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上海市论文,新生代论文,身份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3)02－0002－08
1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城市农民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又被称为失根的非市民(Unrooted Noncitizen)群体(Solinger,1999)。当前，农民工群体可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国务院研究室，2006)。
消费是农民工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水平较低、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特征，其消费仍然以满足基本生存的保障性消费为主。第一代农民工还未受到城市消费文化过多的影响，基本上维持着农村的消费习惯。这与其收入低、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缺失以及经济型的进城动机有关(李晓峰等，2008)。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仍然认为自己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心理认同的双重樊篱，让第一代农民工无法摆脱原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无法对自己的市民身份进行重建。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逐渐退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观念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不断学习和模仿市民的消费方式，甚至有追求品牌、注重时尚的符号性消费趋势，希望以此来建构自己的市民身份。与此同时，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传统农村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并未完全脱离农民这一社会身份，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及消费方式，仍带有农村型消费的特征。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正在转型，表现在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但这只是局部性的转型，存在滞后性(严翅君，2007)，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归属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困惑境地：一方面在消费上向城市青年看齐，把自己看做是“新市民”的社会性身份；另一方面，现实中农民身份的制度化，导致他们无法摆脱“农民工”的身份标签，在城市生活中继续处于“边缘人”、“二等公民”的地位。
2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2.1 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理论溯源
19世纪末，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消费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了。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1899)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消费与社会阶层关系的社会学家，他对“炫耀性消费”进行研究时认为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利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这就需要通过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炫耀性消费)来表现。齐美尔(G.Simmel,1907)研究了时尚与社会阶层的关系，认为每一种时尚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阶层的时尚，时尚是社会阶层进行区别的手段。马克斯·韦伯(Weber Max,1922)认为，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他认为，阶级是按照他们与商品生产和商品获取的关系而划分的，而地位群体是按照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消费商品的规律来划分的。
工业革命以后，消费方式对身份认同的构建，主要强调阶梯结构中的阶级差异，而在消费社会，消费方式对身份认同的构建，则主要强调网状结构中的消费品位差异(姚建平，2006)。波德里亚(Baudrillard)把消费看做是“符号的系统化操控行为”，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主要是“符号的消费”，消费不过是对标志着社会地位的符号的操纵。布迪厄(Bourdieu)以群体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构成与数量为基础，勾勒出了一幅阶级或职业的结构图式。在结构图式中，人的划分完全是以品位为基础，社会群体变成了品位群体。福赛尔(Fussell)认为，品位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据此，他把美国社会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等九个层次。
在我国，彭华民(1996)首先提出从消费角度划分社群，指出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是同质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在能表现他们社会阶层归属的消费行为上具有一致性”。王宁(2001)认为认同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消费“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他进一步指出，认同又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而在阶层认同中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姚建平(2006)指出，消费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同时身份对消费方式具有约束作用，个人总是选择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消费方式。
综上所述，关于消费方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共识：消费方式是消费主体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同时又主动建构着消费主体的身份。消费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不同阶层的人的消费方式体现着不同的身份，人们通过消费方式来显示出自己所属的身份特征，即消费方式体现身份认同意识。
2.2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消费方式转型
关于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往大量研究集中在对社会分层与消费分层、消费符号的关注上，当前的研究热点是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阶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消费与认同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并提出研究假设。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一系列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而是转变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反思性的、取决于个体外表和表现的个体化工程。鲍曼(Bauman,1997)认为，现代性的产生体现为自我的、个体化过程。这个转变植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者不仅为个体提供了一系列尝试新商品和新体验的机会，而且削弱了家庭的核心位置、增强了个体的独立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们的异质性在增强，个体经历了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转变，进入了“后生存时代”(文军，2001；林彭，2004)。如前所述，第一代农民工以家庭作为消费中心，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初次外出时间、工作、外出动机、生活价值观、务农经历、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都具有崭新特征(王春光，2001)，他们的消费中带有很明显的个人主义消费倾向，衣、食、住、行都有所讲究。
假设I：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独立的、不受家庭因素影响的消费主体，他们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也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社会属性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中，May Joseph(1999)曾将游民的身份视为一场戏剧性的“演出”，这一特征是象征性的现代性本身的传统和意义，并试图构建别的东西在它的地方被连根拔起，然后再在竞争中重构。消费方式反映了消费主体的教育、职业、收入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而是把物用来当做能够突出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波得里亚，2000)。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其生活方式、职业性质、劳动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还试图提高自己的学历、增强自身的职业竞争能力、提升个人的内在素质，从而弱化甚至不再认同自己是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身份，转而对城市市民身份表现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表现在消费方式上，他们将城市市民作为消费参照群体，模仿市民的时尚消费方式，希望能够获得市民身份的外在认同，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来积极寻求参与符号消费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主观努力(姚建平，2006)。
假设II：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教育、收入等方面的改善，他们试图通过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经历，是一次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他们在城市文化的熏陶下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迹，他们对电视、报纸、网络等娱乐文化的消费，使他们的生活具有了一些城市的特征(张咏梅等，2008)。在内在认同方面，热衷于向上攀爬的群体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修养采取了一种学习的态度，并力图通过自己的消费活动来转换原来的身份，获得既得体又合法的标志(费瑟斯通，2002)。在外部认同方面，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壁垒，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以户籍身份和各种证件(暂住证、工作证、医疗证等)为本的城市管理体制模式(朱力，2001)，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环境之中(侯力等，2010；史斌，2010)，导致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处于封闭性的自我隔离，可见，在本质上他们依然没有获得城市的认同。由于内、外认同的不一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呈现“二元化”的特征，这种消费方式上转型的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反过来削弱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致使他们处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假设III：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
3 研究设计
3.1 核心概念界定
(1)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王春光，2001)。
(2)消费方式，指人们消费产品的方法和形式，具体包括就餐方式、住房方式、衣着方式、休闲娱乐、交通方式等日常生活方式(苏志平，1990)。
(3)身份认同，是指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周明宝，2004)。本研究将用地域认同、语言认同、交友意愿等3项指标，间接测量身份认同。
3.2 变量设计
(1)因变量(Y)：身份认同。本研究设计了3项间接测量身份认同的指标：①地域认同，操作化为“对上海的感受”，分为“我是新上海人”、“我是上海的过客而已”、“其他”等3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2、3。②语言认同，操作化为“您喜欢讲上海话吗”，分为“喜欢讲上海话”、“喜欢讲家乡话”、“喜欢讲普通话”等3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2、3。③交友意愿，操作化为“您最乐意和谁交朋友？”，分为“上海人”、“老乡”、“其他”等3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2、3。
(2)自变量(X)。为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将“新生代农民工月度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作为自变量，操作化为“食品消费占总支出比”、“医疗保健费用占总支出比”、“房租(不含生产经营用租金，含水、电、煤气费用)占总支出比”、“文化教育费(含子女教育费用)占总支出比”、“其他(含交通、休闲、娱乐等)占总支出比”等5类。
(3)控制变量(D)。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教育程度、是否办理居住证、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住房情况、父母或长辈是否有打工经历，以及性别、年龄、月收入、婚姻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教育程度分为“较高”、“较低”，分别赋值为1、2；是否办理居住证分为“是”、“否”，分别赋值为1、2；是否参加社会保障分为“是”、“否”，分别赋值为1、2；住房情况分为“自租或自购”、“集体宿舍或群租”、“其他”，分别赋值为1、2、3；父母或长辈是否有打工经历，分为“是”、“否”，分别赋值为1、2；性别，分为“男”、“女”，分别赋值为1和2；年龄分为“25－30”、“19－24”、“18岁及以下”，分别赋值为1、2、3；月收入分为“较高”、“中等”、“较低”，分别赋值为1、2、3；婚姻分为“已婚”、“未婚”，分别赋值为1、2。
3.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10月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上海开展的“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按照分层抽样的方式开展，最终有效问卷有1230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695份，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4 统计模型
通常意义上的Logistic回归要求因变量只有两种取值(二分类)，当其取值有两种以上时，就要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McFadden,1973)。本文所考察的因变量为多分类变量(Multinomial Dependent Variables)，所以本文采用多分类因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
根据反应变量水平是否有序，又可分为反应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和无序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本文所考察的因变量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对于此类Logistic回归，模型首先会定义反应变量的某一个水平为参照水平(SPSS默认为取值水平大的为参照水平)，其他水平均与其相比，建立水平数(广义Logit模型)(General Logit Model)。以本文为例，反应变量的取值水平分别为：1，2，3，4，5。对P个自变量拟合4个广义Logit模型：
显然，同时应当有：
，且可以看出，Y＝5成为了参照水平，如果希望比较2和3，则直接将logit(P1)和logit(P3)相减即可得到相应函数。其条件概率分别为：
4 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利用所建多分类因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变量以及上海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将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结果见表2。
4.1 消费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通过模型1、模型2、模型3可以看出，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正向指标(是新上海人、喜欢讲上海话、愿意和上海人交友)、负面指标(是过客、喜欢讲家乡话、愿意和老乡交友)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对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愿意和上海人交友)的影响达0.01的显著水平；同时，对语言认同(喜欢讲家乡话)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愿意和老乡交友)的影响达0.5的显著水平。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比对地域认同(是新上海人)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房租占总支出比对地域认同(是新上海人)、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愿意和上海人交友)的影响达0.01的显著水平；同时，对地域认同(是过客)、语言认同(喜欢讲家乡话)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愿意和老乡交友)的影响达0.5的显著水平。文化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对地域认同(是新上海人)、对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友)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同时，对交友意愿(愿意和老乡交友)的影响达0.1的显著水平。
通过消费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可以得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教育、收入等方面的改善，他们以上海市民作为消费的参照群体，加强自己作为“新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喜欢讲一些上海话、喜欢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通过消费来提升自身的地位，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II。
4.2 控制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从模型1、模型2、模型3中可以看出，个人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较大影响。其中，性别(男性)对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达到了0.05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朋友)达到了0.1的显著水平。在年龄因素方面，(25－31)年龄组对地域认同(我是新上海人)、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对交友意愿达到了0.5显著水平；而(18－24)年龄组对语言认同是负向的0.05显著水平。在教育因素方面，较高的教育水平对地域认同(我是新上海人)、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朋友)均达到0.1显著水平。在收入方面，较高的收入对地域认同(我是新上海人)、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朋友)均达到0.05显著水平，对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达到0.01显著水平。社会保障(有社会保障)对地域认同(我是新上海人)、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朋友)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
但是，在整体上，家庭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较小。其中，父母是否有打工经历(有打工经历)对地域认同(我是新上海人)的影响仅达0.1显著水平；居住证(有居住证)对地域认同的影响仅达0.1显著水平；婚姻因素(已婚)对语言认同的影响仅达0.1显著水平；住房(有住房)对语言认同(喜欢讲上海话)、交友意愿(愿意和上海人交朋友)仅达0.1的显著水平。除此，其他均没有统计意义。这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I，即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独立的、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小的消费主体，他们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也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
4.3 综合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受制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转型呈现滞后性，出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使他们处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III。
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不高，而且其工作处于流动状态、收入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着消费方式。从消费支出的结构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食品居住支出偏高，文化教育消费偏低。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5％，农村居民为37.2％；而新生代农民工为41.37％，其生活水平还处于中下等水平。其文化教育消费为20.69％，远低于物质消费，这种落后的消费结构制约着身份内在认同。而且，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社会歧视等原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身份依然存在。消费方式的“二元化”困境，又强化了这种“边缘人”身份，直接制约着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使他们难以认同城市社会、融入社区生活。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仅就个人因素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在增强，在地域认同、语言认同、交友意愿上更看重自己是“新上海人”的社会性身份，在整体上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小，在消费方式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而且，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尤其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房租支出占总支出比)对其语言认同、交友意愿、地域认同的影响较大，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喜欢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习惯品位，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进而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在其他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但是，由于受到整体收入水平、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城乡二元制度及其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转型呈现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在消费方式上表现为“二元化”的特征，使他们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重建、无法获得新市民身份的认同，继续维持着城市“边缘人”的身份。
5.2 对策建议
对于在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只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保证其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在职业技能培训上，输出地政府部门应从促进城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有目的地组织外出青年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工作；企业应从延长劳动合同期限和提高职工待遇入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稳定他们的流动性，提高他们的素质。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在政策上逐条清理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规定，采取以常居地为依据的管理方式，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居委会选举，享受与社区居民一样的公平待遇。对于新闻宣传部门来说，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共建“和谐城市”、“和谐社区”的宣传范围，提倡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思想观念、培养现代文明意识，引导城市居民正确地认识农民工，消除偏见和误解。
另外，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首先要建立大病保险机制，根据用工企业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确定大病保险费率标准，资金主要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承担。其次要完善失业保险机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按照员工上月实发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如果劳动合同期满未续签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生活补助。最后要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所有用工单位都应执行《工伤保险条例》，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费用的资金筹集采取“企业全部负担”原则，即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不用缴纳任何费用，切实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
收稿日期：2012－11－30；修订日期：201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