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183;梅林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梅林论文,弗朗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105—07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之后，主要是从第二代开始进行理论体系上的建构。所罗门说：“恩格斯逝世不久，马克思主义让人们开始认识到它对一些主要的知识学科有着影响。它主要表现在社会学探讨方面，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领域，当然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正处于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流派，而马克思主义著作本身则成了流派发展的主题。”[1](P77) 从第二代的建构开始，马克思主义就被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第二代理论家在开始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历史学、人类学这些学科上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在此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探讨。其中，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茨·梅林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中具有突出成就。本文仅就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考作一些分析研究，希望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所助益。
梅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作家的政治身份与创作身份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文学理论，是因为它需要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建设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文学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学家、艺术家与工人是不同的职业分工，在其社会身份等级序列中，文学艺术家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附庸，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对立。但资本主义的压迫，也会产生反映反抗社会压迫的工人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产生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文学艺术家。作家、艺术家的政治身份超越了其职业分工的工作分类，而以代表哪个阶级，宣扬什么意识形态思想，作为其政治身份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欢迎作家、艺术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2](P591) 他还对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卡尔·莱辛“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表示由衷高兴[2](P589—590)。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几个与社会主义文学相关的作家，梅林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研究，写了《社会主义抒情诗》一文。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较早论述。他所论述的赫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和海涅这三位诗人，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但是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特别是马克思和拉萨尔，有着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无影响”[3](P205)，这使他们创作出第一批社会主义的抒情诗。从政治身份来看，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但他们却可以写出一些社会主义的抒情诗。这种现象是早期社会主义文学中特有的。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有一些作家、艺术家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先声。而这些作家、艺术家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的营垒走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恩格斯说：“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4](P373)
赫尔维格是一个在政治、生活、文学创作上都极为复杂的诗人。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复杂性的表现。他很早就表现出了诗人卓越的才华，1841年出版的诗集《生者的歌》，在梅林看来，“诗的形式非常优美，在‘青年德意志’派在美学上造成的荒芜之后又重新和古典传统联结起来了”，“集中那些精巧的、形式完美的十四行诗里，有不少德国诗歌的真正珠玉”[3](P207)。他在25岁时和24岁的马克思成为要好的朋友，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公开承认“忠于党的旗帜”，写下了歌颂党的战歌，说“只希望党来为他编织桂冠”。1863年，他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写了一首会歌，其中广为传颂的是：
劳动者，醒来吧！
认清你自己的力量！
你强壮的胳膊只要一停，
所有的车轮就不会滚动。
梅林说：“归根结底就是这一首诗确立了他在社会主义抒情诗中的永久性地位。”[3](P218) 但是，他并不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他娶了一个女富豪为妻，在生活上依赖妻子，“看样子，由于他妻子有钱，允许他沉湎于巴黎的生活，他也就恣意作乐，纵欲无度”[3](P215)，渐渐远离了工人运动。参加了一段时期的工人斗争后又脱离了工人队伍，这是赫尔维格作为诗人参加工人运动之路。对此，梅林没有求全责备，而是对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对他曾经有为党作颂歌的自觉性充分肯定。对于他此后的远离工人队伍，梅林以马克思对赫尔维格的态度，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据。他说：“马克思对真正的诗人总是非常喜爱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写诗的天才，或许正因为他自己没有写诗的天赋，才是他始终都非常喜欢诗人的缘故吧。他少年时代曾经想搞诗歌创作，争取一顶诗人的桂冠，虽然没有得到，但他对诗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微小的疵瑕颇为宽宏大量。他认为诗人都是些古怪的人，应该让他们自行其是，不能用平常人或者甚至用非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一旦他们歌唱，那他们就想得到恭维；对他们不能作严厉的批评。”[3](P215—216) 梅林也许不一定完全理解清楚马克思对诗人的看法，但对于像赫尔维格这样的诗人，对他们参加工人运动的成绩，一律给予肯定，而对于他们远离工人斗争的行为也并不加以声讨。这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也许是一种适宜的态度。
弗莱里格拉特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诗人。他一直生活贫困，许多时候在商店作店员，以打工为生。但他的诗作影响较大，成名以后，普鲁士国王又给他一笔小额年金，使他衣食无忧地从事创作，在莱茵河畔过着浪漫的诗人生活。早年和后来生活地位的变化，使他在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中的个人站位也发生着变化。正如梅林所说：“作为革命诗人，作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完全是靠自己起来的。”[3](P222)“完全是靠自己起来的”一语，主要是指诗人底层贫困的生活，使他倾向革命，但是又没有完善的受教育条件，没有能够接受当时政治和哲学的先进思想，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自发的革命冲动使他早年的诗歌，成为恩格斯所批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恩格斯说，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这怎么办》这首诗中，革命就是皇家部队“更换衣服的玩笑”，“这一切进行得这样迅速，这样顺利，以致‘无产者大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能在这全部过程中连一袋烟都来不及抽完。必须承认，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像在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脑子里完成得那么愉快和从容不迫。”[4](P678—679) 终其一生，可能弗莱里格拉特都没有能够树立起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他的诗歌一直反对对统治阶级的顺从，反对顺从现存社会制度，在客观上抒发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唤，但是，梅林认为，他却“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思想框架”[3](P224)。在马克思的影响下，1848年，诗人加入了共产主义同盟，并且成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在《莱茵报》发表了一些无产阶级的诗歌。当时马克思还称弗莱里格拉特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5](P474)。但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时，在19世纪50年代，弗莱里格拉特又脱离了共产主义同盟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晚年，其为人和为文，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
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态度有过较大反复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个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无数批评的诗人，梅林有自己独特的评论。他认为，弗莱里格拉特在革命和艺术上的成就都比赫尔维格大，这些评论往往被看成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观点不一致的错失。恩格斯的确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批评过弗莱里格拉特，但对这种批评，梅林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言九鼎的定案之论。梅林认为，这是恩格斯刚刚成为一个新型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才脱离的营垒的一种抨击，他说，当时出版商“不愿意出版这部著作，是因为那时他们刚刚形成的世界观正好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乌七八糟的货色中来的，因而对于一切他们认为已经被击败的观点非常藐视，不屑一顾。同时，他们又忽略了诗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的权利，当然在逻辑的严密方面来说，是不应该、也不能够把诗人的语言拿来与科学语言相比的”[3](P226)。这种对恩格斯评论的商榷之见，是值得注意的。诗人用激情和想象来描写革命，其间可能会有许多虚构成分，不能把它看作为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和直接论述。如果这样，就会把文学创作的政治表达简单化。笔者认为，梅林的这种意见，至今都值得认真研究。
社会主义作家的政治身份是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他们往往是以作家的创作来参加这种工作的。文学创作不等于政治斗争，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文学创作等同于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也不能要求作家图解社会主义思想。梅林指出，弗莱里格拉特参加共产主义同盟以后，“积极地参加了同盟的宣传鼓动工作，诚然又只是作为诗人参加的；他对《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关系理解得不那么透彻，因而不能把《共产党宣言》消化成他自己的东西，这倒是可能的，甚至是极有可能的。”[3](P227) 后来，马克思与弗莱里格拉特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分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梅林并不是单纯地指责弗莱里格拉特政治上的失误和问题，而是反思了马克思与弗莱里格拉特两人交往过程中的种种事迹，提出了一个诗人和政治家关系的问题。他说，这表明，“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分野是多么大”[3](P233)。在社会主义文学内部，诗人和政治家正常的关系，也应当就是诗人和批评家的关系，如果不是把诗人当作文学创作者，而把他当作政治家，对其作品中的描写进行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讨论，在许多时候会出现失误。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是一个批评家。”[6](P481) 而在这之前，马克思在给魏德迈德信中谈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说：“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得用恭维的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该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5](P474) 诗人在心理上的特殊需求，受到赞扬的需求，是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需的，马克思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梅林十分同意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同时认为：马克思后来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有些批评，就离开了艺术，成为政治家的批判而不是批评家的艺术批评。梅林提出的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不是说梅林的观点就没有一点可以讨论之处。现在的问题是：梅林的这些看法，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对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抒情诗人海涅，梅林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海涅不可能成为领导工人进行解放斗争的实际领袖，因为他既非经济学家，亦非政治家，但是，他给德国工人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精神，像对每一位伟大的人类创造的财富一样，工人们对此也是非常欢迎的。”[3](P144) 诗人的活动方式不同于政治家，他可以不一定参加工人实际的政治斗争，他创作的作品只要能够“给德国工人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精神”，他的作品就具有社会主义精神。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美学精神，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美学的视野，给海涅以正确的评价。因为：“在一个世纪里依次更迭的三大世界观，其色彩和形式在海涅的作品里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象里得到了完整的统一，像这样的诗人我们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海涅把自己称为浪漫主义的末代寓言之王；但是，他又始终以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思潮的斗争为荣，他同样感到自傲的是，从真正的本质上发现了共产主义并且充当了它的热情洋溢的预言者。在他身上这三种世界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而是同时表现出来的，如果只从其中一个观点，即只从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海涅，就会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4](P141)
海涅在走向社会主义抒情诗时，马克思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1843年，海涅结识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形成过程中，而诗人就在与马克思的交往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闪光的思想，用《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织工之歌》作了抒情的表达。梅林说：“在这些诗篇中海涅是以最敏锐的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出现的。”[3](P240) 但是，海涅以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出现的时候，正如梅林所言，并没有抛弃他的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现代派立场，于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就必然和对人民群众民主专政的厌恶和反感连接在一起。这就中断了他作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发展。梅林这样来分析：“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共同完成诗人所预言的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们正在今日的苦难中看到了明天的希望，他们正在证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非人化的斗争正包含着无产阶级再生的因素。所有这些海涅一无所知，或者说毫不理解。他还停留在原来的立足点上，更有甚者，他还继续在对共产主义不可抗拒的胜利具有一种直感的预言者和对于群众专政抱着一种美感上的厌恶的诗人之间摇摆不定。”[4](P241—242) 因此，海涅在临死之前，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抱有一种可能毁灭人类文化的深深恐惧。
无论是赫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还是海涅，都在早期社会主义诗歌中如流星一样，在天际耸然划出一道光亮后慢慢消逝，都没有能够把文学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把握到始终。这是早期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中很普遍的事。梅林说：“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海涅同弗莱里格拉特乃至赫尔维格一样，一窍不通，唯独他们作为思想家的短处，却正好是他们作为诗人的长处。只要共产主义还只是一种远景、一种希望、一种憧憬，给幻想以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时社会主义抒情诗就蓬勃兴旺；当它一旦明确地认识到，必须要在世界历史的搏斗中来实现的时候，就证实了这个古老的真理：在武器面前诗人保持缄默。”[3](P243—244) 这一论断是意味深长的。它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审美价值何在。人类如果有一种普泛的审美价值存在，它也许就与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武器的使用相矛盾。审美价值在西方启蒙理论那里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理想，人的自由的完善，它希望面前是一片尘埃散尽的净土。诗人是否在对美追求时，在武器面前保持缄默，在梅林看来，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面临的两难问题。这表现了梅林文论思想中浓厚的启蒙理性的影子。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草创阶段，如何利用启蒙理性的资源，是梅林想要解决的问题。它作了这样的努力，是否成功，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梅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问题。
梅林是一个愿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论家，但他并不简单地赞美无产阶级，他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前景也不是讲一些空洞的溢美之词。他有一个观点有点另类的意味。他认为：“如果没落的资产阶级再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那么上升的工人阶级就更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尽管他们的灵魂深处对于艺术有着热烈的向往。”[7](P19) 梅林的这个论断，曾经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梅林作出这个论断，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状和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目标的一种思考。由于梅林对当时社会状况以及生产方式与艺术关系认识的局限性，他的思考结论就有很大的缺陷。梅林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把美和审美活动视为一种人类文化固定的价值，人们对美的欣赏和审美活动的进行，需要一定的条件。这是梅林作出这个判断最主要的学理根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人类的心理功能划分为认识机能、情感机能和欲求机能三种，与此相联系的认识机能又划分为悟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源于心理功能的这三种认识机能在实际应用中，形成三种形态，就是自然、艺术和自由。而审美在本质上是无功利、无实用目的的。康德说：“审美的判断只把一个对象的表象联系于主体，并且不让我们注意到对象的性质，而只让我们注意到那决定与对象有关的表象诸能力底合目的的形式。”[8](P66) 审美活动是只让情感机能的判断力在其中活动的心理机制，它在纯粹美感的意义上是排除悟性认识和理性实践欲求的。德国古典美学中关于美的这一系列论述，今天看来，在对于美的科学认识方面仍然有一定道理。一般而论，卓越的艺术创造需要有特别的才能，其中，需要对美有高度的审美判断力；有在进行审美创造时，排除实用功利目的干扰的审美注意力，专注地发挥和发展人的审美能力。这种特别的心理能力，不是依靠理性的控制所能获得的。在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往往是统治阶级利用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成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以后，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一部分超越社会实用功利的、专注于审美创造的人，用其独特的创造性审美活动推进着艺术的创造。这是艺术发展的一个事实。
基于这种思考，梅林认为：工人阶级正在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战斗的硝烟不能营造审美的诗情画意，“在一个认识能力和渴慕能力如此持久而猛烈地紧绷着的阶级，如工人阶级身上，对事物的审美观察必然相对地居于次要的地位。就是在这里也可以说：缪斯缄默于刀兵之下。”[7](P19) 在梅林心目中，审美具有绝对的文化价值。在实际存在的艺术中，有许多艺术是具有功利性的，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是有战士的情怀。对这种现象，学术界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论说，然而，在梅林看来，“在武器面前诗人保持缄默”是一个古老的、审美的真理。梅林在《爱弥尔·左拉》一文中说，“一个古代哲学家谈到阿波罗时说道：‘这个神是神箭手，是音乐之神；我爱他那美妙的声音，可我怕他的弓。’这段话点出了文艺创作的两重性，它贯穿在此后诗歌艺术的全部历史之中：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的诗人。这种两重性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因素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战士，便不成其为诗人了。”“不管在各个诗人身上因其天赋和生活的历史环境不同，这两种因素交织的方式多么相异，只要战斗者的天性呈露出来，其中，艺术家便似乎随即消失，而当艺术家的天性呈露出来时，其中，战斗者似乎随即消失。”[3](P280—281) 一个作家是如此，一个阶级也是如此。工人阶级在现代世界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战斗者，他们同样也可以是审美和艺术的创造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梅林认为，工人阶级的战斗任务，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远远重于在艺术上创造出工人阶级的伟大作品。“可以肯定地说，艺术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才能，并且它作为这样一种才能仅只从自身得出其规律。但是艺术也存在于事物的历史长河之中，没有革命的震荡它是不可能发展的，在这种革命的震荡里，打碎艺术的神坛远比献身给它更为光荣。”[3](P285)
梅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存社会和艺术生产格局中，很难使无产阶级的艺术发挥更大作用。从德国近代艺术发展的实际历史来看，德国资产阶级发育并不完全，它并没有担当起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在与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软弱无力，失去了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阵地，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就在文化领域、艺术领域聚积力量，造就了德国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一时辉煌。而无产阶级当时正处于与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搏斗的政治、经济战斗中，无产阶级在当时很难同时进行审美和艺术的杰出创造。“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个阵地上还进行炽烈的战斗，那从它的母腹中就不能也不会诞生出伟大的艺术。”[3](P266)
梅林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在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生产格局和机制中，也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伟大艺术。比如，“剧场在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有钱去建筑剧场，当时的专制统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出于谋略还是出于盲目，它乐于用此把资产阶级羁绊在剧场舞台上，使之在现实中处于一种被排斥的地位。但是，今天的无产阶级却无钱来建筑剧场，而现代的专制统治却不能把工人阶级排斥出现实领域中的斗争之外，它至少还得抑制住它想把这个美化了的世界封闭起来使之与无产阶级绝缘的那种勇气。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里每天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和警察的新的胜利，它在艺术领域里却无力反对这种优势。”[3](P267) 在剧场这样的艺术生产场所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确实无力在资产阶级艺术生产机制下进行自身的艺术创造。只有真正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后，在政治和经济上战胜了资产阶级，并且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艺术生产体制、场所，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新时代的来临。梅林为此作了预言：“越是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出一个艺术的新时代，那么无产阶级的胜利会导致一个艺术的世界性转折，一个比人类所见过的更高尚、更伟大、更壮丽的艺术，就越是确切无疑了。既然审美愉悦在于对事物的自由而宁静的观察，那么如果由几千年奴役印入‘我们残废的天性’中的‘奴隶身份的可耻痕迹’消失了，如果人类‘能够激起它的人性的自由发育’，那种愉悦就会发挥得更高、更纯洁。”[7](P21) 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利的新生的无产阶级一定会开辟一个文化的新纪元。这个思想是与梅林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产生伟大艺术的观点一致。总结起来，梅林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过高地估计文学艺术的作用，无产阶级艺术的新纪元必须是在无产阶级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并重建无产阶级的文化生产体制后才可能出现的。这些思想，在现在看来，应该还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梅林文论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结合审美和艺术的独特规律来提出和讨论问题，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文学艺术发展历史的事实根据。同时，他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具体文学家、作品所发表的意见，作字句上的阐释和教条主义的理解。他说：“如果在今天仅只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来描绘这些人物，势必是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歪曲。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是拘泥于我们大师们的词句而违背了他们的精神，一种充满历史理解、因而也符合历史公道的精神。”[3](P3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某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意见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显然不应该拘泥于这些评价的字句，而应该遵从评价的精神。梅林的可贵之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评价字句进行商榷式的讨论，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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