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披露经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暴行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侵华日军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高兴祖 图／伟强等（提供）：）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战火，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占了北平和天津以后，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15日，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上海登陆。中国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5日，日本派柳川平助中将率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与上海派遣军一起组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11月中旬，又派中岛今朝吾中将率第十六师团在长江口的白茆江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军后路。11月12日，中国军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去。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进攻南京。南京守军激烈抵抗，到12月13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以及从外地逃来的难民进行血腥屠杀。由于日寇暴行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的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处以绞刑。
“南京大屠杀”这一名称，并非仅仅是指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而是包括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屠杀、强奸、抢劫、放火、破坏等一切暴行。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怎样传遍全世界的呢？
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有《纽约时报》的都亭(F·Tillman Durdin)、《支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四位记者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他们是12月15日离开南京的。当他们在南京时，日军禁止他们拍发电报，禁止将照片携带出境，竭力阻止日军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向世界作了报道。如12月17日都亭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市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第2天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2日，他又在上海发出航空信，《南京侵略军枪杀2万人，日军集体屠杀，包括一般市民，死者3万3千人。征服者放荡无羁，为所欲为，暴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憎恨》，1938年1月9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还有12月15日（迟发）斯蒂尔从南京拍发的消息《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拍发的消息《日军杀害俘虏、老百姓和妇女儿童》。这几位记者没有看到日军暴行的全过程。但是，他们目睹的最初几天的情况，就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了。都亭在报道中形容说：“好像是遥远的过去野蛮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那样。”①
那么，有没有看到全过程的外国人呢？有。在日军暴行期间始终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J·G·Magee)、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茨(M·S·Bates)和社会学教授史密斯(L·C·Smythe)、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雷伯(John H·Rabe)等等。他们在南京组织了国际委员会，成立了难民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他们还在整个日军暴行期间，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了抗议。这些记录、抗议，以及他们给在上海的家属和朋友叙述日军暴行的书信，1938年3月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编辑成书，题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nin China)，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中国也于同年7月以书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了中译本。日文译本也于同年在中国出版。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还避开日军的耳目，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纪录片，1938年初将胶片秘密带出南京，复制了四套，一套带回美国，一套交给当时的德国外交官罗森(George Roson)，一套送给了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吉牧师的这部纪录片，已于1991年8月在纽约发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到1938年1月至2月，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连当时担任日本殖民地朝鲜总督的将军南次郎，战后也在远东国际军法庭上承认：曾在报纸上看到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当时日本的同盟国德国驻南京的代表也向本国政府报告说：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时，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平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第二年3月8日，他还看到“在郊外的下关港漂着大屠杀造成的约三万具尸体。”这一原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书，已于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被发现，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即达约200页。
类似的资料很多，这些资料，都是西方记者、教授、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站在正义和人道的立场所作的报道、记录、书信、抗议和报告。而日本的某些政界要人，如文部大臣藤尾正行（1986年）、国会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1990～1991年）、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等，却想把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从历史上抹掉，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特别是石原慎太郎，当他别有用心的言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驳斥时，他竟然说：“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②
在中国，侵华日军这样大规模的暴行不可能不留下大量罪证。日本投降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当审判南京大屠杀一案时，就调查了身历其境、幸免于死的证人1250余人。特别是当时主持掩埋尸体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和崇善堂，都留下了掩埋尸体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有每次收尸的日期、收尸地点、掩埋地区和尸体数字，男儿具，女的几具，小孩尸体几具，是日军屠杀无辜平民和俘虏的铁证。还有当时日军为了炫耀武功，自行拍摄的屠杀照片及其实地摄制的屠城电影，经中国军于胜利后扣获，作为印证。
到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纷纷起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在述及当时的情况时，往往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到1984年，在南京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在全市对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目击者约1700余人（不包括南京的各机关、学校和工厂）。其中，100余人的证言已整理出版③，其余1000余人的证言，江东门纪念馆也已整理完毕，准备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1985年至1987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先后编写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南京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资料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集中国研究这一事件之大成。1987年以后，到今天为止，研究工作又有了很大的进展，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著作，还拍摄了故事片电影和撰写了报告文学等。
日军的疯狂屠杀，使南京遍地皆是尸体，既碍交通，又不卫生。尸体的掩埋，是由日军当局出具证明，发给掩埋人员，以保安全，才由中国慈善团体进行的。城外的尸体大大多于城内，这是因为南京当时三面被围，要逃离南京，只有渡过长江，但又无渡江工具，于是大量中国军民聚集江边，他们都被屠杀了。还有即使是在城内搜捕到的俘虏和青壮年，也往往是被押解到城外屠杀的。由于尸体太多，加上天气转暖开始腐烂，掩埋大多草率，在就近战壕、沟渠、洼坑填埋，特别城外更是如此。
南京崇善堂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掩埋尸体，在城内收埋7549具，在城外掩埋104218具，共掩埋112267具。现在，我们已发现1938年2月该堂掩埋尸体的文件，证明他们组织掩埋队，动用汽车掩埋尸体的事实，并有大量掩埋尸体，在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望江矶、花神庙、普德寺、水西门外莫愁湖等地的丛葬墓地为证。
红十字会自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5月31日掩埋尸体，在城内收埋1793具，在城外掩埋41330具，共计43123具。这些数字，与1938年4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林田特派员的报道完全一致。
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22371具；日伪南京督办高冠吾丛葬无主尸体3000余具；居住南京上新河的湖南木材商盛世征等自费雇工、掩埋尸体28000余具；市民芮芳缘等掩埋7000余具等等。④
全部合计共掩埋尸体约22万具。
日军当局在要求各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同时，还出动军队，大量销毁尸体，或投入长江，或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纵火焚烧。此类材料很多，其中规模最大，销毁尸体最多的是1954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审判的原日军中佐太田寿男在《自由书》中说的，日军攻陷南京时，他任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1937年12月16日起奉命处理尸体。该司令部拨给运输兵800名，配备卡车、船只运送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直接处理的约19000具，经安达处理的约81000具。他估计其他部队处理约5万具。合计共处理15万具。其中也有重伤未完全断气的，他说，就用钩子向其头及心脏部扎，使其完全断气后搬运。⑤
综合考察上述各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数字，和日军销毁尸体的数字，扣除其间可能出现的一些重复，可以肯定，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判决中议定的“被害总数30万以上”的数字，是有根据的。
了解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痛历史事件真相的意义，第一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侵略者无数暴行中的典型事件。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杀人手段之残酷，是人类文明史所罕见的。重温这一历史，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什么是侵略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侵略战争，使人们懂得，应当把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作为自己的责任。
第二是为了中日友好，不让历史的悲剧重现。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远未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尤其是一部分人如藤尾、石原、永野之流，不仅无认罪悔过之心，反而千方百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鉴于历史的惨痛教训，不能不提高警惕。所以，重温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以便正确地对待历史，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第三是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振兴中华而发愤图强。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外祸，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山河破碎。重温这一历史，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奋斗。
注释：
① 《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
② 见《内部参考》1990年11月12日第一版(共同社东京11月10电)。
③ 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9～487页。
④ 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档案。
⑤ 见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太田寿男自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