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5-0121-04
一、“典故”定义的讨论
写作者或说话人直接或间接地把前代的故事或诗文语句用于书面或口头作品以服务于传情达意的过程是用典，这应是常识。但何为典故，怎样为典故下定义？却还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关于一般意义的典故，目前权威辞书有大致相同的定义。如《辞海》：“诗词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1](P275)《辞源》：“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2](P318)《汉语大词典》：“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词语。”[3](P114)《现代汉语词典》：“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4](P303)
这些定义中，语言表述或小有差异，但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典故可分事典和语典两类：所谓“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是事典；所谓“有来历出处词语”，是语典。把典故概括为事典和语典两类是非常正确的，但对典故定义的表述，我们认为还颇有可商之处。
其一，事典的定义难以落实。
既然事典是“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那么前代作品和后世用事典的诗文中都一定有故事。然而对于大多被公认属于用了事典的作品来说，虽然可从前代作品中找到故事，但却很难从用典作品中找到故事。如下面的例句。
(1)李白《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其一：“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
(2)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
李白诗中的“访戴”和孟浩然诗中的“子猷船”，都是根据王子猷造访戴安道的故事形成的词语。这个故事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可以找到：
(3)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李白诗中的“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意思是说，这次泛舟鹊山湖，不同于王子猷驾舟造访戴安道未及谋面就兴尽而返，自然可以尽兴游玩，不必急于掉转船头。孟浩然诗中的“兴发子猷船”，是说像王子猷一样乘兴启程。
按照“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的标准来衡量，两例都无从落实为典故。因为尽管李白、孟浩然的诗里有“访戴”“子猷船”这样的字眼，但这些都不是故事本身，也就是说古代故事并没有被引用到孟浩然李白的诗中。诗中出现的“访戴”和“子猷船”只是具有提示原有故事作用的词语，或者说只是《世说新语·任诞》里王子猷造访戴安道故事的代码。
当然，的确也有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整个引用古代故事以助于传情达意的，这自然也是用事典。不过这种直接全引故事方式的用典，与只出现古代故事代码的间接方式的用典相比，毕竟是极少数。
再说，如果把事典理解为引用到诗文中的古代故事，那么通常所谓“明用”“暗用”等就变得无法理解。
以上举例分析说明，几种权威辞书关于事典典故的定义还不够确切周沿，可修正为：用典者所依据的前代故事。
其二，关于语典的定义，尽管“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的表述可以得到落实，但与修正后的事典定义缺乏表述的统一性。
试看公认用了语典的例句。
(4)谢应芳《夫祭妻文》：“於乎，谁无夫妇琴瑟相友？惟汝与吾忧患白首。”
(5)《明史·邹维琏列传》：“维琏抗疏曰：‘(魏)忠贤大奸大恶，罄竹难书；陛下怜其小信小忠，不忍割弃，岂知罪恶既盈？’”
例(4)的“琴瑟”其来历出处一是《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二是《诗经·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例(5)“罄竹难书”其来历出处至少有三，而且三个出处构成了与典故词语“罄竹难书”字面渐趋靠近的过程。《吕氏春秋·明理》：“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汉书·公孙贺传》：“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旧唐书·李密传》：“密作书移郡县，数隋炀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按照“诗文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词句”语典定义理解，以上两例中“琴瑟”“罄竹难书”是作为语典的典故。
这尽管能讲得通，但与修正后的事典的定义放在一起，却表现出明显的不相协调——事典存在于前代作品中，语典却存在于后人作品中。也就是说，语典的原有定义与修正后的事典定义不具视角一致性。
如果要统一语典事典定义的视角，只能让语典定义的视角向事典定义的视角转移。我们仍结合具体语例来说，假如把例(4)谢应芳用典所依据的《诗经·周南·关雎》《诗经·小雅·常棣》中的语句看做一个典故，把例(5)邹维琏用典所依据的《吕氏春秋·明理》《汉书·公孙贺传》《旧唐书·李密传》中的语句看做另一典故，把例(4)例(5)中出现的“琴瑟”和“罄竹难书”看做这两个典故的代码，进而把语典定义为“用典者所依据的前代诗文语句”，那么就把语典定义与事典定义统摄在同一视角之下了。
其三，把典故运用限定在“诗文中”，失之范围过窄。
除了诗文用典之外，口语交际里也常常使用典故词语，如“乔迁”“推敲”“东道主”“孺子牛”“盲人摸象”“东窗事发”等经常出于老百姓之口；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口语用典自然就更加普遍。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剖析论述，我们可以重新解读、修正目前权威辞书的典故定义，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典故是用典者所依据的前代故事和诗文语句。
二、典源、典面和典义的探讨
研究典故，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认为应从典源、典义和典面入手[5](P34-37)。这里主要探讨典面、典义与典源之间复杂错综的动态变化关系。
典故形成于用，前代故事和诗文语句未被后人运用就算不上典故。写作者或说话人直接或间接地把先前的故事或诗文语句用于书面或口头作品以服务于传情达意的过程是用典，用典者所依据的先前的故事和诗文语句就是典故。
用典更多的是间接地用典，即往往不是直接引用前代故事和诗文语句，而是要对典故信息进行概括提炼或有目的的选取。概括提炼选取而成的能够代表典故的语言形式就是典面，或称为典故词语[6](P37-42)，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典故代码。典故词语所表示的意义并不是它的字面义亦即语表义，而是与典故词语所由出的语境密切相关而又与用典现实语境相切合的语位义，典故词语的这种语位义就是典义。
一个典故，尤其是事典，在运用中总是能够形成多个典故词语。不同的典故词语所显示的典义往往也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个典故词语，由于典故运用者的着眼点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典义。不过同一典故的典面和典义无论怎样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与所依据的典故密切相关则是一定的。
因典面的形成、典义的体现，都以所依据的典故为出发点，故相对于典面和典义来说，作为后世用典者所依据的前代故事和诗文语句的典故，同时又是典源。
作为典源的故事和语句由不同的元素构成，这些不同的元素，可由典故运用者根据特定交际目的和交际环境自由选取提炼。这就为典面和典义的形成，提供了多种可能。比如：
《晋书·孟嘉传》中记载了重阳日任职参军的孟嘉陪从征西大将军桓温游玩龙山，宴席间孟嘉风吹落帽而潇洒儒雅风度依然不减的故事。
(6)(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
这个故事由若干元素组成，如孟嘉、桓温、参军、九月九日、龙山、风吹帽、嘉帽堕落、作文嘲嘉、四座嗟叹等。这些元素的不同选取和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典故词语。
孟嘉落帽的故事发生在九九重阳，运用该典故的作品大多都是以“九日”“重阳”命题的。如下：
(7)叶颙《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其三：“杜牧仙游诗寡和，王弘人去酒须赊。乌纱醉里西风冷，千古令人忆孟嘉。”
(8)辛弃疾《前调》：“思量落帽人风度，休说当年功纪柱。”
(9)赵嘏《重阳日即事》：“由来举止非闲雅，不是龙山落帽人。”
(10)朱湾《九日登青山》：“缅想龙山会，良辰亦似今。”
以上各诗之用典，均以《晋书·孟嘉传》的故事为典源，但选取了不同的元素，表示了不尽相同的意义。叶颙诗以典故词语“孟嘉”折射出重阳日文士雅兴逸乐的场面，置于“令人忆”后，反映了诗人对此情景的向往。辛词以“落帽人”为典面，感叹自愧不如孟嘉潇洒倜傥之风度。赵嘏以“龙山落帽人”表达了与辛词中“落帽人”相同的意思。朱湾的《九日登青山》以“龙山会”概括了当年桓温等人重阳登高的乐趣，意在说明眼下的青山登高与当年龙山雅会一样是一段良辰美景。
有时，尽管用相同的典面，却反映了用典者对典故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
(11)袁去华《前调·九日次韵》：“念东篱采菊，龙山落帽，风流在，尚堪继。”
(12)黄庭坚《鹧鸪天》：“龙山落帽千年事，我对西风犹整冠。”
前者赞美孟嘉“龙山落帽”之风采，并表示要发扬光大；后者则一反孟嘉之洒脱，以矜持为高，面对西风却刻意正冠扶帽，这即通常所谓典故反用。
同是反用，同据一个典源，梅尧臣、杜甫则另选典面。
(13)梅尧臣《九日次寿州》：“登临不学孟参军，帽坠山风费嘲纸。”
(14)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梅尧臣直言“不学”以明心迹。杜甫诗句，意谓自己未老先衰，以风吹帽落而露出萧萧短发的窘相为羞耻，所以才请人为自己扶正帽子。宋人杨万里曾对此评论道：“孟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由是反用法又被称做“翻案法”。
从这些用典实例可以看出，无论典面抑或典义，都是受制于典源的。不过，典源对典面的制约并非刻板机械，用典者在不悖典源的前提下，也可以让典故词语有些变化。如叶颙《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其五“陶令官闲身尚健，孟嘉帽落趣殊高”的“帽落”，与典源“帽堕落”语序一致，而前边所举各诗多用“落帽”，语序已有调整；例(13)梅尧臣诗以“帽坠”为典面，是把故事中的“堕落”作了同义词置换。
不仅如此，有时为了满足形式的需要，甚至还可以使用与典故内容不尽相符的词语。如：
(15)刘孝绰《司空安成王碑》：“碑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
(16)萧绎《上忠臣传表》：“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诗》秋《礼》，早蒙丹扆之训。”
显然，这两首诗都是用了《韩诗外传》周公礼贤下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刘孝绰之所以改“三握”为“再握”，萧绎之所以改“三吐”为“再吐”，都只是为了协调平仄，调整对仗。
不仅典面不必机械地囿于典源，典义也可以典源为基础而有所发展。比如典故词语“青眼”源自《晋书·阮籍传》。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而对所看重的人则施以青眼，所以用“青眼”表示喜爱和器重，这是与典源语境相吻合的典义。但也可由“喜爱和器重”的典义进而引申出“知心朋友”的典义，如：
(17)童轩《偶书》：“上国故人青眼少，东山高兴白云多。”
(18)杨弘道《赠吕鹏翼》：“青眼常相见，朱门不重过。”
三、典故词语的识别和理解
《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中曾说：“自中古到近代，中国诗文简直是典故的天下。”[7]由于用典的数目众多，范围广泛，这就使得典故词语的识别和理解不那么轻松。误解或识别不出典故词语，就连文学大家、权威辞书也在所难免。
古人用典，常常并用意义相近相关的典故词语，而且在诗句中构成偶对。如：
(19)雷琯《古意》其二：“朝为杨朱泣，暮作阮籍哭。”
(20)李商隐《泪》：“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21)陈子昂《座右铭》：“秦穆饮盗马，楚客报绝缨。”
例(19)并用了感伤前途难卜的两个典故，并选取了以人名加哭泣类动词构成的主谓短语相对的典面，用以表示作者“曲直无适从”的尴尬。例(20)中“湘江竹”与“岘首碑”形成偶对，从形式说，“湘江”“岘首”都为专有名词作定语，对仗工整；从内容说，前者取湘妃奔丧泪洒斑竹，后者取世人见羊祜碑而落泪，与李商隐诗题“泪”正相吻合。例(21)陈子昂《座右铭》上下两句各用一典。内容上都用宽厚待人自有后福的典故——秦穆公赐酒盗马人，盗马者三百余人于秦晋韩原之战尽力为穆公解围，终于反败为胜；楚庄王令群臣绝帽缨以保全“引美人之衣”者的名誉，“引美人之衣”者于晋楚之战中为楚庄王奋死赴敌，卒胜晋军。形式上前后整句相对，层层照应——整句主谓对主谓，谓语部分动宾短语“饮盗马”对“报绝缨”，宾语部分又是动宾短语“盗马”对“绝缨”。
他如黄遵宪《游箱根》“鸡犬亦飞升，熊鱼得所欲”中“鸡犬”与“熊鱼”相对，辛弃疾《满江红·倦客新丰》“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酹黄犊”中“请缨”与“卖剑”相对等，都是并用相近相关典故构成偶对的典面。
用典的这一规律，可为我们识别和理解用典现象提供线索，引发深入思考，纠正既往的错误解释。
(22)许浑《寄献三川守刘公》其一：“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几人。”
《辞源》《辞海》不为“稚榻”立词条，《汉语大词典》立了“稚榻”词条，却把它视为一般词语，解释为“小床”，书证即许浑该诗句[8](P100)。如此解释很值得商榷。
“膺舟”指李膺舟，即李膺之舟(船)，“李膺舟”是典故词语，与“膺舟”形成偶对的“稚榻”也应看成名“稚”的某人之榻(床)，并应考虑可能也是典故词语。
“膺舟”作为典故词语，源于《后汉书·郭泰传》：
(23)郭泰，字林宗……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东汉桓帝时，享有士人被其接纳者即名为“登龙门”美誉的河南尹李膺赏识太学生首领郭泰之才，与之相交甚厚。因得到独持風裁、以声名自高的李膺的器重，郭泰名震京师。他与李膺曾同舟共济，为众人钦羡，世人称之为李郭、仙侣。因此，后来形成李郭同舟、李郭舟、李膺舟、膺舟、郭泰舟、仙舟等典故词语，用来表示好友相交、知己同游、名人共处、器重贤才、礼遇宾客或承蒙厚遇等。
从“膺舟”的意蕴丰富，可以推想到“稚榻”不会像“小床”那样意义干瘪。《后汉书·徐稚传》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东汉太守陈蕃礼贤下士，在官邸为徐稚设一专用床榻，徐稚离去就把床榻悬挂起来。因此后来陈蕃榻、陈榻、悬榻、徐孺榻、徐稚榻、稚榻等就成了提示这个故事的典故词语，表示器重贤才、礼遇宾客或承蒙厚遇等。
“稚榻”和“膺舟”典义有交叉，都有表示器重贤才、礼遇宾客或承蒙厚遇的作用。把“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几人”中的“稚榻”看成典故词语，远比把“稚榻”看做一般词语来的深刻。许浑《寄献三川守刘公》其三诗前有序，诗序中有“尝蒙询访”的话。联系起来看，许浑用有关徐稚、李膺的典故是为了抒发承蒙三川守刘公厚遇的感激之情。
况且，与李膺和徐稚相关的典故词语并用形成偶对，绝非孤例。另如：
(24)杜牧《知上四十韵》：“稚榻蓬莱掩，膺舟巩洛停。”
(25)林爚《夜宿舟中呈王工部》：“宾馆久悬徐稚榻，客帆今共李膺舟。”
(26)孟浩然《荆门上张丞相》：“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
(27)杜正伦《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节》：“李门余妄进，徐榻君恒设。”
(28)宋无《寄翰苑所知》：“尘榻应容下，仙舟可待追。”
这些诗中，关于李膺故事和徐稚故事的典故词语，或以“稚榻”对“膺舟”，或以“徐稚榻”对“李膺舟”，或以“徐孺榻”对“李膺杯”，或以“李门”对“徐榻”，这可进一步证明“稚榻”并非一般词语，也可说明我们借助偶对形式识别典故词语的方法是可行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举一反三，不仅能够用来纠误，而且能够用来揭示未被发现的典故词语。比如：
(29)庾信《别张洗马枢》：“君登苏武桥，我见杨朱路。”
“苏武桥”与“杨朱路”构成偶对形式。“杨朱路”用了《淮南子·说林》“杨朱见逵路(或谓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的典故，以示分别，这是熟典；尽管“苏武桥”没有被各类辞典收录为典故词语，但借助用典的偶对规律并考虑其他因素可以推断，与“杨朱路”构成偶对的“苏武桥”也当是用了表示分别的典故词语，而不是《山东通志》中释为“(济阳)城西北五十里”“在徒骇河上”的表实指的地理名词“苏武桥”。
下面的语例有助于验证我们的观点。
(30)李陵《赠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歧路间，怅怅不能辞。”
(31)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七：“游子上河梁，应将苏武别。”
例(30)是李陵写给苏武的告别诗，“河梁”是李陵送别苏武时二人分别之处，是一般词语。例(31)庾信“游子上河梁，应将苏武别”的诗句显然已不是写实，应该看成是用了李陵送别苏武的典故，以“河梁”代送别之地。《汉语大词典》正是根据李陵“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诗句在“河梁”的“桥梁”义之外另立义项：“因以河梁借指送别之地。”[9](P1061)由此再作推论，就越来越靠近了我们观点：“河梁”是送别之地，“苏武”是离别之人，它们作为典故的不同侧面的构成元素，自然就有了组合的条件；“河梁”的词义是桥梁，“桥梁”的单音词形式是“桥”，拿“桥”置换“河梁”，“苏武河梁”就变成了“苏武桥”。所以可以说，南朝人庾信《别张洗马枢》中的“苏武桥”应是典故词语，汉人李陵《赠苏武诗》的诗题和相关诗句即是“苏武桥”的典源。再如：
(32)许浑《寄献三川守刘公》其二：“老去自惊秦塞雁，病来先忆楚江鱼。”
许浑此诗中，“秦塞雁”对“楚江鱼”，形成偶对的“雁”与“鱼”作为书信之赖以传递者，具有相互补足的作用。这就启发了我们的思路，进而得出“雁”与“鱼”都是单音节典故词的认识。“雁”用了《汉书·苏武传》中雁足系帛书的典故，“鱼”用了古乐府《饮马长城窟》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典故。“雁”作为典故词语作用同“雁足”，“鱼”作为典故词语作用同“鱼肠”。这除了“雁”和“鱼”用作典故词的其他作品可以作旁证外，许浑本诗“长闻季氏千金诺，更望刘公一纸书”的诗句又足以成为内证。
单音词可以作为典面，一般辞典都未论及。典故词语的偶对现象启发我们应该考虑在典故词典中为单音节典故词设立义项。最后让我们以单音典故词“雁”和“羊”在诗句中构成偶对的用例结束全文。
(33)温庭筠《苏武庙》：“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雁”的典源仍是《汉书·苏武传》中雁足传书的故事，“羊”的典源则是《汉书·苏武传》中“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的故事。典源中的“羝”(公羊)在典面中变成了“羊”，这是用了同义置换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