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稳定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7月，在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中俄关系的又一大实质性进展。这一条约的签署不仅意味着中俄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为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增加了一块基石。
中俄关系在过去的10年里得到了快速成长，从中近期看，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已有可靠保障。现在，中俄两国需要做的是为两国关系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准备基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可说是构成这一基础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
对于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许多人感到没有把握。“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客观上相互需要，但明天这种需要还会存在吗？”（注：费·拉林：《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协作问题》，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俄罗斯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拉林教授提出的这个疑问，可以说反映了许多人的想法。
对中俄关系中长期前景疑虑的产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中俄关系在未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的走向不能确定。从中长期角度看，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人口地理、历史文化等特点，中俄之间国家力量的消长变化有可能使两国对其相互关系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可能会使中俄关系更为稳定，但也可能会使两国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预测或担心中俄关系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不利的变化，首先是因为中俄关系有着特殊的复杂背景。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它们抵头而卧，时时刻刻感受到对方的巨大存在。俄罗斯国土面积170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它的人口近1.5亿，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国家发展潜力。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近13亿，占世界五分之一，它的面积为世界第三，综合国家实力也位于世界前列。两国共同边界线漫长，即使在苏联解体边界线大大缩短之后，两国边界仍长达4300多公里，是世界最长的边界之一。
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情况。这样两个巨人比邻而居，不能不产生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
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两个庞大的国家互为邻居，相互首要关心的是安全问题。而且，它们彼此对对方的安全意义不是一般的、局部的，而是战略性的，关乎国家安危的。可以说，安全始终不变地是中俄关系最基础性的利益和最核心的关切。
中俄关系中的这一地缘政治特点存在于中俄关系的始终，不管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友好还是紧张的时期。当两国关系友好时，彼此得到最大的安全利益，当两国关系紧张时，彼此在安全上就成为对对方严重的战略性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是难以抵消和消除的。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一地缘政治特点，因此，两国力量的消长变化（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对于两国来说都特别敏感，它极易导致两国对外战略的变化或调整，特别是对处于弱势的一方来说。
中国和俄罗斯彼此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关系的历史也漫长曲折。两国关系的历史也漫长曲折。两国既有友好合作相互帮助的过去，也有不愉快和痛苦的记忆。遗憾的是，在两国现代人的记忆中，似乎是不愉快和痛苦记忆的沉积更多更重。中俄两国历史上曾有边界和领土纠纷，为此两国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现在，中俄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基本解决，但这些问题留下的阴影仍然在双方存在，特别是在双方相邻地区。俄罗斯和西方的许多人都预测，未来中俄关系可能的变化将由边界和领土问题引发。拉林写到：“比较现实的专家认为，这两个拥有不同的潜力和长远计划的国家迟早将会围绕着它们漫长边界不可避免要出现的问题发生冲突。”（注：费·拉林：《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协作问题》，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谢尔曼·卡内特教授显然是这些“比较现实的专家”中的一个，他做出过同样的预测：“由于潜力和前景的差异，中国和俄罗斯迟早将会在它的老中苏边界上发生大量新问题。”（注：谢尔曼·卡内特.《有限度的伙伴关系——变化的亚洲中的中俄关系》，莫斯科，1999，第44页。）可见，尽管中俄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它在“心理上”并没有消失，这些不仅对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来说是一个现实的心理障碍，而且是易使两国关系发生动摇的心理因素。
中国和俄罗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两国文明都是世界上自成一体的伟大文明。两国文明有许多共同特点，也有明显的差距。在两国文明几百年的交往史中，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一方面，两国文明之间有易于相互沟通、理解、产生共鸣和相互同情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十分难于相互沟通和达到彼此理解的特征。研究中国多年的俄罗斯远东研究所资深汉学家加列诺维奇感叹：“俄国人和中国人在许多地方是相似的。很可能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难以相互适应的原因之一。”（注：尤·加列诺维奇：《尼古拉与慈禧，列宁与孙中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页。）但又同是这位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极深了解的教授这样总结两个民族的特点：“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性格温和，带有防卫性。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具有侵略性，对地球上的邻国是一个威胁。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侵略后进攻状态是相对短期的，是已经过去的阶段，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自然的，故意夸大的。”（注：尤·加列诺维奇：《尼古拉与慈禧，列宁与孙中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可悲的是，加列诺维奇教授的这段话，可能也正是许多中国专家对两个民族的总结，只是把角色掉换过来。两个民族和两个文明之间的难以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以至如此。两国文明对话的困难，不仅易于造成两个国家的相互误解，而且容易产生隔膜和不信任。这同样是易使两国关系发生动摇的心理因素。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相邻地区，人口地理条件反差巨大，这形成了中国和俄罗斯在边界地区人口地理上的不平衡。一般估计，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约有500-700万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约有1.2亿人，人口密集，资源紧张。这也成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内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含义是说中国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对俄罗斯远东进行“悄悄的扩张”，另一种含义是担心一旦中国出现人口爆炸，大量难民可能无可控制地涌向远东和西伯利亚。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人口资源的不平衡在历史上一直如此，而且以后也仍将如此。俄罗斯现在对这种不平衡的感觉变得特别敏感，是由于俄罗斯近10年来国力的下降和中俄综合国力对比对俄罗斯不利趋势的发展。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危机，俄远东地区受害尤深。远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破坏状态比其欧洲部分更甚，远东与俄罗斯欧洲内地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人口由于向俄罗斯欧洲地区回流和出生率下降而减少，远东地区的地位空前虚弱。实际上，在中俄关系中，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悄悄的扩张”是被“炒”得最热的问题，也是俄罗斯从官方政界到学术界最为担心和害怕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的尖锐化与中俄力量对比变化直接有关，而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继续发展，会使这一问题不仅继续存在，甚至可能更为突出。
二
由于以上中俄关系的这些特殊的复杂背景，因此，从中长期看，两国力量的变化消长很容易导致对中俄关系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
中俄力量的消长变化有三种可能：一是双方的综合国力相对平衡增长，即中国继续向前发展，俄罗斯经济复兴；二是俄罗斯重新崛起，中国的发展受阻；三是中国保持快速发展，俄罗斯经济恢复的过程缓慢，两国差距继续拉大。
从理论上说，以上三种情况在未来都有出现的可能。中国学者一般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并且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未来的中俄关系，更确切说，中国学者是偏重俄罗斯重新崛起后的中俄关系会如何变化。中国所担心的是，俄罗斯在恢复元气并重新有了实力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它会不会重新走上原苏联的道路，这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
对于第二种可能，目前持这种判断人似乎较少。
俄罗斯学者大多认同第三种可能，并且主要是从这一判断出发看待中俄关系的未来，或者说，俄罗斯学者的侧重点是中国变得更强大后中俄关系可能的变化。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同期俄罗斯为2400多亿美元，虽然人均GDP俄罗斯高于中国，但经济总量俄罗斯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18%，西欧将占16%，中国将占16.5%，日本将占5.5%。该研究所的预测，即使在年增长率保持在5%至6%的情况下，俄罗斯届时在世界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最多也不会超过3%。如果独联体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使俄罗斯的邻国也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则独联体最多也只能占到世界国内总产值的4.5%至4.8%。（注：引自阿·阿尔巴托夫：《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国家安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10期。）
未来两国军事力量的变化是另一个被关注的问题。从战略力量来说，俄罗斯目前占有明显优势。在START-1完成之后，现在俄罗斯的核弹头仍有6000枚之多，而根据西方学者的估计，中国战略导弹只有数十枚。（注：见R-Manning,R·Montaperto,B·Roberts，《中国，核武器和军控》，美国外交委员会，纽约，2000年，第23页。）即使俄罗斯在2007年完成START-2甚至达成START-3的情况下，俄罗斯核弹头的低限也是1000-1500枚。在这期间，在中国战略力量保持发展的情况下，俄罗斯仍将拥有优势。从常规力量来说，中国的规模虽然大，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装备远比俄罗斯落后。总体而言，未来许多年里，俄罗斯在军事力量方面仍将保持优势，只是中俄之间的差距有可能缩小。
不过，各国专家都有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估计得更严重的习惯。俄罗斯专家对中俄未来军事力量对比的估计十分不同。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特列宁教授估计，今后10年里，由于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将大幅减少，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核力量领域将接近平衡，“在10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已经不得不改掉了把中国作为欧亚弱国对待的习惯。不仅如此，展望今后，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超过俄罗斯、甚至可能支配俄罗斯的国家”（注：引自德·特列宁给作者的《中国吸引注意》一文。）俄罗斯著名战略专家、俄罗斯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戈夫也认为：“中国在10-15年在战略武器方面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我们。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因素，事态的这种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注：谢尔盖·罗戈夫：《战略投降——“克瓦什宁计划”和俄罗斯核政策》，《独立报》2000年7月26日。）这种可能使俄罗斯不安，并使一些人内心里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抱有怀疑。俄罗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纳乌姆金表示：“现在流行谈各种各样的战略联盟和战略利益。中国为了纯宣传的目的也说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不需要战略伙伴，中国把自己看作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到2030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将超过美国一半，它为什么需要同俄罗斯的联盟？当然，从战术出发，中国可以这样说。”（注：见《国际生活》2000年第2期第9页上的维·纳乌姆金的文章。）
假使如预测所言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对中俄关系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俄罗斯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会加深。俄罗斯尤其担心的是中国在实力增强后可能回过头来重新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尽管就纯实力而言，届时中国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强大的力量，但由于中俄之间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其他特殊背景，俄罗斯会对中国力量的存在感受更为直接和尖锐，并可能将视中国为最主要的国家战略安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作为平衡，其中首先的选择就是美国。这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中俄美大三角重新出现，只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换角色。当然，这只是一种纯静态的假设，未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
三
根据以上纯静态的假设分析，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科萨切夫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大国，如果这两个国家现在不能建立起稳固的基础，一旦中国和俄罗斯强大起来，两国很可能将发生碰撞。（注：引自康·科萨切夫2000年9月15日在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同作者的谈话。）因此，为了防止中俄关系在未来发生逆转和保持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两国需从现在就以中长期目标为着眼点建立起可靠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物质”的基础，即国家间的信任框架，包括两国间形成稳定的共同利益，还包括两国应树立起处理相互关系的新观念。
中俄之间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已在形成之中。从90年代初以来中俄两国已达成的重要法律文件有：1991年的《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4年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6年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这些法律文件主要是解决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互信措施，保障边境地区安全，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可以看作是对两国已达成的法律文件的总结。
中俄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需在更广泛的军事领域达成更加广泛的信任，即不仅仅限于在边境地区，而是扩大到相关的局部地区甚至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有权利发展本国国防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也有权利拥有与俄罗斯平等的军事力量。同时，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是为了反对俄罗斯，也不追求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中国和俄罗斯各有自己的国防需要和国防发展的特点，不可能也没必要达到绝对平衡。但中国和俄罗斯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在一定范围的局部地区建立军事信任制度。这种军事信任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消除相互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的顾虑，而且，它可以提供一种对对方透明的战略，对于两国关系可起到长久的稳定作用。
中俄还需在地区问题上形成建立在利益融合基础上的合作制度。中俄不仅有共同边界，而且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还有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这就是中亚。中亚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资源丰富，是未来世界的能源基地。中国和俄罗斯与这块地区都有特殊关系。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国家是原苏联范围，是俄罗斯的“近外”，俄罗斯在这里有着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中亚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中国在这里有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需要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分析家、特别是西方分析家断定中亚地区将来会是引起中俄纷争的“苹果”。因此，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利益相遇的地区，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十分必要。这一机制应能平衡和保障双方的利益，使这一地区成为两国利益融合和密切合作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向着这个方向走出的实质性的一步，这一机制可以成为协调中俄在中亚的利益与合作的重要制度。
中国和俄罗斯还应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共同经济利益基础，这是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并使两国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俄有形成这样一种共同利益基础的条件和可能，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大规模合作可以成为构成这个基础的基石。
中俄关系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以保障它的长期稳定，而且需要“软”基础，这就是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观念。中俄关系不但应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而且应摆脱中俄关系传统发展思路的窠臼。本文前面的许多分析实际是依据传统的思维，而要解决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问题却需要新思维。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大国，作为两个将世世代代相邻而居的邻国，应该把睦邻友好作为不变的目标。中俄应该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和今后都将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两国建立相互关系的着眼点首先应是双边关系，是对方这个国家，而不应是第三国，不能相互总是把对方作为一张牌来打。
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互安全应是共同安全，这个安全只能通过合作来取得。单方面的安全不可能是真正安全，靠传统的遏制或多角关系也不能得到真正安全。不幸的是，今天持这种思维的还大有人在。比如，今年6月9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反映了这种陈旧思维。这篇文章说：“中国今天是友好国家，但是将来，它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可能大变，就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西方研究地缘政治和中国问题的分析家几乎都认为，中国将来对俄罗斯实行广泛的领土扩张是完全可能的。这当然是同俄罗斯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相悖的，这就为这几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发展战略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美国希望有一个发达而民主的俄罗斯，来作为欧亚空间的稳定因素，成为防止中国潜在扩张方面的自然盟友。今天，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对俄罗斯来说是解决它在远东的长期战略性的外交和内部问题的良好时机，错过这个时机，将是一个巨大错误。”（注：维·齐吉奇科：《同美国并肩前进还是分道扬镳》，《独立报》2001年6月9日。）不必说这位作者对中国政策的判断没有根据，而且他开出的药方与其说是解决俄罗斯的安全问题，毋宁说是给俄罗斯的安全制造问题。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它合乎逻辑，它建议的其实也正是本文前面已预测到的一种可能，即重现冷战时期中俄美大三角，只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位置换过来。不过，用这种方式已不能解决中俄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冷战时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也并没有解决中俄之间的安全问题，中国和俄罗斯安全问题的真正解决最终是通过中俄关系的改善和两国友好与合作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也已经不同于冷战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