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黄遵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人论文,世纪论文,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历史上，黄遵宪当然不是以单纯的诗人和学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位发展全面而学贯中西的人物出现。大凡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一批这样多才多艺的奇人。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国的天空就布满了这样一些闪着异光的星辰，黄遵宪就是其中的一颗。
黄遵宪是一位有思想、有胆识的社会改革家，但在中国这个封建落后而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中，他无法施展他的才干。他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而国势积弱的中国，也没有留给他驰骋的机会。也许得以保留的，最后也就是他的诗名。这是唯一可以慰藉他的寂寥与空漠的实在，也就是他的生命实际的最后证实。
当然，作为诗人，黄遵宪仍然是惊才绝艳，仍然是开一代诗风的卓越诗家。他一生奔波，建树亦广，但不曾须臾离开的唯有诗，诗是他至尊至爱的能够给他的仕途失意以慰藉的唯一朋友。诗也是他继续关怀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最后的方式。
一、天才的缺憾
黄遵宪死于光绪三十一年，时年58岁。许多悼念他的诗文都说到他的才干不为世用的遗憾，其中观云的一首挽诗说：
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诗名。往往作奇语，跨海斩长鲸。
寂寥风骚国，陡令时人惊！公志岂在此，未足尽神明。
屈原思张楚，不幸以骚鸣。使公宰一国，小鲜真可烹。
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而公独萧散，心与泉石清。
惟于歌啸间，志未忘苍生。
这诗深知黄遵宪，他志不在诗，而终以诗名。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一个时代若是剥夺了它的精英的所有的可能性，而独独留下了“无用”的诗，这是诗家的福音，却是社会的悲哀。
而我们此刻也只能略去这位诗人也许更值得谈论却又谈不出什么的话题，专挑作为骚人墨客的痛苦“微不足道”之点来谈——这个畸形的世纪之交的时代，留下的是无数的悲痛和惨烈，留下的是无数的绝望和屈辱，而消失了的恰恰是那些奇兀的思考、激烈的呼吁和卓绝的苦斗。至于黄遵宪，我们也只能专挑他在非凡一生中留下的一些诗篇文字，议论这位诗人的点点滴滴。
这一点不是我们的猜测。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楷也说到：
以非诗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后世，仅称为诗界革命之一人，是岂独先兄之大戚而已哉！……读兄病笃之书，谓“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呜呼，先兄之不忍为诗人，又不得不有求于自立之道，其怆怀身世为何如耶？令海内鼎沸，干戈云扰，距先足之下世者仅六岁耳，先兄之不见容于当时，终自立于无用之地位，先兄之不幸，抑后于先兄者之不幸耶？（注：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该文作于1911年。）
这里说到许多“无用”、“不幸”之类的话，其见解正与我们所论相近。
这种关于“他是诗人”的评说，是百年之后我们的事。是我们发现在别的方面无话可说，或者是，我们感到历史的沉重和无情，感到了一切是欲说还休，才想起了诗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许多深谙社会和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它往往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的精神存在。它可以作为文明的灯盏在那里无限延伸地点燃着，代表那个时代不灭的光焰，它有时更是一个良知在那里思考和发言。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诗尽管“微不足道”，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诗是一种最后的支撑，当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诗存在着，所以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但是，谁都明白，如同诗不会亡国一样，诗也未能救国。当强邻压境的时候，在渤海和黄海迎战敌舰的还是北洋舰队。对于卫护和图强濒临灭绝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力量，不是诗，不是靠情感抒发，而是实际的决策和行动，而是实力和士气、军舰和远射程火炮！可是，1898年的中国却拒绝了一切，惟独承认“百无一用”的诗！
尽管有时人们会说，给我一个雪莱，给我一个莎士比亚，我将如何如何，但这时的中国，当丁汝昌的身影随同那些威武的北洋舰队一起在黄海的滔天巨浪中沉没之后，人们的期盼依然是坚强的铁甲和沉雄的大炮的轰鸣。然而中国没有！一个社会忽视和拒绝诗人，特别是畏惧诗人的声音并试图取消这种声音，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剩下了诗人，忽视和弃取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更具有实效的一切，那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种忽视和弃取，若是涉及对这个社会的存在来说至关重要的智慧的大脑和行动的中坚，并试图取消和消除他可能对社会的发展施加的影响力，那几乎就是一种灾难！
人们在黄遵宪寂寞死去时发出的“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和“屈原思张楚，不幸以诗鸣”的慨叹，乃是对一位经世的人才受到埋没，而独独实现了一位才华诗人的慨叹。那时代就这样轻易地埋葬了一个“霸才”，而不无凄怆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诗才”。
二、古典诗的革新
黄遵宪写的也是传统的古典诗，他的独特价值，也许就像《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直接告知的那样，在于他“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有“新理想”本就非易，而又能熔铸入诗则更不易；但若把“新”的“理想”纳入“旧”的“框架”，便是相当难的。这种努力并取得成果是黄遵宪的贡献，却也是作为过渡诗人的黄遵宪的局限。如果放眼看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次“诗界革命”，其历史性的缺憾就在于未能决绝地抛弃“旧风格”，他们全力以赴的工作是把那些“新理想”的酒往旧模式的瓶子里装。
《今别离》四章是黄遵宪“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梁启超语），“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名物”（夏敬观语），是诗体试验的典范作品。四章《今别离》运用乐府杂曲歌辞崔国辅旧题，风格古朴，写法悉依古法，而内容上却是写上一个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的新事物，先后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地球东西两半球昼夜等。其中被引用最广的是第一章：
别肠转如轮，一刻即万周。眼前双轮驰，益增中心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古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他的试验是有成效的，那些被认为缺少传统韵味的现代文明的事物，被诗人妥妥贴贴地嵌进了饶有古趣的旧框架中。他的工作也仅仅在于证实，旧诗是有可能表现现代事物的。他并不试图说明，旧诗应当被取消或被替代。这也就说明了，一批“诗体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行动所包蕴的“革命”性相当微弱。
但黄遵宪的《今别离》不经意间却向我们传达出一个崭新的信息，即一个生活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文明时所具有的新奇感，以及他处理这些感受时所面临的表达方式的匮乏。作为这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黄遵宪具有极大的应变能力，由于他对中国传统诗艺的谙熟，他得心应手地利用所熟悉的技巧，对目前的新异予以恰当的处理。这就是我们此刻读到的既陈旧、又新鲜的《今别离》。中国初次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者，当他站在19世纪的最后的太阳下，面对着喷吐着白色烟雾的轮船和火车这些庞然大物，首先受到震憾的便是它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巨力。传统诗写离别常用“别肠”一语，但黄遵宪这首诗开头便写“别肠转如轮”，把传统的意境与火车的车轮转动加以联系便颇新异。在过去，诗人笔下的车轮是“一日一万周”，而现在却是“一刻即万周”，则是对于现代速度传神的描绘，这在传统诗文中是没有的。
这样的诗一下子把传统的时空观念打破了。人的视野拓宽了，思维也变得焕然一新。黄遵宪的诗歌变革主张，是尽量采用古法以表达新观念。这种观念新是新了，却依然站在保护旧法的立场，所以并不彻底。但它实践的结果却造出别样的境界：中国传统诗的境界是静，时间是绵远不变的，白天和夜晚也是固定的。这样的意境在现代科学的侵袭下解体了，这章《今别离》中的人生离别之苦，无形中增加了新的悲愁——即使是梦魂中的想念，也变得难以实现了，因为不仅人各一方，而且是“昼夜相背驰”，如何能够相聚呢？这就是现代诗意。现代诗意终于堂堂皇皇地打进古诗中来了，这还不让人为之兴奋吗？所以，尽管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和“今人不必与古人同”的诗观并不彻底，距离民元之后的新诗也还有很长的一段间隔，但他以“新理想”、“新观念”的这种对于古典的“侵入”，却是亘古未有的第一次冲击，他是功不可没的。
论及黄遵宪对诗歌变革的贡献，自然不能忽视作为旧诗人，他以宽广的阅历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所带给古典诗歌内涵的增广和艺术的助益。黄遵宪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了解西方世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见闻的深广，经验的丰富，在当时少有及者。东方的日本和新加坡，西方的英、美诸国他都到过，出使各国期间，航行海上多有停靠，还顺道访问过许多国家。就旧诗而言，他无疑为之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过的风情人物和诸多常识，这种对于旧诗意境的拓展乃至更新是无形的强烈冲击。不仅是一种冲击，而且是巨大的震撼，是一场没有宣称的变革。
“公度负经世才，少游东西各国，所遇奇景异态，一写之以诗，其笔力识见，亦足以达其旨趣。子美集开诗世界，为古今诗家所未有也”（注：徐世昌：《晚清·诗治》， 见《人境庐诗草笺注·诗话》， 第420页。），这是徐世昌对他的诗能充以“奇景异态”的肯定。 这样的评论很多，就黄遵宪的创作看，这一点的确非常突出。他的工作使中国旧诗的内涵得到极大的增广，以往认为某事某物不宜入诗的，如今在他笔下均有了相对妥贴的处置，这是他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开阔了旧诗的新领地，或者说他发现了传统诗歌天空的新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是中国诗的哥伦布也未过分。
黄遵宪的确开阔了中国传统诗的视野。他写巴黎埃菲尔铁塔，写苏伊士运河，写伦敦的雾，写西贡和香港，写大阪和日本的樱花。而《锡兰岛卧佛》一诗，皇皇二千余行，是一首规模浩大涉及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巨制。在诗中他说的是历史，而不忘的是现实。如其中“既付金缕衣，何不一启颜？岂真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过三千年”，说的是佛，却让人想到中国的昏睡的老态，以及诗人自有的那份焦虑。此诗最后的结语依然落在对于现世的感叹上：“海无烈风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茫。”此诗写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此年正月11日，黄遵宪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薛福成大臣出访，27日抵锡兰，28日作此诗。此时中国积弱已深，正思奋发，诗人回顾绵长古国历史，心不能已，故有此种感慨。
中国旧诗的历史是太长了，它所形成的规范，使几代诗人蒙受罗网，而无能冲破。这造成中国诗歌的凝固和停滞。当世界即将告别19世纪而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升腾起工业革命的光芒，它的火焰使睡眼惺忪的中国为之目眩。但是中国诗歌却不能包容和接受这种赐予。黄遵宪是率先把这些光芒投射在中国诗歌黑暗天空的第一人，他把当日世界那些最新的观念和信息，以及他所亲历而又为国人所陌生的异域风光展现在中国那些封闭的耳目之前，他使中国诗歌甚至使中国社会着实地经受了一次强刺激。对此，撰写《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一文的作者有过一番非常中肯的评说：“以异邦的景物来扩大中国诗歌的领土，这功绩是不小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称黄遵宪“是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这固然一方面由于他的游踪广阔，见闻繁赜，同时他敏于感受的精神，也容易吸收到时代的思潮，非庸俗之诗人所可迫及。”（注：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载《新中华》，1934年第二卷，第七期。见《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
三、重评诗界革命
黄遵宪能以大家屹立于中国诗人中，固然是由于他诗歌创作的实绩。在晚清，龚自珍以后的诗人，成就大者数黄遵宪，但他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又与他的倡导诗界革命有关。1868年，当时21岁的黄遵宪写了一首《杂感》诗，这是一首篇幅不短的议论诗，它集中体现这位青年对于古今文变的深邃思考。也就是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惊世骇俗的一些名句：“俗儒好尊古，日月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些诗句，表现出这位年轻人批判的思维以及超越独立、不拘一格的学术精神。“我手写我口”这一明白畅晓的表述，后来成为新文学革命思想的一个触媒。它是一点火星，飘落在人们对旧文学感到失望的干柴堆上，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
许多文学论著谈到黄遵宪，总以他为近代转向现代的诗界革命的旗帜，这是对的。但若论及他对旧诗转变新诗的贡献时，对他的“我手写我口”主张的评价往往偏高。“我手写我口”的价值，也许是作为对传统诗歌写法具有挑战口号的意义，更大于黄遵宪在这方面的实践意义。这是笔者的一种大胆的看法，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他的全部创作进行考察之后作出的。在黄遵宪诗中，真正达到这种嘴上怎么说、手上就怎么写的境界的作品并不多。
把这些主张切实运用于创作，可能在另一些诗里表现得更多也更鲜明一些，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山歌》九章。其中如：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心中只说郎。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夫容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
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手写本诗后有题记称：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只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返，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这段记述，说明上述诗章，很大成分在于“辑录”，而少创作性质。也说明在诗人的心目中这些诗是来自乡野，与他的其他创作有异。重要的是，像《山歌》这样的作品，在他的诗作中只是“特例”，而并非“常态”。况且，这种以文字记述民间歌谣，或仿作民间歌谣的作品，乃是古代文人经常的操作，而非黄遵宪所专擅。自唐以来，文人诗集中《竹枝词》一类诗篇屡见不鲜，若是以此为“诗界革命”的先兆，则断难苟同。黄作中，也有一些受到史家如胡适等赞评的，如《都踊歌》等也同上述，都难说是“我手写我口”的有力证明。
所以说，黄遵宪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想到了诗应当是按照自己意愿来写，不能按照古人的意愿来写。“我手写我口”的价值在于它向着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写作规范，发出了质疑，并以最浅显和最明确的新概念向数千年的因袭挑战。这种新诗歌的概念有一批有力的实行者，如谭嗣同、夏曾佑、林纾、章太炎、严复、马其昶、陈立三等，但他们的实践，其最显著者亦只在于引新名词入诗，而表现的形态依然是古典的，谈不上“革命”。相反，由于“新名词”与旧文体和“死语言”的极端矛盾，却造成了另一种弊端。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有：“我梦天门爱天语，玄黄迎海见三蛙”诸句。他后来作自我批评说：“注自二百余字乃能解，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真有似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一段话，其实是说到了“诗界革命”的弊端：
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其《金陵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caste），法会盛于巴力门（parliament）。 ”穗卿赠余诗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当时吾辈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于我同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他还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耶（《饮冰室诗话》）。
从这些诗例中可以看到，除了只是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以及由于外来文字生硬嵌入造成新的矛盾之外，这种“诗界革命”的意义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后来的人们评论这场“革命”，认为“他们改革有心，创造无力。他们所作的新诗，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虽无庸滥腐臭之弊，却不免涩蹇圪之病，较之‘江西魔派’的诗尤其难懂。夏、谭等对于‘诗界革命’的事业，实在是志有未逮”（注：吴文琪：《近百年的中国文艺思潮》，载《学林》1940年11月～1941年1月，第1～3期。）。 冷静评述自“我手写我口”开始的“诗界革命”，也许重要的意义不在是否给旧诗带来了多少改变，而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一种旧诗必须改变，至少必须打破固有局面，容纳进新内容这样的信息。
事实上，对于旧诗的更新的努力，在黄遵宪之前，便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实践。胡适在谈黄遵宪的同时，提到了金和。金和生于1818年，死于1885年。他比黄遵宪早，没有赶上戊戌政变那场灾难，倒赶上了太平天国的战争。胡适格外称赞金和记述南京被陷的日记体长诗《痛定篇》。此诗的好处是说理叙事清楚通顺，接近口语，而这些却是更晚的那些新体诗的试验者所缺乏的。如他的《军前新乐府》之一《半边眉》便是这样的作品。金和的《十六日至秣陵关遇赴东坝兵有感》也是记事之作：
初七日未年，我发钟下山。蜀兵千余人，向北驰怒马。
传闻东坝急，兵力守恐寡。来乞将军援，故以一队假。
我遂从此辞，仆仆走四野。三宿湖熟桥，两宿龙溪社。
四宿方山来，尘汗搔满把。僧舍偶乘凉，有声叱震瓦。
微睨似相识，长身面甚绪。稍前劝勿□，幸不老拳惹。
婉词问何之，乃赴东坝者。九日行至此，将五十里也。
用传统乐府诗的方式，记述途中所见，完全是纪实，却极生动明晓，讽刺之意溢自笔端。胡适说金和此类诗是“有心人的嘲讽，不是笑骂，乃是痛哭；不是轻薄，乃是恨极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之”（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胡先啸对胡适的称赞金和似有某些保留，他在评胡适的文中说：“当太平之乱时尚有一诗人，其诗之品格亦在金和之上，而郑孝胥以为似郑珍之《巢经巢诗》者，则长洲江湜韜叔是也”。江湜比金和更早，他的诗属于同光以后时代，“为论近代之诗所不可知也”（注：胡先啸：《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学衡》1923年第18期。）。江湜的《静修诗》、《感乙诗》“至诚惨怛，天性独厚，又纯以白描法写之”。《静修诗》记述诗人乱中逃难于野寺，遇僧人静修的挽救方得生还，感念终生：“又闻杭州破，饿死十万民。我于万民中，念此僧一人”，“古人感一饭，重义如千钧。况于兵火际，救死出险屯。何当远寻汝，相挈同晨昏。终身与供养，如汝奉世尊”，于浅白的语言中表达深沉的情感。
由上述的补充我们不难悟及当日的一些思考，诗的变革重在以清新浅近的口语化的努力，以传送现实人们的感遇和情怀，这种语言和内容的革新，“诗界革命”的实践远未达到。近代以来改变旧诗的实践，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以新名词入诗是不够的。真正的诗体革命寄希望于未来。而晚清这些诗人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怀疑固有的秩序，并试图打破它构筑了数千年的坚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