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及其社会基础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
由于意识到长期的经济增长对民众福利的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古典经济学家们如Adam Smith（1776）、David Ricardo（1817）、Tomas Malthus（1798）及其后的Frank Ramsey（1928）、Allyn Young （1928）、Joseph Schumpeter（1934）、Frank Knight（1944）的探索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辟了道路。其中，竞争性行为和动态均衡的基本方法；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的相互作用；以专业分工、新产品的出现和新的制造方法等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及垄断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都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注：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page9.）。Ramsey （1928）的经典文献对家庭跨期优化的处理方式不仅是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而且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许多领域的基本工具之一。
1945年以来，对增长理论的研究出现过三次浪潮（Solow，1994）。第一次浪潮集中在Harrod（1939，1948）和Domar（1947）的新凯恩斯主义著作中（注：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第82页。）。HarrodDomar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Shaw，1992），在这种框架下，如何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促进资本深化就成为了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Harrod-Domar模型使用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假定资本——产出比例不变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假定和现实生活是有一定距离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对增长理论的一段持续时间更久的浪潮。Solow（1956）和Swan（1956）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Solow-Swan模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单个投入要素规模报酬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正的、平滑的替代关系。这样的生产函数与外生、不变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相结合导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言就是经济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即落后国家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从而使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均。虽然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具有相对兼容性的不同经济体中如OECD国家之间，美国国内的各州之间，以及欧洲和日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趋同趋势（Baumol，1986；Barro，Sala-i-Marfin，1991，1995），但在更全面和广泛的数据验证中，经济学家无法证明存在索洛模型预言的经济增长率和起始人均国民收入的负相关关系（Romer，1986，1989），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convergence）则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持（注：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第89页。）。
增长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源于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开创性工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又获得了新生。新的模型能够在模型之内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因而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早期工作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构建于Arrow（1962）、Sheshinski（1967）和Uwaza（1965）“在干中学”（earningbydoing）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引入关于技术变化的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对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一定存在报酬递减，增长过程能够无限持续（回到了Knightl[1944]的观点）。知识的溢出（spillover）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extemality）帮助阻止了在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注：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page12.）。
在中国，虽然存在关于“后发优势”及“后发劣势”的争论，也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制度重于技术”等不同的命题，但无法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的增长推动。1978-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10.0％，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3.7％，同时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23％（李京文，钟学义，1998）。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以及技术部分排他（excludable）的特性，影响不同国家技术进步的因素必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理解这些因素及其作用的机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解释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时，一个较有影响的假设是，这些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基础结构（socialinfrastructure）的不同（Hall，Jones，1997）。在谈到社会基础结构时，Hall和Jones是指那些鼓励将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和投资而非消费和娱乐的制度、政策的总和。Hall和Jones将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方面分为三类：第一类由政府的财政政策组成。例如，对投资的税务处理和政府将开支在投资和消费方面的划分。第二类是影响个体决策环境的制度和政策。如政府对垄断的态度，犯罪率等因素。第三类是政府自身的寻租行为。在这里，本文所谈到的社会基础结构的范围较Hall和Jones所指的范围要宽，除了制度和政策外，社会价值取向体系，社会激励结构，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以及社会的权力结构也纳入了本文的视野。
实际上，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层面相互渗透，共同影响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过程。社会的价值取向体系决定了人们努力以获得社会认同的取向和社会资源的投入方向；社会激励结构、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个体以何种方式达到其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目的；制度和政策通过影响个体和厂商从事不同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其行为模式。在社会基础结构的这些层面中，社会价值取向体系是最基础的，它直接影响社会激励结构，并通过影响人力资源在不同社会职业中的配置，最终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在另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和政策通过影响现行体系的效率从而影响现有体系的稳定性，并最终对社会价值取向体系、社会激励结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等方面产生反作用。
二、社会价值取向体系、社会激励结构与经济增长
社会价值取向体系是社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社会控制系统的重要构件。虽然社会价值取向体系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体系如果不鼓励创新，抑制资本的积累，并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的话，是无法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进一步而言，如果价值取向体系对这几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够重视的话，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是难以为继的。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文化重农抑商，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并重视教育。这种价值取向体系对于农业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商业很难起到应有的促进专业化分工的作用。再加上儒家对“机巧之心”一向采取排斥的态度，进行技术开发的人，在经济上很难取得回报，而且社会地位低下，这对于优秀人才投身于技术研究是极其不利的。实际上，在儒家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后，在和平年代，社会的优秀分子主要被吸引到科举体系中来（唐朝以后），这当然不利于技术进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宋朝和明朝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却未能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外，中国特有的社会价值取向体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话，儒家价值取向体系将很难影响经济增长。但中国传统的社会地位形成体系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它看起来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体行为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对厂商的行为假设是“利润最大化假设”。在实证工作中我们常常观察到对前一个假设的背离。比较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按照“搭便车（freeride）理论”的预测，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大量自发性社团是难以理解的。这个背离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人假设”忽视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许多进展。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有不同的层次，分别为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一个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则主要被更高层次的需求所激励。在美国这样一个清教徒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社会，这五种层次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被经济上的成功所满足。这就是“经济人假设”在美国虽有偏差，但大体反映实际情况的原因。但同样的假设能否用于穆斯林国家或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值得怀疑了（注：举这个例子并不表明笔者完全赞成马斯洛对需求层次的划分。）。
我们发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社会激励结构比当今美国要复杂得多，同时也扭曲得多。并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人们就没有对金钱的渴求，相反，我们的许多古语都揭示了事实恰恰相反。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但是由于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低下，许多人对财富的追求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手段。即通过科举获取地位，再通过地位攫取财富。这样，社会激励机制被扭曲了。社会的精英分子试图成为寻租者而非生产者。相应的，在一个法治的商业社会，由于人们可以通过对财富的追求满足大多数需求，激励机制没有被扭曲，大多数人选择成为生产者（注：选择成为生产者或是寻租者的约束因素还包括对产权的保护力度，法律的执行成本等等。）。一个寻租盛行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同样的社会价值取向体系和社会激励结构，为什么在抑制商业资本的同时却使中国长时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由于本文的主旨所在，作者在此不能对其原因进行详细地探讨，仅试图简要加以解释。首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统一国家的事实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因为一个社会技术产生的速度和人口总量呈正向相关关系）。其次，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多子多福，这种思想体系有利于人口增长，而大量的人口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无疑是有利的。再次，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采取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并在大多数时间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最后，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促进了大城市的出现（这也和统一国家以及大量的人口有关），而大城市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对于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形成鼓励资本积累，重视教育，鼓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价值取向体系和社会激励结构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尊师重教的传统是十分有利的，但中庸之道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冲突的。传统的鼓励寻租的社会价值取向体系和社会激励结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上进行创新。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体系和社会激励结构，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努力倡导调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价值体系和激励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三、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也有着重大影响。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影响社会激励结构从而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其二，通过直接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一种影响机制作用方式如下：资源可以通过市场分配，也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计划或权力自上而下分配。通过市场分配资源时，市场机制通过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贡献的原则进行。通过计划或权力分配资源时，政府将社会资源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然后按照某种原则进行分配。如果一个社会中资源分配有较大的比例是由计划完成的，必然造成大量的寻租机会，这样，寻租者的相对收益提高，生产者的相对收益降低，社会激励结构被扭曲，于是更多的人希望成为寻租者，经济在生产可能性边缘以内运行，经济的增长无法达到其增长潜力（注：当然，出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再分配是必要的。）（Acemoglu，1995；Grossman，Kim，1995，1996）。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复杂。因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结构，初级劳动力的供给严重过剩，厂商则处于垄断买主的地位。由于存在着生存的硬约束，初级劳动者往往不得不接受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劳动报酬。如果厂商是由外国资本所控制的话，就构成“飞地经济”的一般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规模的再分配是有助于社会公正的。但是，由于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采取了许多税收上的优惠，其再分配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资本和投资有时存在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因此外国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是有所裨益的。有关“飞地经济”的福利分析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本文要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再分配时往往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而言，发展中国家十分需要进行再分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较低的行政管理水平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又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再分配的效率；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又限制了再分配的规模（注：中国在封建时代一直处于“王权不下县”，并保持着非常小的政府规模，就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鉴于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够真正实现消除贫困，发展中国家应该将再分配的规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降低寻租者的期望收益，减少再分配对激励机制的扭曲。再分配的着眼点应该是鼓励资本积累（如对投资的税收优惠），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如力所能及的推广义务教育），促进创新（如对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等。
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第二条影响途径是通过直接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影响途径通常体现在带有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中。政府通过税收或其他手段集中社会资源，然后将资源运用于特定的项目。这种影响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前苏联，它通过中央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由落后的农奴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前苏联最终的解体而否定它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中央计划的优点是可以迅速运用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的那一部分知识，突破单个企业资本积累速度的瓶颈限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方法在某些知识的运用需要最低限度的资本要求是十分有效。另外，当一个国家存在发展的明显瓶颈行业并且金融市场不完善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自上而下分配资源是有较高的效率的。但是，简单的以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企业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长期以这种方法配置社会资源会使企业缺乏活力，从而损害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体现的是微观层面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宏观层面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量的依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方式，我们必须假定拥有完成这项工作的信息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这种假定未免过于乐观。一旦对中央政府拥有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的信任有所保留时，我们就无法坚信自上而下的方式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社会权力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复杂微妙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说，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个体以何种方式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在一个权力集中，个体自由相对较少的社会中，创新的愿望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导致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由何而来？笔者认为，一般而言，科学研究和创新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一）个体出于爱好和对个人才能发挥的追求；（二）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和部分技术开发；（三）厂商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个体自由相对较少的社会中，个体行为大多循规蹈矩，以免违背社会规范。这种状况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大胆创新的精神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在一个崇拜权威的社会中，创新也很难有其立锥之地。在商业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创新是由厂商所完成的。出于对利润的渴求，企业不断地试图降低成本，发现未能完全被现有产品很好满足的市场需求，引导顾客产生新的需求，这一系列过程导致了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经济持续增长。而企业通过研究与开发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必然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既是权利相对分散和个人自由的结果，同时，竞争的市场环境又促进了权力分散的过程和个人自由的程度的提高。
关于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前人有所争论，笔者不敢妄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企业才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而这种竞争当然也包括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因为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其他企业的产品对企业自身产品的需求存在替代效应，垄断程度越高，替代效益越弱，企业的创新欲望也越弱。这就是市场权力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比较理想的权力结构是相对分散的市场权力和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相对分散的市场权力鼓励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而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则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民主习惯上不普及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更迭很难不伴随着社会的动荡，这对经济增长是最大的障碍。这也是在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方面所作的痛苦的权衡。当然，过于集中的行政权力是不可行的，中国的历史可谓明证。
四、制度（institution）、政策与经济增长
相对于前面几个方面，制度、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长时间为经济学家所瞩目。美国和印度相比为何人均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应该是印度在建立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方面做得远不如美国成功”（Hansen，Prescott，1933）。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别与各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在质量上存在的差异有很大关系（Olson，Woglin，1997）（注：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第100页。）。其中，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方面在于明确的产权，对契约的尊重，健全的法律体系。明确的产权的作用在于产生合理的激励机制，对契约的尊重和健全的法律体系的作用在于减小交易成本。“价格调整的菜单成本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微小的微观成本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宏观经济影响。不尊重契约和没有明确的规则体系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远非“菜单成本”可比，并完全可能在长期中影响经济增长。制度上的差异可以解释1960年以来为什么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能够迅速发展而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的经济在同一时间陷入了停滞。
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更趋于直观。但是，对政府所起作用的评价没有一致意见。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对日本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评价就大相径庭。但没有人可以否认政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合理设计的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新增长理论中政府政策的作用与新古典完全竞争框架下政府政策的作用完全不同。Romer（1987，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将R&D理论和非完全竞争引入了增长理论的框架。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源于有目的的R&D活动，这些R&D活动会导致其后厂商的某种形式的市场垄断力量（如专利、规模效应、品牌忠诚等），从而使R&D活动得到回报。与此同时，由于知识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及上述非完全竞争的特性，我们经济体系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在新增长理论中，正是由于经济中大量存在的非瓦尔拉斯特征为经济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的政策如税收、对产权的保护、对司法公正的维护、所提供的基础服务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管制等都能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应该注意到，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能够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是因为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下，人们的激励模式和行为机制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假定人的努力程度与期望收益大小成正比，与收益的风险成反比（注：这个假设符合于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假设，但应同时指出，Friedman认为，一般而言，在涉及较小金额时，人是风险追求者，而在涉及较大金额时，人是风险规避者。），那么，制度和政策的差异通过影响行为人的期望收益和风险程度从而决定社会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以及整个社会将多大比例的资源用于生产和创新，将最终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其次，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对现有社会的效率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社会稳定，对增长至关重要的“思想”的流入速度就会减慢，人力资源形成速度下降，企业家的投资愿望也会被大大削弱。另外，由于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下生产者和寻租者的收益和风险不同，制度和政策长期稳定的作用能够改变社会价值取向体系和社会激励结构，并通过上文所述的机制影响经济增长。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价值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