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确立：论陆游的当世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世论文,典范论文,陆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典范作家及文学经典的产生，离不开特定时代读者群体的接受。尽管不同作家作品的接受过程往往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每一位著名作家都有一部特定的接受史，其历史命运的沉浮，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追求。陆游为南宋伟大诗人，存诗近万首，其诗不仅思想内容宏富，时代特色鲜明，而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极高，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目前，有关陆游生平思想的主体研究及诗文作品的文本研究较为深入，但对其接受史的研究却很不足。①例如，陆游在世之际即已确立了典范地位，这不仅缘于其卓越的个人因素，也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当世第一读者群的接受密切相关②，但迄今为止，对这一涉及陆游接受史如何开创的重要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拟深入南宋中兴时期的历史语境与文坛风会，就陆游的当世接受予以考察，以期揭示陆游走向典范的历程，从一个特定角度拓展我们对南宋中兴时期文化精神与文学风貌的认识。 全面阐释：陆游当世的多元接受 在宋代，陆游堪称集士大夫、文人及学者等身份于一体的典型。作为其接受史上的第一批读者，当世接受群体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构成一种多元的批评性接受形态。 (一)陆游才学的当世接受 陆游甚有家学渊源。其祖父陆佃少受业于王安石，通经学，有《埤雅》、《春秋后传》等著，父陆宰著有《春秋后传补遗》。陆氏家族极富藏书，而“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诏求天下遗书，陆宰上书一万三千余卷。③陆游自述“儿童之岁，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古学”④。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赴临安试，荐送第一，次年复试礼部亦名列前茅，以忤秦桧被黜落，然已足见其才学。他中年宦蜀，出蜀时“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⑤。即使在近老之岁，他仍注重学习时人新著，如淳熙十年(1183)寄朱熹诗称“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庵新著书”⑥。晚年更以“老学”名庵⑦，可谓终身嗜学不辍。《宝庆会稽续志》称他“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它志铭记序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⑧。《宋史》赞其“才气超逸”，“学广而望隆”。⑨陆游著述甚丰，除《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等文集笔记广为流传，还撰有《南唐书》，在两宋数家同名著作中“尤简核有法”⑩，颇见史家之才。 陆游才学在当世即为人称许接受。这当首推南渡名宿曾几。绍兴十二年(1142)陆游从曾几游，二十五年(1155)前后读书会稽若耶溪边云门草堂，曾几有诗称“陆子家风有自来，胸中所患却多才。学如大令仓盛笔，文似若耶溪转雷”(11)，甚推其才学。孝宗登基后，注重奖掖人才，陆游才学得到更广泛的认可。绍兴三十二年(1162)史浩知制诰、黄祖舜同知枢密院事，二人以“善词章，谙典故”荐举陆游，孝宗召见，称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特赐进士出身。(12)是年周必大亦有《次韵务观迎驾》称“我辈犹簪笔，君才合面槐”(13)，赞其才华；后又有《寒岩升禅师塔铭》称“故人山阴陆务观，儒释并通”(14)，推其学养。隆兴、乾道间陆游通判镇江，与韩元吉、章甫交往，才学也为友人称颂，如乾道元年(1165)他自镇江移官豫章，韩元吉有《送陆务观序》称“以务观之才，与其文章议论，颉颃于论思侍从之选，必有知其先后者”(15)；章甫有《别陆务观》称“才气如公端有几”(16)。淳熙中，孝宗尝论人才，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尤袤“荐陆游自代”(17)。在陆游才学的接受上，朱熹是值得注意的人物，淳熙十二年(1185)尝称“务观别纸笔札精妙，意寄高远”(18)；庆元五年(1199)又称放翁晚年“笔力愈精健。顷尝忧其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此晚节，计今决可免矣”(19)。朱子晚年已是学术宗师，他对陆游才学的肯定颇具影响。 (二)陆游爱国之忱的当世接受 陆游生于宣和末，不久金人入侵，北宋覆亡。他自谓“儿时万死避胡兵”(20)，又称“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21)。国家民族的耻痛与亲身经历的灾难，使他很早就形成爱国忧时的情怀和恢复中原的志向。乾道六年(1170)陆游入蜀，八年(1172)赴南郑为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僚，中年投身边地及军旅的生活，促使其爱国思想与文学创作达到新的高度。(22)如史所论，南宋中期“金国平治，无衅可乘”(23)，陆游至死也未见到中原恢复，但其《剑南诗稿》中大量爱国忧时的作品，代表了南宋爱国志士及中兴时代的强音。 陆游的爱国之忱也得到当世认可。在这方面，曾几仍是较早的人物。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时曾几居会稽，陆游屡往谒见，共论国事，曾几有《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称“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24)，对其爱国情怀深表认同。隆兴元年(1163)张浚都督江淮，筹措北伐，时陆游在枢密院编修官任，力主恢复，不久除通判镇江，离开朝廷，但其爱国襟怀得到范成大、韩元吉等友人赞同。范成大《送陆务观编修监镇江郡归会稽待阙》称“高兴余飞动，孤忠有照临。浮云付舒卷，知子道根深”(25)；韩元吉《送陆务观得倅镇江还越》叹其“许国丹心惜未酬”(26)。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编刻《剑南诗稿》，门人郑师尹作序，称其“发乎情性，充乎天地，见乎事业，忠愤感激，忧思深远，一念不忘君”(27)。罗大经《鹤林玉露》亦称陆游“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28)。可见其爱国情怀不仅为师友门人称许，也深为中兴君主孝宗认同。 (三)陆游诗歌艺术的当世接受 陆游年十二能诗文，“尤长于诗”(29)，至临终前还在创作，可谓“生平精力尽于为诗”(30)。其诗始学曾几，法近江西，中年阅历渐广，尤其是乾道间入蜀游宦及赴南郑从戎后，思想观念达到新的境界，也深谙诗家三昧，诗歌慷慨深沉的爱国情感、雄奇奔放的艺术风格益加突出，诗风发生重要变化。方回称曾几诗“用‘江西’格，参老杜法，而未尝粗做大卖”，陆放翁出其门，而其诗“不主‘江西’，间或用一、二格，富也、豪也、对偶也、哀感也，皆茶山之所无”(31)，又称“放翁诗万首，佳句无数。少师曾茶山，或谓青出于蓝，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专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32)，指出陆游诗以宏富的内容、娴熟的格律、豪放俊逸的气象风格而突破江西，超越师承，终成诗学大宗的建树。 陆游的诗歌艺术在当世就被广泛接受，并逐渐被奉为典范。陆游早年诗作已为曾几称赏，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曾几有《还守台州次陆务观赠行韵》称“四海习凿齿，几年读书萤。新诗中律吕，虽美无人听。鸣声勿浪出，坐待轩皇伶”(33)，勉励他静待入仕机会，并赞其诗律之美。隆兴中周必大称“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34)。但陆游诗得到更多认可还是在中年宦蜀之后。如淳熙初他在四川制置司参议官任，蜀帅范成大称“陆参议诗中第一”(35)。淳熙九年(1182)周必大称其剑南诗“高处不减曹思王、李太白”，后续诗作“精明之至，反造疏淡，诗家事业，殆无余蕴”。(36)淳熙十四年陆游在严州刻成《剑南诗稿》，又迎来其诗接受高潮。是年冬张镃即有《觅放翁剑南诗集》称“见说诗并赋，严陵已尽刊。未能亲去觅，犹喜借来看。纸上春云涌，灯前夜雨阑”(37)，非常赞赏其诗稿。姜特立有《陆严州惠剑外集》称“不蹑江西篱下踪，远追李杜与翱翔。流传何止三千首，开阖无疑万丈光”(38)。淳熙十五年(1188)孝宗赞其“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39)。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论“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40)。罗大经指出朱子“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41)。在陆诗接受中，杨万里、尤袤亦为重要人物。绍熙二年(1191)杨万里有《千岩摘稿序》称许“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42)；庆元六年(1200)又称范、尤、萧、陆为“近代风骚四诗将”(43)；嘉泰三年(1203)再次称许“尤萧范陆四诗翁”(44)。尤袤亦尝与姜夔论诗称：“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杼。”(45)杨万里以尤萧范陆为“四诗将”、“四诗翁”，尤袤则以范杨萧陆四人齐名，开启了宋诗中兴四大家之说。其后方回进一步阐释，更为尤杨范陆四家。总之，无论是周必大、范成大、孝宗、朱熹等推陆游为诗中第一，还是杨万里、尤袤推其为四大家之一，在陆游诗典范化的过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深度影响：陆游当世接受的效应 当世读者群体的构成及其接受态度，是考察陆游典范确立过程的又一社会要素。南宋中兴时期的陆游接受群体，上有朝堂君主，中为诗坛文人，下及普通大众，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接受格局，体现出陆游深度影响当世的效应。 (一)诗坛学习效法 对于典范作家，接受者往往并不仅是进行批评性的理解，其接受还能够转换为文学的生产，表现为从批评型接受到创作型接受的延伸。陆游当世，即有一批作家受其影响，学习效法其创作，如周必大、张镃、戴复古、苏泂等。 较早取法陆游的是周必大。绍兴三十年(1160)陆游除敕令所删定官，时周必大在朝，二人“得居连墙，日接嘉话”，“赋诗属文，颇极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坏”。(46)周必大不仅推陆游为诗人之冠，还“尝问陆放翁以作诗之法”(47)。陆游诗作，或奇秀空灵，或清新雅淡，或雄健豪迈，或沉郁悲壮，风格多样。周必大虽也以“大哉横气机，寄此语清壮”(48)称赞陆诗的豪壮之风，但就实际创作来看，其诗“诗格澹雅”(49)，主要受到陆诗清新雅淡一面的影响。 张镃与陆游乾道中始交往。淳熙八年(1181)张镃通判临安，以诗千篇赠陆游，陆游称赏，自此往来益密，张镃也深受陆游影响。如淳熙十三年(1186)杨万里跋张镃《约斋诗乙稿》称“孤芳后山种，一瓣放翁香”(50)，指出其诗师法陆游的取向。杨简也有《张时可惠示甲乙稿》称“一篇一篇奇益奇，闲姿雅态云生岛。石泉竹月风萧萧，斗牛剑气秋空高。意度横出不可速，洒洒落落真诗豪”(51)。张镃与陆游文交密切之际，值陆游宦蜀之后，诗歌雄健豪迈的风格益为鲜明。考今张镃《南湖集》所存诸多豪宕放纵的诗篇，与陆游诗确有神似之处。(52) 戴复古“尝登陆游之门”(53)。其《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称“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澹，等闲言语变瑰琦。三春花柳天裁剪，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模写一无遗”(54)；又论诗称“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55)，可见其深谙陆游诗学之旨。其诗如《频酌淮河水》：“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56)《盱眙北望》：“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57)慷慨悲壮之气，与陆游一脉相承。 苏泂乃山阴人，幼即受教于陆游，其《送陆放翁赴落致仕修史之命》称“弟子事先生，丱角以至斯”(58)。清四库馆臣论其“从学于游，诗法流传，渊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镵刻淬炼，自出清新，在江湖诗派之中可谓卓然特出”(59)。其诗除清新淬炼之外，还有些作品如《金错刀行》：“丈夫意气岂儿女，事变亏成争一缕。拔天动地风雨来，环响刀鸣夜飞去。世间万事须乘时，古来失意多伤悲。呜呼！宝刀在手无能为，不知去后郁郁令人思。”(60)沉郁激壮之气亦有陆诗风神。 由上可见，陆游自绍兴年间登上诗坛，历高、孝、光、宁数朝，续有作家取法其创作，既有朝堂之士，也有江湖诗人，不同作家受其影响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如周必大得其雅淡，张镃得其豪放，戴复古得其慷慨悲壮，苏泂兼其清新淬炼和沉郁激壮，陆游对当世创作型接受群体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 (二)君主青睐激赏 陆游才学超逸，爱国忧时，诗学精深，尤得中兴之君孝宗赏识。孝宗登基之始，史浩、黄祖舜即以谙擅词章典故荐举陆游，孝宗赐其进士出身。陆游在高宗朝久摈科场，因此甚为感慨，叹其科名“不试而与，尤为异恩”(61)。乾道、淳熙间，陆游先后通判夔州，入南郑为王炎幕僚，到成都为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史称其“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处而韪之”(62)。陆游剑南爱国诗篇为孝宗赏识，淳熙五年(1178)特诏其东归，提举福建常平茶事，成为诗坛佳话。周必大即有送陆游诗称“汉皇亲召贾生还，京路争看北海贤”(63)。淳熙十三年陆游知严州，陛辞，孝宗谕之：“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64)陆游称“勉以属文，实临遣守臣之未有”(65)。又，淳熙中孝宗尝问周必大“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必大以陆游对，“由是人竞呼为小太白”。(66)可以看出孝宗、陆游君臣的遇合，在淳熙间达到高峰。若论“诗能达人”，孝宗朝陆游堪为一个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孝宗对陆游的接受并非单出自孝宗对人才的青睐激赏，还与陆游积极致君行道的作为密切相关。如乾道九年(1173)孝宗御制《苏轼文集赞》，颂扬苏轼立身为文的刚大之气，淳熙十五年陆游进《上殿札子》称“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今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67)，对孝宗推尊苏轼、崇尚气节予以赞同。君臣间这种对于时势及时文认知的契合，正是孝宗接受陆游的内在动因。而一代君主的接受，对陆游得到时人更广泛的认同自然有推波助澜的效应。 (三)大众争相传诵 陆游一生习业应举，游宦隐居，出入朝堂，涉历民间，足迹遍及越中、临安、镇江、蜀中、闽中、江西等多地，尝称“平生事业诗千首，残稿从教处处留”(68)，可见其诗在当时的广泛传播。因而还应将其置于更为深广的时空之中，考察他在当世普通大众中的接受状况。 乾道、淳熙间陆游宦蜀，是其诗风成熟的时期，也是他获得诗坛更大认可的阶段。他在大众中的接受，亦与之同步。如淳熙元年(1174)他在成都作《春愁曲》，淳熙十年赋《后春愁曲》，有序回忆说“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颇为人所传”，诗又称“六年成都擅豪华，黄金买断城中花。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纨扇传千家”。(69)宋人黄升记载，“范至能、陆务观以东南文墨之彦，至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70)。清人徐釚《词苑丛谈》也有同样的记载。(71)可见陆游诗深受蜀中大众喜爱，为人争相传诵。 临安是陆游政治与文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空间。淳熙十三年陆游知严州，陛辞之际赋《临安春雨初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72)，颇清新可喜，刘克庄称“传入禁中，思陵称赏，由是知名”(73)。陆游诗是否得到高宗称赏尚难考定，但为人所传当为不虚。戴表元亦记载，陆游在临安日，常与杨万里、姜夔等人会于城北张镃南湖园，“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74)戴氏非专记陆游，但陆游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据之可以想见其诗在都城大众间竞相传诵的盛况。 上文从不同层面考察了陆游的当世接受状况，最后笔者拟就其所表现出的历史时代特征、文化与文学意蕴略作检讨，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陆游当世接受的时代性。历史上有个性的人物成为一个典型形象，源于时代精神的需要。(75)两宋时期高度文治下重视才学文艺的社会风气、持续深重的外族入侵的压力激发出的各个阶层的爱国情感，自然是陆游接受的历史动因和宏观背景。但还需作更切近的观察。南宋前期高宗长期推行和议政策，秦桧亦党同伐异，摧残正论，此期陆游崭露头角即遭压抑，其接受基本是在曾几等少数师友范围之内。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恢复，消弭党争与学禁，同时“号召逐客”(76)，“搜访诗人”(77)，注重奖掖人才，鼓励文学创作，开创了中兴之治。(78)陆游才学、爱国之忱及诗歌艺术也在乾道、淳熙间得到广泛认可。林景熙指出“前辈评宋南渡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夫同其所以诗之心，则亦同其诗”(79)。陆游及其诗歌传递了南宋中兴时代的心声，也因此获得当世接受认同，成为时代的典范。 其二是陆游当世接受的普遍性。就其批评性接受群体来看，如曾几、史浩、黄祖舜、孝宗、周必大、韩元吉、章甫、尤袤、朱熹等对其才学的接受；曾几、范成大、韩元吉、郑师尹、孝宗等对其爱国之忱的接受；曾几、周必大、杨万里、张镃、姜特立、孝宗、朱熹、尤袤、姜夔等对其诗歌艺术的接受，涵括当世君主、朝野政要、学术宗师、文坛名家以及江湖名士，堪称一个庞大的、极具代表性的阵容，体现出陆游接受的普世性特征。就其接受的影响与效应而言，如周必大、张镃、戴复古、苏泂等对他的学习效法；孝宗对他的青睐激赏及由此而致的君臣遇合；蜀中、临安大众对他诗作的争相传诵，呈现出诗坛、朝堂、民间等宏阔时空中的多层次接受格局，体现了陆游对当世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其三是陆游当世接受的导向性。当世读者群体对陆游的接受呈现为才学、爱国、诗艺并重的“三水分流”格局，深具时代特色，同时对后世陆游接受史也具有导向意义，体现出第一读者群的地位。南宋后期陈振孙称“游才甚高”，“诗为中兴之冠”。(80)刘克庄称“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81)。刘辰翁称“陆放翁诗万首，今日入关，明日出塞，渡河践华，皆如昔人想见狼居胥”(82)。祝洙称其父祝穆“朗吟陆放翁绝笔之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堂堂忠愤之志，若合符节”(83)。可见南宋后期仍延续了陆游才学、爱国与诗艺接受的三分格局。但到元明清及现当代后，就出现主要突出其爱国与诗艺两方面的现象。(84)随着其才学接受的淡化，陆游的宋后接受逐渐形成志士、诗人“花开两朵”的局面。其间的传承与变异，也体现了不同时代文化精神的关联及差异。总之，陆游的当世接受，确立了其典范地位，开创了自宋以降数百年的陆游接受史，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①有关陆游接受史，学界已进行了一些探讨，如墙峻峰、张远林《陆游诗歌的效果史——兼论“中兴四大家”》，《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张毅《回归历史情境来观察——从陆游接受史的角度理解钱钟书〈谈艺录〉的陆游批评成就》，《前沿》2010年第4期；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以清末至当代一百年为中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焦宝《陆游词论与词的传播研究初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深具启发意义。但正如郑永晓《2007-2011年陆游研究指数述略》(《中文学术前沿》第5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文所指出，近年来关于陆游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关注，但与陆游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相比，学界对陆游影响与接受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 ②姚斯指出，作家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第一读者，指以精辟独到的见解与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方向的特殊读者，而在特定条件下，一位作家的第一读者有时会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出现接受史中的“第一读者群”现象(参见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4页；尚永亮等《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③⑤《嘉泰会稽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23、7023页。 ④(21)(46)(61)(65)(67)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89、2290、2395～2396、2011、1977、2002页。 ⑥(20)(27)(68)(69)(72)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1、3680、序、904、1200、1347页。 ⑦参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三《老学庵》，第2201页。 ⑧《宝庆会稽续志》卷五，《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51页。 ⑨(12)(17)(23)(29)(39)(64)(76)《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59～12063、11926、692、12059、12058、12058、11584页。 ⑩(30)(53)(5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8、1817、1384、1400页。 (11)(24)(33)曾几：《茶山集》卷五《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9、49、3页。 (13)(14)(34)(48)(63)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56、438、231、154、185页。 (15)(2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8、70页。 (1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五一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43页。 (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跋周元翁帖》，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1页。 (1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6页。 (22)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230页。 (25)范成大：《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页。 (28)(41)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319页。 (31)(32)(47)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4、1006、1083页。 (35)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送临川二艾采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页。 (36)《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八七《书二·陆务观》，《宋集珍本丛刊》第53册，第1页。 (37)张镃：《南湖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页。 (38)姜特立：《梅山续稿》卷二，《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67页。 (4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六《答徐载叔》，《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49页。朱熹此信系年，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4页。 (42)(43)(44)(50)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81、2030、2190、1076～1077页。 (45)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49)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管庭芬、蒋光煦补：《宋诗钞·省斋集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2页。 (51)杨简：《慈湖遗书》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5页。 (52)参见曾维刚《张镃〈南湖集〉成书考》，《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54)(55)(56)(57)戴复古：《石屏诗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8、656、563、647页。 (58)(60)苏泂：《泠然斋诗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89页。 (62)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陆放翁》，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 (66)毛晋：《隐湖题跋·跋剑南诗稿》，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70)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4页。 (71)徐釚：《词苑丛谈》卷七，唐圭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73)(81)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王秀梅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31页。 (74)戴表元：《剡源集》卷一○《牡丹燕席诗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3页。 (75)[德]冈特·格里姆：《接受学研究概论》，载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4页。 (77)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九，(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849页。 (78)关于孝宗之治及其与南宋中兴诗坛的关系，可详参曾维刚《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79)林景熙：《霁山集》卷五《王修竹诗集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5页。 (8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82)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长沙李氏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0页。 (83)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附录《跋》，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38页。 (84)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以清末至当代一百年为中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标签：陆游论文; 宋朝论文; 宋集珍本丛刊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剑南诗稿论文; 南宋论文; 周必大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