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新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媒体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主义论文,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数篇新近的论著为分析对象，这些著作以历史中和当前存在的话语实践为主题，这些话语实践与西方对中国、俄国以及中东地区所实施的霸权斗争密切相关。这些斗争有时被描述为“恐华症”、“恐俄症”、“伊斯兰恐惧症”，它们代表了由特定历史文化所决定的邪恶的“三连击”，也正是这些特定的历史文化在大众和学术出版物中催生了各种形式的“黄祸论”。同时，这些霸权斗争以与“黄色新闻”和东方主义相似的方式出现。本文在讨论过程中以中国为关注点，旨在对学者们提出的相关趋势进行历史化及理论化。 尽管“黄色新闻”最初只是被用来描述20世纪初美国新闻业所盛行的报道方式，即用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新闻事件，但它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而是在当今的新技术与媒体中找到了新的化身。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仅三个月内就有将近7.5万人死亡，而“黄色新闻”被认为是导致这一惨剧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进一步助长了1901年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被谋杀之前的暗杀氛围。随后，无论是在西方媒体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中，还是在新闻界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和随后所谓的反恐战争所进行的备受争议的串谋中，都能发现“黄色新闻”的存在，“黄色新闻”也可以被理解为日益高涨的反俄谩骂和恐华情绪。对东亚而言，“黄色新闻”涉足各种斗争之中，包括二战期间与日本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东南亚国家的相关战争以及与北朝鲜相关的持续挑战等等。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反中国的媒体呼声、主张遏制中国的政策摘要以及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强调中，“黄色新闻”随处可见。 无论“黄色新闻”的根本原因及引发的最终结果如何，本文将这一概念作为在历史与当代的呈现中描述东方主义的话语性实践的标签，而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性实践与建立和维护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霸权的企图密切相关，尤其在关涉到中国时。换言之，笔者将联系“黄色”所具有的种族主义内涵来表明，作为一种语境和／或潜台词，“黄色新闻”通过简单地与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及恐华症相混合，频繁地将矛头指向“中国”。 尽管笔者似乎在大幅扩展“黄色新闻”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如一些历史性研究——比如大卫·斯宾塞(David R.Spencer)的《黄色新闻：新闻界与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2007)和约瑟夫·坎贝尔(W.Joseph Campbell)的《黄色新闻：刺穿神话，定义遗产》(2003)——所表明的那样，笔者所做的仅仅是一次较小的跨越。与“黄色新闻”这一概念相对应，本文将引入“新东方主义”与“新黄祸”这两个概念，为解读以下文本做铺垫。这些文本包括丹尼尔·伏科维奇(Daniel F.Vukovich)的《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顾明栋的《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外的选择》(2013)、石之瑜的《汉化国际关系》(2013)、王铭铭的《西方作为他者》(2014)、鲁斯·迈耶(Ruth Mayer)的《傅满楚系列：中国的超级反派与黄祸意识形态的扩散》(2014)、克里斯托弗·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的《黄祸：傅满楚与恐华症的兴起》(2014)、陈国伟(John Kuo Wei Tchen)和狄伦·耶茨(Dylan Yeats)主编的《黄祸：反亚洲恐慌档案》(2014)以及吴冠军的《巨龙的幻想：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个拉康主义分析》(2014)。 一、“黄祸”与“新黄色新闻” 尽管“黄祸”(gelbe Gefahr)这一概念最初为原法西斯主义及昔日帝国主义者德皇威廉二世于1895年所创造并推广，但如历史学家所言，在由西方统治逻辑所推动的各种压迫之下，清王朝逐渐解体，许多中国人开始移居海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反华人情绪不断高涨，为“黄祸”这一概念奠定了文化根源。尽管在一战期间英国曾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黄祸”，但是英国对中国的干涉及其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表明了其长期以来更深层次的历史实践，即与帝国构建相关的恐慌制造及干预主义。在美国，19世纪末所进行的立法的明确目标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包括直接以“排华法案”为名的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在这种种族歇斯底里症之中，中国移民通常与在美的非洲人受到同等粗暴的对待，在广泛的种族担忧以及与此相伴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中，所谓的“黑人问题”与所谓的“中国问题”紧密相连。同时，在美华人有时发现自身处在一种可以被描述为种族战争、甚至是种族清洗的处境之中。 当然，“黄色”一词本身就传递着种族歧视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黄祸”与“黄色新闻”这两个概念似乎只在颜色上偶然吻合，但实际上，二者共享着重要的历史联系。首先，二者在历史中基本上同时发生，而且是相似思维方式的产物；其次，“黄祸”这一概念最早恰恰是在与“黄色新闻”密切相关的报纸上被推而广之的。尽管如此，“黄祸”这一概念——或者被称为“黄色威胁”、“黄色恐怖”、“黄色幽灵”、“黄色部落”等——愈发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起初并未被欧洲人划归为“黄种人”。如孟德卫(Davide E.Mungello)所描述的那样，当17世纪欧洲白人到访中国明朝时，曾根据明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文化将中国人划归为“白种人”。随着清王朝逐渐衰落和欧洲不断崛起，“种族劣等”这一帝国主义逻辑才开始盛行。 孟德卫指出，这种思想在现代的创始人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西方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奴隶制具有种族正当性，大卫·休谟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种族中只有白人是文明的，康德拥有一套自己的“黄色种族”理论，孟德斯鸠对“黄种”中国人有着不加掩饰的反感，约翰·赫尔德(Johann G.Herder)则明确抨击中国人落后。因此，18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塑造了西方对亚洲人——具体而言是中国人——的贬损看法。这些观点并不令人吃惊：西方的扩张及其给亚洲带来的麻烦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它们误入歧途、令人遗憾，但却是所谓启蒙及理性时代的产物。甚至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未能幸免。当然，清朝在19世纪的衰落是无法否认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无法避免作出上述贬损评论。 如孟德卫在其他著作中所指出的，耶稣会教士中存在一些例外，比如白晋赋予中国人的性格以一种想象的、比喻性的阐释，试图展示古代中国与基督教的某种联系，尽管值得一提的是，白晋部分受反闪族人的欲望启发，淡化了犹太传统对基督教的重要性(即他希望将东方主义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莱布尼茨的观点与白晋等人相呼应，他试图在《易经》中寻求超越历史与文化的人类共性的证据。然而，尽管莱布尼茨被许多学者誉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最开放的学者，甚至可能是最能理解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学者，但其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者，就像研究印度的英国东方主义者一样，他深信自己可以向中国人传授中国哲学的真正含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东方的”理性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低等的。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担心中国可能是某种“古代思想的秘密知识”的保有者，而他们可能没有或没有能力理解其确切含义，因此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思索这些可能性，这一点在其往来信件与作品中均有所反映，包括《中国新事萃编》。尽管如此，莱布尼茨同样担心(特别是)中国人“可能会在学习了所有欧洲知识后超过欧洲人”①。综合以上几点来看，在莱布尼茨身上可以发现种种危言耸听的“黄祸”言论。 鲁斯·迈耶所谓的“黄祸意识形态”这一建构既存在于历史之中，也存在于当下，这与弗瑞林、陈国伟和耶茨的类似结论相契合。迈耶和弗瑞林尤其关注有关中国超级反派角色“傅满楚”的一系列宣传。傅满楚是西方愤怒与焦虑的具体表现，弗瑞林在开篇承认了自己与爱德华·萨义德的渊源，随后对1997年香港回归进行了描述，他问道——或许是自问自答： 为什么“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威胁”这一观点恰恰在中国处于混乱与纷争时出现?那时中国人饱受饥饿的折磨，完全没有能力成为任何人的“祸端”，尽管她之前可能希望如此。甚至傅满楚小说的作者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也指出，中国拥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姿态(poise)。② 弗瑞林认为，西方在中国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解构西方“自我”概念的“他者性”(otherness)，在许多方面，清朝的解体并不能反映中国的真正实力，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作为本体论及认识论上的保证，中国性(Chineseness)从根本上公然与西方的分类相抵触，进而必须被抑制。弗瑞林的方法是分析，中国恐惧症作为一种反映现代西方“存在”根基不稳定性的焦虑，为什么能够在大众文化中产生，并持续地在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精神中有所显现。 对于迈耶来说，傅满楚是本·拉登的前辈，在某种意义上，如果颠倒马克思的公式，那么历史在现在依然不断重复，首先作为闹剧，其次作为悲剧。但是，这一点仅仅在傅满楚是一个虚构人物的情况下才成立，不过却忽视了他在何种程度上才是“邪恶”的代表，必须面对帝国主义及其对共产主义的抵制，同时也预示了遏制策略、重心向中国的转移、反华新闻媒体的膨胀等等现象。像弗瑞林一样，迈耶的研究也深受萨义德的影响。 陈国伟和耶茨的著作延伸了上述讨论，分析了长期以来反亚洲人情绪所带来的日益加深的后果，以及笔者所定义的“新黄色新闻”。当然，这些发展并不只是将矛头指向中国，通常也指向伊斯兰和斯拉夫文化，以及东亚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朝鲜，它被认为是斯大林父权模式之下的中国的畸形后代。但是，“后代”这一概念同样包括了现代中国，正如陈国伟和耶茨对傅满楚的分析中所阐释的以及罗默反复强调指出的那样，中国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取得霸权，因为中国在运用西方的技术崛起之后，并不能完全认同西方文明的精神，而这是傅满楚罪恶的根源，也是他对西方所造成的存在主义威胁的基础所在。③然而，需要澄清的是，陈国伟和耶茨的著作远远超过了对傅满楚的讨论。这本书以数篇重要的、讨论西方知识生产的批判性文章为开篇，因为西方知识生产关涉到西方自身及其所认为的“他者”。然后，作者审视了一系列典型产物，这些典型产物揭示了“欧洲的西方化”、“西方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地理—种族的图谱”、“英美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内在的恐惧”以及“即将到来的战争”。除了指出真正的斗争，比如反恐战争、制约中国等之外，作者还审视了一些虚构的斗争，比如非常流行的科幻电视剧《太空堡垒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2012)以及近期反中国的政治游行等，它们被不断地在各大媒体上播放。 二、东方主义：过去与现在 “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可被视为源自并针对以启蒙为导向的各种西方理论与实践，后者来自个体、群体、国家等的自我及他者性概念。这一概念最初在萨义德的同名著作《东方主义》(1979)中得到了理论阐述，其中，东方主义被定义为西方自我意识——“欧洲物质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这种西方自我意识在意识形态上被建构为优越于其想象的东方的“他者”，这种优越体现在智力、体力、情感、性、文化、政治、经济、国家等各个方面。④这一普遍趋势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与西方对个体的潜在概念化(即笛卡尔的“我思”)相一致的表现，具备康德所描述的那种理性的、分析的能力，与西方哲学中个人主义的普遍趋势并行不悖，并拥有新亚里士多德式的科技文化、新教、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以及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即是莉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所言的“英格兰，上帝的长子”(England，God's firstborn)。⑤ 更广泛地说，在许多强调现代世界崛起的历史叙述中均能发现这种普遍趋势，它实际上是以欧洲的发展为基础的。尤为典型的一种说法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他指出，对于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而言，欧洲既有的启蒙普世主义是其源泉。⑥ 中国拥有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一发展轨迹并非线性地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而且没有发展出关于自我与他者性的描述性概念。这里可以回顾一下白鲁恂(Lucian Pye)的名言：“中国并不属于民族国家这一范畴，中国是一种佯装成国家的文明。”⑦汪晖也认为，在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并不存在一个相应的国家概念。 不过，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西冲突致使中国被瓜分，并促成了清朝的瓦解，进而推动了具有联合性质的国民党发起革命，最终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随后的《凡尔赛条约》成为一个分水岭，中国因巴黎和会无法解决中日青岛问题而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五四运动，一些学者所谓的“中国意识危机”大致就发生于此时。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党重新改组为列宁主义政党(1923年)，并与新成立的、同样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保持着临时的、不牢固的政治联盟关系，双方均以某种形式承诺建立能够实现民族解放的新中国。 这一叙事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是随着秦朝的一系列革新而建立的，这些革新包括建立官僚科举制、统一度量衡、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等。⑧总之，秦朝确实在治国之道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那么“现代”一词的用法是否恰当，难道这不意味着迄今为止对更广泛的历史所进行的描述存在问题吗?第二个问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种“亚洲模式的国家”，尽管它与现代欧洲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但其运行方式却大同小异，有着类似的缺陷，经历了相似的结局。比如，尽管中国王朝并没有诸如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那种全球野心，但它将自身视为“天国”，处于世界的中心，认为中国王朝及其皇帝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对非中国番邦的邻国实行进贡制度，将距离遥远的国家称之为外国，且通常将其称之为野蛮人。这种政治目的论所包含的理论是：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并且如果中国被非中国人所统治，比如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或者满族人建立了清朝，那么凭借先进的中国文化，这些征服者也会“变成”中国人。⑨ 这两个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可以被归结如下：首先，也许中国与西方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其次，即使有显著的差异，也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发展强大的“他者”概念。的确，从表面上看，在反历史的、尤其是西方的视角下，这种分析似乎完全合理。然而，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现代西方本体论的产物，在前现代中国，并没有现代西方本体论的先例，并且实际上，在现代西方出现这一本体论之前，其他任何地方均未出现过。 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受到索绪尔的著作《通用语言学》(1916)的启发，在该书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获得与基本运用需要一种知识能力，即在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差异的能力。⑩也就是说，意识本身从根本上依赖语言，个体仅仅在大脑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在抽象层面上感知差异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意识，这一过程通常发生在6—20个月的儿童之间。该发展可能是语言发展与意识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观点首次出现在欧洲思想界时，当时的学术气氛重视差异，西方个人主义的“我思”正在摆脱历时的历史主义，沉迷在共时的存在主义之中。托马斯·阿奎纳尝试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间建构一种新的合题，但这一尝试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新亚里士多德式的混合体，催生了理性时代以及启蒙运动，其中非矛盾律成为“思维运作的准则”。(11)“现代人”这一西方发明不仅仅是简单的他者化的产物，对语言以及理解意识的发展必不可少，而且更是以一种极端形式存在的他者化的产物。 德里达曾正确地指出，鉴于与西方语言在语音上的差异，作为中国文明的中国语言可能能够避免他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一般来说，语音上的差异就德里达所意指的而言是无关紧要的。(12)需要澄清的是，笔者此处将颠倒德里达这一点，侧重于表达暗含其中的“合理内核”，套用马克思的名言，实现“头足倒立”。在中文里，中国思想中的语言与哲学信条——辩证、关联、阴阳思想等——彼此相关，表明了差异之间如何彼此关联，为激进的他者化提供了知识及文化上的限制，这种限制在现代西方意识、帝国主义等等的建构中被普遍否定。套用克尔凯郭尔巨著的名称——“非此即彼”。“非此即彼”的哲学所宣称的这种无节制的分化与“他者性”的表达，是与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和”(and)、“和谐”(harmony)背道而驰的。 “他者化意识”这一现代西方概念的意义不可被低估，尤其是当其最终与东方主义相联时。在黑格尔的传统中，人们可能期望其所受影响较小，但实际却恰恰相反。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讨论了著名的主奴辩证法，然而在现代批判理论中，很难找到未受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影响的论题，无论是对其表示支持还是反对。尽管这种影响初看起来并不总是非常明显，但却始终存在，并且毋庸置疑，晚期的黑格尔将会很满意，但更重要的是，他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发生在历史终结之时，更进一步而言，他确信他的思想已深入到人类经验的核心矛盾之中。可以肯定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渊源于黑格尔，解释这一点对本文的讨论具有一定的价值。对萨义德的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福柯和马克思。当然，如吉恩·伊波利特和亚历山大·科耶夫所述，马克思直接受到主奴辩证法的影响。(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13)伊波利特和科耶夫都致力于在战后法国学术界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普及，而这反过来对拉康、福柯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萨特和拉康来说，主奴辩证法从根本上支撑了二者具有竞争性的关于“凝视”(leregard)的概念，福柯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点描述。同时，尼采的许多作品是对黑格尔的一种挑战，尤其是主奴辩证法，而克尔凯郭尔的积极影响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强烈对抗。实际上，黑格尔的影响如此重要，以至于尼采被迫放弃无希望的“人”的概念，转而信奉在本质上有能力超越辩证法的“超人”。当然，福柯曾经将“人”想象为沙滩上的人像，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新批判意识的浪潮，这种新批判意识拒绝被还原为种种观念。(14) 在此处讨论思想史似乎不太必要，但仍有三点需要强调。首先，目前我们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讨论批判理论，即东方主义或新东方主义，但同样也在探讨霸权者与其所构想的“他者”之间真实的矛盾与斗争，反之亦然。本文所讨论的诸多作品都以这一想法为核心，但仍需要提出的是：为什么在讨论东方主义之前要探讨“黄祸”的概念?换言之，从结构上来说，东方主义是主体理论，首先对其进行探讨应更为合理。可以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物质斗争总是先于理论；更简单地说，对斗争的描述会使理论探讨更加容易。这就是说，从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一种关于现代批判意识的现代理论而斗争。这就引发了第三点：一旦被迫面对现代，中国会将自身重建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他者”，也就是处在西方认识论的霸权规范之下的一种民族的我思(national-cogito)。 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清朝的瓦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1911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但中华民国在最初的形态下未能有效地对抗外国侵略，这不仅表现为引发五四运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也包括逐步升级的日本侵略和领土占领。在某些方面，国民革命未能使中国彻底实现变革，因为它未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热情，并将其作为新国家政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的任务，当然，这反过来也表明，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需要联合起来，批判地继承民族意识，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反击外部侵略。毛泽东1937年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旨在反对苏俄削弱辩证法的趋势，这一趋势导致了将列宁主义简单化为一种革命实践，同时这一点又反过来在理论上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大纲开辟了道路。换言之，对国际主义和全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承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实质要件，并且，笔者认为这一承诺也缓和了将现代中国的“国家”设想为与“国家”的本质含义相一致的需要。但是，这一点随着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和美国逐渐扩大的技术差距而改变，这一差距造成了这个新生国家在安全层面的生存危机，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激励。 不过，现在看来这里存在一种奇怪的矛盾，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减少了向国际主义的发展，但是却变得更加全球化了。然而，从前者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以及后者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事实。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曾讽刺美国与中国政府是“一出生即分开的邪恶‘双胞胎’”，笔者在此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扩展、限制和重新解释，因为二者均在苏联解体之后放弃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模式，尤其是当过度膨胀的美国霸权面对新崛起的中国时。但是，如学者吴冠军所言，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一种再想象(reimagining)，这与其说是毛泽东之后的一种改变，不如说是为了融入到全球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与改革开放前相反，中国可以在被迫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更加积极地参与竞争，从而通过市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西方的“存在”概念——“我思故我在”——扩展到那些之前被回避的中国意识领域，比如国家意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以与西方审视的规则相一致的形式扮演着自身的角色，尽管也会违背这一规则，但仍然是东方主义背后逻辑的共谋。准确地说，这一点是在下述背景下发生的，即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其占绝大多数的民族为基础逐渐向国家认同的方向发展，并加入了与邻国的直接竞争，最初是1978年与越南的战争，以及随后的种种竞争。笔者认为，这种新的、更具国家意味的意识在本质上是东方主义的，吴冠军将其描述为“巨龙幻想”，作为爱德华时代的恐惧对象，比如“黄祸”(“崛起巨龙”的威胁)，它已在西方意识中被预先设定。 萨义德认为，这种以他者化、西方化的思维为前提的东方主义思想及价值存在于艺术、文学、科技等各种形式中，并为西方实施的各种霸权(即使不是帝国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基本可信的认识论基础，以对抗其想象的东方的他者。萨义德写道： 这些因素对大脑的控制得到在其周围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加强。对每一个东方学家来说，其身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系统，因为东方学所传播的那些神话往往只有极短暂的生命力，必须有强大的支撑才能保证它的继续存在。现在，这一支持系统在众多的研究机构中已经臻于完善。因此，书写阿拉伯东方世界这一行为实际上带给整个国家的权威，不是对某个尖刻的意识形态的确认，而是对由某个绝对力量所支持的绝对真理的确信。(15) 上述分析引导我们讨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已被本文所关注的一些学者所强调。笔者已在上文中提到吴冠军对国家幻想的关注，鉴于笔者已在其他地方对其著作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此处将会以分析其他几位学者的作品为主。首先将探讨丹尼尔·伏科维奇的著作《中国与东方主义》(2012)，笔者认为，这部著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当代(后毛泽东时代)东方主义的研究。正如笔者在其他文中所指出的，伏科维奇认为： 汉学东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其居高临下的规范性，其中西方相信自身已经达至“历史的终结”，并且现在正回头遥望奋力追赶的中国。为了能够以这种方式思考自身及想象中的东方的他者，西方必须消除中国历史的某些关键因素，并根据与西方模式一致的方式重新解释其他方面……伏科维奇将这一点视为汉学东方主义的驱动力，即一种将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渐进的人类发展相分离的强烈企图，尽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即使没有超过其继承者在随后30年中所取得的进步，也可以比肩而立。(16) 在这方面，崛起的中国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进入了西方他者性的困境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笔者看来，顾明栋的著作《汉学主义：对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以及王铭铭的著作《作为他者的西方》即以该问题为关注点。 顾明栋和王铭铭的著作可以被解读为为了创造机会以避免自我东方主义而对东方主义进行的反叙事。二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同时又大体与笔者所描述的上述问题一致。顾明栋建构了一种内在逻辑，也即他所谓的“汉学主义”，这种内在逻辑支撑着一种能够预设东方主义的文化无意识。在认识论上，笔者已经将此描述为一种西方的、新亚里士多德式的“我思”逻辑，嵌入在现代意识及其语言学结果——解构主义——之中，顾明栋经由相似的路径，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他并没有采取相同的步骤，也未引用相同的文献观点，尤其是在“语言学汉学主义”这一章中。在这本书中，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点是其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开创性著作《政治无意识》(1982)之间的联系，尽管这部著作并未被频繁引用，但显然在整体上对顾明栋的著作产生了影响，并且也使其结论通向了与异化和剥削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担忧，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说，异化和剥削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与霸权的赃物，无论是在其早期形式中，还是在随后的全球化进程中，而这一点也是笔者持续关注的对象。(17) 在某种程度上，王铭铭通过前现代中国对自身及其西方“他者”的概念化来对西方进行再想象。重点同样在于打破现代的认识论根基，这种认识论根基将东方人锁定在西方的概念化之中，并且旨在通过塑造一种与传统中国思想相一致的、较少还原性的他者性而得以实现。(18)更广泛地说，这种思维方式与国际关系领域新发展中的一些讨论相一致，尤其是石之瑜的著作《汉化国际关系》。石之瑜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在西方化和东方化的模式之下将“中国”视为一个“国家”(nation)，还是应该更加强调将中国的发展轨迹视为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与西方的全球化秩序大相径庭。在阎学通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相同的关注点，比如《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2013)这部著作。但是，对笔者而言，石之瑜著作中的关键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为：作为一种文明的中国，相比于简单化的、现代范畴的、作为国家的中国而言更加不易控制。(19) 三、“新帝国主义”与“新黄色新闻” 新闻实践通常被认为从根本上由其生产条件所塑造。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将包括对特定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考量。考虑到这一点，应该指出的是，“黄色新闻”发生于美国致力于建立帝国之时，并且如笔者所推断，“新黄色新闻”也与大卫·哈维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不谋而合。事实上，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及历史研究都试图解释西方扩张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本文并不旨在梳理或争论上述术语的优缺点。相反，笔者将遵循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和哈维的《新帝国主义》(2003)。就哈维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而言，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1929—1935)中对“文化霸权”这一批判性概念的阐述可以说至关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主义国家所发起的帝国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所显现，如列宁所言，这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种种欲望，包括获得受保护的商品市场、剥削殖民地的劳动力、攫取天然资源以及输出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帝国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土著人民或其他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武装冲突及领土占领。这种发展通常与东方主义的出现相契合，后者以各种形式协助建立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而文化霸权又反过来以各种形式的软实力作为支撑。概言之，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享有垄断或竞争优势的帝国主义国家，并通过霸权尽可能地维持这一境况，同时将武装冲突等硬实力的发挥尽可能最小化。从理论上讲，霸权会随帝国主义而至，且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均有所表现。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将会返回到硬实力的立场之上。在近期，特别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为开端，这种情况开始被描述为“新帝国主义”，用以取代“帝国主义”。 通过对美西战争(“黄色新闻”即始于美西战争，并与其密切相关，列宁也将美西战争视为美国实施帝国主义权力的开端)以及第二次海湾战争(笔者认为“新黄色新闻”的出现可以暂时以此为开端)的批判性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共通之处。首先，出于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各种原因，无论这些原因多么具有资产阶级特性，政策制定者都希望发起战争。其次，大部分美国公众都毫无顾忌地支持开战，并没有进行多少批判性的思考，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也希望发起战争。第三，新闻媒体被政策制定者所操控，受竞争所驱使，并且面临着向倾向于开战的读者传递信息的市场压力。这些倾向于开战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操纵则部分源于政策制定者的控制，部分源于长期以来对特定敌人的仇恨，部分则因为许多美国人享受着维持美国霸权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第四，媒体本身即是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除了在战争中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如威廉·赫斯特(William R.Hearst)所理解的那样，战争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新闻业。这一点不容忽视，借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话语，它们要么有意识地同流合污，要么是意识形态上被询唤(interpellated)的主体。(20)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已经走向战争并将会以更多的方式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文化和社会中(在这种文化和社会中，多数人似乎已很少具有批判意识)，他们只是一种更广泛的国家集体文化中的一个集体元素。如果将美国意识描述为对特殊问题进行批判性关注的短时记忆和普遍无能，那么这种描述同样包括24小时新闻周期及对其进行的持续推销，在这样一个单一事件仅持续两秒钟的时代，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每人出名15分钟”似乎严重夸大了事实。 战争始终是一种肮脏的生意，充斥着谋杀与欺骗，应该指出，美国所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或对其的进一步扩大，往往充斥着蓄意的谎言或政策制定者对美国民众的“杜撰”。例如，美西战争中的“牢记缅因河”，越南战争中的“东京湾事件”。而对伊拉克战争而言，这一谎言则是对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9·11”恐怖袭击同谋的指控。因此，这意味着尽管美国人可能会受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所驱使而支持开战，但总是有一些人想要或需要相信，相对于经济利益而言，我们更应该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评判战争。同样，许多美国人有时会将此类冲突视为违背其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他们的道德感，如在越南战争中，民众的道德感能够改变战争冲突。此外，一些独断的领导者可能会相信，如果谎言被认为能够为选民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对选民说谎实际上就是在履行责任。小布什政府尤其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指控，而其他人则只是批评其对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的欺骗与操纵。 在美西战争期间，当美国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带有全球野心的帝国主义权力时，许多问题接踵而来，因为美国式民主在掌控外国殖民地时，不仅需要对当地的革命活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同时也需要剥夺这些人获得独立或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权利。毕竟，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政治认同的修辞即是得意地宣称外国统治以及非代议制政府的不公正。然而，美国在帝国之路上并没有停下脚步，它需要对抗众多其他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上升趋势，并且，公平而言，美国需要与帝国主义的欧洲民族国家并驾齐驱，这为美国确立类似的寄生路线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此外，在许多方面，很多人都从美墨战争(1846—1848)认识到了美国发动非正义战争并获得战利品的巨大能力，其中以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Thoreau)最为有名。应该注意的是，美国这样做时，正值其“便士报业”(penny press)崛起之时，也就是新闻业首次在推广如何制造战争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之时。但是，在非正义的经历方面，对美洲原住民发起的战争也同样如此。进而言之，在这一修辞之外，代议制民主的实践在美国的发展并不稳固，因为美国女性直到1920年第19修正案被批准后才拥有了充分的投票权，而在1965年《选举权法》以前，甚至之后，都一直存在着阻碍少数民族获得投票权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想象政策制定者以及有权投票者能够将政治权利延伸到那些外国同类群体之中。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古巴对美国利益具有吸引力，即所谓的“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宝石”(其次是仅次于古巴的波多黎各)，但美国在对菲律宾及关岛的控制中发现了美西战争更大的战略奖赏。尽管关岛后来成为并一直是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重要海军基地，但美国在1899年对菲律宾的占领还是为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那时西方势力在东亚所拥有的海军基地只有德国控制下的山东。 因此，除了既定目标，有人认为反对伊拉克的“黄色新闻”实际上隐藏着其他目的，其中首要目的并不难发现。比如，大卫·哈维等人经常将伊拉克战争称为“新帝国主义”的典范，并主要是受石油利益所驱使，确保维持一种后苏联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华盛顿及北京的秘密消息来源，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断言，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建立能够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国空军基地，不断对中亚地区进行渗透，同时这也是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常规遏制战略的一部分。伊拉克战争具有相似的目标，即通过美国军事力量稳定海湾中心地区的局势，可以对该区域立即施以影响，同时能够“锁定海湾”，控制石油的流动，进而控制石油价格及其可用性，以备与中国发生冲突。实际上，这也可能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设计师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他曾声称战争制造计划的首要驱动力并非所谓的“9·11”恐怖袭击同盟，也不是根本不存在或被夸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源于将大规模美国军事力量移出沙特阿拉伯的政治需要，因为美军力量在穆斯林圣地的存在为其带来了政治压力，并且也需要在该区域进行持续的驻军。这一观点得到了布什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的侧面支持，他指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已经开始谋划入侵伊拉克并推翻其统治。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称霸所面临的区域性挑战，并预先阻止潜在的全球挑战，这一挑战不只限于波斯湾。如一份五角大楼的白皮书所描述的那样，类似于罗马帝国在马察达对犹太人的镇压，通过戏剧性地将美国的权力和决心树立为榜样，伊拉克行动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更广泛的帝国秩序，并扩大美国的主导地位。 政策制定者很可能出于战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发起战争，即新保守主义者宣传的所谓“新美国世纪”，或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企业利益，但这些原因可能与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不一致，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承认伊拉克战争的一切都与石油有关。然而，可以说通过维持美国的政治经济权力，许多美国人共享着类似的“企业”利益，维持美国政治经济权力又是维持石油霸权的前提，石油霸权的维持则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支持：美元霸权(账户结算、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为顺应美国利益而操纵美元价值的能力、投资的机会等)，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尤其是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中占据强势的谈判地位，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新帝国主义的“股东”，与东方主义开始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中享有股权的人类似，并且在某些方面如同“黄色新闻”开始时的西班牙战争一样，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同样是既得利益者。如果这种趋势得以保持，那么在针对中国的斗争中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最终引入“新黄色新闻”这一概念，其所包含的偏见带有强烈的种族倾向，直接指向非白种人、其他种族及宗教，而此处的“新”则与“新帝国主义”相对应。 此处需要进一步讨论另一个历史主义框架。尽管信息时代的崛起及其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核心作用一般可以追溯到二战，尽管媒体在美墨战争以来的美国侵略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造里程碑，战争的现实被抽象为超现实，虚构与真实互相混合(有着高产值的实况转播等)，使人难以将事实从虚构中分离出来，难以将利用媒体操纵大众意见的事件与更多属于自发性表达的事件区别开来。让·鲍德里亚将超现实定义为“没有起源或真实性的现实”，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真正的虚假”。(21)鲍德里亚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尤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2)，其中信息帝国的利益挑起了一场信息战争，在这场信息战争中，生命的失去仅仅是一个偶然。电影《黑客帝国》(1999)主要从鲍德里亚的著作《模仿和拟像》(1981)中汲取灵感，描绘了人类存在的超现实状况，即被无穷无尽的计算机代码所充斥。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理解现时代资本的运作，即将其作为最终的超现实建构，支撑起整个现时代及其中的斗争。(23)当将这一点与其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2002)一书中对海湾战争的讨论联系起来时，“战争是资本在信息时代的内在表现这一观点”就变得更加明确。此处的重点在于表明，资本(包括作为信息的资本)与信息之间互相重叠的利益及其联系已经到达了一个两者彼此不可分离的阶段，而这些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新闻业表达出来。 在某些方面，至少在阿尔都塞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时，这些问题可以被理解为互相重叠的、相互加强的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循环中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如前所述，在政策制定者、媒体老板和市民读者的利益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这三者联合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况。尽管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是相同的或完全重叠的，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完全享有这些利益，有些人甚至从未享有过这些利益，但目前似乎还是存在着一种广义的“社团主义”，其中这三类人群中均有一大部分人在与维持美国权力相关的利益中享有既得利益。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因此，可以将这样的社团主义视为一种象征性的运作。 正如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2013—2014年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西方出版界中出现了大量反中国的出版物，无论是在印刷物中还是网络上。尽管流行的观点受多种因素影响，尽管人们会认为媒体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但大批反中国的叙事越来越像战争的前奏。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里，将事实与虚构、新闻点评与硬新闻等等区别开来十分困难。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是对新闻意见与真正的“新闻”之间的传统区分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消失殆尽了。观点、分析、专题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时尚新闻一直以来都与硬新闻混为一谈。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大众市场以及《今日美国》所采取的几近小报式的风格，自1982年创刊以来，《今日美国》作为国家性出版物，致力于寻求更广泛的读者，这反过来又迫使其他新闻媒体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竞争。这种状况与24小时新闻周期的出现相一致，互联网的崛起紧随其后，在互联网世界中，界限已经被模糊，但更重要的是，技术使故事“寻求”更多读者成为可能。受谷歌、雅虎、MSN、苹果等公司提供的免费邮箱账户以及云服务所吸引，读者可以自己创建用户配置文件，而这些文件被搜索公司用来推出令人感兴趣的新闻，“cookie”和“flash cookie”技术使公司能够建立特定用户的兴趣档案，并据此制造相应的市场营销故事和产品。当前，公司可以实时收集并拍卖相关数据给供应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网络在线时，公司可以在一个单一会话中追踪、拍卖并定位会话内容。西方情报机构、各地警察机关及其他政府机构均通过“草根营销”塑造网络公众意见，同时也运用虚假博客、新闻评论等手段，由此可见，他们的技术能力远远比之前想象的要强。 网络公司关心的是“点击率”，而与对冲突进行话语塑造可能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然而，鉴于谷歌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所持的批判性立场，这一点对二者而言仍然存疑。更可能的情况是，当前存在着一种市场效应，以及一些特定群体的战略利益，包括一些人所谓的“军事—工业—学术—媒体复合体”，以及习惯于帝国特权的那些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笔者已在前文详细讨论了这一点，此处仅仅简单地指出这些技术问题，以描述其与“新黄色新闻”的关系。 四、结论 东方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始终作为一种叙事来谋求遏制与控制、异化与剥削。将其描述为软实力叙事可能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它始终避免软与硬的二元对立，以“软”色情的姿态遮掩“硬”色情。葛兰西对霸权与帝国主义的区分更为恰当——东方主义构成了戴着天鹅绒霸权手套的帝国主义拳头之下的潜在叙事与逻辑，并且时刻准备着在需要保护主流话语时脱下手套，赤手搏击。当然，在一些与国家安全和战略定位相关的领域，拳头已经开始运作。同时，如陈国伟和耶茨所述，在大众出版物或学术出版物以及电影和电视游戏等各种娱乐活动中，“新黄色新闻”经常与国家宣传串通一气，并且一直在鼓动着“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一点与威廉·赫斯特对美西战争前所作的评价相同，正是在美西战争期间，“新闻自由”这一角色发现其自身的商业利益经常与国家利益相一致，而“黄色新闻”也首次通过加深种族与国际恐惧成为一种宣传和促销手段。最近，受美国国务院支持的好莱坞电影《刺杀金正恩》(2013)讲述了一场对朝鲜领导人的虚拟暗杀，它被认为有鼓励观众去实施谋杀的潜力。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一个愚蠢的喜剧，那么许多与美国进行对抗的亚洲、伊斯兰、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土著领导人，必定会在坟墓里放声大笑。 当然，西方对朝鲜的“迷恋”及其在处理俄罗斯、伊朗以及伊斯兰国家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总是与中国有着些许分离度。当美国构想出诸如“邪恶轴心”这样的概念时，总是避免直接提及中国；但无需想象就可以发现，贯穿这些所谓的“邪恶国家”之间的连线直接指向了中国。 长期以来，“国家”既作为反抗的方式，也充当着反抗的场所，但在中国的崛起被其“他者”解释为一种威胁时，以及中国在面临困难的国内经济转型的同时需要重新思考全球秩序及国际关系时，就需要重新思考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自我击败、自我东方化的逻辑。中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包括在扬弃国家模式的同时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及更大的外部压力，包括致力于重新加强针对以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为永久基地的美国军队的情报搜集业务，因为长期驻扎在韩国、日本的美国部队及海军具有发动封锁的能力，不仅能够威胁中国的海运，同时能够阻止、或者至少是截断针对极地冰之下核潜艇的战略对策。同时，诸如统一台湾、领土争端、国际谈判等长期问题需要基于一种能够在民族框架内保持警觉的国家。因此，中国对国家计划进行批判性反思势在必行。如本文中所谈及的一些著作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努力已经在进行之中。希望这样的讨论已经渗透到权力的最高层，并且能够塑造政策制定及官方修辞，即“中国梦”。 帝国主义的历史表明了一种普遍趋势，即追随对手进而走上一条自我限制的道路。实际上，这样做的压力非常大，而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元素表明，存在着可替代的方案。中国可能会重唤“凤凰”，选择一条通向和平与繁荣的不同路径，取代西方鹰与鸽的二元对立。也许最真实的中国梦是用开放的文明主义取代激进的民族主义，同时又能够避免亨廷顿所谓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然而，也许中国关于新的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提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展为重新思考竞争性民族主义提供了真正的途径，而且这种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各种新出现的中国版本的竞争性民族主义。 这里有必要重拾福柯的洞见，即现代人的终结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有必要重拾马克思对未来的憧憬。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根植于一种西方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压制了辩证法并宣称了“历史的终结”。马克思断言，国家的消亡是人类自由的要素。福柯在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激进的尼采式幻想——“作者之死”与“上帝之死”——的重要回应中正确地认识到，作家的作用无论是好是坏，都尚未过时。(24)这一情况可能同样适用于“国家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阻止其通往“历史垃圾箱”的发展轨迹，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鼓励这种发展，尽可能地抵制“黄色新闻”和东方主义。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辩证挑战。 这一问题可以从其认识论推论的角度去理解，这反过来可能会提供一种关于进步的见解。詹姆森·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对萨义德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下述评论： 萨义德以一个“东方人”的身份写作，却仅仅是为了消解这一分类。尽管以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进行写作，萨义德却并未从特定的巴勒斯坦文化或身份认同中获得支持，而是转而寻求从欧洲的诗歌中表达基本价值，并将法国哲学作为分析工具。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激进批评者，萨义德大部分的标准却来自这一传统。此处的重点在于强调诸如《东方主义》这类著述不可避免的写作环境。这种情况被萨义德在其他地方描述为“一种无家可归的普遍化状况”。(25) 从历史上看，“巴勒斯坦人的无家可归”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根源，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新的”帝国形式。在认识论方面，其根源是东方主义。但是在本体论方面，它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着相同的亚伯拉罕传统，进而言之，它根基于为大部分西方思想奠定基础的相同的希腊哲学。因此，这就是说，巴勒斯坦人的无家可归不仅是在其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难民的问题，也是在其自己的认识论传统中作为“难民一他者”而被控制，也即被那些与他们有着相同传统、但却将其作为“他者”而剥夺其继承权的人所控制。考虑到这一点，萨义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东方人”来抵抗“东方主义”，而且是运用西方观点来抵抗东方主义，如克利福德所指出的那样，萨义德的问题更为深入，他的“无家可归”意义也更为深远。 中国历史悠久，发展独立于西方，最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固定的国土，并未面临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况，也没有相同的本体论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放弃西方思想家的批判性洞见，尤其是涉及欧洲中心论的普遍主义时(就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无论这些观点有多么愚蠢。当汪晖运用福柯的观点批判西方时，或者当国家领导人呼吁反对某些形式的西方思想而接受其他思想——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在断定哪些西方思想家是麻烦的入侵者、哪些是老朋友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困惑。对笔者而言，马克思以及福柯等人属于后者。 通过主奴辩证法，晚期黑格尔看到了历史的终结以及普遍意识的形成，其中欧洲以及欧洲思想是先导，而马克思则看到了不受过去的政治经济模式限制去争取人类解放和创造性的可能。笔者仍保持乐观的是：正如其有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的辩证法的某些结构有能力规避一小撮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提供一种非简单化的、非东方主义化的“中国”，这种中国拥有开辟不同路线所必须的认识论基础、文化勇气以及政治愿景。 ①F.Perkins,Leibniz and China:A Commerce of L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4-195. ②C.Frayling,The Yellow Peril:Dr.Fu Manchu and the Rise of Chinaphobia,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14,p.252. ③J.K.W.Tchen and D.Yeats,Yellow Peril:An Archive of Anti-Asian Fear,London:Verso,2014,p.216.J.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④E.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1979,pp.1-3,p.41,p.72,p.300. ⑤L.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⑥I.Wallerstein,European Universalism:The Rhetoric of Power,New York:New Press,2006.I.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Vol.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⑦L.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69,Fall,1990,p.58. ⑧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Penguin,1992.F.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pp.97-150. ⑨T.Lodén,“Nationalism Transcending the State:Changing Conceptions of Chinese Identity”,in 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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