿用的传统的概括法，即以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和主要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没有沿用传统的名称概括法，而是创造性地直接表明了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如前所述，因为它直接表明了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所以使“三个代表”的主体容易掌握和运用其真理性与价值性。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是独具特色的。既然这是一种创新，那么，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从创新的视角来审视这种表述。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如“三个代表”是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又如“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关系是如何？“三句话”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基本点，是核心范畴，但作为理论体系，它不仅仅在于此。“三个代表”的这“三句话”及其一系列思想体系范畴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毫无疑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三句话”直接展示了其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范畴，使我们一下子被吸引到“三句话”上，能够从把握其核心范畴入手，逐渐地把握整个理论体系。
五、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对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认识和评判，必须遵循两大原则：真理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人们在认识和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会经常地、反复地提出其真理性和价值性问题。真理性认识和评判主要是回答认识世界的准确性问题，而价值性认识和评判是主要是回答改造世界的有效性问题。前者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标准，而后者则往往带有更多的主体性问题，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来就强调和追求二者的统一。上述的四个问题，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说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现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过程。在这里限于篇幅，对大量的统计数字不作罗列，只是作简要的定性分析。
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作风。如前所述，邓小平始终深刻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精髓，要求坚持真理、按规律办事，凡是都要讲“正确不正确”、“对还是不对”。他认为，我们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中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什么时候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要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6]这就是说，邓小平对路线、方针、政策，既要从真理观的角度，又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即从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的原则角度去阐述其制定、坚持、贯彻、落实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坚持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原则，而且为对执政党及其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的认识和评判提供了新的思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要求，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概括和阐发，并赋予了新的涵义。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观点、方法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发展基础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观点、方法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运用和阐发。[7]与此同时，它要求执政党及其每个组织和成员都要以“三个代表”为判断标准，考察、认识和评判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各项工作和各项措施是否符合其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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