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特征论文,典型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0年5月中国市场物价水平CPI达到3.1％以来，几乎逐月攀升，10月升至4.4％，11月高达5.1％，其间虽经政府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强力打压，2011年3—5月仍跃上高位，分别达到5.4％、5.3％、5.5％，6—7月又创新高，达到6.4％和6.5％。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困扰，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及生成原因进行深入系统分析，以便提出有效的治理与解决对策。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货膨胀的比较中看本轮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
从1979年以来，我国已发生四次通货膨胀，本轮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此轮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上涨率并不高，基本上在3％—5％之间，即便是涨幅最高的2011年6—7月也仅为6.4％和6.5％，不仅低于前四次，而且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为什么社会反应会如此之强烈？抱怨之气，反对之声，甚至远高于前四次。笔者认为，这与本轮通货膨胀发生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相比较而言，本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急发性。相对而言，以往历次通货膨胀之时间间隔较长，第二次（1985—1989年）与第一次（1980年）大约间隔5年时间；第三次（1992—1996年）与第二次（1985—1989年）之间也有近3年时间。本轮通货膨胀与上次通货膨胀（2007—2008年）仅间隔1年多时间，显然是来得很急切，并且物价水平逐月上升，上升的速度也相当之快。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为应对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剧烈冲击，下狠招、出重拳刺激经济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下猛药使经济在短期内过度升温，一年多时间投放到流通领域几十万亿货币，如何能不带来经济过热及急速的高通货膨胀呢？
第二，影响深重性。本轮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社会上持有货币的人同等征收“通胀税”，由于富人拥有的货币多所以损失更大，遭受通货膨胀的打击更大，其实不然。本轮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穷人阶层打击最大，他们遭受的损失与影响最为深重。在前两次通货膨胀期间，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阶层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真正的富人阶层尚未形成。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致在第三次通货膨胀时期，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及多年的加速增长，社会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及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富人阶层与贫困的穷人阶层已明显显现。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5年即第四、五次通货膨胀时期，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已经真正形成和产生。富人阶层不仅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强，而且在通货膨胀期间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货币财富进行各式各样投资经营活动进行资产保值及转嫁通货膨胀损失，并可乘机进一步发财。据福布斯中文版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发布的2010年《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千万富翁达38.3万人，有近九成的千万富翁运用个人资产进行投资，其中房地产、股票、基金最受欢迎[1]，还有些投资黄金、古董、字画等。这些都是穷人不可企及的。不要说通货膨胀对千万富翁无损有益，就连私营企业主及个体户也比工薪阶层强得多。作为生产经营者，他们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因为通货膨胀使他们生活消费品上遭受的损失可以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弥补回来，或将“通胀税”转移出去。工薪阶层中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那些失业人群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作为一个纯消费群体，对“通胀税”只能无可奈何地承受，因为他们为了生活，对那些日益高涨的生活必需品不能不买，不能中止消费。本轮通货膨胀由于米、面、油、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过快、过高，使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支出急剧增加，而其收入又没有及时获得相应增加，因此，对中低收入者、失业人群及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影响最为深重。这也是社会对此次通货膨胀反响强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具有明显的输入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本轮通货膨胀是由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导入的。其导入的背景与条件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银行机构大量破产，债务危机将实体经济拖入严重失衡与衰退之中，失业量猛增，实际失业率突破了两位数大关，一度曾高达10.2％。其导入的机制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逼迫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为了遏制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复苏，先是启动了近8千亿元的银行救助与经济刺激计划，尔后又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马力开动印钞机，近乎疯狂地向流通中注入纸币，用美元巨幅贬值的办法，搜刮与掠夺全世界。中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中国手中握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无形之中就被美国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掠走几千亿财富！更为不利的是，美国增发的大量钞票，成为“热钱”大量流向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流入地，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资本市场。美国的大量“热钱”涌入中国无疑又给已“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货币，从而使中国的通货更加膨胀起来，愈发难以控制。
尽管中国经济体内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内生机制，但无可否认，本轮通货膨胀是由于美国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引“爆”的，美国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现在美国又把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不断地量化，这使包括在中国在内的握有大量美元的新兴经济体深受其害，通货膨胀日趋恶化。这种通货膨胀输入性带有明显的经济掠夺性及剥削性。
第四，具有明显的价格欺诈与投机性。以往的几次通货膨胀中，都存在一定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及投机、炒作、囤积居奇、串通抬价等现象，但从没有本轮通货膨胀表现得这么严重和显著。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投机经济，本轮通货膨胀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突出的表现是：其一，消费品市场上的各种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粮商的抢收大战与投机，提升了大豆、稻谷、玉米等粮食价格的上涨；大蒜、生姜等调味品的囤积与投机，使其价格不断飙升，人们戏称“蒜（算）你狠”，并狠狠地“姜（将）老百姓一军”；鸡蛋、肉类产品及食用油等在投机活动的影响下销售价格也轮番上扬。其中，不仅有中小企业相互串谋，制造虚假供求信息，操控与哄抬市场销售价格，甚至一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如家乐福、沃尔玛等也都加入了价格欺诈与不法投机活动。其二，生产资料市场各种价格欺诈与不法投机活动也日甚一日。铁矿石、钢材、木材、棉花、石油、稀土等原材料的炒作及不法囤积与倒卖活动，犹如“狼烟四起”，“战火连天”，使得这些商品价格节节攀升。其三，房地产市场更是“炒家”云集，各种类型的“炒房团”肆虐兴风。不仅有民间“炒房团”，还有国企“炒房团”，更有甚者是“炒地团”，“地王”、“房王”在各地频现，背后有国有大银行及财团做财力后盾与支撑，有的甚至还有地方政府做后台老板，岂能不把房价推得一高再高，令人瞠目结舌？“炒地”、“炒房”本身就充满巨大的投机性、风险性，它推动了房价的疯涨，使房地产市场愈发难以调控。其四，股票市场本身就是合法的投机场所，但其间从来都包藏了大量非法的过度投机活动。并且这些非法投机活动披着“合法”外衣，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危害性。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银行存款呈现负利率，迫使投资者将其资本从银行转向股市。虽然股市风险较大，但其投资收益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息，所以股市投机会更趋活跃。股市暴涨或暴跌都是过度投机活跃的表现。上述几种市场价格互相感染，互相推动，其间不法投机者竞相串谋，进行欺诈与哄抬物价，必然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价格欺诈与不法投机活动虽不能确定为通货膨胀的根由，但却成为促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构成本轮通货膨胀的一个突出表象特征。
第五，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任何通货膨胀都是总需求膨胀，即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但这次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即不是一般的总需求过度膨胀，而是投资需求过度膨胀，消费需求并不过度膨胀。
自1990年以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只是个别年份略高于GDP增长率（1991—1992年、1996年、1999年），绝大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长速度，并且居民消费率一直都在50％以下，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09年，中国居民私人消费只占到36％左右，仅为美国消费水平的一半，是欧洲消费水平的2/3左右。[2]比低收入国家低10—23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2—17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11—16个百分点。即使与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要低5—10个百分点。[3]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不仅没有过度，没有膨胀，而且是严重不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投资却一直是过度扩张与过度膨胀的。中国经济增长长时期以来依赖于投资拉动，甚至可以说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2001年高达50.1％，2002年为48.8％，2003年为63.7％，2004年为55.3％，2005年为37.7％，2006年为41.3％[4]，2007年和2008年更是高于这个比重，因为国家这两年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加大了对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应对经济危机、减少失业的口号下，各地争上项目、扩大投资，进行拉升GDP的大比拼，使中国投资热演化成“投资狂热症”。不可否认，巨额投资确实对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遏制失业与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引发生产资料市场供求失衡，进而传导到消费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及结构出现严重失衡，投资严重挤占消费的局面越来越严重。
二、本轮通货膨胀生成原因分析
任何通货膨胀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与发展的。本轮通货膨胀是在中国紧急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遏制中国经济急速下滑，失业人员激增，大力度刺激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探寻本轮通货膨胀的生成原因，离不开对中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分析。
1.货币投放量过多是本轮通货膨胀生成的直接原因
现代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总归是一种货币现象”。探寻通货膨胀生成原因，如果离了货币供应或投放问题，是不可以阐释清楚的。通货膨胀中的“通货”，即流通中的货币也。通货膨胀不言而喻也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它是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市场上商品流通量，引发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结果。
货币投放主要有财政性投放与信贷性投放。2008年以来，我国这两项货币投放均创天量。中央政府财政首先推出4万亿资金，使中国财政政策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为积极、最为扩张性的，占GDP的比重高达13.3％，而经济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其财政扩张规模仅占GDP的6.8％。尤其是中央财政扩张性政策的带动效应更是巨大的，使各省市地方财政扩张性投资几倍乃至十几倍地增加。这样，数以几十万亿计的资本最终都要从银行这个“水库”排入流通“渠道”。2008—2010年，名义上推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际执行的却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5年以前，中国新增贷款一般在2万亿以下。2006—2007年已是明显过度扩张了。2006年新增贷款3万亿，2007年更达4万亿元。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数据，2008年各项贷款规模已达30.34万亿多，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总额高达39.96万亿多。2010年预增贷款7.5万亿，年中开始严加调控，但到年底仍实际增贷7.96万亿元。[5]再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数据，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量2007年已达403442.2亿元，仅隔一年，2009年即猛增到606225亿元。如此近乎天量的纸币进入流通“渠道”，岂能不泛滥成灾，引发通货膨胀？
2.农产品、能源及原材料等“源头”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发生的本源之一
（1）世界农产品价格暴涨是导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受恶劣气候影响，全球干旱、水灾、风灾、雹灾、地震、海啸及泥石流等大范围频发，农业严重减产，引发世界严重的粮食危机，使世界粮食供给严重短缺。2009年，先是因黑海地区小麦减产，俄罗斯宣布小麦出口禁令，导致全球小麦价格飙升68％，而后又有全球小麦主要生产及供给国加拿大、澳洲等也因严重干旱而大幅减产，进而把小麦价格推向战后以来的高位。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受到糖价、肉价高涨的影响，2010年12月全球粮食价格飙上纪录新高，突破2008年“粮食危机”的水平。总部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1年1月5日公布的月报指出，FAO的谷物价格指数从去年11月的223.3点上升到12月的237.6点；食用油价格指数由243.3点猛升至263点，刷新2008年7月以来的高点；乳制品价格指数由207.8点升到208.4点；糖价指数连续3年上涨，指数从373.4点升至398点；肉价指数则从141.5点上升至142.2点。芝加哥玉米期货价格创下4年来最大涨幅，并导致整个谷物价格猛涨52％。美国农业部去年12月23日公布的食品CPI分析报告指出，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攀高，将会对零售食品价格带来巨大通胀压力，2011年全年美国的食品物价通胀估计将达到2％—3％。[6]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超于美国。中国的粮食、食品、糖类及肉类的市场价格涨幅均在两位数以上，在八大类消费品中，食品价格上涨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7]2011年粮价仍将居高不下，涨幅将超10％，因此，我国的通胀水平将跃上高位，超过5％，直逼7％—8％。
（2）世界能源价格暴涨，导致我国企业成本普遍增加，从而加剧通胀水平。2007年初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每桶50美元左右，现已飙升将近1倍。作为国际油价标准——美国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期货收于每桶89.19美元，为2008年10月以来新高。2011年1月18日，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9美元，最后收于每桶98.68美元。据腾讯财经报导，过去5年，由于对冲基金大幅增加原油期货的多头持仓，致使原油价格上涨至两年多来新高，在1月11日结束交易的之前7个交易日原油价格上涨了12％。[8]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涨的影响，中国的原油价格不得不大幅度上扬。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1.63亿吨，由于2008年中国推行强大经济刺激计划，加之国内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汽车销售量达1700多万辆，石油进口量进一步增大，高达2亿多吨。石油价格的暴涨，从源头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推动“中下游”企业产品成本成倍增加，形成螺旋式推动效应，造成终端市场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
（3）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飙升，引发国内产生严重通货膨胀。中国钢铁业的对外依赖度很高，绝大部分钢厂的铁矿石都要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国际铁矿石市场基本上被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大垄断集团所控制，加上我国各钢厂各自为政，进行盲目无序进口竞争，使铁矿石价格在前几年成倍上涨的基础上，2008年又上涨65％。[9]2011年1月，中联钢分析师胡艳平表示，1季度铁矿石价格上涨趋势确定，环比上涨达8％左右，炼钢成本随之上升。受澳洲水灾及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铁矿石及煤焦现货市场也呈现趋涨态势。基本原材料价格上涨，迫使国内各钢厂提高钢铁价格100—200元/吨。据报道，去年年底，宝钢率先宣布2011年元月的钢材出厂价格每吨上涨150—300元，并引发武钢、鞍钢等大钢铁企业随后跟进。[10]钢材价格普涨，必然推动以钢材为原材料的相关部门及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PPI节节升高，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3.收入差距扩大—攀比机制是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经济原因
通货膨胀从不同角度划分有各种类型，实际上每种类型通货膨胀都表明了其发生机理与原因。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原因是由于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是“总量缺口”型通货膨胀。再如，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亦称供给性通货膨胀，它把通货膨胀生成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成本上升使总供给曲线不断向上位移。中国本轮通货膨胀，我认为如果归类的话，可以看成是结构失衡型通货膨胀，因为它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失衡而引起的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可以说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失衡、行业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等。这诸多结构性失衡衍生出收入差距扩大化与内生的收入攀比机制，工资收入与价格缺乏查理·舒尔茨讲的“下降弹性”[11]37－38，即只有上涨刚性。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或不同阶层（如经理阶层与普通工人阶层）收入差距愈大，其内生的收入攀比机制作用愈强烈，特别是在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情况下，就愈发促进与推动各种结构性失衡与价格水平持续地无可遏止地攀升。
现实正如理论的揭示的那样。1）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为最低行业人均收入的2.23倍，2000年上升到2.63倍，2003年这一比例增至3.98∶1。[12]2009年全国总工会对职工收入所做的专项调查显示，2008年有20个行业门类收入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13]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全是国家垄断行业，老百姓称“金、银、财、保、两电（电力、电信），一草（烟草）”。2009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透露：在上市银行中，每年人均薪酬浦发银行排位第一，为年薪45万元，建行15万多元，交行14万多元，工商银行排在最后，人均年薪也有13万多元。（当然，在银行内部，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也是相当大的）。其他垄断行业或部门，也都比非垄断行业及部门高得多。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83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1.82倍，10年之后，1993年便上升到2.8倍；2003年进一步拉大到3.23倍，20年时间在原有差距基础上又猛增了1.41倍。如果把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及隐性福利等因素考虑在内，目前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已达6∶1。[14]3）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根据国家的统计数据，2001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5890元，最低者是西藏地区，为1404元，上海是西藏的4.2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仍是上海，为12833元，最低者为山西，是5391元，上海是山西的2.4倍。4）不同阶层尤其是不同家庭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目前，中国50名富豪的财产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万富人的财产等于9亿农民的年收入。据《新财富》杂志的资料显示，中国400个大富豪总共拥有的财产是3031亿元，相当于2001年贵州省GDP的3倍。[15]如果将收入层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按城乡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10％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差65倍，即便按官方缩小的统计也分别为9倍及23倍。[16]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基尼系数一直超过国际警戒线（0.40），2003年达0.461，2004年达0.465，2005年达0.47[15]，现已逼近0.50，收入两极分化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收入差距愈是扩大，要求缩小差距的内在冲动及动力愈大、愈强烈，收入攀比机制的作用愈强大。这样一来，低收入者心理必然失衡，强烈要求大幅提升收入水平，高收入者必然千方百计维护高收入，保护既得利益，在收入攀比博弈的螺旋上升走向中，市场物价水平只能是节节走高，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已成内在的必然，不可避免。
4.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与根源
中国以往发生的通货膨胀，无不与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已喊了多少年了，但由于实际转变力度欠佳，至今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其主要特征是：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以牺牲生态环境及未来发展条件盲目追求数量扩张，迷恋与崇拜于GDP的增长，把GDP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硬道理”加以贯彻。这种发展方式必然使经济“过热”，一方面社会总需求全面急剧扩张，形成总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供给扩张存在盲目性及片面性，易形成结构性失衡，即市场迫切需要的产品由于价低利小而无人生产或问津，而市场上业已开始过剩的产品由于价高利大而拼命生产和增加供给，这就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可以说，通货膨胀是这种数量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固有产物和必然结果。如果说我国“十一五”期间为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遏止经济增长率下滑，避免大规模失业，推行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尚情有可原的话，事实上这种急于防冷而快速搞“热”的发展方式已造成了当今的通货膨胀，而“十二五”还继续推行这种方式，那就必然会使当今中度通货膨胀演化为严重或恶性通货膨胀。今年，从各省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来看，全国多省区明确提出GDP总量或人均GDP等主要经济指标达10％、12％、13％，甚至不少省区还提出五年翻番目标，如黑龙江、广西、贵州、河南、江西、安徽、山西、福建、云南等均提出GDP总量甚至人均GDP 5年翻番目标。[17]可见，以追求速度和数量增长，忽视质量与效益的发展方式不仅没转变，反而愈发强化与扩展，这无疑为“十二五”时期生成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本轮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综上可见，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货币供应量过多的直接原因，又有结构与体制等方面的深层原因，既有外国通货膨胀输入传导的作用，又有国内成本推动及政策方面的作用。因此要采取以下配套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1.调整政策思路：从急速扩张—骤然收缩转向“慢点刹车”，进行“软着陆”
如前所述，本轮通货膨胀的生成与2008年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财政货币政策双双急速扩张密切相关。用猛药，施行“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结果保住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但却引发了CPI迅速上涨。仅时隔一年，2010年初便出重拳，又用猛药抑制通货膨胀，出手之快，操作之频频，实属鲜见。一年时间7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一年时间便由15.5％，猛增到19％，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高点。若按每次冻结资金3500亿元计算，总共冻结24500多亿元，收缩速度甚快，收缩规模甚大，充分显露货币当局对市场流动性风险的恐惧与担心。
我认为，上述这样大“松”—大“紧”，快“松”—快“紧”之调控操作，虽然有速效之利，但无疑有重大负面效应之弊，且弊大于利，就如给“高烧病人”下猛药急速降温一样，严重损伤健康肌体，留下难以治愈的“后遗症”。最大的“后遗症”是：不仅经济增长率会急速下滑，失业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损伤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可能使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滞胀”泥潭。所以，必须尽快转变政策调控思路，即慢关“闸门”，有针对性、有计划、逐步地收紧货币，让市场过多的流动性慢慢地减少，以保证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来之不易的良好就业态势，而使经济从过“热”状态适度降温，实现“软着陆”，避免“滞胀”发生。
2.坚决围堵国际“热钱”大举入侵，维护房市与股市健康稳定发展
针对本轮通货膨胀的输入性特征，必须有效地防止国际“热钱”的大举入侵，否则的话，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流动性过剩”。
房价上涨既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生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通货膨胀与房价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房价上涨抑制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没有推动房价上涨”[18]，这显然失之偏颇。按此逻辑，房价越是上涨越能抑制通货膨胀，那么，时下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放任房价大幅上涨好了，为什么政府还千方百计打压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呢？所谓“通货膨胀没有推动房价上涨”，也与实际不符。因为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来了，人们为了使手中的货币免遭大幅贬值，往往寻求保值资产，其中，黄金与房产便是较好的选择。所以，通货膨胀无疑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
国际“热钱”大举入侵，目的之一是进入中国股市与房市，狂卷投机利润。有人说，当今中国房市与股市已经从投资市场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投机市场，我看颇有几分道理。股票价格基本不反映企业真实经营业绩，表明其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晴雨表的功能基本丧失；房产价格虚高到会令人瞠目结舌、十分离谱的程度，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平等竞争与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已经被破坏与扭曲。这其间必有人为操控、投机炒作的因素，并且这种因素占相当大比重，起相当大作用。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可以说对这种人为操控、投机炒作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今世界由于美国一再推行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发美钞，致使世界美元泛滥。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资本，必然大量涌向中国、巴西等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市场广阔，利润丰厚，是美元资本有利的投资或投机的场所。美元涌入中国基本上有两条渠道：一是合法渠道，通过中国“引进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二是非法渠道，通过“地下钱庄”变身人民币流入股市或房市。前者由于披着合法外衣，特别需要中国货币当局、海关及有关引资方认真鉴别，坚决防止盲目引进外资的倾向，同时国家有关管理部门要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全程监管引入资本投向及用途，保证外资的合理投向及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地下钱庄”，笔者曾主张将其转为“地上”[19]204－205，用法律与政策加以规范和引导。现行办法是依法加以打击与围堵，防止国际“热钱”（包括美元热钱）涌入国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这是维护国内房市及股市稳定健康发展，遏止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有效举措和必要手段，一定要充分有效地运用起来。
3.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稳定能源及原材料等“源头”产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与蔓延
首先，要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从基础上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
2010年，我国战胜南方大旱、冻雨及北方大水、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取得了农业好收成。但由于世界粮食危机的严重冲击，国内农产品的供给价格仍普遍上涨，尤其是肉、蛋、奶、米、面、油、菜等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更快、更高。并且上述必需品又直接进入食品生产成本，推高食品价格，每天都在增加老百姓的生活费用支出，严重侵蚀老百姓的收入，令老百姓不堪承受。为稳定社会，必须全力稳定与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切实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只有农产品的供给总量略大于社会总需求并使供给结构符合需求结构，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使物价水平回落并保持在合理水平上。
有鉴于此，2011年必须做到：1）确保18亿亩基本农田，稳定粮食生产规模。这是保障13亿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的一道“红线”。在工业化、城镇化日益推进，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的形势下，农村土地以每年几百万亩的规模和速度在减少，各种开发区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也侵占大量农田，确保18亿基本农田的红线或将被突破。所以，必须加大农村土地依法管理的力度，坚决制止滥占耕地现象。2）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抗旱、防涝、防冻及防止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受拉尼娜现象影响，2011年春，我国南方大面积出现冰雪冻雨灾害，北方多省出现几十年少有旱情，农牧渔业生产均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异常变化警示我们：一定要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加紧维护与修复损毁水库与堤坝，提高抗旱及防汛能力，扩大农田灌溉规模与水平。3）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单位产量与效益提高。实现农业由粗放数量型到集约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推进科技进步，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广泛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农业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稳定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生产规模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充分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实现农产品价格稳定或回落，从基础上防止与抑制通货膨胀。
其次，稳定能源及原材料等“源头”产品价格，防止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
任何产品生产都离不开能源及原材料，能源及原材料产品具有“源头”性，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或“上游”，其价格基本稳定，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产品价格一般不会发生波动。如果其价格上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所有产品都会发生价格上涨。产业链有多长，其产品价格上涨的链条便有多长，从“源头”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地涌向产业链末端——最终消费品，形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使市场物价水平呈螺旋式上升。笔者10年前在《通货控制论》一书中曾指出：“这也是通货膨胀推动通货膨胀，亦即通货膨胀螺旋。经济运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那就难以驾驭和控制了。”[20]237控制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唯一的选择便是控制“源头”产品的价格，出路在于增加石油、煤炭、电力等产品的供给，确保供给与需求总体及结构大体平衡并略有富余，使其价格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这样才可能从“源头”上遏制通货膨胀螺旋。
4.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着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收入攀比机制作用，从利益机制上消除通货膨胀
（1）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是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制度保证。
当今中国，实事求是地讲，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为辅的基本分配制度早已被阉割或抛弃了，事实上已被按要素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或按要素分配所取代了。1996—2006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4.04％下降到40.5％，下降了13.54个百分点[21]，从2006年到2010年这5年，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严重的5年，也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最厉害的5年，有专家估计，现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至多是30％，甚至已低于30％了。这不仅同邓小平倡导的依靠勤奋劳动致富政策相悖，更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背道而驰的。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保证。按劳分配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平均主义否定劳动者的劳动差别及收入差别，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差别及收入差别，但劳动者的劳动差别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高级复杂劳动与低级简单劳动的差别很大，但并非无限的大，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差距绝不可能过分悬殊。然而，中国现实却是：不仅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就连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也大得惊人。据全国总工会2009年就职工收入所做的专项调查显示，国有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过大，有57.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公。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别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2087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13]
（2）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比重，缓解由收入差距过大引致的收入攀比机制作用，是从利益上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途径。
解决当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首先要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尤其对那些逃、偷税收入及各种违法违规收入要坚决没收，对那些灰色的隐性收入要认真甄别与清理。有些垄断行业显性收入并不高，但其隐性收入却是其他行业无法匹比的。其次，要大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的比重。我认为，对合理的高收入一般不要限制，也要加以保护，不能采取“抽肥补瘦，削高就低”的办法，这样不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利于调动高收入者的积极性，而应将收入分配的重点放在大力提高中低收入者劳动收入的比重上。只要劳动者收入差距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其实际收入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缩小，收入分配攀比机制作用弱化，就可避免收入攀比通货膨胀。
蔡重直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攀比通货膨胀模型：π＝a[,s]（λ[,E]－λ[,S]），π为通货膨胀率；λ[,E]为先进部门劳动生产率；λ[,S]为静止或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a[,s]为π[,s]的权数。实际上λ[,E]与λ[,S]也可以改换成垄断与非垄断两个部门。垄断部门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实现其职工收入最大化，而非垄断部门职工收入低，且增长得缓慢，但是，“他们的收入也要向前者看齐”。[22]218收入攀比机制愈发加剧各部门、各行业的产出与收入不平衡，使社会收入结构严重失衡，不仅加剧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且使人们之间利益冲突加剧及矛盾尖锐化，酿成社会震荡与动乱。因此，要有效抑制与治理结构性通货膨胀，必须解决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收入攀比机制问题，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优化社会分配结构。
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过热”—“过冷”—“过热”的不良循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既然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相伴，那么要抑制和遏止通货膨胀，必须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使之适度增长与发展。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追求粗放数量速度增长转为追求集约质量效益增长。结合当前中国实际，就是从过度盲目追求GDP增长率转到全面提高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盲目追求GDP增长率已成为传统经济体制尤其是传统投资体制的不可治愈的痼疾，所以转变发展方式首要条件与基础就是要改革与转变经济体制。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尽管喊了许多年，红头文件规定得很严格，领导报告反复讲，但就是收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改革与转变经济体制这个前提与根本，这是其一。其二，结构扭曲的约束。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比重比较高，不仅许多重要能源及原材料依赖于进口，而且产品销售也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这种内外结构失衡的经济，一旦遇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国内市场便会发生震荡。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都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与伤害，或发生严重通货紧缩，或引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且，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也往往偏重于数量增长，类似上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几万双皮鞋换一台设备，经济效益很差。这种数量型外贸增长结构模式，要真正转变为注重效益增长模式会有众多外向型企业因集约化而破产重组，这就要忍受失业大量增加的“阵痛”。然而这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国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结束经济结构扭曲的强制约束，才能从发展方式转变中避免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输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冲击与影响。其三，化解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集约化生产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的矛盾。人所共知，集约化生产经营，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与当代中国人口众多，每年需要安排大量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发生尖锐矛盾。安排大批新增劳动人口就业的有效途径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增加就业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然比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安排更多的劳动者就业。但一般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式是属于粗放数量增长型的，技术含量较低，往往质量与效益都并不高。然而，这个矛盾必须解决，方法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综上可见，体制的转型，结构的优化，提高效率效益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重大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难以奏效并顺利实现的。而经济发展方式不从根本上完成转变，仍沿袭粗放数量速度型发展方式，整个经济运行便不可能跳出“过热”——“过冷”——“过热”的不良循环与怪圈，通货膨胀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与解决。因此，“十二五”中国要下大气力，用真功夫，转方式，调结构，压投资，增消费，扩外需，保供给，促发展，在富民强国路上再上新台阶。
［收稿日期］20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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