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五W”模式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nght Lasswell)提出的一个经典模式，是传播过程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在《社会传播的构造和功能》一文中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就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后来被人们称为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即五个“W”：who（谁来传播）；says what（传播什么）；through what channel（传播渠道）；to whom（传播对象）和with what effect（传播效果）。当然，拉斯韦尔的理论模式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略了受众的主动性和反馈作用；二是忽略了传播环境。后人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补正，把它扩展为“七W”模式，增加了传播环境(what environment)和传播意图(what aim)。显然，后续两个方面可以放到对传播者的研究中去讨论。
“五W”模式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有用的工具，利用这种模式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在看等高线图时，学生看到的是纸上的线条，制图员看到的是一幅地形图。在看气泡室照片时，学生看到的是乱七八糟的线条，而物理学家看到的则是熟悉的亚核反应的记录”[1](P5)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特点：成分复杂、目的各异
在传播学中，传播者是相对于受传者而言的。从广义上理解，凡凭借生理或一定的媒介手段传递信息的，均可称为传播者[2](P74)。按照这个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队伍就十分壮观，其阶级成分非常复杂，传播目的大相径庭，传播环境也有所差异。
1.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主要是指清王朝出使西方各国的外交官员或随从翻译，以及国内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如崇厚、高从望、张德彝、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王韬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期间正值巴黎革命爆发和巴黎公社建立。崇厚将他所见载入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目睹情况写成《三述奇·随使法国记》[3]一书。稍后，王韬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此外，高从望撰写了《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了《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了《使德日记》，汪凤藻翻译了《富国策》，这些书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上述诸人对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有关情况的介绍，功利性并不是很强，因为他们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但这些人毕竟都具有封建正统观念，因此总的传播意图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把巴黎公社起义人员称为“乱民”、“叛勇”，高从望甚至直呼公社战士为“匪类”，《中国教会新报》也称之为“贼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他精通西学，却只翻译《天演论》，而不翻译《资本论》，显然他是了解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因为这是两个同时代的科学巨匠，但严复对马克思至死讳莫如深，闭口不谈。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的问题。一方面，顽固保守的封建主义文化心态阻碍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而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观念、尊卑贵贱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更为封建文化所排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不成熟，如工人阶级队伍的幼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弱小等。
2.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康有为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构思《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三部著作。1902年康有为为完成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进一步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定贡献。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改良派代表，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马克思及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林云垓、陈炯明、李人杰、徐苏中、沈仲九等人，也对社会主义高度关注。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还在马克思的名下列举了五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为恩格斯所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4]。孙中山在1905年到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为实现资产阶级改良政治服务。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骤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5]
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富强。孙中山坦言：“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6](P339)宋教仁也认为中国当时要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具备条件的，只能得到“恶果”，如果勉强为之，则是“画虎不成，反至类狗”[7](P287)。
3.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先后形成两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妇等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所，人们称之为讲习会派，又因他们以《天义报》为其机关报，故称《天义报》派。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创办了《新世纪》杂志，通常被称为新世纪社。他们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正如吴雁南等人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辛亥革命前各类报刊中，不仅介绍数量多，论述也有精到之处”[8](P405)。
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推举江亢虎为部长。中国社会党成立后，江亢虎和社会党其他骨干分子，如陈翼龙、沙淦等人有组织、有刊物地鼓吹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服膺马克思主义，他们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说服中国人民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所以他们大肆批评“马氏学说之弊”，指出：如果“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9]因此，只有无政府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只能是“半面的社会主义”[10]。江亢虎则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鼓吹，不能在中国实行。1912年8月25日，他在《新世界》第2期中宣称：“凡是实行，必以言论鼓吹为先驱，如鼓吹不能圆满，则不但不能实行，反生阻力，故言论愈有势力，思想愈能普及，各人之脑中日日含蓄此主义既深，自然水到渠成，必能一致实行。然尚未实行以前，万不可因无成绩而生退步之心，且宜更求培植其可以待时机之至”。
4.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坚力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张国涛，恽代英、林育南、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石。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拯救苦难的中国。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11](P711-712]。陈独秀也于1922年5月23日在《广东群报》上撰写文章——《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认为：我们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毛泽东更是明确宣布：改造中国社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2](P2)
二、传播内容的特点：各有侧重，对错搀杂
从传播内容来看，不同身份的传播者各有取舍，各有侧重，且对错搀杂，具有浓厚的主观意识。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仅仅只是提及，影响不大，故在此不做分析。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但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明显存在偏差。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14]他还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迷信，“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14](P115)。更有甚者，梁居然引用颉德的话，批评马克思主义为“幼稚之理想，取误谬固已不可掩”[15]。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分别是：胡汉民侧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后人评价他“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做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16](P94-95)；戴季陶侧重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1919年6月到1920年底，发表文章150多篇，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朱执信、胡汉民、林云陔、戴季陶、沈仲九等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林云陔、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着重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无须否认资产阶级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贡献，但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曲解、误解和片面之处，有借用马克思主义宣传自己的革命学说的用意，绝对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以孙中山为例，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他还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精髓，亦不外此三者。”[17](P328)可见，孙中山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社会主义的。
同时，孙中山还根据自己的想象，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亨氏与马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17](P333)显然，孙中山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均平文化等同起来，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失。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7](P326)。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解释也有惊人的相似性。以戴季陶、胡汉民为例，他们曾经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但后来均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人，究其原因，是其政治立场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或故意的断章取义。所以有人说：戴胡“两位强调的是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李大钊则信奉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18](P22-23)。又如朱执信，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19](P78)，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20](P8)。但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竟是为了给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提供借鉴，正如他自己所说：“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21]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杜士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更是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三代以上的原始社会以及井田制和孔子的仁学等同，武断地认为：“我中国三代以上本为世族之天下，而于人民偏重井田之制，乃行消灭遗产之政略，何其侔也。意者其为我孔子所创而托之古先圣王者欤?于乎！仁矣。”[22](P257)
无政府主义派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其阶级斗争理论。《天义报》第15卷《学理》栏内，刊登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刘师培在编者按中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稍后，刘再次撰文肯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企图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排满”革命。这表明，早期五政府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其独到眼光。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更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所以，他们总是故意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寻求共同点，从而曲解马克思主义。刘师培认为：“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并断定“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主义之一日”[9]。不仅如此，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出：“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23]。显然，无政府主义者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无政府社会主义，其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大的。
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二十世纪最流行之主义”，于是“极力倡导社会主义”[24]。在他们举办的刊物《新世界》上，发表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国内第一部翻译恩格斯的作品。尽管中国社会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又是零碎、片面和肤浅，甚至是错误的。如江亢虎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遗产归公和征收地税，认为只要实行了地税法，就可以在中国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这就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讲的：“社会主义与共和政体，谊实相成。盖共和根本思想，不外自由、平等、博爱三言，而社会主义即本此精神，以课诸行事。”[25]另一位社会党骨干分子煮尘也有类似言论，他认为：“马氏之主张与世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未尝不相通也”，总之，“社会主义以人性为本，以人情为用”[26]。显然，他们还不能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界限。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系统传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试图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人；陈独秀比较全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蔡和森通过对社会历史进化过程的叙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瞿秋白第一次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传播；李达则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诸原理进行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二是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原理。蔡和森指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27]他还认为：完成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容上有了新的特点。一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的学习和传播。这就克服了以往靠转译日本文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弊端，因为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难以准确，以他们翻译的著作和他们自己的著述为信息原码进行再编码，期间的偏差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理解”[28](P330)；二是注重学习和传播列宁的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实践的经验；三是通过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总体来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容上是比较全面、准确、深刻的。
三、传播渠道的特点：媒介单一、广度有限
拉斯韦尔所说的传播渠道，特指传播媒介，即传播过程赖以实现的中介，是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质实体和物理能。而这种传播媒介在传播学中更加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正如麦克卢恩所说：“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29](P134)他甚至认为，使人们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那个时代的主导媒介，而不是其内容：“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广，涉及个人、政治、经济、美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及社会，无人能避免与之接触，或免受其影响和改造。”[1](P579)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的杰出地位和作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杂志。
1.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初步介绍
早期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主要靠日记来向国人传递这些信息。当时值得一提的刊物是《西国近事汇编》，该刊由洋务派在上海创办，英国人傅兰雅任主编，它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刊物。从1873年到1899年，《汇编》共出版103期，先后记述了巴黎公社起义、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工人罢工以及欧美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情况。
1899年，广学会举办的《万国公报》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万国公报》的前身是《教会新报》，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是当时介绍西学最为集中、最有影响的报刊。1900年12月6日，中国留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1901年1月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该报也发表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最负盛名。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是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浙江潮》和《江苏》。而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是从《民报》开始的。《民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著名的刊物，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在其创刊不久，就相继发表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与此同时，《民报》还登载了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
1907年6月10日，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别主办的《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进行了正面的介绍。此外，无政府主义派别主办的《衡报》、《新世纪》等刊物，均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宣传。
19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更是以宣传社会主义自居，他们主办了《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人道》、《社会星》、《新世界》等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新世界》为例，该刊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报，创办于1912年5月14日，半月刊，社址在上海法大马路自来火街537号。该刊第2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把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在第3、6、8期连载了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部分章节。
2.五四运动时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200多种，其中，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为代表。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于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为16开月刊。该刊五卷五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回答了欧战胜利到底是什么人胜利的问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该刊六卷五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重点刊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22日由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刊物，目的是为了配合《新青年》的宣传，可谓《新青年》的姊妹刊。该刊第16号的“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也就是这篇著作的精髓。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阵地。1919年6月，戴季陶、沈玄庐等在上海创刊，该刊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而风行全国，赢得当时社会各界及进步报刊的赞誉。《每周评论》称之为“兄弟”[30]。《觉悟》更是直接鼓动人们去看《星期评论》。
“四大副刊”[31](P120-121)也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晨报》副刊增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原著译文。同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北京的《京报副刊》，也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国民》、《建设》等杂志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如《觉悟》在1919年到1925年共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约50篇；《国民》也在其2卷2号上发表了由李泽彰所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本打算分作两期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译文发表，后因故只刊登了一半[33]；《建设》在1919年8月到次年4月共刊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次），其数量在全国的期刊中最为突出。
3.中共建党时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据统计，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共发表这类文章137篇，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不仅如此，《新青年》还刊登了列宁著作一览表，以写作和发表的年代为序，开列了列宁的19篇论著。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立了《共产党》月刊。该刊大量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发展，登载各国党领导的工人斗争的材料。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积极配合上海组的行动，利用已有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疯狂反攻，一场维护真理的战斗就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上激烈的展开了。1920年底到1921年初张东荪、梁启超发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利用《新青年》、《先驱》等杂志，与这种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战。
1919年底到1920年初，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公开举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批评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利用《新青年》、《共产党》、《少年中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先驱》、《青年周刊》等杂志，对无政府主义展开大规模的反击。
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大量的通俗刊物，如《劳动界》周刊、《劳动者》周刊、《劳动音》周刊以及《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工人周刊》等杂志。这些刊物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向工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向工人宣传团结战斗的意义和争取自身解放必须遵循的途径。
综上所述，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唯一大众媒介。尽管报刊具有容量大、技术设备要求低、资金少和阅读不受时空限制的优点，但这种媒介的最大弊端在于其普及受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制约。因为必须经过编码和解码过程才能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盲的比例较高，且集中在广大农村，这就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
四、传播对象的特点：各有定位、针对性强
传播对象指的是受众，即接收媒介传播的信息并做出反应的人。受众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传播效果的体现者。不同的传播者在传播某一信息时，总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对象，以期引起他所希望的反应。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传播者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传播意图，确定了自己的传播对象。
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感，尽管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们从骨髓里排斥这种新思想。因此，他们选择的受众是与他们有同一身份和地位的人，希望这一部分人能够及早警醒，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生，从而更好地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外国传教士积极编纂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传播这种新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思想传教的方便，也就是借此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从而达到其传教之目的。因此，他们把传播对象锁定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上。
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迫使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因此，他们对传播对象的定位是这样的：一是赞同改良观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清王朝的当权者。他们希望有一批知识分子来附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同时也希望当权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实行立宪政治，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盛行，从而彻底颠覆当权者的统治。
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通过传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补正其“三民主义”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奠定理论基础。因此，他们选择的传播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者登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舞台前，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把传播对象都定位在各自阶级或阶层的知识分子身上。
马克思主义者以拯救中国为目标，因此，他们的传播对象不仅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包括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以李大钊为例，他在向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受众的选择上，既注意到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注重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与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陈独秀相差甚远。陈独秀在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时候，就曾经对中国人民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估计，说什么“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33](P114)。即使是在他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没有从根本上端正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他仍然认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纱，一堆废物”[34](P132)。他甚至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34](P151)。这些看法，严重制约了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效果。
李大钊则一直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为了达到其传播目的，他不仅了解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给他们以足够的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向人民群众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们大家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就会非常迅速地做出必要的结论并加入我们的队伍。对于那种轻视人民群众的传播意识，恩格斯认为，其传播者肯定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李大钊深深领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1](P36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把他的传播对象定位在广大的劳动群众身上。他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所以，李大钊积极向劳动群众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并号召知识青年“速向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35](P648)
李汉俊表达了与李大钊一样的意思，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36]
在理论上解决问题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而工厂矿山劳动者、交通劳动者、商店的伙友是“阶级战争的三大军团”[37]，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到那里去传播马克思主义。至于传播的策略，则是创办工人刊物和举办工人学校。
不仅如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开始注意农村工作。1920年12月23日出版的《共产党》半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告中国农民》的长篇文章。第一次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重要性，分析了农村中的基本阶级关系，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民遭受苦难的根源，说明了共产主义者应该到农村去，而农民则应当遵循共产主义者为他们指引的方向[38](P371)。事实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已经深入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五、传播效果的特点：总体显著、影响深远
传播效果是指受传者在接受信息刺激后所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以及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反应的程度或变化的大小，也就是传播效果的大小，它包括认知的、情感的、态度的和行为的四个层面。传播效果是传播目的的最终体现，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不问类型。一是从效果的产生时间来划分，可分为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潜在效果；二是从效果的存在时间来划分，可分为暂时性效果和持久性效果；三是从传播的信息内容和指向来划分，可分为规范性效果、确认性效果、共鸣性效果、理解性效果和享用性效果；四是从传播目的来划分，可分为正效果和负效果。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因此，从第三点看来，无论谁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效果只能归属于共鸣性效果和理解性效果的范畴。
地主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结果却加速了其崩溃，所以，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负效果。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迫使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事实上，清政府在1901年到1905年间，相继推出系列“新政”，但与改良派的要求相差甚远，勉强可以算得上直接性的正效果。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补正其“三民主义”理论，为其社会革命提供借鉴。但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这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负效果。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社会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其无政府主义张目，尽管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影响很大，流行时间也较长，但最终偃旗息鼓。说明他们传播效果是暂时性的正效果，从长远来看，也是一种负效果。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结果是完全统一的，也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这既是一种直接效果，又是一种持久性效果，当然，更是一种正效果。以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例。他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不仅使他们认识、了解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使他们接受、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在行动上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终身，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我们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石。可以说，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一个时代，也终于唤醒了一个民族，它不仅对当时中国，而且对现在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积极的、显著的、持久的、强大的传播效果，显然是以往传播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传统的传播学对于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多从媒介形式或“劝服艺术”等角度入手。如德弗勒所说：“是否有一种传播媒介，不管它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在传播这个信息和影响受众方面，比其他媒介更有效?是不是在传播某种信息或者产生某种影响方面有一种媒介是最好的?”[39](P128-129)然而就李大钊生活的时代而言，除了报刊、杂志外，恐怕没有其他更多的媒介选择余地了。至于劝服艺术，无疑是提高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但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提升传播效果。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传播动力学或传播力度的概念，也就是说，对某项传播事业、某种传播活动或某一传播过程来说，某传播信源的鼓动性、冲击力能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从根本上讲，就是传播信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强大生命力。这个在19世纪40年代就诞生于欧洲大地的红色幽灵，早就由欧洲、北美扩展到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南非，其内在生命力在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得到了反复的证明。
另外，传播者的传播风格也是影响传播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优秀的传播家，都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从而以自己能够贯穿始终的特色，去征服广大受众。正如马克思于1857年在批评英国财政大臣迪斯累里所说，他本来是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但为了表现出大臣的尊严，开始做“庄严肃穆的演说”，结果，“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40](P263)。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的传播风格是独特的，都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品格，其基本风格就是“战斗”。特别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战斗风格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表现，用“英猛无畏、勇往直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来形容他们的传播生涯，是最恰当不过的。
六、结语
以“五W”模式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不同阶级代表人物合力传播的结果，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传播意图如何，最终汇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不管他们的传播媒介如何简单划一，最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拥有了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媒体，拥有了数以千万计的优秀共产党员，拥有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因此，我们坚信，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传播效果应该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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