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世纪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120-06
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北京：《文学评论》杂志1985年第5期。）学术界便开始了对原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进行新探索的时期。（注：陈思和先生的归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即1985年起被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期。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1页。）尽管目前许多高校仍在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但已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出版。（注：如孔繁令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这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和学科意识，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接受。这里，我们思考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问题。
一、学科名称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目前有几种代表性意见。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中国当代文学（1949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合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另外一种称呼）及现代中国文学等。（注：朱德发先生的意见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称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中没有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称谓。他的这一表述，见朱先生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J]，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我认为，这些概念比较起来，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称谓有其独特性和新颖性。首先，这一概念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有一种更突出的现代广阔的历史视野，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由一个较狭小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大空间的整体文学。第二，它使原来的学科研究有了历史的延伸：向前将中国现代文学同先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相贯通；向后将先前较为独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相衔接，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来说，原来的现代文学史学科，希望其时间段落的延伸，而追求学科的“开放”和“活跃”， “动态性、嬗变性”（注：朱德发先生的意见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称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中没有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称谓。他的这一表述，见朱先生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J]，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如陈思和先生所持的主张：30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文学”，在时间和空间的局促妨碍了思维的进一步深入。若把它封闭在30年的时空中，上不衔接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流变，横向上又缺乏对世界文学格局的联系，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本身的生长因素。（注：陈思和先生的归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即1985年起被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期。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1页。）而先前属于较为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则缺少历史感，向前延伸有利于其研究的深化。第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起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具有时间上的明确性。现代、当代，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模糊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具有时间段落上的确定性，有助于学科建设的严密性与客观性。第四，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原来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组合与调整。这是一种基于学术发展和历史研究的需要所作的一次主动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是原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其中一个学科对另一学科的简单兼容。原来的当代文学，也有扩大自己研究空间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文学史意识的迫切性。当代文学既存在着与现代文学同样的时间模糊性，也有自身的特别之处：一是与现代文学的学科壁垒，影响学术研究的历史含量，使得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联系难以得到揭示和评价；二是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评论的界限，始终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这种划分，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从当代文学学科的自身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划分的缺失，使得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与现时意识总是处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含混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科调整，给中国当代文学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向上的延伸，可以使原有的50年（1949-2000年）的历史，与上半个世纪作为整体，便于历史发展的贯通，便于许多当代文学问题原因的揭示、分析、评价。下段的终结，以2000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则便于划清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界限，使长期以来史与评论不分的问题得到解决。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原有学科的重新整合，更富于客观性、完整性、严密性。同时，它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标识，既便于人们外在识别，又易于人们以新的眼光来对待，并已获得日益众多学者、读者的接受，是值得坚持和提倡的。
目前，仍然有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持有异义，反对文学与纯粹的时间相联系，其实是过多考虑文学史的内容与世纪（时间）的不同，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放弃了对文学发展阶段的一种整理、把握方式。其实，中国文学研究以外，美学、哲学、外国文学等，也有以“世纪”命名的研究，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合理性的一种旁证。（注：吴元迈主编，李辉凡、张捷著《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李毓榛主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封孝伦著《二十世纪中国美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有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持有异议，还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殊理解有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是“新文学”或者是“现代性”的文学，把现代历史时期的不那么现代的文学排除在外。这样的文学史，可能是现代的，却未必是历史的。在文学的历史中，现代与非现代是相比较而言的一种复合的存在。现代文学大于现代性文学的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合理性，正在于能够比较恰当地解释、说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背景与内在动因，所以受到了广泛接受。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注：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没有使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名称，并且标示了确定年份，却是从1898年讲起，“绪论”讲1898年至文学革命前，是晚清民初的文学。这一阶段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相连，即是通常理解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限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明显的时间指向。
第一，上限。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人们对这一时段的认识有差异。例如，可将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定以1895年为起点，也可将其开端确定为1898年。起点的不一致，蕴含着对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但是，这却不能模糊20世纪这一大体时间段落的基本范围。文学的年代，并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比如，依照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一书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十年代，指的是“1937-1949”年间的文学。这说明，文学史长河与时间长河之间，既有重合的部分，又有不重合的部分。以某种历史段落标示文学，不是为了割断文学与历史的前后联系，而是特意仔细考察这一段历史。某一年代、世纪或“朝代”对文学的历史限定，都是这样。
第二，下限。当代文学是当下文学的积累与发展。如果当下时间短，便无法构成代，也难以成为史。当代文学初为现代文学的附骥，如同现代文学初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附骥一样，在积累了若干历史时期后，才有了自身的历史。（注：参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原来意义的现代文学以1949年为终点，既有外在的社会制度变更、国号新立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形成一个完整历史段落的内在需求。当我们寻求视野广阔时，希望打通现代、当代之界限，这是不错的。但从历史上看，现代、当代文学的学科确立，也有其学术对象的特殊性及历史阶段独立性的内在根据，不应单纯看作人为的历史割裂的一种有百非而无一是的做法。
当代文学史曾经遭遇到历史与现实的尴尬。相当长时间以来，当代文学史与当下文学的界限不清，影响了其学科建设的严谨性、科学性。许多人理解的当代文学史，是没有下限的。日历翻一页，下限就延长一天。在研究实践中，许多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在从当下文学活动中获取了大量的生机与活力的同时，疲于应付新鲜的创作，将文学评论误认为历史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冷落了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我认为，应该明确两种界限：一个是当代文学史与当下文学研究的界限。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界限，从文学理论上说是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界限。而文学史时限的确定，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却在于更强调了它的历史意味、历史距离、历史影响。另一个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古代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当代文学伴我们不断前行。现代文学夹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变动性。当代文学是运动着的文学。它其中距我们较近的部分，逐渐地转化为历史。距我们较远的部分，逐渐溶入、转化为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确立，可以视为这种转化的一种发生形式。在21世纪初至上半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即是中国现代文学。随时间推移，若干年以后，它将溶入古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永远年轻。当代文学学科则逐渐成熟。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对文学史与当下文学区分的自觉意识。
因此，我认为，当代文学史是不可缺少的，是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当代文学史为名称的学术成果，则要重新命名，它的不确定性，难以有助于学科的成熟。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它将存在，它将发展。但以中国当代文学命名的著作，则已不适应文学的当代发展，应以新的名词来概括。
古代、现代、当代，既是历史概念，又是时间概念，是对不同时段不同距离历史的概括与命名。但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现当代的不确定，也是明显的。就目前来说，可以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指代原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21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而21世纪则是现在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开端。随着时间推移，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将融入古代文学。同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不可能取消和代替原来各个阶段的具体研究。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相结合，相补充，推动认识的深化从而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成熟和学科建设的深化。
三、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科时，应强调开放性和大视野。开放性意味着学科建设不仅要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尊重原有的研究基础，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视野则提倡既超越原有的现代、当代格局，还将注目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广阔背景。同时，在学科建设中，应注意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向。
（一） 目前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1.两头弱，不平衡。两头，指世纪初和世纪末。世纪初的文学，有的称中国近代文学，有的称中国古代文学，其学科的归属，还是含有不同见解的学术问题。不管其在原有的学科框架上如何处理，都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其作深入研究。同时，五四新文学对包括近代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彻底否定，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文学既有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质，又有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旧质，在文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不新不旧，既新且旧，夹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未能获得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开始注意和重视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意义。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凸显了晚清文学（近代文学的后一部分）对五四以后文学的关系。尽管在对这种关系内涵的理解和评价上存有不同看法（注：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J]，《文学评论》杂志2002年第3期。），但其命题的广义性，是值得重视的。近代文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不可替代。不仅影响到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而且对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研究也极为不利。
世纪末一段，因历史积淀不足，也因缺少严格而深刻的学术标准以及学术界的足够注意，即时评论多，历史研究（特别是原创性强的）成果少，不如人意。即便是洪子诚、陈思和主编的两部近著，也有一些缺憾。比较起来，“下篇”的精彩程度显然不如“上篇”（李杨语）。在当代文学范围内，“许多问题事实上并未得到认真研究”（洪子诚语）（注：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J]，《文学评论》杂志2002年第3期。）。而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来看，更多的问题有待发现和解决。
2.少整体，少融合。文学史，是文学总体发展的连续过程。这种连续性，一方面体现在视野的广阔，另一方面体现为各个部分的连结。所谓整体地看历史，既要全（面），还要联（系）。黄子平等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初衷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然而，这一整体性的文学史框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还缺少各个部分的整体融合。这一问题表现为，有些新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包含当代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缺少对原有的两个学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有机整合，在时间上有连续，在内容上无（或者很少）关联。例如，洪子诚的近著（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比较多地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叙述当代（特别是50-60年代）文学思潮，向前延伸到40年代解放区。但限于体例，对更早的时期未予涉及。陈思和主编的近著（注：陈总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过分强调体例上的整齐（一章四节，一节概述，其余三节各论一位作家或者一类现象），于文学史的潮流顾及较少，也较少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倒是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给出了历史延续的线索，叠出新见而视野开阔，富有建设性和启示性。比如，关于田园文学的线索（从周作人、废名，经过沈从文，到汪曾祺，再到何立伟），关于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资源，等等。
（二）解决问题的方向
1.丰富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由于历史的原因，学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往往局限于原有的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之内，对近代文学较少涉猎。这势必会影响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察、认识、思考与评价。即便是对同一作家（如郭沫若、巴金、老舍等）的研究，原有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当代与现代之内。这并不是说当代的老舍或其他作家不可以单独认识和研究，而是以往的研究确实忽略了作家的整体与文学的历史视野。新的学科建设，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对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2.重视文学史观的创新。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研究、著述的灵魂。文学史作为对一段历史过程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核心的、本质的问题是对文学史实的理解和评价。因而，用什么样的观点及基本方法去研究文学史，从而得出既合事实又有深刻的逼近史实、穿透历史迷雾的新见，这是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较多地注意到这一问题。一门被称为“文学史学”的学科应运而生。这便是对文学史研究中，文学史观作用及其理论进行整理和概括的尝试。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突出的重视。在原有的当代文学范畴内，洪子诚、陈思和两位的成果，便突现了其创造性的文学史观。洪著对文学规范及文学一体化的体制形成方面，对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成做出了创造性的较为合理的解释，较好地说明了50-60年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陈先生提出的“战争文化”“潜在文本”，则对50-70年代文学现象做出了创造性的评判。他们所代表的文学史家的学术创造，那些新颖的成果，会启发人们进行新的探索与概括。
3.弘扬哲学精神。在文学史研究中，理性思维极为重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它需要有较大程度的理论概括和抽象，需要对大量文学作品、现象、思潮、流派等进行历史的梳理，对其发展轨迹和线索进行理性辨析和思考，还需要对这种发展轨迹的内在逻辑和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提炼、概括和总结，而不仅仅是按历史时序对许多重要作品的审美解读或感性描述，而应上升到一定的普遍性、理性的高度”。（注：朱立元《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预设》[J]，广州：《学术研究》杂志2003年第3期。）可以说，文学史研究更加需要哲学精神。
以《辽金诗史》与《辽金元诗歌史论》（注：《辽金诗史》[M]，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辽金元诗歌史论》[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文学史著作驰名学术界的张晶先生，曾这样谈他的治学体会：“哲学修养对我们这些人文科学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并非是具体的某些范畴、某些观点对于研究工作的直接作用，而更深一层的是在于对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加强，给我们一副洞烛事物的法眼。同时，也使我们有着更成熟也更强劲的思想原创力。”（注：张晶《审美之思》[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这里提到的“理性思维能力”、“思想原创力”、“洞烛事物的法眼”，这便是哲学精神的理性、方法论。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哲学精神，并且将其贯彻到底，才能达到学术研究的高境界。
4.确立经典。回顾文学史，“经典”经历了由典籍至“经典”，再回到典籍的过程。今天说“经典”，其内涵在于“典”——即具有典范性、典型性，能够代表和说明文学史上重要现象的作品，而不在于“经”——束缚文学思想，规范艺术创造的精神枷锁。
经典的选择和确立，还是一个文学著作入史标准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必然有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学术个性，但也不应忽略学术创造成果的社会承认。经典的选择和确立，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甚至几十、几百人的事情，而要经过时间的筛选与几代人的确认。文学史家的个人趣味，应服从于文学史的客观流程。某些文学史著作视野的狭小，反映出文学史家观念偏颇。
“经典”不是神典，不可能十全十美，完全合于当今研究者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规范。更重要的是，经典的历史性，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5.理解撰史的艰辛。历史研究是一种学术成本高，费时费力，难以获得物质回报的艰辛工作。黄修己先生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北大读书，师从王瑶先生。60年代登讲台，开始有了学术探索的磨练。70年代文革后期，在少有读者的图书馆里枯坐苦读，才有了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才有了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版。）。随着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调整，黄先生又主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先生的学术成果，既有赖于时代的精神赐予，又有其个人的长期积累。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过程，才有了其惊人的社会影响，“发展史”初版达18万册，第二版的第二次印刷，已累积到了32万7千余册（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重版自序》[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黄先生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扩展而来的，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艰辛探索的范例。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局部的专题的文学史研究，（注：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杨守森主编《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同时为全面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概括的基础。也随之出现了如何进行整体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一方面，提倡撰史的学术独创性，以独创性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缺少原创性的研究，也并非不可以撰史。这就要走吸纳学术界研究精华的道路。所谓吸纳百川，才能成海。一位文学史家不可能处处有独创性，当他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而创造性地（符合学术规范，不掠人之美）整合成一部新著，也是一种应该肯定和赞赏的学术成果。研究型和普及型的文学史著作，社会都需要。在百家争鸣中兼收并蓄，在竞争中合作，应该是理想的研究氛围。我们寄予希望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