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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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地明确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历史赋予我们党的责任,对于更加自觉地履行我们的神圣使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大题目,是一篇大文章。此处略述思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就在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抉择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更是选择的一条创新道路。这就是在生产力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条件下,不走许多国家走过或还在走着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而且在两个文明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彻底辩证的具有根本创新意义的命题,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创造。邓小平说得很对:“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这样的全新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选择。但决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地幻想般的选择,而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科学选择,是遵循历史规律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是大大有利于人民的选择,是人民拥护和赞成的选择,也是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经过选择资本主义、选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选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三种实践比较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新的科学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科学性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的科学认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这种科学认识而把未来和现实实事求是地统一起来所采取的历史主动性。

没有二十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的历史进程,没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总趋势规律的不断被证实,没有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敲骨吸髓般地掠夺的反面教员,没有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为虎作伥的反面教员,没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能的表现,没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斗争和为寻找符合中国国情建设国家的不懈探索,是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的。这就是中国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离开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大环境,是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而我们更要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邓小平理论,没有根据邓小平理论所制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即使有了上述条件,也是搞不成功的。

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全部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选择的集中体现。这是本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探索的重大成果,更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大课题。而由于这种探索的全新性,就往往不易为人们都能始终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地强调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时,就着重地指出:“建国以来的实践特别是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统一认识和实现准确把握的问题。”我们必须也只能循着邓小平理论所开辟的思路去统一认识和实现把握,也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认识和把握。这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地再认识并加以辩证把握的过程。

而这个认识和把握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认清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的异同。因为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自发性运作,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般地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而中国人独辟蹊径,拒绝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许多别的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条新路就是力图把握住——

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中国实际出发,使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干得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好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有这样两段人们不断引述的话。一句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另一句说:“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在邓小平这个脍灸人口的讲话之前155年, 马克思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以其对历史辩证法的透彻理解,也曾这样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这些精辟的言论,从根本方法论上透彻地解决了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异同的关系中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也就是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干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要遵循的原则。那就是:第一,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中国要坚定不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第二,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是任何农业国家或不发达的工业国家走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不能跳过的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优势,完成其他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要干得比资本主义好;这就决定了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时必然而且必须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贡献的成果;这更要求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时要努力探索如何从实际出发干得比资本主义要好。这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和某些相似“差不多”之处,从而辩证地把握它。

这样的科学而辩证的命题,是共产党人把必然性与主动性历史地统一起来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从而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充分自觉的历史主动。这首先的和根本的就是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的问题。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而从马克思主义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伊始,就认定“高于”是对被高于者的“高”,是在被高于者的基础上之高,这样的“高”,当然是要克服被高于者的缺陷,但也应当包括被高于者为高于者所奠定的基础,包括被高于者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中的精华,特别是那些有着很强生命力的、对现实社会仍然有着进步作用的那些东西。这个道理是朴实的,应当是不会有异议的。这正是我们所以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根据所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一切成功,在于斯,而一个相当长时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失误,也是在如何认识和把握“高于”的问题上进入了误区。

我们应当结合本世纪中国人民的实践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地自觉地搞清楚发挥历史主动性活动的空间,在同资本主义作比较研究中更好地把握这个活动空间。而这首先和根本的是要——

珍惜、依靠、强化、发挥我们的优势去运用资本主义已经贡献给人类的文明成果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干得比资本主义好,就要发挥社会主义优势。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方向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现阶段的先进主导性成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先进主导性成分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更是有其上层建筑和思想精神的。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据,是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质”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同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事实。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对我们的优势要有确当的估量、充分的珍惜、努力地强化和恰当的发挥。

在当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歧见和异议,主要的也就是邓小平在讲到要认识我们的优势的时候所指出过的,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这样真正的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还有一些同志对之不那么以为然了。这样,也就说不上珍惜、强化和发挥了。

“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认为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优势,乃至认为是阻力和劣势。有些人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更有为数不是很少的人,包括有些居于领导岗位上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清醒的。另一个是对我们现实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优势、能不能发挥这个优势,表示了困惑或迷惑;这都是应当尖锐地提出来并认真地予以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当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被认识之前,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先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并实现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正是理所当然地应当而且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搞得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模糊了,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当依靠社会主义的优势,采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和为人类文明所贡献的成果,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发挥。这才是真正地搞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我们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本着这个精神的。

不同那些“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的观点尖锐地对立起来,我们就不能提高巩固、改善、加强这些优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们也就不能建设成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现在,对于必须经过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实现我们民族的振兴,这个方面的认识是比较统一了。但是,对于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从而最终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方面的认识,则不能说都是很明确的。对于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来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认识上并不都是清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强调进一步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优势和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所起的重大作用搞清楚,否则,我们也不能搞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不仅要批评和纠正这样那样的“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之类的思想认识,更是要在实践上,努力寻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先进主导性成分实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使之真正地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有效发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问题,是一个我们正在实践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的问题,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去回应挑战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地去做,否则,我们就枉为中国共产党人了。这也是实际地教育那些对社会主义优势发生困惑的人的最好的办法。

这需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比如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初级阶段条件下的运作展开实现形式、基层党组织在体制改革的新条件下的地位作用发挥的具体形式、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操作方式方法,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地去探索、实践、总结、提高。

有些同志口头上也讲要珍惜这样的优势,但却不热心于去具体实际地研究如何强化和发挥优势,甚至囿于这些优势的过去实现形式而不能自拔,对于从实际出发探索新的实现形式的努力横加责难,对一些具体实现形式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某些形式的相似大做文章。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对这些同志不妨大喝一声:你是真想巩固和发挥社会主义优势,还是假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实际上断送这个来之不易的优势。

特别应当引起警惕的是某些人在探求经济政治思想优势的新的实现形式的幌子下,干着实际地损害优势的事情。十五大以来,在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某些化公为私的行为,就是一例。共产党人在这样的问题上,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既不要囿于“左”的观点去阻挠新的探索,也不能听任实际损害我们优势之类行为的泛滥。这种实际地损害我们的优势的行为,要比公开地否定我们的优势的言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不认真对待这方面的问题,是会滑到资本主义,从而断送社会主义的。

当年乃至现今还迷恋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脱离实际的“左”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从根本上企图干“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那样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一条死路。而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动脑筋、花力气,以为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拿过去就是,以至自觉不自觉地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走了邪路。

五十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陈云同志就曾这样说过:“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注:《陈云文稿》(1949—1956)第301页。)现在,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多了,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在研究认识的基础上干得比他们还要好的问题,并不是都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还在演进中,我们不能放松这个课题。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切忌闭目塞听,更要进行科学分析。邓小平所作出的历史选择是:充分认识,大胆利用,扬长避短,干得更好。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遵循的。承认“大不合理”而不去借鉴“小合理”,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借鉴“小合理”,忘记了“大不合理”,乃至认为还是“大合理”,就是走了邪路。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且进一步所具体构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解决建设一个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又比资本主义运作得好,从而是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指明了道路。这个新事物,比较透彻地解决了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样地解决借鉴许多资本主义已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方法、手段等,又使之更好地符合中国国情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认真付诸实践,而且要从中获取方法论的启迪。在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时候,还一定要——

不沉溺纠缠于细微末节的“社”、“资”之分,而全力积极引导一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因素

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认识和对待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承认社会主义优势,又承认社会主义性质因素不能覆盖全社会,而必然会存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里,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不平衡,和基于此而产生的文化科技教育道德法制等等方面的不发达,决定了我们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

这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许多东西有相似之处。“左”的观点把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作为消极因素乃至是反动因素来对待。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的明确,就使人们清醒地认识:这些因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因素,是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服务,因而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有着根本不同的,不要在其某些内容形式上存在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差不多”纠缠不清,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因素,在长期的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将有着相当长、相当大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正是这样,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农村工作时就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邓小平根据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需要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努力的问题。

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向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关于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许多非社会主义性质因素如何转化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具体实现途径和形式,完全可以也只能由我们的后人来根据当时的需要和人们的意愿来再加以研究。而可以预料到的是,决不会重复当年的“左”的时代办法。我们完全可以寄希望于我们的后人。现在,称这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万岁”,或研究现时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据的。而就此进行争论,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

现在要做的,则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来规范这些因素的活动。这就有一个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因素对社会主义发展有着利弊参见的问题。只看一面,不是马克思主义;看不到主要的根本的一面,按当年“限制、改造”的思路去思谋对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看不到其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自发、消极的一面,不去研究和实施鼓励、引导和使之健康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更不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这样去认识问题,才能全面地把握党中央为此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这就要求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应当站在对这些因素关心、爱护、引导和使之健康发展的立场上。在这方面如何具体地实践,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不断的探索。比如,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并开展活动的问题,就不能搬用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制企业的办法,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也还是在实践中,在探索中。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国际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实现了从资本主义一统世界中的突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的。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客观存在。

用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旋律的观点看问题,用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是现实任务的观点来安排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是过去一个长时期的观点。为此而搞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备竞赛,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这是已经有史为证的了。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论断,关于全方位地开放的观点,使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时代。当然,不能完全忘记还存在一个“和平演变”的问题。在认真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同时,更不可忘记——

研究资本主义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弊端,依靠社会主义优势,为实际地遏制消极腐败因素而作不懈的努力

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和问题。过去有过,迄今仍有。这既是同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相联系,也是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社会发展不发达状态所决定的。因此,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一下子完全根绝的。

正是这样,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目标必须也只能是:努力使这些弊端“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

关于环境污染、腐败、严重犯罪等等问题,人们出于愤懑,要求“灭此朝食”。这种正义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处于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使这些丑恶现象不再存在,也还不能使之不再产生。比如,有些同志批判“腐败难以完全避免”,鼓吹他所发明的可以“根除腐败”的“万应灵丹”,那是脱离实际的,用以宣传群众,则将是一种误导。我们应当在研究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弊端,以超前的准备,在使之“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上做文章,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总之,我们必须明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还没有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认识也没有完,我们必须——

强化探索意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中不断进行同资本主义对照比较研究

明确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自觉地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全面地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他们在发展经济、建设政治民主以及吏治、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已经做过的,曾经发生的和面前存在的成就和问题,以其为鉴,有助于提高我们工作的预见性,有助于提出和把握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现阶段具体实现中的“度”的问题,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无限性同具体历史条件下发挥的有限性的统一。

这个过程将是不断起伏的曲线过程。这既取决于客观矛盾暴露的过程性,也取决于我们认识和处置能力的深刻性。这将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强化探索试验意识,特别是要树立“没有十全十美决策”的观念和科学的忧患意识,不断开拓,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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