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表现、国别差异和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别论文,利润率论文,差异论文,规律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一般利润率的估算及其下降规律的验证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特别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润率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朱钟棣，2004）。这不仅因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①，而且还因为我们对于这一下降规律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理解或者扭曲的看法（鲁保林等，2011）。 在（一般）利润率的估算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譬如，韦斯科普夫（Weisskopf，1979）在其研究中把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p=M/（C+V）改造成r=∏/K=（∏/Y）×（Y/Z）×（Z/K），即把利润率拆分为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潜在产出资本比三者的乘积。之后，牛文俊（2009）与谢富胜等（2010）均采用韦斯科普夫的分析方法分别对战后美国长期利润率以及1975年-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进行考察，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 不同学者在估算（一般）利润率时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推算做法不一。高峰（1983）和郑佩玉（1986）均认为应该采用固定资本价值预付额和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之和来估算不变资本，而可变资本应为可变资本价值年周转额。然而，这种推算方法在实践上很难获得不变流动资本年价值周转额的统计资料，从而只好用固定资本价值来代替不变资本价值（高峰，1983）。此外，乔晓楠（2005）认为不变资本是消耗了的生产资料价值，从而采用当年相应产业部门固定资产的折旧对之进行估计。 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方面，不同学者在考察范围以及研究结果等方面都莫衷一是。就利润率的考察范围而言，有学者将其限定在非金融部门（谢富胜等，2010），也有学者将之锁定在非农业非金融部门（Basu和Vasudevan，2013），还有学者主张“利润率变动问题应该在生产和流通、生产和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考察”（高峰，2014）。值得注意的是，考察的范围越局限于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也就越明显，而考察的范围越宽泛则利润率变化的趋势也就越复杂（周思成，2010）。在研究结果方面，周思成（2010）发现英国制造业中的利润率下降，而服务业乃至整个私人部门中的利润率是上升的。Basu和Manolakos（2010）通过构造ARIMA模型探讨了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一规律，结果表明，1948年-2007年美国的一般利润率呈下降趋势。此外，Petith（2005）认为马克思未能证明利润率必然下降。总之，学者们在一般利润率应如何估算及其是否趋于下降等方面存有争议（Brown和Mohun，2011；Basu和Vasudevan，2013；考克肖特，2013）。 在利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经济危机方面，谢富胜等（2010）认为，利润份额的波动是造成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Giacché（2011）认为，对外贸易抑制利润率下降的作用只存在于短期中。在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孙立冰（2009）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的重要支柱，并且很多学者都主张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角度对2008年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经济危机进行解释（Kliman，2011；Giacché，2011）。 上述争论的解决有赖于在立足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同时选定更为可靠的研究方法以及确定更为合理的考察范围。马克思认为，不同部门中各不相同的利润率会“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②。同时，一般利润率的高低将受到商业资本大小的影响，即“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③。故而，马克思将商业资本参与平均化后而形成的利润率称为“利润率的完成形态”，并明确指出，“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时，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④。由此易知，一般利润率既然是作为“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产生，那就必然不是针对单个部门（如制造业部门）而言，而是就整个经济体及其中的大部分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而言。因此，不能用单个部门的利润率变动趋势来解释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Moseley，2000），因为囿于制造业或者非金融部门而估算出来的利润率不仅不能全面反映一般利润率所具备的“一般性”这一特征，也不具有“利润率的完成形态”。 马克思出于把握经济规律的需要，从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视角对经济部门进行高度抽象的划分，并且还发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规律。然而，一方面对两大部类的产品进行严格区分是相当困难的，对此，投入产出表不仅能较为科学地推算经济中的两大部类，而且这一分析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钟契夫，1993）；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规律的作用下，加之产品的异质性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必然会各不相同，从而有必要立足于两大部类的视角来估算一般利润率。 鉴于此，本文主要对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进行考察：第一，两大部类中利润率具有怎样的差异？本文在对两大部类中利润率差异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世界38个国家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进行估算并考察其具体差异。第二，基于两大部类视角而估算出来的一般利润率具有怎样的国别差异，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变化如何？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影响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对此，本文在考虑各国之间所存在的空间异质性与依赖性的基础上，从国际贸易规模的视角构造出相应的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进行探析。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一般利润率的估算思路，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因素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可为审视外资逃离、合理引进及利用外资、防范经济危机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命题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⑤，消费资料是“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⑥。这两部类中的商品在用途、性质等方面都是迥然不同的。因为“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用它来进行操作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⑦；而对于消费资料部类，马克思认为“年商品生产的第Ⅱ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并将之划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两方面进行考察⑧。总之，“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⑨。就生产资料这类商品而言，其价值在它进入生产加工过程后转移到新商品中，其利润的实现有待于新商品的最终出售。然而消费资料商品在出售过程中实现了其价值，并由此退出流通领域。 第Ⅰ部类资本家所使用的那部分工人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买者，而是第Ⅱ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⑩。然而，就第Ⅱ部类而言，“当一个资本家……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尽了尘世的道路”（11）。同时，在两者的售卖方式上，“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一部分由决不停止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12）由此可见，第Ⅰ部类资本家支付的可变资本需要通过该部类劳动者向第Ⅱ部类购买消费品后，第Ⅱ部类资本家再将之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时，其可变资本才流回第Ⅰ部类资本家手中。总之，第Ⅰ部类的资本回流方式比第Ⅱ部类更为迂回，这将使得后者的利润率可能会普遍高于前者。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得出如下研究命题1。 命题1：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不仅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第Ⅱ部类中的利润率水平在整体上要高于第Ⅰ部类。 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到不变资本中，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的较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13），使得“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14）。 在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规律的作用下，第Ⅰ部类中的利润率会比第Ⅱ部类中的利润率呈现更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一方面，马克思将利润率表述为r=m/（k+1），其中r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率，k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故而，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将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下降。另一方面，第Ⅰ部类的优先增长客观上会占用该经济体中较大部分的资源，由此使得经济体中的大部分资源投入资本回流方式更为迂回的第1部类，这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经济中的利润率水平。基于此，得出如下研究命题2。 命题2：从整体上说，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趋势会导致其中的利润率水平下降得比消费资料部门更为明显与稳健，由此确保一般利润率在长期中呈现下降趋势。 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对其影响因素及产生机制都做了充分论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巩固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15）。不同学者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研究结论差异甚大。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所考察的范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还在于每个国家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及其变动客观上就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特别地，每个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等方面差异很大，从而使得它们的一般利润率水平及其变动态势也会各不相同。此外，一般利润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会有较大变动。 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16）。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17），它“不仅对于单个资本家，而且对于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资本来说，也都表现为外来的既定的东西”（18）。由此可知，一方面，就英、美、德、日等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们的一般利润率呈现如马克思所言的下降趋势具有较大可能性；另一方面，就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而言，其一般利润率在整体上甚至可能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特别地，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表征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整体上是不断提高的，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全球多国的均值层面显著体现出来。综上得出研究命题3。 命题3：不同国家中的一般利润率往往因其不同国情而差异很大，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不仅在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著存在，而且从所有样本国家整体层面也能显著识别出来；同时，一般利润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有较大跌幅。 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构成的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当中，而且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中，则这种变化就包含某一个社会中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发生变化，那么，“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19）。故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使商品变得便宜的同一过程，也会使生产商品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并由此使利润率下降”（20）。 在剖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马克思还考察了一系列可能阻碍它下降的因素，包括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等方面（21），进而主张“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做趋向下降”（22）。同时，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对外贸易的二重作用：一方面它能促使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变得便宜从而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能“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23）。 事实上，在考虑了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后，很多对一般利润率有影响的因素都具有二重作用。就剩余价值率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一国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必然会直接抬升自身的一般利润率，故需要考察这种直接效应；另一方面，它的变动还将间接地影响与该国存在空间关联的其他国家一般利润率，涉及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本国剩余价值率越高则越能吸引资本流入，从而相对地减少其他国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并由此影响经济发展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对其他具有空间关联国家的一般利润率变动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另外，当本国利润率较高时，他国的资本会大量流入本国，从而其他国家的利润率会升高而本国的利润率会降低，所以各国利润率之间还会呈现趋同关系，从而显现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同理，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技术变动指标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具有相应的技术外溢效应，即本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将通过促进其他有空间关联国家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它们的一般利润率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技术进步的加快，它们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将随之提高，从而降低其一般利润率水平。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研究命题4。 命题4：随着国家间关联程度的不断提高，各国的一般利润率变动是多重因素联动影响的结果，其中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均有显著的二重作用，进而使得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呈现趋同或趋异态势。 对于以上4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下文先基于两大部类的视角估算出各国的一般利润率，然后从经验分析层面对这些命题进行考察。 三、方法、数据与模型 （一）对两大部类价值构成的估算 马克思将两大部类的社会总产值（Q）分别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即
，其中h=Ⅰ、Ⅱ，分别表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 由于每一行业的产品均有可能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从而用一个较为合理的权重将各行业中的产品划分到两大部类中。特别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使用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资料。事实上，马克思在探讨简单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时就考察了国外商品输入与输出的情形（24），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25）。故而，我们在借鉴张忠任（2004）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所公布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表1）里中间投入的进口部分纳入本文估算各国两大部类价值构成的考察范围。 在生产部门劳动者报酬无法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借鉴Cockshott和Cottrell（2003）以及高伟（2009）的做法，采用雇员报酬指标来衡量可变资本。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方法为：
其中，式（1）表示将最终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划归为第Ⅱ部类，将该经济体的总产值减去第Ⅱ部类产值后的部分划归为第Ⅰ部类（即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式（2）与（3）表示，在第Ⅱ部类中，用生产第j种产品所有中间投入在其总投入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从第Ⅱ部类总产值中“剥离”出该部类的不变资本，用生产第j种产品所支付劳动报酬在总投入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从第Ⅱ部类总产值中“剥离”出该部类的可变资本投入额，用生产第j种产品带来的社会纯收入在总投人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从第Ⅱ部类总产值中“剥离”出该部类的剩余价值额。式（4）表示，用该经济体所使用的中间投入总额、劳动报酬总额以及社会纯收入总额分别减去第Ⅱ部类中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即为第Ⅰ部类产出中所对应的三大价值构成情况。通过式（5）即可算得两大部类的利润率，计算两者的平均数即可推知相应经济体中的一般利润率，因为“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平均化，恰好形成一般利润率”（26）。通过计算各国剩余价值额与可变资本之比以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可分别得到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两者的数据。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WIOD公布了1995年-2011年40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投入产出表（NIOT）以及1995年-2009年主要国家的产出与就业的基本信息（SEA）。由于NIOT中缺乏雇员报酬的数据，故需要从SEA中给予补齐，由此本文的考察时期被限定为1995年-2009年。同时，由于SEA中的所有数据均以各个国家自身的货币计价，而NIOT中的数据则统一以美元计价，故需要采用相应年份各国的汇率（27）将其雇员报酬换算成统一的美元计价额。此外，表1中的“消费”包括NIOT中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支出”以及“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三部分。用增加值减去劳动报酬并剔除产品补贴以外税额的余额作为社会纯收入，因为增加值作为一个“净”的概念是不允许重复计算的（Koopman，2014）。
由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的数据具有十分明显的异常值特征，故将其剔除，最终选取38个国家作为样本。由于大多数国家家庭服务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均为零并且在少数非零国家中的这一数值也非常小，所以将所有国家的这一行业给予剔除。 （三）计量模型的选择 1.空间异质性、空间依赖性与空间计量模型。一方面，各国在要素禀赋、人口规模、制度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另一方面，全球贸易的日益发展及国际经济合作的广泛展开客观上加深了各国或各区域之间的空间依赖及空间关联。对此，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是较好的选择（Anselin，2010）。 一般而言，广义嵌套空间模型（General Nesting Spatial Model，GNS）涵盖了多种空间计量模型所对应的不同形式。GNS大体上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
其中，Y表示N×1的被解释变量向量，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从而WY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内生交互效应（endogenous interaction effects），也称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为N×1且元素都为1的列向量，α为常数项向量，ρ、β、θ以及λ为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并将ρ和λ统称为空间相关系数，
；X表示解释变量矩阵，从而WX表示解释变量的外生交互效应（exogenous interaction effects），也称为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u为N×1的扰动项列向量，从而Wu表示不同观测值扰动项的交互效应。 在式（6）GNS中，当空间自回归系数λ=0时，模型便退化成SDM。进一步，在SDM中，如果θ=0，则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如果θ=-ρβ，则为空间误差自相关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如果ρ=0，则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of X model，SLM），因此SAR、SEM及SLM都是SDM的特例（Vega和Elhorst，2015）。对于面板空间计量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需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 2.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在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方法上，多数研究都倾向于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空间模型的点估计方法来实现，对此，LeSage和Pace（2009）则主张从偏微分视角来考察。事实上，由于空间关联的客观存在，一个地区中某一自变量的变化不但会通过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影响该地区的因变量，而且还会通过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对周边地区的因变量产生相应的影响（LeSage和Pace，2009）。 由于SDM被广泛使用（LeSage和Pace，2009；Elhorst，2010），以下重点对其进行分析。对式（6）中SDM的表达式合并同类项可得以下形式：
对因变量Y取期望得E（Y），然后对第k个自变量求其偏微分即得：
对角线上的元素为直接效应，非对角线上的元素为间接效应。在SAR中简化为：
式（9）偏微分矩阵中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类似。在SLM中，
为直接效应，而
为间接效应；在SEM中，
仍表示直接效应，但无间接效应（Vega和Elhorst，2015）。 由此可见，SEM、SLM甚至SAR在用于捕获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分析中都存在不同的局限。就SAR而言，其不足之一便是一个解释变量的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之间的比值独立于
（Elhorst，2010）。此外，直接把SDM的回归系数作为其空间回归系数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乃至是错误的，而应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理解和分析空间系数的含义与影响。故而，我们主要选用SDM来探讨命题4中的相关论断。 3.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多数研究以n×n的二进制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W。这一矩阵中元素
的设置规则为：如果国家i和国家j之间存在地理分布上的邻近关系则取值为1，否则为0。然而，二进制邻接矩阵并不能合理而准确地反映每个国家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同时考虑到对外贸易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各国之间的关联性，我们采用每个国家这15年间贸易额与GDP比值的均值（简称为贸易规模均值，并记为avetrad）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基本元素（徐春华和刘力，2016），即
的取值规则为：当i≠j时，则
；当i=j时，
=0。其中，∑avetrad表示所有国家的贸易规模均值之和。由此构造出的贸易空间权重矩阵表明，如果两国之间拥有的贸易总额规模越大则其空间依赖程度也越高。（28）此外，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把这一权重矩阵标准化。 值得一提的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也被学者普遍使用，它一般包括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及反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两种形式。设
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中的任意元素，则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记为
）的设定标准为：当i≠j时，则
=1/d；当i=j时，
=0。反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记为的
）的设定标准为：当i≠j时，则
；当i=j时，
=0。其中，d是根据国家首都的经纬度而计算的球面距离。
四、经验分析 （一）38个国家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差异 从表2中易知，38个国家两大部类的利润率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从总体上看，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第Ⅱ部类的利润率要普遍高于第Ⅰ部类。如果分别考察这38个国家中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的利润率平均值则这一差异更为明显（图1）。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第Ⅰ部类的利润率平均值明显低于第Ⅱ部类，并且两者都呈波动下降趋势。从波动变化趋势看，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利润率平均值从1995年到2009年的降幅约分别为4.33与5个百分点。第Ⅱ部类的利润率平均值在总体上约高出第Ⅰ部类均值7个百分点，命题1成立。 由图1不难发现，第Ⅱ部类利润率平均值的波动幅度相对要大，并且它在1998年之前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利润率均值从2008年的26.58%（34%）迅猛降至2009年的24.44%（30.06%）。总之，第Ⅰ部类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与稳健，进而可确保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命题2）这一规律得以成立。 （二）各国一般利润率的差异及其趋于下降的规律 1.世界主要国家中的一般利润率差异。从图2（a）中易知，日本的一般利润率呈现微幅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37.65%缓慢降至2009年的37.39%。然而，韩国的一般利润率下降态势则较为明显：从1995年的25.33%波动降至2008年的22.36%，随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幅降至2009年的14.33%。从图2（b）中不难看出，中国（印度）的一般利润率从1995年的20.88%（45.54%）波动上升至2009年的22.67%（51.16%），而巴西的一般利润率则从1995年的34.14%波动下降到2009年的29.39%。
从图3（a）中可见，1995年-2009年，澳大利亚的一般利润率从1995年的25.95%波动上升至2009年的27.39%，而美国（加拿大）的一般利润率则从1995年的33.09%（31%）波动下降到2009年的31.62%（27.46%）。从图3（b）可知，德国（法国）的一般利润率从1995年的26.24%（25.27%）波动下降到2009年的24.73%（24.24%），而英国的一般利润率则从1995年的23.81%波动下降到2008年的23.14%，之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断崖式地跌至2009年的14.41%。通过对上述11国的一般利润率及其变动情况的分析可知，命题3成立。 2.来自世界38个国家整体均值层面的经验观察。图4清楚地表明世界38个国家中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均值从1995年的31.93%波动下降到2008年的30.29%，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这一均值进一步下跌到2009年的26.99%。命题3中的相关论断显然成立。
五、经验分析 （一）模型、方法与数据 基于前文论述，我们将有待考察的空间计量模型设为如下SDM的形式：
其中，lngrp为对数化后的一般利润率（grp）矩阵，
为克罗内克积，X为解释变量矩阵（包括本文重点考察的剩余价值率对数值和资本有机构成对数值两大主要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其余符号含义同前。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第一，考虑到马克思谈及了不变资本、人口因素、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等因素的变动对一般利润率造成的影响，同时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依次将各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比值（fixcapi）、人口密度（千人/每公里土地面积，peopden）、贸易额与GDP比值（trade）以及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与GDP比值（lccapi）分别作为这几个因素的控制变量。第二，使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比值（rescons）以及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比值（govcons）分别控制各国居民消费和政府行为。第三，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urban）控制城镇化的作用。第四，一国的环境状况也可能影响各国一般利润的变动，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千克/2005年美元GDP，
）作为环境状况的替代指标。同时，我们对所有的变量都做了对数化处理。特别地，由于比利时与卢森堡两国的解释变量数据缺失较多，选取表2中剩余的36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从而所对应的空间权重矩阵为36×36的形式。采用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小于10，从而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首先，采用Moran I统计量对全局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其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国家观测值，n为国家总数。Moran I的取值范围为[-1，1]，其绝对值大小表示空间相关性的强弱。同时，通过构造Z统计量来判别Moran I的显著性，其原假设
为：不存在空间相关。Z统计量的表达式为：
在统计量中，Var（I）表示方差，E（I）表示均值。如Z值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存在空间相关。在控制了相应的变量后，lngrp、lnm以及lnocc的Moran I检验结果（29）见下页表3。 从下页表3中不难发现，一方面，lngrp的Moran I值在2006年后变得不再显著，且逐渐过渡到负相关区域，表明一般利润率在国别间的整体趋同态势有所弱化，甚至开始走向趋异的方向；另一方面，lnm和lnocc的Moran I值都在正值范围内波动——尽管在部分年份中不显著。总之，空间相关性的客观存在表明应选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二）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从表4中易知，所有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都在0.999以上，表明本文所设定的空间计量模型有很高的解释力度。Wald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应选用SDM而非SAR或SEM等模型来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了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的SDM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同时，三大固定效应下SDM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都接近于-1，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再次印证了空间关联的客观存在。 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拟合优度相对较高，且前者的LogL优于其他的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的识别效果要优于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等模型的估计结果（Elhorst，2014）。因此，我们重点选用空间固定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lnm的回归系数都接近于1并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存在空间相关的其他国家中的回归系数（W×lnm）均显著为正（在空间固定及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74与0.577）；lnocc的回归系数大致在-0.7附近，符号与预期相符，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然而如前所述，并不能直接把这些回归系数当做SDM的空间回归系数，而应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中来分析。 就lnm而言，一方面，在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中，所有SAR与SDM中lnm的系数仍然在1附近小幅变动，并且高度显著，这表明一个国家中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会显著提高自身的一般利润率水平。另外，在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中，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2和-0.215，并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剩余价值率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就lnocc而言，一方面，在直接效应中，其回归系数大致在-0.7附近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本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能显著地负向作用于本国一般利润率，这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在间接效应中，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8和0.176，并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总之，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下，总效应中的结果均一致表明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剩余价值率是导致一般利润率变化的主要因素，从而命题4成立。 就控制变量而言，第一，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表明，本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会抑制自身一般利润率水平的提高；同时，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表明，对外贸易还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显示，本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一般利润率，而空间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则表明它还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马克思的判断相符。第三，空间固定效应及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一致表明，本国城镇化的推进将对一般利润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同时空间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表明，本国城镇化还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润的一种侵蚀。第四，时间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显示，政府消费行为不利于本国一般利润率的提高，而居民消费行为则能显著提高其一般利润率水平；时间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表明政府消费行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表明居民消费行为呈现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多数政府支出均用于非生产性投资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密切相关，而本国居民消费的扩大则通过拉动自身经济增长来提高其一般利润率水平。第五，时间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说明，本国人口密集度越大，越不利于自身一般利润率的提高，而空间固定效应与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的间接效应表明它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六，多数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表明，罔顾环境成本的生产模式尽管会因为减少环保成本而提升本国的一般利润率，但是却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七，大部分固定效应下SDM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都显示上市公司市场资本总额的增长不仅能促使自身一般利润率水平的提高，而且呈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稳健性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基于对外贸易份额这一指标而构建的贸易空间权重矩阵很可能是内生的，因为各国一般利润率的差异可能会直接影响各国之间的对外贸易额，而基于地理位置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则在外生性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鉴于此，同时考虑到SDM相对于SAR更具优势，我们同时采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反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两种形式，运用SDM对原有模型进行估计，相关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不难看出，在两类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中，lnm和lnocc在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中的回归结果都基本与前文结果类似并仍相当显著，但是它们的符号在间接效应中空间固定效应、时空双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这三类回归结果中却与表4中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表明这两大变量对一般利润率变动具有二重作用，从而命题4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对外贸易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但它们在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中则能显著地表现出它的二重作用。政府消费行为和居民消费行为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为负并且不显著。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类似。 此外，我们选用混合OLS估计、GMM估计以及SEM估计等方法进行探讨，结果表明（30），即便在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情况下，lnm的回归系数还是在1附近变动而且十分显著，lnocc的回归系数依然是在-0.7附近变动而且十分显著。SEM的相关系数为-0.2326，但是并不显著，这表明一般利润率更倾向于通过自身历史“惯性”的形式（SAR模型以及SDM模型）来体现其空间传递性。 本文考察了1995年-2009年38个国家中两大部类的利润率以及经济体中一般利润率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第一，第Ⅱ部类中的利润率水平整体上高于第I部类，并且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趋势会导致其中的利润率水平下降得比消费资料部门更为明显和稳健。第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不仅显著存在于美、日、英、法、德等老牌发达国家，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均值层面也显著存在，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它们都有较大跌幅。第三，尽管一般利润率的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是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剩余价值率仍然是两大具有二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结果稳健。总之，对一般利润率的估算应该立足于两大部类的视角，要对一般利润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不仅需要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而且需要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更需要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层面对其进行考察。 基于本文的结论可得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鉴于中国的一般利润率在整体上不仅低于巴西、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低于日本、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这可能引发大量资本的抽离，对此可通过相关措施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第二，鉴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般利润率在整体上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中国呈波动上升态势，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徐春华和吴易风，2015），所以在长期内“外资仍然喜欢中国”（31），从而中国应合理引导外资在各大行业中的流向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一般利润率在长期中不断下降与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相伴相生的，特别是各国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已呈显著的空间联动特征，由此强化了局部经济危机的全球扩散渠道。因此，还应建立与健全防范他国经济危机冲击的相应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对本文的撰写给予了悉心指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胡钧、吴汉洪、夏明、赵峰、周璇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力、林吉双都对本文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J.P.Elhorst以及暨南大学的龚维进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部分代码和相应帮助，同时两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谢之。当然，文责自负。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7页。 ②③④马克思（2004a，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7、23、377页。 ⑤⑥⑦⑧马克思（2004b，中译本）：《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9、439、478、448-458页。 ⑨⑩（11）（12）马克思（2004b，中译本）：《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9-480、446、468、535页。 （13）马克思（2004b，中译本）：《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9页。 （14）列宁（1984，中译本）：《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6页。 （15）（16）（17）马克思（2004a，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6、237、411页。 （18）马克思（1975，中译本）：《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9页。 （19）（20）（21）（22）（23）马克思（2004a，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6、266、258-268、258、264页。 （24）（25）马克思（2004b，中译本）：《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22-523、527页。 （26）马克思（1975，中译本）：《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1页。 （27）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中心。 （28）诚然，尽管任意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更能说明各国空间依赖程度，但是由于这一数据缺失故而只能选用贸易规模均值来识别各国的空间依赖性。 （29）计算Moran I值以及估计空间面板模型均通过Matlab 2014a编程实现，相关程序可主要参考Elhorst与LeSage的代码（http://www.spatial-econometrics.com）。 （30）限于篇幅，结果没有报告，备索。 （31）陈恒：“外资仍然喜欢中国”，《光明日报》，201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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