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的中国对外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巨变论文,试论论文,中国对外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1990年东欧巨变，紧接着，苏联政局也发生新的动荡，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其国内政局急转直下，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联盟迅速解体。有近70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原苏联和东欧9个国家分裂成了27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打破了近半个世纪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苏东巨变曾使西方国家兴高采烈，它们期盼着“新思维效应”在中国出现，谈论着“中国还能支撑多久？”另一方面，国际、国内也有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希望中国出头在世界上重新打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苏东巨变对中国的利弊影响，总结了建国40多年来对外关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使中国在复杂纷繁的国际环境中既坚持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又防止了出现世界反华大合唱的局面。现在，独联体各国和原东欧各国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与中国已有明显差异，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仍然得到了保持与发展。而西方国家由对中国进行集体制裁转变为竞相与中国改善关系、发展贸易。这充分证明，苏东巨变后的中国外交是高明的、成熟的外交。
一
苏东巨变对中国的利弊析
苏东巨变对中国总的说来是有利有弊。
政治上，苏东巨变之初，形势对中国非常不利。在短短几年内，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变色或解体，共产党一个接一个下台，这种局面确实动摇了很多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影响了共产党的形象。然而，苏东巨变在这些国家引起的政治经济连锁反应却促使人们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苏东国家在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向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政局普遍不稳，原来的政党与右翼政党争执不休，执政者内部权利之争矛盾突出，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日趋激化。这些国家的人民原以为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混乱局面会很快过去，政治多元化会很快刺激经济的复苏。然而，动荡时期持续之久、程度之剧烈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人们还未来得及体会多党制政治民主或许会带来的好处，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堪忍受的经济下降的重负。苏联解体前和解体过程中西方都许诺要提供援助帮助苏联渡过困难时期，但实际上，在独联体各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援助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俄罗斯人民对此已深有感触，正如其一位主要政府官员所说：“俄罗斯不指望西方的援助，只希望西方能提供平等贸易的条件”。这就从反面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正是苏东发生的变化，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目前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珍视。可见，在政治上，苏东的巨变对中国并不一定是坏事。
战略上，苏联的解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除了我国北面的最大威胁。历史上，沙俄曾是对我国北方的最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之间曾有过一个友好时期。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自60年代中期起，苏联又严重威胁着中国北方的安全。在整个70年代，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曾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屯兵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边界西段的大部分已变成了中国与中亚三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线。这些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的一部分变成了小国，处于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由于中国执行睦邻友好政策，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当然，这些新国家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复杂因素，主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有可能通过中亚通道来影响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但只要中国加强对这一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做好工作便能防患于未然。李鹏总理1994年4月出访中亚几国期间，争取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公开声明不支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势力，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仍是很有军事实力的大国，但其实力与解体前的苏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随着解体而来的经济滑坡、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纠纷增加等问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使俄罗斯自顾不暇。而在这同时，中国若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的实力使自己作为世界上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更有保证，那么中国北部边疆受威胁的局面将彻底改变。当然，这是从中俄双边战略格局着眼。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情况则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国在西方眼中的战略价值下降了。美国从来没有喜欢过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让中国变色的企图。70年代初以来，美国之所以同意跟中国“求同存异”，之所以接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中国来抗衡苏联，因而当时在台湾等问题上能向中国作出一些姿态。苏联解体后，华盛顿认为战略上美国已无求于中国，因而也就不用像过去那样“迁就”中国了。美国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心态。因此，就中西方关系而言，中国外交的筹码比过去少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困难增多了。从战略上看，中国在西方战略天平上的分量轻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北方的威胁的消失，中国在战略上对西方的需求也相应地减少了。利弊相权，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经济上，苏东巨变给中国与独联体各国的经贸关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先从与中国西部接壤的中亚各国来看。在苏联时代，中亚几国一直是苏联的原料基地，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对苏联其他地区的依赖较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无法满足中亚几国的需要。而与中亚毗邻的中国，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进出口能力不断加强，展示了巨大的贸易合作潜力。具体说来，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有两大有利条件，即地缘上的相邻性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与中亚五国中三国的共同边界长达3000多公里，陆路交通方便，中亚几国还打算进一步改造通往中国的铁路通道，以改变原来大部分货物从俄罗斯进出的局面，并借道中国新疆发展与南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的经贸关系。此外，中亚地区居住着60万华人，而中国新疆地区则居住着90万哈萨克人、10多万吉尔吉斯人和3万塔吉克人，为双边经贸往来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中亚几国与中国经济上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双方经济结构上。中亚5国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为：工业落后，尤其是机器制造业和加工业落后；产业结构畸形，主要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基本上属于原料型经济；商品自给率低，半数以上的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需从境外输入。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看，5国中以哈萨克斯坦为最强，但哈萨克斯坦的工业生产率还不如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政治形势的动荡引起了经济滑坡，消费品奇缺。而中国的出口商品恰恰以轻工业消费品见长。正因为如此，哈萨克表示其对华贸易主要是弥补人民生活急需，希望从中国购买粮食、大豆、食糖等，塔吉克希望中国帮助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乌兹别克则表示愿意用棉花、金属及其他原材料换取中国的电子产品和食品。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关系的情况也是如此。中俄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和便利的铁路运输条件，两国的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及资源结构的互补性很强。中国的食品、轻纺、电子、家电等产品是俄罗斯所急需的。俄罗斯失去了原苏联欧洲部分发达的能源基地后，今后将不得不更加依赖西伯利亚能源的开发。而要开发西伯利亚，对中国的轻工、食品等将有更大的需求。中国产品与西方产品相比，在价格和适用性上都更适宜俄罗斯的需求。同样，俄罗斯的大型机电产品和某些尖端技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俄罗斯资源丰富，但缺乏劳动力和资金去开发，而中国劳动力充足，一些企业也有一定资金，双方劳务合作前景广阔。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以来，双方共签订了承包劳务合同613项，合同金额10.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77亿美元。中国在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三资”企业已达347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达数亿美元。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与中方的合资企业仅在黑龙江省就已达318家。①此外，苏联解体后，一些原苏联高科技专家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使中国能够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聘请到了一批高水平专家，解决了一些科研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所以，从政治、战略和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分析，苏东巨变一方面似乎对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实际上只要中国政策得当，完全可以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那么，面对苏东巨变后出现的复杂纷繁的国际局势，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得当的政策呢？
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外方针的提出
1989年6月事件后，西方对中国进行集体制裁，外交压力骤然增加，国际上苏东国家一溃千里，一时间中国显得很孤立，局面很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应该怎么搞？1989年9月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②在其后的几次讲话中，又陆续加入了几句话：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常常称其为“28字方针”。
关于“冷静观察”，邓小平提出：现在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苏联东欧乱，我看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③“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关于“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邓小平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国家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只要我们自己不乱，谁也压不垮我们。
“28字方针”的核心是“韬光养晦”。邓小平1989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其含义是在世界上别的社会主义国有动乱、变色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好，但对此不必张扬，到下个世纪50年代再见高低。邓小平指出：到下个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④
关于“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邓小平用“善于守拙”来说明中国不应该当什么头，也当不起什么头，但这并意味着中国不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邓小平1989年12月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⑤
在外交上，“韬光养晦”方针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成因素、超脱。苏联原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是很有影响的，现在这杆旗帜倒了，中国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会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种领导地位，也就是不扛旗；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去寻求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在涉及自己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受任何国家的压力，但中国在进行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不寻求与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对原苏东国家政局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中国把这种变化视作对方国家的内政，对此不加评论，不进行论战，不给自己树敌，而是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与这些国家关系，建立了新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中国坚持了1982年以来执行的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一时一事论得失，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而且，在一些与我国利益直接关系不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持相对超脱的态度。
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上述方针，中国才在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重新建立起了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三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具体应用
1.对罗马尼亚事变的处理
中罗两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罗马尼亚12月事变之初，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齐奥塞斯库发表强硬讲话的情况。然而，就在这次讲话后几小时，罗马尼亚形势急转直下，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告成立，几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并处决。事情发展到如此结果，当然不是中国政府所预料到的。当时，中国政府对罗马尼亚事变持何态度，不仅为罗马尼亚人民所关注，也为世界舆论所关注。中国政府奉行韬光养晦的方针，在罗马尼亚问题上采取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做法。齐奥塞斯库12月25日被枪决，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即约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表示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一直怀有友好感情，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罗马尼亚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⑥27日，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向罗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和罗临时政府总理发去电报，祝贺他们就职。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的剧烈政治变动并没有影响中罗两国的友好关系。1990年2月，罗马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了罗马尼亚只承认一个中国为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和立场，并表示罗马尼亚将忠于这种原则立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1990年10月，罗马尼亚外长应邀访问了中国。1991年1月，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应邀访问了中国，中国政府决定向罗马尼亚提供1亿元人民币商品贷款。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会见了罗马尼亚朝野各界政治领导人。他们向钱其琛表示：尽管罗议会中对一些问题经常发生激烈争论，但各党在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方面观点一致。⑦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中国高明的外交政策得到了罗马尼亚朝野各界的赞同，中罗的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了保持和发展。
2.对苏联“8.19事件”的处理
多年来中苏关系的演变极为复杂。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会晤，双方宣布这次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已完全正常化。但这时人们已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那一套，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本身带来严重后果。然而这时的中国领导人已吸取了60年代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采取了“冷静观察”、不进行论战的态度。邓小平1990年3月3日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不论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⑧中国冷静地观察着苏联局势的发展。
至1991年苏联“8.19事件”发生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已走入了死胡同，而戈尔巴乔夫在危机面前又显得束手无策，联盟的解体已在眼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中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8.19事件”的发生给人带来一丝转机。但亚纳耶夫等人的目的未必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能否成功也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支持“冷静观察”和“韬光养晦”的方针。外交部发言人8月20日就“8.19事件”发表谈话，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⑨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立场，它回避了对“8.19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却保留了与任何将在“8.19事件”中取胜的力量打交道的余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叫做“谁都不得罪”。后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仅仅存在了3天便失败了。8月22日下午，钱其琛外长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大使转交了刚刚恢复职权的戈尔巴乔夫的信。钱外长在会见中再次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该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⑩此后，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叶利钦上台，两国关系都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1992年12月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访问期间，双方共签署了24个中俄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及部门间的协定或文件。特别是，双方发表了关于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使中俄关系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94年初，叶利钦总统写信给江泽民主席，提出在中俄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9月，俄罗斯隆重欢迎江泽民主席访俄，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声明双方“决心面向21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两国还签署了中俄边界西段的协议和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正如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所说，通过这次访问，两国“已经开始为构筑下一世纪两国新型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基础。”
3.积极发展与原苏东国家的关系
韬光养晦并不等于消极等待，还必须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积极做原苏东国家的工作。这些国家的新政权上台之初，出于打击本国共产党势力和迎合西方大国的政治需要，曾突出与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及政治信仰的不同，在西藏、台湾或人权问题上追随西方，在对华关系上制造障碍。而台湾当局则把苏东国家的政治变化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对这些国家推行“弹性外交”，以“援助”、“投资”为诱饵，企图获得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台湾当局曾先后与波兰、匈牙利、捷克、乌克兰、乌兹别克、白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商讨建立“外交关系”，曾试图以七亿美元贷款换取同立陶宛建立“外交关系”，并许诺以高额优惠贷款和赠款换取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土库曼斯坦及爱沙尼亚等国建交，但都未成功。这里面，除了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经贸合作的前景都是台湾所不可比拟的原因之外，中国对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所作为”的积极外交姿态，也起了重要作用。
东欧国家政权更迭时，中国及时在各种场合反复向这些国家说明我们决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双边关系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政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采取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价值观念差异的灵活政策，并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中国与原东欧国家仅副部长以上的往来就达65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两次出访东欧5国，阐述了中国的政策，增强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苏联的解体对同样也是多民族的、而且民族分裂势力并未完全消失的中国来说，影响本来是消极的，因此中国要立即承认苏联的分裂局面在逻辑上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是中国外交以非常自信的、泰然处之的大手笔，迅速承认了新独立的各国，而且在法律上考虑很周到，不给别人留下口实。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后，中国虽积极做工作，但在苏联自己承认3国独立前，中国暂时未作外交承认，而当苏联国务委员会1991年9月6日宣布正式承认3国独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7日即分别致电3国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3国的独立。同时，中国立即派副外长田曾佩前往3国访问，商谈建交问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中国与这3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样，当1991年底苏联国旗正式降落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正式承认俄罗斯联邦和其他11个共和国的独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始终对这一地区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这些新国家独立之初，经济困难不小，国际地位也需要巩固，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政府贷款或商品贷款，并热情接待这些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一段时间内，平均每月接待一位来自这一地区的国家元首级贵宾。
由于中国对这一地区采取了“有所作为”的方针，所以尽管台湾当局费尽心机在这一地区寻求“外交突破”，但收效甚微，仅仅与拉脱维亚建立了“领事关系”。中国立即发表强硬声明，宣布从拉脱维亚撤馆，但并未宣布“断交”，留有工作余地。同时加强了对拉脱维亚周边国家的工作，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一方面遏制了拉脱维亚现象的蔓延，另一方面也促使拉脱维亚重新考虑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拉脱维亚与台湾建立领事关系1年多后仅从台湾获得了1000多万美元的原油，但却付出了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昂贵代价，政治上在这一地区处于孤立，经济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后来拉脱维亚宣布其外交部长因受贿而辞职，并放出风声说他还犯有其他错误，这实际上是拉脱维亚改变政策的反映。1994年7月28日，拉脱维亚终于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在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事实充分说明，由于中国政策得当，拉脱维亚对华关系上的举措不但没有产生台湾当局所希望的连锁反应，反而给独联体各国在台湾问题上树立了一个反面榜样。
4.在地区冲突问题上持相对超脱态度
苏联解体后，多年来被冷战掩盖的大量矛盾突出地爆发出来。特别是在原苏东地区，从摩尔多瓦、巴尔干到南高加索形成了一个“地震带”和一串串大小热点：波黑内战，摩尔多瓦同俄罗斯之间的德涅斯特河区的冲突，格鲁吉亚同俄罗斯之间南北奥塞梯冲突，俄罗斯内部北奥塞梯同印古什之间的冲突，格鲁吉亚内战等。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正为此弹冠相庆，却惊讶地看到随着苏联的垮台，在与西欧毗邻的地区出现了一串新的地区冲突，这些冲突随时都有扩大、失控、波及西欧的可能。而对中国来说，这些新的地区冲突远离中国边界，对中国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新的地区冲突问题上持相对超脱的态度。对独联体各国之间或其内部的冲突，中国采取不卷入的政策，只是表示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对原南斯拉夫内战，西方明显地偏袒一方打击一方，中国对西方的做法保持自己的看法。中国的超脱并不是消极的超脱，也不是被动观望，而是作劝说工作，以真正公正的态度推动双方和平谈判。这样，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保持了自己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又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树敌之虞。
在柬埔寨问题上，从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更多地发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在联合国的范畴内推动柬埔寨四方的和平谈判，促进柬国内民族和解。1990年8月安理会5国达成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后，中国政府停止了对柬埔寨爱国抵抗力量三方的军事援助。1991年7月，中国政府接待柬埔寨四方在北京召开会议、组成了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李鹏总理会见了四方代表，表示中国支持柬四方以民族利益为重，互谅互让，实现民族和解。8月和9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和外交部长钱其琛又分别与先后来访的两位越南副外长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进展。同年10月，有关各方在巴黎召开会议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后，中国在柬问题上开始超脱，对四方同等对待。
总之，由于中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取了适当的的政策，苏联、东欧发生的“多米诺骨牌”似的变化不但没有使中国这张“牌”倒下去，反而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加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安全更为巩固，中国的政治更加稳定，中国的经济更为繁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更为突出。这也许是西方政治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注释：
①参阅陈锋：《中俄关系的现状和前瞻》，载《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4期。
②③④⑤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320、320、363、353页。
⑥⑦⑩《中国外交概览》，1990年卷，第240页：1992年卷，第244页；1992年卷，第231页。
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