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成功和最终成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2-0011-09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443)中国是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要改革。研究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成功和最终成功的相关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和成功的标准
改革也是革命。革命是根本性变革。改革也是根本性变革[2](P142)。革命具有进步性，改革也具有进步性。中国改革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进步性的根本变革。
中国改革成功的一般标准不是单要素标准，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标准。所谓单要素标准，是指仅仅用劳动生产力发展这个要素作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劳动生产力发展了，改革就成功了。这种单要素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生产力仅仅是社会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虽然是一个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人类社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要素通过结构才能发挥功能。社会发展是多因素的结构性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标准不是一个单要素标准，而是一个结构性标准。同样的，改革成功的标准也不是一个单要素标准，而是一个结构性标准，也就是多要素标准。
衡量中国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了，才能延续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改革成功的标准体系中，生产力标准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历史进步。历史进步，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步。经济基础的进步性，表现为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上层建筑的进步性表现在保护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间接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三个标准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指人民对自己的劳动和生活处境满意度大于不满意度。满意度大于不满意度，需要使人民在自己为社会全力付出的同时，获得社会全力对自己的付出。也就是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和正义的功利主义，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性。在我国，邓小平最早提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结构性标准，就是有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
衡量中国改革成功的单要素标准，不仅具有局限性，而且具有危险性。如果仅仅以劳动生产力为标准，就会认为劳动生产力发展了，目标就达到了。但是，这种单要素标准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性和局限性。生产力具有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好处的主体属性，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好处到底属于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性，指出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展后的好处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因此就叫做“资本的生产力”[3](P387)。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说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意思就是说生产力是资本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好处被资本家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拿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是提高生产力的好处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属于少数人的[2](P372)。其实，生产力发展后，如果其他方面不发展，社会进步就要受阻，人民的满意度就不会提高，历史进步的阵痛就会延长。生产力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生产力处在不断发展中，不会停息，只是发展得快慢不同。生产力发展得慢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得快更是生产力发展。如果其他社会因素处于进步状态，则生产力发展得更快，反之，则较慢。所以，仅仅考察生产力发展，是一种片面的考察，仅仅考虑发展生产力，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仅仅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一个片面的标准。另外，生产力本身也是一个结构性存在。生产力不仅有劳动生产力，还有自然生产力①。劳动生产力是指通过劳动者创造财富的活动呈现出来的利用自然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指自然界内部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对人有利的自然状态。例如打渔时生产鱼产品的劳动生产力，而休渔期不打鱼，打渔的劳动生产力休息了，但是自然生产力，也就是鱼的繁殖和生长却加速了。如果仅仅强调劳动生产力，忽视自然生产力，在打渔的场合必然是“竭泽而渔”，在伐木的场合必然是“乱砍滥伐”，劳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补偿不了这样的劳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损失，劳动生产力变成为破坏力，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同样的，用其他的单项标准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准，也是片面的和有害的。如果仅仅把生产关系发展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准，就会不顾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搞所谓的“穷过渡”，导致经济动力的缺失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如果仅仅把上层建筑发展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准，就会把单纯的理想当作现实，追求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化，就是追求一个人与人争斗不止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内耗增加，精力耗散，效率低下，怨声载道。因此，中国改革的标准最忌衡量标准的单要素。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和中国改革的结构性，决定了衡量改革标准的结构性和全面性。
二、中国改革的阶段性
中国改革不是一次性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多次性的历史过程。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和中国发展的进程相联系的。中国发展的进程，有自己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指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还没有完全奠定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阶段。何谓一个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个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指新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旧社会制度不能复辟的社会生产力。何谓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指社会主义得以巩固和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的社会生产力。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高度机械化的社会生产力②，有了这样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再也不能复辟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一定要高于高度机械化的社会生产力。高于高度机械化的社会生产力是指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③。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生产力比之机械化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更高。这种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力，需要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它会越来越不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以至于成为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桎梏。这样，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时，人类的选择是停止生产力发展来照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人类来说，哪个选择是理智的？当然是后者，因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与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从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尚处在手工劳动生产力、机械化生产力和部分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生产力并存的历史阶段。于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国经济必然是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混合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家庭经济组织适应了最低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合伙经济、公司经济适应了机械化生产力。部分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经济——采取国有经济的形式——适应了机械化、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但是，在生产力的总量中，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比重较小，是正在成长中的生产力，代表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促进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十分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这个历史阶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发展问题、改革问题和稳定问题这样三套问题。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既存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也存在经济上的竞争性。经济当事人之间既有经济利益的依赖性，也有经济利益的矛盾性。资本主义经济的获益者，希望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外国资本更是这样。因此，改革、发展和稳定这样的三套问题，都是难题，需要持久努力，才能解决。发展、改革和稳定都需要正向的运动，正向变迁，如有失误，特别是重大失误，中国的进步进程就会被打断。这种可能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前，必然始终存在，大意不得。在所有的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发展问题，改革是为了发展，稳定也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创造社会进步的条件和人民幸福的条件，才能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正向变迁。
中国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是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始点，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但是这个始点和终点的“点”，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阶段，不过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上，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取得了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已经不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占比重极大的提高，公有制经济的生产效率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丧失了对于劳动者的控制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的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化的自主性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时候，社会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和剩余劳动的社会化，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方面的共同富裕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历史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资本扩张性的支配下，对中国的发展或者采取仇视态度，或者采取否认态度，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吸引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前，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将极大提高。
中国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到来时，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中国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也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了。到那个时候，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时的历史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决定了中国改革的二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主要目标是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个阶段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社会的历史性进步，造福全体人民。中国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改革，主要目标是继续发展和全面利用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财富的极大丰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和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的流动性，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和平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决定了中国改革的高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改革，主要目标是创造出共产主义实现的基本条件。要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就要创造出比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生产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劳动产品成为高度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社会产品，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政党组织逐渐失去了必要性，国家组织逐渐被社会公共组织所取代，世界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最高效的经济体制，经济资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真正的社会的高效配置，社会成员的经济公平程度极大提高，幸福指数极大提高。
对中国发展和改革的三个阶段进行科学预测，有利于正确地对待目前阶段的改革。科学地揭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征，应贯彻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承认历史进步性、历史进步的条件性和历史进步的阶段性，承认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高级形式替代低级形式，承认现存事物的两重性，即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丧失合理性的必然性。尽管对未来改革的预测带有科学逻辑推导的性质，一定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存在某种误差，但是只要在本质规定性上的预见上没有误差，这种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就意义重大，十分必要。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利用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方法，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预见。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人类社会才第一次出现了自觉选择新社会制度和主动建设新社会的实践，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人类从此开始了主动创造历史的新时代，降低了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人类痛苦。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对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科学的预见。一个人走路都需要有预见，要选择好的路线和路况，更何况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是13亿人进行的社会进步的宏伟进程，不对未来进行科学预测行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预见比没有预见要好得多，理性得多，自由得多。
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成功积累着最后成功。因此，阶段性成功很重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成功后，中国社会主义进入第二个阶段。同样，中级阶段的改革成功，推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极大发展，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中国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到了高级阶段，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最终的成功。在这之前的改革成功，都是阶段性的成功，都不是改革的最终成功。所以，对改革成功属性需要有科学的评价，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改革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不应该盲目地拔高或者贬低。科学地评价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成功，有利于以后的改革和发展，错误地评价阶段性改革的成功，不利于以后的改革和发展。
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成功的条件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从1978年年底算起，到现在的大约30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GDP总量已经跻身世界第四位。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利为民所谋；政治体制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政治和科学政治，努力实现权为民所用；在文化体制上，中国构建科学的大众的有利于人们全面发展的文化，努力实现情为民所系。在社会体制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文明进步和谐向上的社会形态就要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全面发展进步的时代，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发展进步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排除国际影响力的能力都在迅速增强。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成功，是有条件的。主要是：
第一，正确选择了社会财富形式。社会财富形式是指财富（劳动创造物）的社会形式。社会财富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家庭经济（或者叫做自然经济）中的产品，第二种是社会经济中的商品，第三种是社会经济中的产品。家庭经济是以家庭成员狭隘的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生产的目的就是直接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自给自足或者自给不自足，带有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经济形式和社会财富形式，不利于实现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社会化经济中，商品这种社会财富形式可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国际化、现代化。实现了生产的上述“五化”，就可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财富形式，虽然理论界和政界自认为是社会经济中的产品，但是事实上就是自然经济中的产品。这样的社会财富形式，不能实现上述的“五化”，因而不能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社会财富形式是商品，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为实现“五化”奠定了社会财富形式和经济体制基础。
第二，中国改革的整体定位准确，把改革看作革命，看作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决定中国的命运。从性质上看，中国自觉地把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P113)。而且，中国的改革不是单方面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P238)改革就是通过革命性变革，通过变化，以变化的制度、体制、机制等等作为动力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要走出一条好路，走出一条新路。“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P372)因此，“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P370)“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P136)“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P368)
第三，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目标既明确又正确，两个改革的关系处理得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为实现历史进步创造条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P177)其中“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P164)
第四，改革的步骤具有科学性。中国改革的步骤具有渐进式的特征和从易到难的特征。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效仿，改革就是寻找新路，具有探索性，需要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有了丰富经验后，才能形成总体设计。中国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废除了自然经济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或农民的合作组织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尽管这个改革存在着“一刀切”的问题，使本来可以从自然经济的集体经济一步到位转化为发展规模化商品经济的集体经济或者合作制经济，由于大面积的自然经济的集体经济转化为家庭自然经济，之后才出现了家庭商品经济，丧失了及时实现规模化商品经济的历史机遇，但是就历史作用来说，农业改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最差的商品经济也优越于自然经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规模狭小难以发展商品经济，在此基础上要发展规模化的商品经济必然大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但是，资本主义与自然经济比较，与小规模商品经济比较，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发展更高社会经济组织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离社会主义经济更近。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大生产，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就是就通过集体经济来实现，第二条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来实现。第二条路子，就是一个先形成剥夺者，然后在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支配下，通过资本积累创造了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后，剥夺者被剥夺的路子。走第二条路子，不走第一条路子，现代化进程要推迟，劳动者的历史痛苦要增加。改革之所以没有走第一条路子，而走了第二条路子，与人们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有关。中国改革的初期，人们对于制约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农业改革的起点问题，并不十分清晰。当时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是认为农业生产力上不去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不高，而农民积极性不高，又是因为吃大锅饭，吃大锅饭又是因为农民的集体劳动方式，因为大家在一起种大块田。认为，如果农民吃了小锅饭，积极性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力就会提高。而要吃小锅饭，就要把集体劳动方式，改革成为家庭劳动方式，把种大块田改为种小块田。其实，当时农业中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在一起种大块田，而是集体经济的自然经济形式导致了对于社会分工和集体经济内部分工的否定，从而导致了对于由劳动分工带来的特殊经济责任和特殊经济利益的否定，于是就导致了吃大锅饭。如果当时把改革放在发展商品经济上，继承集体经济中形成的农业规模经济，由农业自然经济的集体经济过渡到农业商品经济的集体经济，我国农业一定比现在的农业发展得更好。尽管我国农业改革不是完美的，但是与发展自然经济的集体经济比较，也是一个成功，农业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实现了多年的连续的大丰收，使之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改革的成功，带动了我国的工业改革和其他各行各业的改革。以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推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对工业企业下放管理权力、承包制试验和利改税的基础上，陆续进行了以增强工业企业活力的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1992年以后，工业改革进入了以构建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配套改革阶段，这些改革包括了物价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投资改革等等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把工业企业改革成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同时对于文化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科技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取到了积极的进展。在所有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是最难的，也最容易出现问题。中国改革的顺序，先经济，后文化，再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放在最后。经济改革后出现了新经济结构，政治才能有所表现，政治改革的针对性才能具体而有效。否则，当经济改革还没有眉目的时候，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陷入主观主义，出现大的混乱。这种情况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会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课题，这个时候提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具有了客观需要的属性，政治体制改革也就具有了科学的针对性。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这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中国改革一个优点。假定中国改革不是渐进式改革，不是从易到难的改革，而是激进式改革，搞所谓“休克疗法”，不管难易一起来，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肯定地说，如果那样，我们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也就没有现在的这个水准。
第五，改革的措施稳妥可靠。中国改革的措施注意稳妥可靠。改革是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会出现或大或小的调整，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须兼顾，否则改革的动力就会变小，阻力就会变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也难以取得成功。中国改革之所以稳妥，是因为改革的同时，注意发展和稳定。改革初期，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改革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不脱离社会主义的核心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4](P164～165)。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首先引入商品经济因素，继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企业改革中，首先下放企业自主权，然后引入一系列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再后引入股份制，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物价改革中，首先改革农产品价格，继之改革所有的消费品价格，再后改革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继之文化体制改革，再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相关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不管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有何变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强国富民的道理。同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每个重要的阶段，都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这样，就使中国改革能够不断深化的同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不断地发展，并在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不断上升一个个新台阶的时候，保持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了发展，改革的成果才能显现。有了稳定，改革才能在最小的社会代价下取得进步，同时也为修正改革的偏差提供了条件。 中国的历史进步，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2](P284)。
第六，改革的领导者具有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改革观。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改革的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改革的领导者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就不断地走向成熟。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也犯了“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选择了自然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生产力水平搞了二十多年的“穷过渡”，经济动力缺失，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提高不快。但是，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在真理追求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在利益追求上所犯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追求始终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始终如一，没有改变。这样的利益追求，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利益追求的正确方向。正因为在利益追求上遵循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中国共产党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1978年，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入反思自己的错误，总结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错误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思想解放是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先导。有了这个思想大解放，才有了对以往做法的深刻反思，才会抛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束缚，依据中国国情和世界世情，探索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路，才有了中国改革，才有了中国改革的科学性和发展的科学性。当然，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思想解放，不是一次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过去的思想解放，不能代表现在的思想解放，现在的思想解放也不能代表和代替以后的思想解放，只能为以后的思想解放提供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熟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看作自己的经常性的认识过程。思想不断解放，才会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等一系列的创新，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科学发展观是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城乡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法的总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一系列矛盾，满足社会一系列要求。科学发展观明确地规定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幸福。科学发展观追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统筹兼顾的发展现，是追求全面进步和长期进步的发展观。有了这样的发展观的指导，中国的发展就可以把自己的行动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行动的主动性和成功性。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科学的改革观。科学的改革观，就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改革观。只要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就要改革，只要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就要改革，只要不利于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就要改革。这样，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改革的成功具有必然性。
第七，改革获得了人民的持久支持。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持久性的大力支持。中国改革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支持，是因为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农业改革，使农民的劳动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所以农业改革是为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同时，农民积极性提高后，农产品增产后，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因此，农业改革是对全体人民有利的一个农业的进步过程。工业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创新能力和产出能力，城市居民的收入得到极大地提高，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随着城市市民收入的提高和需要的多样化，城市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大量的农民工出现了，农民开始向市民过渡。这样，虽然人们从改革中得到的实惠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是，全国人民从总体上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一定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这样的成果，是人民对改革能够正面评价和给予持久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中国改革具有上下结合和同心推进的性质。在改革的推进中，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对来自基层的改革呼声和试验，允许试，允许闯。而来自上面的改革要求，则先做试点，再作解释，然后铺开。这样，改革能够被社会成员所理解，所支持，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波动，对稳定和发展带来隐患。
第八，改革获得了中国各个民主党派的支持。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得到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参政党和执政党的关系，不是反对党和执政党的关系。这样的政党关系，是中国各政党之间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的政策措施都要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中国改革，支持中国改革。中国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着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在该民主党派的组织下，积极学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是在民主党派组织引领下成长起来的重要的改革力量和社会基础。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保障。这同有些转型国家不同，他们那里的政党关系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党派利益至上，忽视社会进步和人民的意愿，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代价加大，迷失方向。中国改革，如果不是有着自己的良好的政党关系，要取得成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经验非常重要，要确保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需要得到中国各民主党派持续坚定的支持。一般规律是，只有开放性的政党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政党的开放性包括权力开放和思想开放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其特殊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党的开放性采取权力开放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因自己特殊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党的开放性是思想开放形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开放形式当然是思想开放形式，不是权力开放形式。思想开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及时听取到各民主党派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修正错误，保持活力，提高执政力，领导国家前进。
第九，在改革过程中正确对待来自西方的思潮，中国改革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必然受到来自国外的经济思潮、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还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指导，这是一个经济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问题。中国改革在一开始就明确的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规划，使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经济体制基础。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念，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管制经济、专制经济等等，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④。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果断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从而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对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体制的迷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政治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坚决拒绝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坚持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需要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精简机构，精减人员，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和其他管理效率。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注意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5](P497)。同时实现了部分精神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改变了文化部门吃大锅饭的传统做法，推动文化部门的职工积极地通过为市场提供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努力实现自己劳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始终注意要求文化产品要体现和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的需要，体现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批判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腐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为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作出贡献。胡锦涛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6]
第十，国际环境对中国改革有利。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但是，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谋和平，谋发展，得世界民心，顺世界民意，合世界潮流。尽管世界上有极少数国家仍然固守依靠战争发财的传统思维，但是时代已经变迁，这种思维已经陈旧，已经过时。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不支持依靠战争掠夺来发财，不实践这种过时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才能有历史机遇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的制度、体制、机制的正向变迁。
四、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成功是改革最终成功的积累过程
30年来，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必须要有一个肯定的评价。中国本阶段改革的成功，对后续阶段的改革进程意义重大，对此也需要有一个肯定的评价。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以后改革的进程，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改革观的统领下，形成科学的改革规划。
第一，30年来改革的成功必须肯定。30年的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消费水平、财政收入、社会发展、国际地位、城市化率、国民教育水平、国民平均寿命等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没有改革，中国就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因此，30年的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持久性动力。肯定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当然，肯定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实事求是，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贬低。夸大成功，导致头脑发胀，不利于冷静地对待改革。贬低成功，也会导致对改革的误判，甚至对改革后的进步误认为是倒退，也不利于冷静地对待改革。就是说，改革需要反左防右，同样的，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也要注意反左防右。实事求是地对待改革和评价改革，才有利于科学地评价过去和规划未来。
第二，30年来改革的成功仅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的成功，还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的成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从1978年算起到2000年，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初步的小康水平。从2001年到2020年，是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的历史阶段，同时构建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了小康，构建了和谐社会，中国改革的成功就上升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中国社会还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到2020年，虽然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得以完全巩固和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创造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实现2020年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后，需要继续努力改革和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6]也就是说，我们实现了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后，下一阶段改革的目标就是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发展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并通过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条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前的改革的成功，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的成功，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成功，更不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成功，因此，中国改革必须以这样的成功为新起点，继续深化和推进，争取改革的下一个阶段的成功。
第三，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可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步实现小康的历史阶段（1978年—2000年）。第二个阶段是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的历史阶段（2001年—2020年）。第三阶段是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历史阶段（大概是在2020年—2050年）。全面实现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2020年实现是可能的，也是相当艰巨的。这个阶段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改革，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首先，中国本阶段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还很不完善。市场关系还相当混乱，诚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伦理还处在初创阶段，质量管理体系还不健全，消费安全尚无保障，安全生产亟待加强，城乡统筹还没有实现，城乡分割还没有完全打破，二元经济的思维和实践依然存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刚刚起步。农民人口数量还没有降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数量。农业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仍然过大。地区收入不均衡，行业收入不均衡，社会阶层收入不均衡等等，尚十分严重。社会保障制度刚刚建立，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流动性的需要。因此，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深化改革。要实现这样艰巨的改革任务，时间是紧迫的。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加速发展，也需要加速改革。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至少需要40年。中国改革进程到了2020年，也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步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一步改革目标实现后，只是建立起来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政高效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贴近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大量处在机械化阶段，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可能完全创造出来。届时，我国社会中各种限制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中国在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下，需要进一步改革。要使我国的生产力都实现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每次生产力形式发展的周期大约是50年左右。鉴于中国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了发展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历史过程，因此，到本世纪50年代实现这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改革要跟随这样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一直伴随到本世纪50年代。据此，可以断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至少还需要40年时间。
第五，中国改革一定能够成功。中国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正向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变迁。这种改革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一致起来，把短期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把利用时间有效规律和利用空间有效规律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把制度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把人的发展和自然发展结合起来，把本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这样的改革，具有非常强大的合理性，因而具有成功的必然性。合理性是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总称。单纯的合规律性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单纯的合目的性的合理性是主观的。只有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结合起来的合理性，才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合理性，有了这样的合理性追求，追求的目标一定成功。中国改革就是这样的一种追求，因此，中国改革的成功，包括阶段性成功和最终成功，都是必然的。
收稿日期：2008-11-11
注释：
①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自然生产力”这个概念，他认为在资本数量相等，投资方法又同样适当的场合，它们的产量就和它们的自然生产力的大小成比例。（［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10月第1版，第260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分为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中断后让自然发挥作用的过程、生产资料储备过程和对劳动资料的修理过程，而其中的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就叫做具体劳动，而具体劳动本身是劳动力的作用和生产资料的作用的统一，这个过程中也需要自然力的作用。因此，使用价值这种财富形式，劳动是这种财富的一个因素，自然也是它的一个因素，自然不仅提供使用价值的物质基质，也提供自然力。而劳动过程中断后让自然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自然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替代的过程。
②高度机械化的生产力的标志是三构成机器体系，即由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构成的机器体系。
③高度自动化和高度信息化的生产力的标志是四构成和五构成的机器体系。四构成的机器体系，除了继承了三构成的机器体系的生产力成果外，还把劳动者对机器的控制用控制机来代替。于是四构成机器体系＝三构成机器体系+控制机。五构成机器体系在四构成机器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远程控制机。于是五构成机器体系＝四构成机器体系+远程控制机。以后，随着机器体系的构成不断增加，其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也越高。
④新自由主义是指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又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同时还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实践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特点是“四化三反对”，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经济活动自由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和资本主义私有者永恒化，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各国的试验造成了社会分裂和生产发展缓慢的恶果，也是造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2008年理所当然地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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