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的伦敦之行及其思想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敦论文,之行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2-0090-07
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很难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史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发掘了德国以哈曼和赫尔德为源头的所谓非理性主义传统，并充分阐述了这个传统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意义[1]。在伯林的历史发掘当中，最具开创意义的或许是他对德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的重新评价。
这里简单地说哈曼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或许会招徕很多的麻烦，因为一般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哈曼与其说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不如说是一位反启蒙思想家，甚或是第一个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按照美国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的说法，哈曼恐怕还是“最先全面否定启蒙运动的德国人之一”[2]（P237—240）。不过，不管是作为启蒙思想家，还是作为反启蒙思想家，哈曼非但被歌德称为“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而且一直被誉为“德国文学全盛时期的开山之父”[3]（P537—541）。
一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哈曼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陌生了。笔者曾有意识地做了一次学术调查，对中文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索，结果发现，迄今为止，除了一些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对哈曼有所提及之外，国内有关哈曼的翻译文字和论述文字聊胜于无（注：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太多关于哈曼的研究文字，而翻译文字主要有《袖珍美学》（参见《文化与诗学》，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看来，简单介绍一下哈曼的生平、著述及其在思想史的地位还是大有必要的。
大概是因为处于人的主体性开始萌芽和树立的时代，18世纪德国思想家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烈，一个显著的反映就是他们都喜欢撰写自传或自述。哈曼也不例外。1759年，还不满三十岁的哈曼就写了一部充满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有时也夹杂着一点自怜的自述。根据哈曼的这部自述，他于1730年8月27日出生在东普鲁士首都科尼希堡（K
nigsberg）。今天的科尼希堡已鲜为人知了，但在18世纪，它可是贵为德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德国思想史贡献出了四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除了哈曼之外，还有我们熟知的康德和赫尔德以及我们不太熟悉的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难怪康德在其《实用人类学》前言中会对科尼希堡有过这样一段深情的描写：
只要是一个像普列格河畔的科尼希堡这样的城市——一个大城市、国家的中心和政府机关所在地，拥有一个（致力于科学文化的）大学，又有这样的海上贸易位置，它通过一条发源于该国内部而又与语言风俗不同的遥远邻国交界的河流促进着交往——这个城市就可以看作一个扩展人类知识和世界知识的适宜之地，在此，不需旅行也能得到这些知识[4]。
哈曼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是个接生婆，祖父是牧师，叔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主编有《诗歌词典》。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信奉虔敬主义，双亲为人谦和，做事严谨，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费尽心血。少年时代的哈曼就和弟弟一起跟随一名教士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音乐等，这在哈曼的心里埋下了一棵“病态求知”的种子，搞得他总是喜欢把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学习，随心所欲而又不求甚解。
1746年，也就是十六岁的时候，哈曼开始到科尼希堡大学注册学习神学。据大学档案记载，哈曼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神学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并转向法学。但法学似乎也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用哈曼自己的话说，大学时代，他学习的真正科目既不是神学，也不是法学，而是其他一些东西：
我内心升起了新的渴望，那就是古籍和批评，也就是所谓的美的科学、诗、小说、语文学、法国作家及其创作、绘画、想象的天赋等[5]。
哈曼在学习上不着边际，也没有参加任何考试，最后在没有取得毕业资格的情况下离开了科尼希堡大学。此刻的哈曼可谓身无一技之长，和他同时代的诸多热血青年一样，陶醉在趣味品评和文学创作当中，立足于科学和诗艺之间，成为十足的启蒙青年。既然想要做一个时代精神的弄潮儿，哈曼也就注定要过一种漂泊不定的痛苦人生。
命运的第一次考验来自他和父亲之间的激烈冲突。离开学校之后，哈曼先是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家庭对他已不再是一种慰藉，而是一种束缚，因为父亲对他“不学无术”显然很不满意。一方面为了逃避家庭，另一方面又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使得哈曼萌发了出游的念头。哈曼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去做家庭教师（Hofmeister），以便在糊口的同时认识世界，并完成对自我的教育。我们可不要小看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它可是受到官方承认的。综观德国思想史，有许多思想家在出道之前都曾从事过这个行当，比如康德、费希特、伦茨（Lenz）、黑格尔、让·保尔（Jean Paul）、希佩尔以及荷尔德林等。难怪有人戏言，家庭教师这个行当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德国思想家的摇篮。
初入社会的哈曼磕磕绊绊，太不顺利了。任教第一家是里加附近的一个贵族，哈曼在接到这份工作时满怀希望，以为可以把自己的启蒙教育理想大大地施展一番，可不久就变得心灰意冷，因为他发现他的教育观念和这个家庭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不得已，只好怏怏而去。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哈曼来到了当时的另一个文化中心里加（Riga），在一个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家庭任教，结果同样是由于观念冲突而和主人不欢而散。哈曼两次就业失败，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发展还没有跟上启蒙思想的脚步，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哈曼自身性格中的深层矛盾，就此，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总结认为：
哈曼缺乏耐心等待环境的改善，也不善于抓住好的环境。这两个错误都因为他耽于想象，而这一点是在他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逐步滋生出来的。……在他愿望与能力之间、自己顺应时事大潮所选择的方向与自身的内在本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一直都在折磨着他[6]（S.1—39）。
不过，哈曼的日记和书信告诉我们，他在里加等地的职业生涯虽然差强人意，但他已经开始思考和研究多元历史问题，而这正是他后来哲学、语文学和神学著述的基础。此外，哈曼还尝试翻译了许多法文和英文的文献。里加有一个豪门贵族，叫贝伦斯（Berens），为富且仁，既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是当地的精神中心，在他家周围，围绕着一批文人志士，组成了一个不小的思想圈子。这当中，有赫尔德，也有哈曼。在贝伦斯的鼓励下，哈曼翻译了许多英国的贸易政策文献，一度还想选译法国的《百科全书》。1757年，受贝伦斯家的差使，哈曼前往英国伦敦考察商务。
1759年初从英国返回里加后，哈曼经历了一次感情挫折，致使他终生未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哈曼在半睡半醒之中，“听到自己内心发出一种声音，让自己作出决定娶一位女子，渐渐地，这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呐喊：如果要娶的话，除了我朋友的妹妹，还能有谁呢？我似乎感觉到了，她就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我愿意，就能得到她的青睐”[5]。第二天，哈曼大胆地向贝伦斯兄弟的父亲和妹妹卡特琳娜（Katharina）讲述了自己的梦境，正式提亲，并获得了同意，然而，当哈曼把他的想法告诉贝伦斯兄弟时，竟然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对。原因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双方的自传都刻意不提此事，通信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保持沉默。
哈曼提亲显然不是出于心血来潮，而是受到某种感应和召唤，然而，提亲遭到了拒绝，这对哈曼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于是，当得知年迈的父亲又一次病倒时，哈曼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里加，回到生他养他的科尼希堡，一边照顾卧床不起上的父亲，一边继续从事神学、哲学和古语文学研究。
哈曼在思想上一步一步“独辟蹊径”，在生活上也是“自成一格”。追求贝伦斯兄弟的妹妹未能如愿，让哈曼对婚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哈曼从1763年开始和家里的一个女仆同居，过上了一种准婚姻的家庭生活，并一同养育了两双儿女。妻子虽不识字，但心地善良且富有爱心。哈曼一度陶醉在了天伦之乐当中，孩子成了他自我愉悦的主要内容。
然而，极度贫困的家境，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让哈曼难以支撑下去，他再次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他就匆匆上路，先后到法兰克福、巴塞尔、莱比锡和柏林等地寻访朋友，最后还在一位侯爵的家里住了长达一年毕的时间。哈曼在外面逗留期间，父亲不幸去世。大抵是经历太多磨难的缘故，哈曼的心境渐渐平和了下来，随后不久，还是在康德的帮助下，于1767年从海关部门得到了一份工作，专职从事文件翻译，用以养家糊口。
可以说，哈曼在经济上一直都处于高度拮据状态，幸亏得到了一些好友的热情援助，他才得以勉强度日。1788年，哈曼应邀到德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个中心哈雷（Halle）度假，本想在回家途中拜访歌德，重会赫尔德，然而，就在准备起程的时候，哈曼一病不起，于6月21日客死他乡。好在一位俄罗斯外交官的遗孀对哈曼非常敬慕，不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供养了他，还在她家附近厚葬了他。
哈曼一生多舛，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精心思考和虔诚信仰。此外，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哈曼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主要著作有《圣经研究》（Biblische Betrachtungen,1758）、《我的自述》（Gedanken übermeinen Lebenslauf,1759）、《苏格拉底言行录》（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1759）、《袖珍美学》（
sthetik in nuce,1762）、《作家与批评家》（Schrifts-teller und Kunstrichter,1762）、《读者与批评家》（Leser und Kunstrichter,1762）以及《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1779）等，此外还有大量的书信、笔记和杂文。
哈曼的这些著述篇幅都不大，只是一系列的小册子，主要由他本人自行出版，有时候匿名发表，因而比较散乱，歌德曾萌发过编辑《哈曼全集》的念头，后来不了了之。直到1949年，才在纳德勒（Josef Nadler）教授的主持下编辑出版《哈曼全集》（六卷），1957年出全[7]。1955—1957年，又出版了齐瑟默（Walter Ziesemer）和亨克尔（Arthur Henkel）合作编辑的《哈曼书信集》（三卷）[8]，至此，哈曼的著述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版本供阅读和研究。为了适应哈曼研究的需要，1990年，德国布卢克豪斯（R.Brockhaus）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哈曼全集》。
哈曼写作的一个特点是目的性很强，多为用于砥砺思想或评点时世。语言极其晦涩，文风也追求诡秘，常把模仿和戏仿混合使用，还大量引用希腊语和希伯莱语，让人望而生畏。就思想而言，哈曼继承的是雅各布·波墨（Jakob Bhme）的神秘主义传统，并刻意把诺斯替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虔敬主义以及感伤主义混杂在一起。怪异的文风加上杂乱的思想，使得哈曼变得难以理解，难怪被人称为“北方的术士”。
二
在扼要介绍了哈曼的生平和著述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本文的正题上来。迄今为止的哈曼研究文献几乎一致认为，在哈曼一生中，伦敦之行具有重要而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后他改宗了，从一个满腔热诚的启蒙青年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德国研究哈曼的著名学者纳德勒在《哈曼全集》的注解中就哈曼的伦敦之行做过如下交代：
伦敦。哈曼从1757年4月中旬到1758年底一直呆在那里，这段经历对哈曼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这点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哈曼的《自述》也仅仅是涉及到他自己的心灵史。几乎所有的外在证据都付之阙如。特别是他和英国雇主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研究。他与英国生活、精神以及书籍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在《双驾马车》（Biga）有许多暗示，但没有得到系统和彻底的发掘。不管如何，哈曼在伦敦肯定不是像他的《自述》所说的那样打发他的日子[7]。
另据德国学者费希纳（Jrg-Ulrich Fechner）研究，要想全面研究哈曼的伦敦之行，我们至少应当涉猎哈曼的以下几部著作：《圣经研究》、《断片》（Brock-en）、《我的自述》、《双驾马车》以及三封书信[9]。无论是纳德勒还是费希纳，他们都认为，哈曼的伦敦之行固然重要，但也颇为复杂，原因在于哈曼没有提供给我们一部完整的游记。
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恐怕不是。如果仔细阅读和清理一下哈曼的著述，就不难看到，哈曼固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部较为完整的游记，但在他的《自述》当中已经对伦敦之行做了粗略的回忆，要是再结合其他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他在伦敦完成的主要著作《圣经研究》，就足以让我们对他的伦敦之行加以还原和进行阐释了。
我们现在就循着哈曼当年的旅行路线回顾一下他的伦敦之行。据哈曼在《我的自述》中回忆，他是在1756年10月1日离开里加踏上旅程的，此前，他还回了一趟老家，探望了病中的老母：
一大早我就搭乘邮车去但泽，告别了躺在病榻上的老父亲，我只能求上帝保佑他，我也只能把他托付给天父了。我在但泽只呆了一天就转往柏林。一路上，狂风暴雨，历尽辛苦，好在上帝保佑，我总算平安到达了柏林，并安静地休息了几天[5]。
准确地说，哈曼是10月14日抵达柏林的。据说，他在柏林期间结识了德国启蒙运动柏林学派的头面人物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弗里德里希·尼古拉（Friedrich Nikolai）和学派的其他一些人，遗憾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留下太多的好感，因此后来也就谈不上会有什么紧密合作了：
在我眼里，柏林是最大的地方，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并在这里见到和结识了一些新老朋友，他们见到我也都很高兴；……在学者当中，我认识了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苏尔策教授（Johann Georg Sulzer）。尽管如此，我在柏林并不觉得快活，反而处处都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心里也惶惶的，自觉有点像一个不怀好意的流浪者[5]。
柏林学派在当时已经很有名声，哈曼本不属于这个学派，从外地来到柏林，想在短短时间内融入进去，自然是很困难的。加上哈曼又是那么敏感，那么急躁，也就更加难以沟通了。1756年11月23日，哈曼带着无限的怨愁离开了德国的启蒙运动中心柏林，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寻求启蒙的道路。我们现在很难设想，如果柏林学派当时能给哈曼更多的宽容，如果门德尔松他们能和哈曼结成好友，一如他们对待赫尔德，那么，哈曼的伦敦之行是否还会继续呢？哈曼是否还会要另寻探索启蒙的路径呢？假设总归是假设，哈曼不是赫尔德，他离开柏林，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
哈曼的伦敦之行在继续，他也在身体力行，继续寻求其他启蒙路径的可能性。哈曼在汉堡取了盘缠之后到达吕贝克，小住一段时间，于1757年1月24日继续自己的行程，一路上，风尘仆仆：
2月5日是个好天气，我动身前往布莱梅。这里的天气可是糟得够戗，幸好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汉堡的年轻人，他也想去阿姆斯特丹，于是我们结伴而行。我们乘快递邮车，想抄近路，也图个安全。……2月17日，我们顺利到达阿姆斯特丹。……在一个晴朗的周四，我离开阿姆斯特丹，在莱顿度过了复活节，这里可是一团混乱，心情也很压抑。由莱顿我继续前往鹿特丹，歇息在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6月16日是个周六，和风吹拂，我上了船，第二天晚上到达了哈威奇（Harwich）[5]。
由哈威奇，哈曼继续搭乘邮车前行，终于1757年4月18日深夜抵达目的地伦敦。由里加至伦敦，这段旅程今天看来已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可耗费了哈曼半年多的时间，称得上是漫漫旅途了，难怪哈曼《我的自述》中描述到达伦敦的笔调在兴奋中透露出诸多的感慨和无奈。
掐算起来，到1758年6月底回国，哈曼在伦敦总共滞留了14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基本上是“没有干什么正事”，贝伦斯家族委托给他的“神秘事务”由于没有找到联系人而不了了之，他还莫名其妙地与家乡失去了一切联系，本想借机好好提高一下自己英语的“私心杂念”也未能得逞。
三
在伦敦，哈曼可谓是“种瓜得豆，另有收获”，具体说来，就是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塞内尔风波”（Senel—Aff
re），重新阅读了《圣经》，撰写了一部《圣经研究》，完成了哈曼思想发展中的改宗过程。所谓“塞内尔风波”是这样的：哈曼在失去一切生活来源之际，迫于生计和为了自我解脱，不得不重操旧业，把他在柏林期间跟一个学生学到的琉特（Laute）手艺搬弄出来；为了提高技艺用以谋生，他到处寻找同伴，可惜，找遍了诺大的伦敦城，最后才发现只有一位琉特手可以切磋技艺。孤独的哈曼以为遇上了知音，两人相交甚笃，相依为命：
我开始四下打听有没有琉特，我把我的整个幸福都寄托在了这种乐器上面。其实，我对这种乐器掌握的并不好。但根本找不到，人们告诉我，在伦敦只有一个人会这种乐器，挣钱很少，后来就改行了，现在是一个小地主。我迅速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告诉了他我的想法。……他成了我的知音。我来来回回，把家搬到了他那里和他做伴，他有自己的房子，供养着妓女。他向我提供了一切……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人生所需要的东西[5]。
远在异地他乡，哈曼的孤独感可想而知，他把自己的人生信念全部都寄托在这么一个陌生人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一天，哈曼惊奇地从琉特手的书信中获悉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出卖自己的色相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男妓：
我一直都有一种怀疑，但始终没有表露出来，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切。我知道了他用一种可耻的手段从一位英国富豪那里接受钱财。这个富豪叫塞内尔，把自己装扮成德国的男爵。他还有一个妹妹在伦敦，也以同样可耻的手段依赖于一位俄国的使臣，还生有一个儿子。谎言让我震惊，我想搞个明白。他曾把一包书信委托给我保管，他忘了索回。……大可怕了！我对他的下流行径深信不疑。这些都是无聊而又可笑的情书，笔迹我是认识的，都来自他先前所说的好友[5]。
关于“塞内尔风波”，西方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些学者甚至据此推测哈曼本人就是同性恋者。这种捕风捉影式的研究笔者觉得意义不大。人们关心的不是哈曼和琉特手之间究竟有没有同性恋关系，而是这次风波对哈曼人生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经历了“塞内尔风波”之后，哈曼内心极度失望。同琉特手分道扬镳之后，他重又流落街头，在一些小酒馆卖艺度日。据哈曼自述，他有时长达八天竟然只能靠白水和咖啡维持生命，有三个月的日子只吃过三次正餐。饥饿在摧毁着他的健康。此时此刻，哈曼唯一的安慰就是随身带去的一些书本，但书本毕竟不能充饥，在翻阅了身边所有书籍之后，哈曼依然被笼罩在饥饿的阴影当中，依然挣扎在生命的边缘。1758年3月13日，哈曼终于失去了阅读的乐趣。对人的失望，让他觉得孤独；生存的压力，让他感到困顿。在不经意之间，哈曼开始重新翻阅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圣经》：
我越往下读，越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和影响来得新鲜，来得神圣。我忘记了其他所有的书籍，我很惭愧一直把《圣经》放在一边，手里总是先拿其他的书。我发现，上帝的整个意志就在于拯救耶稣基督，上帝的一切故事、一切伤痛、一切戒律以及一切杰作，都汇集为一点，就是把人从奴役、盲目和愚蠢中解脱出来，把罪人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带到一个最高的幸福境界[5]。
1758年3月31日晚，哈曼的圣经阅读达到了佳境，完全沉浸在了神圣的世界当中。他在《自述》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3月31日晚，我读《摩西五书》第五章，陷入了沉思当中，我想到了上帝说到的Abel：大地张开了嘴，接受他弟兄的血。——我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动，我听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声音在呻吟和哀戚，这是血的声音，这是被杀死的弟兄的声音，如果我没有及时捕捉到他的声音的话，如果我继续对这种声音充耳不闻的话，他就会用他的血去复仇，——正是这一点让该隐左右为难，不断挣脱。我一下子感到了我的心灵在涌出热流，那就是我的热泪，我再也不能欺骗我的上帝了：我就是那个抹杀我的弟兄的凶手。不管我多么脆弱，也不管我曾多么不屈不从，反抗上帝，上帝依然不断地向我启示神圣的爱的秘密，展示信仰的善行[5]。
《摩西五书》就是《旧约·申命记》，记载的是摩西在摩押向以色列人所作的一系列的指示。摩西一方面追忆了四十年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醒人们上帝是怎样带领他们走出旷野，所以人们必须顺服上帝，忠于上帝；另一方面还重申了十戒，并特别强调了第一戒：只敬拜上帝，不侍奉别的神明。《摩西五书》阐述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上帝拯救并赐福给他所爱的选民；同样，他的选民也必须牢牢记住上帝的恩宠，爱戴上帝，顺服上帝：“你们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力量爱上主——你们的上帝。”
哈曼把这篇经文作为自己阅读的高潮是很有深意的。哈曼在阅读过程中显然把自己投身到了《圣经》的故事当中，把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以色列人相提并论，并从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举动中看到了自己得救的希望和前途。“我们从烈火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可见，救世主就是从茫茫黑暗和熊熊烈火中发出他的声音的。但在哈曼看来，上帝发出声音的时候，已不再是全知全能的统治主，而是施善行义的救世主。他是我们的“弟兄”，为了我们，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所发出自然也就不再是权力和荣耀的语词，而是“呻吟和哀戚”。而且，上帝在十字架上发出的声音似乎比他作为统治主所要出的戒命要有力得多。在哈曼看来，十字架上的声音是一把利剑，它直刺自己的胸膛，割开了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并永远主宰着自己的生活。
因此，阅读《圣经》之于哈曼，显然不是在面对一部“通俗易懂”的文本，而是在倾听上帝的言说，向上帝祈求精神的支持。通过阅读《圣经》，哈曼固然是想让自己从一时的困境中获得解脱，但更多的还是想获得一种顿悟。我们不难看到，随着阅读的深入和透彻，哈曼不但对自我的人生历程进行彻底的反思，心中渐渐地也重新冉升起了希望：
我看到了自己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我在阅读自己的人生，感谢上帝善待这个属于他选民的民族，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能让我焕发出同样的希望[5]。
哈曼的这段话好象不太容易理解。笔者在前面交代过，哈曼本是虔敬派出身，起初思想倾向于世俗的启蒙。但他在阅读《圣经》过程中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冷漠”，那么的“固执”，对上帝“置若罔闻”、“不理不睬”，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罪人。“汝等若不听我的话，罪孽就开始了。”哈曼显然是把自己在伦敦的遭遇理解为遗忘上帝所必然要得到的惩罚。要想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全心全意地跟随上帝。于是，在上帝的感召下，哈曼变得俯首帖耳。
哈曼就这样在困厄之中一边阅读，一边把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一直坚持到1758年4月21日。后来经过整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圣经研究》一书，哈曼自己称之为“一个基督徒的日记”[5]。这本书被收录在《哈曼全集》第一卷，列第一篇，可见其在哈曼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圣经研究》的重要性除了完整记录了哈曼思想改宗、皈依基督的过程外，还初步形成了哈曼的一个核心思想，即语词的宗教经验。在哈曼看来，语词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不是塑造个体和建构世界的材料，也不是把握世界的手段，相反，语言是一种力量，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它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前途。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聆听伟大的秘密：“一旦我们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我们就会像该隐一样。”离开了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整个人就变得徒有其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聆听上帝的启示。
但在哈曼那里，上帝启示的意义并非在于教给人们什么新的真理，而是在于让人们的心灵和耳朵对救世主的爱保持敞开状态。所以，哈曼阅读《圣经》的最大收获是在聆听中“张开了双眼”：
如果你的语词向我们显示出它的精义，那么，一切就都在你的秩序之内，充满智慧。如果我们想自己去看，那么，一切就会如同迷宫，一片混乱。如果我们轻视你的语词，听从撒旦的欺骗自己去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不是盲目，而是可悲了。如果我们在你的语词当中去观看一切，那么，我们的双眼就具有高贵的犀利、天使般的明亮[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你的语词中去观看”。它对哈曼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哈曼的著述中曾反复出现。在哈曼看来，理性要想真正认识世界，就必须在聆听上帝声音中面向此在的语词基础敞开自己，因为上帝的语词是世界的源泉。现有的一切启蒙主义理论都没有触及人与世界的深层关系，而只是涉及人与世界的经验基础，因此势必要把人带入迷宫。理性如果想自我启示的话，就会陷入矛盾和滥用。根据哈曼的理解，理性要想获得认识，就必然要孕育着神圣语词的萌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曼在伦敦阅读《圣经》的经历经常被看作是一起“语言事件”。而哈曼把神圣语词作为语言发端的思想，和赫尔德的语言观刚好构成了抵牾，成为他们争论的导火索。
四
带着对上帝的感恩，带着新的语言观念和启蒙概念，哈曼于1758年6月27日离开了伦敦。一如他悄悄地来，他之离开也没有留下任何声息。最初哈曼还是回到朋友家里供职，但不多久，贝伦斯就发现哈曼不大对劲，开始还以为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并努力想把他从“宗教狂热”中开脱出来，但很快贝伦斯就发现这是枉费心机，因为哈曼陷得实在太深了，已经“无可救药”。道不同，不相为谋，贝伦斯和哈曼中断了友情。
上文说过，哈曼回到科尼希堡后活得比较悲惨，在朋友们眼里，哈曼变得意气消沉，大有一蹶不振的架势，完全背离了德国启蒙运动的远大航向。为了帮助他，贝伦斯暗地里曾特意找过康德出面劝说哈曼，并答应替他推荐工作，鼓励他把原来打算翻译的法国的《百科全书》继续做完，还表示他们可以继续提供资助。但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哈曼必须放弃他的宗教狂热立场。可惜，他们的好心和要求都遭到了谢绝，还惹得哈曼在盛怒之下撰写了《苏格拉底言行录》回敬他们[5]。由此，也拉开了哈曼和康德关于理性批判的争论的序幕。
哈曼的伦敦之行永久地化作了历史的记忆。如果和赫尔德的1769年之旅进行比较的话[10]，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哈曼的伦敦之行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受人之托”；旅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开阔眼界，加强见识，磨砺思想”，而是为了“处理商务，考察时政，收集情报”，甚或还带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和赫尔德相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旅行都成了德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但奠定了思想家本人的思想路线，也对德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