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试论论文,发展进程论文,年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代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一次大危机，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大危机。这次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30年代经济危机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论述这场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巨大破坏性，而很少考虑它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作用。我们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问题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列宁早就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①a]加强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推进世界史学科的研究。鉴于此，我们拟就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影响略作粗浅的分析。
（一）
30年代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向更高阶段演进的一个过渡时期。
20世纪初，世界已形成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已开始纳入世界历史之中。从此，世界进入以整体发展为根本特征的新阶段，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社会制度、政治格局、国际关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使世界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整体开始制约、规定着各国的存在和发展。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整体性还处在一种初始阶段，整体化程度并不高，也不很完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残留了世界整体形成以前的许多陈迹，人们对世界整体发展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二战后，世界的整体发展更为明显，更加加强。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各国历史进一步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相互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历史进程更加曲折多变，扑朔迷离，出现了囊括全球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而这种世界整体性的加强发韧于30年代经济危机；换言之，30年代经济危机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向更高阶段演进的强大推动力，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走向更高阶段的酝酿和准备时期。
首先，30年代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
一战打破了以英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一战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以金本位制为主体的世界货币制度，这种金本位制是英镑本位，英镑代替黄金执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英镑是国际上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伦敦既是世界金融中心，又是最大的资本市场。在没有任何世界经济机构的时候，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一战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列强争霸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英国为首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①a]英国逐渐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它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了。[②a]20年代，英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恢复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再造昔日之辉煌。但由于英国经济一方面因一战而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又遭到1920—1921年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在整个20年代一直陷入隐蔽的危机之中，所以恢复旧的经济秩序的任务已非它力所能及。因此英国的努力始终未能成功。这正如英国财政部官员休伯·亨德森所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被永远毁掉了。要重建这个旧秩序，结果只能是徒劳无益和灰心失望。”[①b]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重大变化导致了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而30年代经济危机又使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完全崩溃。这样，30年代经济危机就彻底摧毁了人们重新恢复一战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妄想，开始了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1936年9月，英、法、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建立三国货币之间的持久平衡。为此，三国分别建立了外汇平准基金以维护货币稳定。法郎同时贬值25—40%，而在此之前，美元早已固定在黄金平价的60%，英镑的汇率也大致平稳。继《三国货币稳定协定》之后，英、法、美又在10月签订了相互之间黄金自由兑换的《三国黄金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订，为重新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人们把它看作是建立正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先驱。1943年，美、英两国的有关专家研究了重建两次大战中所曾极为缺乏的东西：一种国际支付制，这种支付制能够同时承担交易和支付的必要平衡与可能膨胀。1944年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会议，达成协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按照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垮台后出现的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元成了主导的国际货币。它按固定价格与黄金挂钩，美元可以兑成黄金。各国货币按含金量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当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以按固定的定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贷款来弥补逆差。在出现基本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以调整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生。
其次，30年代经济危机加快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并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在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扩大，直到二战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
列宁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②b]据此，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必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30年代经济危机加快了这一发展步伐。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国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美国推行所谓罗斯福“新政”，在“反危机”的名义下，政府建立了各种“调节经济”的机构，利用国家政权大力促进资本的集中，并采用贷款、补贴、减税、订货、收购剩余产品、举办公共工程等办法来扩大垄断组织的实力。在英国和法国，除了加强卡特尔化和扶持大垄断组织之外，还实行了某些部门（如英国的电力输配网、法国的铁路等）的资产阶级“国有化”，以保证垄断寡头获取丰厚的收益。美、英、法等国家的政府还通过输出补助和保护关税等其他经济和外交政策，全面地支持垄断组织的对外经济扩张。在另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更多，阶级斗争激烈，为从新的大战中寻求出路，在30年代初即已把国民经济转向战争轨道，因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迅速。其主要表现在大规模的推行一战时期相似的各种战时经济管制措施，对原料、劳动力、资金和产品都实行严格的管理和分配。通过经济管制措施来大力发展与军事有关的生产部门，尽量限制消费品的生产，系统地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转业、迁移的自由）。这些国家还强制实行卡特尔化，帮助大垄断组织控制中小企业。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直接发动军事侵略，来为垄断资本夺取市场。
到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以及工业与资本的更大规模的集中，垄断资本国际化的规模大大加强了。同时，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维持和发展自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须进行经济调节，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初期的国际联合协定或组织是一种级别较低、约束力较小的松散性联合，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后来，由于这种松散的国际联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又逐渐出现一种更高级的、一体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如欧洲共同体。
再次，30年代经济危机促使旧经济学派危机理论的破产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从此，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
空前严重的30年代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那样深刻而激烈，以致象过去那样单靠资本主义市场自动调节和货币金融的信用调节，已经不能使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爬出来。经济大危机宣告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破产，说明亟需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来缓和危机，延缓资本主义的寿命。力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1936年，凯恩斯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形成，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既包括以有效需求学说为基础的一套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均衡关系的新理论，也包括以调节总需求作为特色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大批人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从这种理论出发，提出了一套“反危机”措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扩大政府开支，进行所谓公共投资，甚至公开鼓吹扩军备战，来刺激资本家增加投资。为了扩大政府开支，凯恩斯极力鼓吹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与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主义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它强调国家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办法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相适应的。它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集团日益同国家权力相结合的要求。因此，自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凯恩斯主义便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二战后，资产阶级各国政府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制订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最后，30年代经济危机将德、意、日推上了对外争霸、称霸、侵略扩张的道路，促使凡尔赛格局向两极格局的演变。
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格局，是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和平体系。它是根据战胜国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的意志，强行重新划定的欧洲、西亚、非洲的政治地图。凡尔赛格局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这两个大国排除在世界政治舞台之外，维持了英国的殖民霸权和海上优势，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盟主地位。它所确立的国际格局的均衡，实际上是严重的失衡，内含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经过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凡尔赛格局的瓦解不可逆转。
30年代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缓和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货币战、关税战和贸易战。在这场激烈的经济战中，美、英、法三国占有明显优势。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英、法则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这三国都利用自己的优势竭力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组成排它性经济集团。1931年，英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组织“英镑集团”。1932年12月，美国在美洲组织了“美元集团”。接着，法国在欧洲组成“金本位集团”。这些经济集团均在内部实行关税互惠制度，在其所属的传统市场中不容许其他国家染指。与此相反，德、日、意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一战后经济有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来讲，远不能与美、英、法等国相比。例如，德国虽然通过道威斯计划，使战后经济有所恢复，但是，这种恢复是以在经济上依赖美、英资本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其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德国市场狭小，国外市场又受到英、法、美的控制，所有这些弱点，使德国在危机中自然无法与英、法、美展开真正的对抗。日本、意大利的经济竞争力更加脆弱。意大利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原料、市场上都严重依赖于外部世界，在英、法、美组成的种种排它性经济集团面前，国内外市场日益缩小。由于在国际经济战中处境艰难，德、意、日三国都强烈要求以武力夺取世界市场，重新瓜分世界，从战争中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德、意、日便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军事优势弥补金融和经济劣势，急欲拼凑“同‘富国’联盟相对峙的‘穷国’（即主张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联盟”。[①c]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国联裁军会议，加速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德国在退出裁军会议5天之后又退出国联。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早在1931年9月便开始发动侵华战争，用武力夺取了中国东北，登上了战争舞台。由于意大利从英、法那里得不到什么经济实惠，便从与英、法勾结转而逐步向德、日靠拢。1936年10月，德、意通过《共同协定》的缔结而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在一年之后加入，从而形成了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由于反对德、意、日的共同经济利益的需要，实力较强的英、法、美开始摒弃前嫌，联合起来。1936年秋，英、法、美分别签订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订，为英、法、美以后政治军事上的同盟铺平了道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分化对立和重新组合，表明了凡尔赛格局已经初步瓦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侵略集团成为人类的公敌，英、法、美逐渐和苏联站在一起。二战后，美、苏力量大大加强，最终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格局。
（二）
30年代经济危机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社会意识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但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在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根本改变以后，还可能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换言之，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之后，社会意识的变化还未跟上来，从而造成了社会意识的滞后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在20世纪初世界整体形成以后直到整个2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尽管世界整体已经形成，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进程的趋势认识不足，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日益相互依存，任何一个地方的崩溃都将对整个体系带来严重后果的道理，还没有深深渗透到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意识之中。[①d]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2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诸多失策，由此导致了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30年代经济危机不但改变了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上的这种滞后性，而且推动了世界整体发展进程向更高阶段的转变；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初始阶段的世界整体性）”的终结，一个“新时代（高级阶段的世界整体性）”的开端。
首先，30年代经济危机标志着从恢复世界经济旧秩序到筹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转变。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被打破的2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旧病”。[②d]“回到正常状态”（亦即回到战前世界旧秩序）既是20年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又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深切的愿望。“20年代的政府官员们的头脑中装满了关于战前金融制度的幻想，许多人将这种制度视为世界应当回归的理想境界。”[③d]资产阶级各国政府都没有认识到世界进入以整体发展为根本特征的新阶段的巨大意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按世界整体发展的客观要求制订出相应的政策来解决一战造成的重大不平衡后果，所以各国政府竭力想使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到1913年那样的状态。这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运动和国际金融等相互联系的领域里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于国际贸易和资本运动来说，回到正常状态基本上意味着消除政府控制以及在战争时期几乎强加给所有国家的其他障碍，并重建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做法。对于国际金融制度来说，目标是恢复在一战前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金本位制。与恢复金本位制密切相关的是各国政府还存在这样一种错觉，即普遍相信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通货对美元的贬值是暂时现象，认为欧洲国家的经济有充分的弹性，足以允许恢复旧时的通货平价上来。同时，生产能力、成本和价格水平在一战期间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当时还没有被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的持久性也被忽视了。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联盟的专门委员会，都在迫切地研究用什么手段才能够使欧洲恢复金本位制。到20年代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出现汇率浮动的情况，各国（特别是英国）都非常希望结束这种状况，使汇率回到战前的固定平价系统中来。1925年，英国恢复了英镑的固定平价，国际货币系统也相应地进行了修补。1927年，普安卡雷为法郎固定平价。此后，所有的国家都恢复了固定平价。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恢复战前国际金融制度的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固定平价有利于世界贸易的更快增长，但它们没有认识到：在这时实行固定平价，比起1870—1913年那个时期，需要为国际的偿债能力作出更精心的安排，因在过去那个时期，英国控制着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对当时的金融体系有坚强的信心。而在世界整体已经形成的20年代，由于以英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英国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已不能再承担以前的责任了。因此，新的平价明显地对英镑作价太高，而对法郎作价太低。20年代极不稳定的平衡使法国产生了大量储备积累，同时，又使英国保持紧缩通货的政策。恢复传统金融制度只是虚假的胜利，它使资本主义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20年代中期，个别比较明智的经济学家就已意识到，欧洲再也不会恢复“正常”了。但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是等到30年代的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把20年代的恢复旧的经济秩序的种种幻想扫除干净之后，人们才重新进行有条不紊的思考、筹划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到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秩序终于形成。
其次，30年代经济危机标志着各国从单纯追求本国利益、采取以邻为壑的短视行为到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转变。
自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形成以后，一个国家借助关税、货币贬值或外汇管制来改善自己的商品的地位时，它的贸易伙伴由此受到的损失有可能超过它自己的得益。以邻为壑的战术会引起报复，以致每个国家追逐其自身利益的行为反而以害己告终。国家的经济利益有时是互相补充的，有时是相互对立的，其后果不是由一个或两个国家所决定，而是依存于大家的努力。这既是世界整体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典型的总和不为零（输赢双方并不恰好相抵消）的搏奕。在这场搏奕中，任何一个为自己采取一种长远目标的解决办法的搏奕者，将发现其他国家蒙受其利。大家应该采取长远战略，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从理论上说是令人满意的，但也很可能使不同的搏奕者在某一特定时刻承受不同程度的牺牲。然而，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20年代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保护主义，各国高筑关税壁垒，采取以邻为壑的短视行为，甚至象美国这样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行为的典型是1930年美国颁布的《斯莫特—霍来关税法令》，它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战，加深了世界经济危机。
正是30年代经济危机开阔了各国领导人的视野。二战结束后，为了不再重犯两次大战期间的错误，各国选择了合作以代替分裂和对抗，欧洲还出现了政治联合。这种政治联合的思想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当时法国外交家白里安曾提出组织“欧洲合众国”（或译“欧洲联邦”）的建议，他鉴于欧洲国家长期分裂，认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保障安全。但那时各国对此认识不足，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的严重教训，欧洲政治家们如阿登纳等，感到总是这样互相纷争下去，对彼此都很不利，只有摒弃旧嫌，实行合作，大家才有出路。政治联合一时不能，不妨先从经济联合做起，欧洲一体化的时机到此渐告成熟。在这方面，比、荷、卢经济联盟树立了一个先例。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三国在战时预先约定，在战争一结束就成立关税同盟，并进一步建立经济联盟，于此取得了一些经验。继后，有远见的法国外长舒曼提出法、德两国的煤、钢业在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之下实行联营（称为《舒曼计划》），最后于1967年成立了欧洲共同体。这些联合推动了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在一系列会议上建立，会议中最重要的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后，1947年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再次使用货币贬值作为残酷竞争的手段，并且规定会员国只有在需要纠正国际收支“根本不平衡”的场合时才可使用贬值手段。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目的是“约束”协议各方的全部关税，使所有税率都不得提高也不征收新关税，并用多边协商办法减低现行税率。这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在防止重新出现二战前竞争性贬值保护的恶性循环方面，执行得较为成功。
最后，30年代经济危机标志着从战胜国不愿放弃赔款与战债到二战后赔款与战债问题被完全避免的转变。
一战后的巨额赔款，姑且不论要求是否合理，总为战败国所不能负担。英国曾一度向美国表示愿在取消战债的条件下放弃对赔款的要求，这不失为补救之计，可是美国只重本身利益不肯接受，这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机会。美国错误地估计了欧洲国家的偿债能力，而到后来危机发生后还得宣布停付。法国对德一直存在着报复心理，在对德赔款问题上始终毫不妥协，使国际和解的努力归于无效。20年代的赔款与战债问题毒化了国际经济关系，是促使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有在经历3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后，人们才终于认识到了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认识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一战后的赔款和战债问题在二战完全避免了。虽然德国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大于它在一战期间对别国的破坏，但西方国家向它取得赔款的努力却比一战后要缓和得多。德国少量的国外资产被没收，还有大量德国商船也被拿走，但这些资产远不如一战后德国被夺去的东西那么重要。况且大部分德国的战后赔偿支付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德国必须负担盟军的占领费直到1953年，但从1953年起，它从军队驻扎在德国的军事花费中已经得到170亿美元外汇。[①e]可见，二战后战胜国并没有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
与一战结束以后的时期比较，另一个大的改善是没有发生严重的国际负债问题。在欧洲战争开始时，美国碍于本国的《中立法案》未能借钱给双方交战国，就象它在一战时曾经做的那样。战争物资是以现金卖给英法联合购货委员会的。但从1941年3月到1945年中期，美国政府把436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让给了自己的盟国（这个数字相当于该时期美国国民收入的4.75%，其中300亿给了英国和英帝国，107亿给了苏联，29亿给了其他国家。）。这笔援助实际上全部是以补助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接受国不会累积起战争债务。加拿大也给了英国10亿美元的战争补助。[②e]与美国在一战后的行为相比，对照更强烈了。美国不但没有坚持索还战时借款，未与英国、法国一起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反而提供资金，扶持西欧复兴，提出“马歇尔计划”。这说明在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资产阶级各国政府日益重视世界整体的发展。
综上可见，30年代经济危机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由30年代经济危机所释放出来的教训变为推动力，推动了世界整体性发展进程由初始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植枬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注释：
[①a] 1992年4月，世界货币会议在热那亚召开，讨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于黄金分配不均和物价普遍上涨，各国无力恢复战前的金铸本位制。于是会议决定除美国继续实行金铸币本位制外，英、法两国则实行金块本位制，而包括德、意、奥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则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可见，一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金汇兑本位制为主体的。
[②a] 里斯·戈伦韦：《大衰退，在1929—1933年危机中的资本主义》（RGGs Goronwy,The Great Slump,Capitalism in Crisis 1929—1933），伦敦1970年版，第2页。
[①b]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②b]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①c] 格兰特：《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5页。
[①d] 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②d] 明顿：《繁荣与饥馑的年代》，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页。
[③d] 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页。
[①e]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5卷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e]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5卷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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