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另一种阐释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灯塔论文,视角论文,边缘论文,中心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现代意识流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有过这样一种梦想：建立一个“弃儿的社会”，在那里，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领域排除在外的妇女，不仅有她们自己的房间，而且享有自己的制度。这种梦想确实充满着某种诱惑和背叛，表现出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的彻底批判。因为“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与死亡。”[①]强调个人的作用的位置从而消除权威和解构父权制所认可的意义的普遍性，正是后来的女权主义者为突破自己的传统命运而采用的重要文化策略。伍尔夫也以其代表作《到灯塔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几乎每一个讨论对伍尔夫这部名作的人都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视角。认为拉姆齐夫人那种温柔慈爱的性格及其人格力量是消解矛盾与困惑、创造和谐气氛的灵丹妙药，即便在夫人死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拉姆齐夫人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是其他所有人物精神上的灯塔，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她的主宰，处于“边缘”地位的所有其他人之中又以女画家莉丽·布里斯科最为典型。本文选取作为边缘人典型的莉丽为阐释的主要视角，通过重新解读这部小说经典，寻找伍尔夫在争取“自己的房间”过程中显示出的心灵轨迹。
批评家们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的自传成份很明显，这从作者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读完小说，我首先感到莉丽创作那幅油画的过程与伍尔夫创作《到灯塔去》的历程是有许多契合之处的。比如莉丽完成绘画作品时是四十四岁，而伍尔夫写完小说也确实是四十四岁，这当然并非巧合。因此，小说中莉丽与拉姆齐夫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射着伍尔夫与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之间的关系，而大多数评论家仅仅看到拉姆齐夫人是作者早丧的母亲的化身而已。[②]作者在其日记中曾说父亲和母亲的幽灵构成了小说的中心。这在作家写于父亲生日那天（11月28日）的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如果他不死，他应该是96岁了。……但上帝大发慈悲，没有让他活到那么老，他的寿命会将我的生命都给毁了。如果他长寿，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什么也写不成，书也出不了——真是不可想象。我本来每天思念着他和母亲，但写作《灯塔》使人释怀。现在他有时也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形象却不同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即我在思想上被他俩缠住不放是有害的，而把他们写出来则是必要的措施。”[③]小说中为何要等到拉姆齐夫人死后，才使灯塔之行成为可能？才使拉姆齐先生等人得到精神上的解放？更使莉丽有条件完成她的画？这是因为拉姆齐夫人之死带来了别人的新生。如此“中心”的自行消解，既造成了其它边缘人的精神困惑，更为边缘人最终获得自我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我觉得小说中莉丽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伍尔夫的化身。她体现了小说家本人那艰难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可以说，莉丽这一形象是深刻理解伍尔夫不平凡一生的一把钥匙。
关于拉姆齐夫人这一形象，国外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十足的女权主义者形象。我以为伍尔失塑造拉姆齐夫人这一形象，更多地赋予她一种男权中心主义者的立场，正像法国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是象征秩序的父亲形象。而作为伍尔夫化身的莉丽本质上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形象，尽管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不过正是要求在象征秩序中获得自己平等的权力，占有自己合法的位置，才能显示出边缘人的存在意义。
只要仔细阅读作品就很明白：画家莉丽对拉姆齐夫人的态度无论在夫人生前抑或死后都没有其他人表现出的那种虔诚与心醉神迷的感觉。假如我们从莉丽的视野中去观察评价拉姆齐夫人，可以发现在其内心深层意识中，作为边缘人她是力求处处抗拒着占据中心的拉姆齐夫人的影响的。由此形成的矛盾张力场时刻左右着莉丽的意识流动，尤其是通过那张油画十多年的创作过程，明显地预示着她那艰难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不断试图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痛苦历程。其中对于拉姆齐夫人的诱惑力和排斥力的此起彼伏般的呈现就是一条明显的心灵矛盾的轨迹。
如果再以拉姆齐夫人的眼光去看莉丽，她无疑是执着的、孤僻的，是一个中性人。在夫人眼里“有一种冷淡、超脱、无求于人的处世态度。”[④]可是这恰恰成为莉丽独立精神的表征，其实这也反映出伍尔夫本人的女权主义信念，即认为只有个人的自我才能成为万物的中心。小说中随处可发现莉丽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精神面对抗（在夫人生前）和超越（在夫人死后）拉姆齐夫人之诱惑力的作法。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又独具慧心的旁观者，莉丽内心深处有一种破坏偶像崇拜的强烈意识。这种内在的反抗意识，也就是自我意识正是在拉姆齐夫人的中心话语威逼之下产生的。但作为边缘人，这觉醒了的自我又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中心话语而无法完成那幅画的创作。因而，莉丽在开始时是无法抗拒为夫人所首肯的那句话的：“女人可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故而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多少有点儿渺小可怜。这种因惧怕创造力不足而产生的焦虑使她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乐园。尽管如此，“她还得尽力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冲动，别去拜倒在拉姆齐夫人脚下。”（第222页）在夫人旺盛的创造力与精神活力的映照下，莉丽感到自己是越发精神贫乏，因此她痛苦，并试图摆脱“那些魔鬼”。这种艰难处境表明：作为边缘人，保持自我精神与反抗意识是自身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问题在于，这里自我的“我”不能作为主格（I），只是宾格（me），过分依赖了拉姆齐夫人的中心话语的依赖性是无可奈何之事。这种“失语”状态正是莉丽在构建主格的“我”的过程中痛苦与焦虑不安的根源。正如伍尔夫本人在思想上被父母缠住不放时，“把他们写出来则是必要的措施”一样，莉丽也一直在试图回忆拉姆齐夫人的形象，直到最后才“大功告成”，终于画出了在她心头萦绕多年的幻景。这是一种痛苦的解脱方式。由此可见，在一种“失语”状态支配之下的对中心话语的解构，其道路的选择只能是向原中心靠拢，并消失在其中，这是一种不彻底的解构或反叛。不过在向原中心靠拢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新的超越。因而，也与伍尔夫创作这部小说时已故的父亲在脑海里出现的“形象却不同了”一样，拉姆齐夫人死后在莉丽脑海中的形象也确实与夫人生前不同。这里有某种意念情感体验的现实距离感，正如莉丽自己所想的那样：“距离的作用多么巨大：我们对别人的感觉，就取决于我们距离的远近”。（第405页）
与拉姆齐夫人意欲在生活中追求一种和谐氛围一样，莉丽也想在绘画领域中实现自我的人生启示价值。认为随着岁月流逝，唯有文字和绘画可以长存，这正是莉丽不为妇女无法写作和绘画的流俗所缚，而执着于绘画艺术的深层心理动机。可以说，绘画代表着莉丽自我价值的载体，同时也是她与混乱现实抗争的物质手段，又是她内心苦闷的精神避难所。“她痛恨把绘画当作儿戏。一支一画笔，是这个处处是斗争、毁灭和骚乱的世界上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第362页）
莉丽一生都在构思这幅油画的布局形式，总在考虑如何处理物体间的关系。她的画代表了小说为调解对于现实的对立看法而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开始阶段表现为试图对自信心的确立。因为那种自卑心理阻碍着她的创造力的发挥，即无法把心中所思付诸实践。此种自卑情结的产生与拉姆齐夫人的权力情结紧密相联，构成两种对立因素。缠绕于莉丽心中的苦痛在于：她既想摆脱拉姆齐夫人的诱惑力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又不自觉地承受着夫人美的诱惑力的影响。这是一种对拉姆齐夫人既敬，又畏的矛盾心态，由此引发的内心冲突直到夫人死后好久尚一直存在于莉丽脑海中，以致只有到拉姆齐先生试图把莉丽作为夫人的替代物要求施与同情时，才得以松动，稍有解脱。作为一个老处女，莉丽极力希望免受拉姆齐夫人推行的有关婚姻的普遍法则的制约，反对夫人所认为的“简单而肯定的事实”，即“一位不结婚的妇女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第254页）也就是温室与婚姻是妇女反抗生活压力的不可避免的形式。在众人皆对拉姆齐夫人心醉神迷的心态背景下，唯独莉丽认为“拉姆夫人也有她盛气凌人之处”。（第251页）“她是任性的，她是专横的”。（第254页）当莉丽“想到拉姆齐夫人带着毫不动摇的冷静态度，硬要自作主张地把她完全无法理解的命运强加于她，她几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难道这不是美丽的谎言，为了把一个人的全部理解力在寻求真理的途中绊羁在金色的网兜里？”（第255页）这些想法很难说不是作为旁观者的独具慧心！
在小说第一部分末的晚餐聚会一节中，莉丽的这种独立精神有更明显的体现。当夫人对另一个宾客威廉·班克斯表示关心时，莉丽有一大段心理独白：“她（指夫人——引者）为什么怜悯他（指班克斯——引者）？……莉丽想到，这是拉姆齐夫人的错误估计，这错误估计似乎是出于本能，出于她本人的某种需要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可怜。他有他的工作。她的那幅画顿时在她心目中浮现出来，她想，对，我要把那棵树移过去一点儿，就放在中间，那么我不至于再留下那片讨厌的空白。我就该这么办。这就是一直令我困惑的难题。”（第290页）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莉丽眼中，夫人那处出于母性本能的利他主义举动是有其伪装于其中的自私自利动机的。小说中莉丽总是在破除这种利他主义神话的存在必然性。而且事实的发展也恰好为莉丽在心理上超越拉姆齐夫人提供了证据。正是这种特殊心境，也就是在与夫人内心冲突中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那幅画顿时在她的心目中浮现出来”。如果说前面她曾试图将树枝的线条延伸以填补空隙的话，此处即是将整棵树（就是她自己）都移到中间的空白处，因而自我的独立精神暂据主导地位。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最后她也没有确定对自我的真正把握，而是又重新退回到自己那封闭的小天地中去了。
这时再次展示出莉丽自我幻觉的破灭。而在对自我幻觉的追认中，又被迫以夫人为参照系重新建立自我中心。也就是说，夫人（他者）的中心规范通过莉丽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而无意识地移位为莉丽自己的中心规范，“他者”无意识渗进“我性”之中。所以，无可不论否认，拉姆齐夫人之死，即现实中心的自然消解，是处于边缘位置的莉丽想象力与创造力得以恢复的前提，也就为莉丽在心理上替代和超越拉姆齐夫人创造了条件。
正是那位总要别人施与同情的拉姆齐先生激活了莉丽的精神创造力。毫无疑问，拉姆齐先生试图把莉丽当作亡妻的替代品。这种要求对莉丽的个性而言一开始确实有些突兀，不过终究还是让她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了。面对拉姆齐先生一行的远航，莉丽“她立即就发觉，现在没人要求她同情，那同情心却烦扰着她，需要得有表达的机会”，拉姆齐先生“已经对她一无所求，她觉得被冷漠了”。（第366页）这种突如其来的心境与十年前的莉丽可谓判若两人，反而与拉姆齐夫人趋近了，这至少让莉丽心理上觉得逐渐取代了拉姆齐夫人，这是她自我超越的重要转折点。
可是自己与夫人之间心理上的矛盾张力依然存在，因而“她有一种奇特的被分裂的感觉，似乎她的一部分被吸引出来，……而她的另一部分，仍倔强而稳固地钉在这片草地上。”（第369页）然而可喜的进步正在于“画布上终于抹上了第一道色彩”，尽管她觉得“抹在画布上的一根线条，就意味着她承担了无数的风险”。如此“这样轻柔地、迅捷地画画停停，在画布上抹下了一道道棕色的、流动的、神经质的线条，它们一落到画布上，就围住了一块空间”。（第370页）其中线条的棕色很容易使我们想到拉姆齐夫人，因为夫人始终在织着那棕色的袜子，而流动的线条又可以说隐喻莉丽那“流动不居的生活”，线条的神经质也是莉丽不稳定的自我精神的表征，那么由这样一些线条所围成的“空间”也就无法忽视了。“还有比这一块空间更加不可轻视的东西吗？”（第370页）这是莉丽强劲的宿敌。在莉丽心中，这一空间关系到整幅画面的平衡，它是自己生存的根基，也是克制宿敌的有力屏障。所以莉丽心中的油画模式应该是这样的：“这画的外表，应该美丽而光彩，轻盈而纤细，一种色彩和另一种色彩互相融合，宛若蝴蝶翅膀上的颜色；然而，在这外表之下应该是用钢盘钳合起来的扎实结构。它是如此轻盈，你的呼吸就能把它吹皱；它又是如此扎实，一队马匹也不能把它踩散。”（第384页）此处明显体现出伍尔夫的创造性想象力理论，即头脑中的男女两性最进行创造性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蝴蝶的翅膀象征着富于创造力的女性意志所塑造的世界之美，而钢筋则是男性意志所具有的理论才智强加在川流不息的大自然之上的结构。”[⑤]那油画四周红绿紫等色彩斑驳的图案又象征着生活的复杂多变，其间的空白是莉丽一直想填满的，也就隐喻着在努力寻找生活的精神支柱。
我们更应该明白，这里绘画空间的“空白”是意味深长的。首先它表现为父权制强加给妇女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因而象征着由拉姆齐夫人为代表的现实世界，这一现实所体现的习惯势力压抑着莉丽的精神创造力，因为他们极力主张妇女既不能绘画，也不能写作。其次，“空白”也是一种抵抗行动，通过对中心的解构以拯救边缘人或妇女可悲的命运，意味着一种自我表现，她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而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因而在莉丽看来，她的构画历程也在企图调解现实对立物间的冲突，在这方面，拉姆齐夫人固然是一个启示，但夫人缺少的正是一种作为生命根基的男性意志，因而也就成为她所要力求超越拉姆齐夫人的地方。再次，这没有填满的“空白”也表明，妇女的创造这一文化形式又被体验为一种痛苦的创伤，由此就消除了女性艺术家和她的艺术品之间的距离。英国另一位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的许多女性角色在重建自我的过程中，由于自我毁灭性的自恋而丧失了创造力。莉丽也正是从痛苦的自恋式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后，才逐渐恢复其创造力的。
因此，这里的“空白”实质意味着对中心的解构，对权威的颠覆。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一文中曾大声疾呼要打碎由父权思维系统极力推荐的那面失真的镜子。这面镜子就是妇女的文化命运。而镜子的视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担负着维持生命的责任，也即如莉丽努力寻找的生活的精神支柱一样。
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处在“失语”状态下的莉丽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一再呼唤拉姆齐夫人的重现，另一方面又感到这对她的绘画构图会造成某种威胁。因而，此时在莉丽的思想中充满着想象中的拉姆齐夫人的幽灵，后者的必然出现支配了她所有的回忆。这种回忆既是兴奋的，又是恐惧的。表明自恋式的自我封闭与屈从式的丧失自我，都无法建构新的自我规范。难怪莉丽“不断地欲求，却一无所得”。（第416页）
拉姆齐先生同样也给莉丽造成了精神负担，直到最后等他们一行登上岸到达灯塔后方才让她松了口气，顿感如释负重，她终于给了他“那天早晨他离开之时她想要给予他的东西”。（第422页）如此当我们思考莉丽为何要等拉姆齐先生一行登上灯塔后才能最终完成她的油画这一问题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灯塔（代表拉姆齐夫人）对莉丽而言往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她无法把灯塔与她自己在艺术上的无益尝试分割开来。而拉姆齐先生一行终于登上灯塔，也就是在潜意识中最终促使自己战胜与替代了拉姆齐夫人，故而也就解脱了自己因未能给拉姆齐先生施与同情而带来的苦闷。思想中排除了矛盾之后，所有的能力就会汇合成一种创作激情，“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好像在一刹那间她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她在画布的中央添上了一笑”。（第423页）这最后一笔不仅概括了拉姆齐先生从想象到实现这个行动的过程，而且更是莉丽自己最终战胜焦虑，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贵尝试。这种成功的尝试耗费了她的全部心血，所以她既感到“疲惫不堪”，更感到无比欣慰：“我终于画出了在我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第423页）
由是观之，阐释视角的变换让我们弄清了这样的事实：这部小说的重要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塑造了拉姆齐夫人这样一位其他人精神上的“灯塔”形象，更在于通过莉丽等边缘人形象不断地颠覆与解构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的话语霸权，由此确立了边缘人的合理价值，最终在权威话语的废墟上空响起了边缘人的声音。
注释：
①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③⑤ 瞿世镜编：《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
④ 瞿世镜译：《到灯塔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括号里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