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本研究指在针对当今社会对特殊人群医疗服务者的重视不足，特别是对于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刻板偏见的情况，通过分析精神科医护人员的社会支持度与幸福感得分的差异以及相关关系，通过结果探寻能使精神病医院职工幸福感得到提高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支持度；总体幸福感；精神科医护人员
1.前言
目前，我国精神疾病在全部疾病总负担的比例中占比约20%，并且由于精神疾病而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开始以很快的速度进入人们的视线，预计在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会达到所有疾病负担的四分之一。 因此精神卫生问题是一项紧迫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的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精神卫生专业的医护人员、职工数量明显不足[1]。除一线城市以外大部分的城市，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规模小、职工数量少且医疗技能素质不高，常有偏远地区的医院职工资源及其缺乏，且社会对这类医护工作者常带有偏见，加上远低于一般医院医护人员的工资水平、更高的工作风险，以致于此类职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令人担忧。
2.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在心理学上 ,幸福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如需要、情感、内外部诱因等）交互作用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它指个体意识到到自己的需要和理想得到了满足和实现时的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而总体幸福感则是评价个体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积极心理学中，帮助他人理解幸福和提高幸福感是其核心指标（Seligman，2002）。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仅是单纯的令人更加“开心”、“愉快”，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提高。有研究表明，幸福感和自尊、成就动机、成就与抱负水平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幸福感高的个体，一般具有更强的成就动机和抱负与水平，能够完成难度高、创造性强的任务，取得更高的成就，同时有良好的自尊和积极的归因方式。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很多，相关的研究中，与幸福感相关的心理指标有社会支持度、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应对方式、自尊等。提高幸福感，个体能够用更加积极的视角看待世界和身边的事物，并引发更深层次的积极情绪体验，形成良心循环。因此，幸福感对人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通过社交关系所获得的帮助、以及缓解不良精神状态去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Durklieim就曾有研究证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自杀有关；而社会流行学的研究表明存在社会隔离的个体身心健康的水平较低，死亡率较高。 社会支持在生活中普遍存在于各种场景中（Taylor，2012）,它包括物质或社交支持（各类可见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被理解与尊重、被奖励和积极关注、生活中体验到的满足感等）。具体来说，社会支持可以是直接的物质援助、对解决问题的可行建议与帮助（可见支持），也可以是社会归属感、共情、信任与接纳（精神支持）。 我国学者肖水源将西方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研究归纳为两点-----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同时提出了第三个维度---对支持的利用度，并以此编制了可用于国内施测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并在今年来被广泛用于社会支持相关的研究。
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幸福感的体验主要来源于良好的社交网络和社交体验，得到良好社会支持度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感，这一点在关于城乡人口、务工人员、不同生源地学生之间幸福感差异的研究中足以体现。具有良好社交网络、社会关系的人员，在生活中会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项活动，从而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进而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这一点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明
3.研究方法
3.1研究工具
（1）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5]：由Schwarzer等人编制，单维量表，只统计总量表分。量表总分=所有项目相加的得分/10。根据Schwarzer的报告，在不同文化国家的测定中，内部一致性在0.75-0.91之间，GSES和自尊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焦虑、抑郁之间存在负相关，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文版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对其信效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GSES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87，重测信度r=0.83(p<0.001)，分半信度为r=0.82(n=401,p<0.001)。效度方面，量表的10个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60-0.77之间，因素分析抽取一个因素，解释方差为47.09%，表明GESE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一Being Schedule(Fazio，1977)]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GWB总分与抑郁评估的一致性在0.27-0.47之间，其中与PFI抑郁量表的一致性较高（一致性系数为0.50）。与两种焦虑评定量表（PEI\PSS）的一致性分别为0.41、0.40。1996年国内段建华对该量表进行修订，单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9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与0.8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男性为Cronbach α=0.91、女性为Cronbach α=0.95。
（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由肖水源等国内心理学工作者于1986年，通过参考国外的社会支持量表及有关资料，根据我国国民情况编制，并于1990年修订了该量表。使用其对被试进行施测、重测，总分一致性Cronbach α=0.92（P<0.01），十个条目的单项得分内部一致性系数R1-10在0.89-0.94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
3.2 研究程序
选取福建省某二线城市市级精神病医院的全体职工为样本总体发放问卷，其中男性41人，女性119人（男25.6%、女74.3%）；平均年龄33.81±10.027。问卷由《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若干基本信息条目（年龄、性别、学历等）组成。 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65份，回收率82.5%。 使用SPSS20.0、AMOS24.0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差异性检验（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等）和相关分析（皮尔逊双变量相关与线性回归分析）探究不同类型的职工的社会支持度与总体幸福感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假设；最后，根据所得出的数据，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讨论，并提出关于解决该问题的意见和可行性的建议。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医护人员的总体幸福感、社会支持度得分统计
通过得分统计中的均值、标准差发现，男性医护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得分（79.8919±17.13473）略低于女性（81.4370±14.08909），社会支持度得分（38.6757±6.81931）也略于女性医护人员（39.4454±7.02863），但总体来说差别并不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方面来说，可能是由于社会赞许性和工作性质等原因，精神科的男性医护人员受到的来自于工作与生活中的压力会略高于女性，同时精神科工作具有的潜在危险性也使男性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保持更高的警觉度与唤醒度，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心理压力也会导致更低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来说，精神科在医疗系统中受重视和资源占比程度较低，也使得他们的职业发展情况较一般，这会更多地降低男性医护人员的成就动机与对未来的期望。
4.2医护人员的总体幸福感的差异分析结果
为了详细的研究不同工作类型的医护人员在总体幸福感上的差异，通过对数据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探究其存在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工作岗位和婚姻状况的群体，在总体幸福感得分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值>0.05），但单因素ANOVA分析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在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p=0.27），方差齐性（p=0.103），事后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月收入超过4K的群体，其总体幸福感显著高于月收入较低的群体
4.3医护人员的社会支持度的差异分析结果
为了详细的研究不同工作类型的医护人员社会支持情况的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婚姻状况是医护人员社会支持度差异的来源，已婚的群体社会支持情况显著高于未婚的群体。同时，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的学历水平的职工在社会支持度得分上也有微弱的差异，呈边缘性显著（分别为p=0.69 p=0.60）。
4.4社会支持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皮尔逊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医护人员的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度中的客观社会支持子维度呈显著性正相关（p<0.05）；这说明，医护人员得到的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幸福感就越强，其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成分是客观社会支持。
4.5社会支持度与总体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以社会支持度的三个子维度-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作为自变量，以总体幸福感作为因变量，采用向后剔除法建立回归方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客观社会支持子维度为自变量，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根据结果，经过向后剔除法，主观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在回归方程中的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只有客观社会支持被纳入了回归方程中，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性标准（p<0.05），说明回归方程有意义，能够通过客观社会支持来对幸福感进行预测。标准化回归方程为：总体幸福感=0.151*自我效能感
5.分析与讨论
5.1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职工的学历、所任职位、婚姻状况几项因素的水平差异并不会直接对总体幸福感产生显著性的影响。本次研究中，与之前相关的文献不同的一点是，总体幸福感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本次研究的被试选取是直接选取精神病医院的全体职工，其男女比例明显地不平衡，且样本总体不够大的原因，如果能够适当扩大样本总体，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控制分类变量的比例，显著性的差异也许能够体现出来。职工总体幸福感在月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和预期假设相符，不同收入水平的职工的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差异（P<0.05）且通过两两比较，可以发现其均值差异较大，组间均值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上升趋势，这说明适当地提高职工工资，能够显著地提升其幸福感。本文作者认为，当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对于一般的医护工作者较低，却要承受同等或更多的压力时，肯定会形成较低的幸福感，当其薪资待遇得到提高的时候，则等同于物质上的补偿，因此幸福感也相应地得到提高。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总体幸福感各子维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月收入水平对职工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情感行为的控制”和“松弛与紧张”两个方面。提高职工的月收入水平，能够使职工在生活中受到的生活压力减少，此时职工对于收入满意，在生活各个方面情绪失控的概率同样也会降低，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感行为，同时缓解了生活的紧张，使压力减小，感到舒适和松弛；
5.2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相关关系的分析与讨论
在研究前的访问了解中，有许多的医护人员和职工表示在精神病医院工作时明显感觉到自身能做的工作，对患者的帮助、和得到的关注大大低于一般医院的医护人员和职工，并且在周围的朋友面前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和精神关怀，提起自己在“精神病医院”工作，会明显地引发对方的情绪变化和话题的转移。和以往的研究相似，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回归分析中，单独分别以社会支持度及其子维度作为自变量，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时，一元回归方程的P值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其中客观支持维度能够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只是存在拟合度较低，能够解释的变异量较少的情况（R2较低）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样本数量不够大的原因，这也是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综上所述，要提高精神病医院职工的总体幸福感，应该合理地、适当地提升职工的工资待遇水平，以弥补相对高压、危险的工作环境带来的紧张情绪。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应该对精神病医院的职工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全面地去了解这些医护工作者群体中的“小墙角”，在日常的交际生活中不应带着偏见去对待他们。反而，精神病医院职工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理应获得与一般医护工作者同等的尊重。另外，针对自我效能感较低的职工，单位和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一些素质拓展、人文关怀类的活动，帮助他们提高自信心和上进心；组织职工到更高级别的综合医院学习交流，提高其职业技术能力；用这些方法，提高职工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6.结论
（1）月收入水平高的职工总体幸福感也较高，差异主要体现情感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两个子维度上。总体幸福感在性别、学历、工作职位、婚姻状况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2）婚姻状况不同的职工，其社会支持度得分情况存在差异。已婚职工的社会支持度明显高于未婚职工，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01）。
（3）职工的社会支持度能对总体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客观社会支持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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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郑杨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4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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