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与时俱进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9)03-0001-08
自从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来，全国民众对西藏和新疆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日益关注。作为一个举世瞩目、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背后，无疑有许多境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我国各地许多领域的工作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与失误，近几年在汉族地区发生的几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不大容易以境外势力的干预来推卸责任。假如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思路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各项工作的效果得到各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肯定，那么境外势力再如何捣乱也不可能掀起大浪。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清醒地面对现实，主要从我们在国内能够做什么的角度来寻找今后切实改善民族关系、促进各族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和具体办法。
一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和海疆，在这个国度里生活着勤劳智慧的13亿国民。尽管依据各自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他们逐步繁衍成为聚居或混居的不同群体，并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被划分为56个民族，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文化核心的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在不同的朝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或大或小，族群之间的关系或密或疏，但在历经几千年的战争、迁移、通婚和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口融合之后，今天中国各族群已经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各自特点又有统一共性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已经构建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时，不可回避的另一个事实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迁移制约和族际交往历史等原因，我国各少数族群及其聚居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和行政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近代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势，有的（如满族）几乎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有的（如藏族）曾长期保持相对自治的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从基本性质到具体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新的变化，那就是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部族国家”模式向现代工业化的“公民国家”模式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各个地区、各个族群聚居区会因历史基础不同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方面继续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各地区的转变起步有先有后，过渡速度有快有慢，从而呈现出一幅多阶段、多维度、多元化的复杂图像。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广阔的疆土和13亿的人口规模，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这样的复杂图像是十分自然的。
面临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各族群的发展现状和今后进一步发展将要遇到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心的重点之一。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0年，外部的世界和中国内部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入了国际大市场。这些变化必然影响到国内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族际关系，中央政府自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当地的传统经济模式造成冲击。在外部各种反华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和支持下，国内一些地区如西藏和新疆出现了分裂主义活动和恶性治安事件，这也使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本世纪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仍然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任何理论或制度，即使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些理论或制度也仍然必须接受当前社会实践效果的检验。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欧洲发生经济大萧条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却享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苏联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国并奠定了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物质基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同样的指导思想和同样的制度在后来的年代里却导致了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抹黑苏联在历史上取得的伟大成果，纵容民族主义思潮，最终导致苏联解体。邓小平同志倡导尊重事实、尊重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态度，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科学精神指导下摸索出来的改革开放道路，才使中国走出了经济停滞的困境，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小平同志在改革进程中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是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走上正确道路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分析和思考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时，也必须遵循这样的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60年，现在整个时代和社会已经完全不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与态势了，无论是少数民族民众还是政府的干部队伍都出现了代际更替。今天构成少数民族青壮年群体的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翻身解放、烧毁身契债券的农奴与贫民，而是“70后”和“80后”，他们没有亲身感受过旧西藏的农奴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他们在成长时期所听到的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和大量冤假错案，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是今天各族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就业竞争，他们接受的信息除了政府的思想教育之外还有境外的反华宣传。不去与他们深入交谈，不去了解他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内心感受，仍然以上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时“翻身农奴心向党”的刻板印象来想象今天的藏族青少年，是不可能客观理解目前的西藏社会的。上世纪50年代进入西藏、新疆的军队与政府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当地民众今天提起来仍十分敬佩。应当说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干部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操和奉献精神，他们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一代。再仔细分析一下今天政府中任职的各级干部，学历大大提高，知识结构今非昔比，但是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则是完全不能和老一代革命干部相比了，也正因为如此，官员腐败才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现实，那么既然民族工作的对象（各族民众）和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各级干部）都发生了代际更替的深刻变化，我们怎么还能够设想今天的民族关系会保持在上世纪50年代的状况呢？
时代改变了，社会在前进，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的基本矛盾都发生了变化。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矛盾，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态势，探讨改善族际关系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西藏社会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带有许多特殊性。在对我国藏区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需要给予特殊的重视，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三句话来归纳，就是：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放眼未来。
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用各种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个族群、中央和地方割据政权都会使用最有利于本集团地位和利益的用语和方式来记载或追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族际交往。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到不同方面各自“构建”历史的合理动机和既定文本的前提下，发掘和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共识，用客观的科学态度努力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得出的分析结果要以理服人。如果为了某种哪怕是最合理、最正当的理由，故意忽视或回避历史事实或某些文献来进行当代的“历史建构”，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当我们研究和讨论鸦片战争后的西藏近代史时，特别需要注意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无论是清政府、中原知识阶层还是西藏社会，都不存在现代政治含义的“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词汇术语。当时人们熟悉的还是传统“天下”体系中的“部落”、“天朝”、“帝国”、“朝贡”、“藩属”等概念，当人们用今天的现代政治概念来解说近代的族际交往时，很容易出现误解和误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今天的话语来诠释近代的族际关系史，而是应当始终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历史，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使用今天的概念去“重构历史”。
面对现实，就是要面对中国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整体性的改造和建设这一客观事实。建国后我们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经济产业体系、财政金融体系、学校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及军事治安体系等国家管理系统，中央政府也切实承担起了各地区的保卫边疆、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指导全民的经济发展、学校教育、防灾救灾、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责任和相关的财政负担。这是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为了使各项事业能够在全国各地区有效运转并不断提高与改善，在国家宪法的指导下，中央政府设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实施。在这样的体制下，不论各族在历史上曾经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与中原政权曾经保持过什么样的联系，那些在今天都已经不重要了。经过60年的发展与建设，可以说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国家任何一个部分的伤害，必然会伤害国家的其他部分，对国家整体性统一的伤害，必然会伤害全国国民。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实现独立建国后无一例外地都在努力进行领土疆域内部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并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进程中强化全体国民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在对外方面以国家为单元参与国际社会各项事务。对于中央政府在现代国际竞争态势下所进行的国家整合的各项努力，各少数族群需要认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对割据或自治的传统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而且保持的结果必将是本地区和本族群的发展滞后和对自身长远利益的损害。
由于历史上各个地区和各族聚居区存在一些区域性的传统制度和管理惯例，新建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与原有的传统体系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差异甚至矛盾。为了处理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中央政府在推动这些制度的设立和实施时需要安排必要的“过渡时期”来逐步稳妥地推进。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关于在西藏地区延迟社会改革时间的约定。与此同时，各地区的相应族群也需要认识到国家政令和制度统一的必要性，积极配合中央政府逐步稳妥地开展全国统一的制度建设。20世纪50年代的西藏上层贵族和僧侣集团不愿面对“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社会所面对的客观现实，对中央政府采取的是抗拒乃至武装叛乱的对抗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毋庸讳言的是每个民族对本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宗教、历史及英雄人物都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并引以为傲，这种感情是非常自然和需要尊重的。但是必须指出，许多古老文明只能作为历史的记忆和以考古文物的形式保存下来，古老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将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延续和发展。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世界发展进程中，这些古老文明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复制和继续再生产的。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必须向前看。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处理国内少数族群传统文化时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与实践，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在现实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运行状态中，我们必然思考社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问题。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从传统的宗法社会发展到现代法制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从承袭历史遗留的传统制度差异发展到各方面制度的基本统一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从传统的私塾—寺庙教育发展到统一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从各族仅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发展到各族既保留本族语言文字同时又掌握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再进而掌握国际通用语言文字，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是历史的必然。路要一步一步去走，饭也只能一口一口去吃，做事如果操之过急，后果就适得其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维持现状上而不积极前行，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国也在快速发展，不可能设想我们的藏区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在50年、100年后还会保持目前的现状。当我们面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必然发展趋势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认识到各方面的发展大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待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特点，看透过渡阶段所出现问题的本质，才能不去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顺应形势，以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为本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些有益的实事。
二
在现代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各国很容易采用“零和游戏”而不是“双赢”的思维方法来与自己的“假想敌”进行博弈，这是因为在残酷复杂的利益冲突中，任何人都很难真正信任对方。西方国家从它们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彼此之间对领土、殖民地和商业利益争夺的战争，可以说西方国家和基督教世界的政治领袖们一直未能走出“战国争雄”的思维模式。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冷战”对峙时，美国政治领袖如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等在他们的著述中一再强调，利用民族矛盾、鼓动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是打击和削弱苏联实力的最有效的方法。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唯一由共产党掌权的大国，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总有一些势力把中国看做是“头号假想敌”，千方百计地设法“削弱”中国，利用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鼓励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针对中国的主要手段。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美国就开始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情报局开设的西藏武装叛乱人员的训练营地直至尼克松访华以后才关闭，达赖集团在印度的流亡营地一直得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财政支持。比较客观的西方学者们从来都不否认这些事实。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到了今天，享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年代和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已经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野蛮和残酷统统忘到了脑后，似乎那些丑恶行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西方国家的民众和媒体记者们一边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消费水平，一边又关心起这些贫穷国家的“人权”和“民主”来。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真诚善良的西方人是真心地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权利与利益的，但是即使是这部分人，也仍然是“高高在上”地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批评和指责。当你与他们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想听你所陈述的事实和解释，他们只想听他们在之前就确定了想听的东西，他们只去看或只相信他们想看或愿意相信的东西。在支持“人权”和“民主”运动时，他们有一种“圣徒”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但是如果和他们接触得再多一些，你就会发现，他们参与这类活动只不过是工作和生活之余的另外一种“度假”活动，他们是绝对不会在这些国家和人群中与他们同情的对象一起生活的。这就难免令人想到“虚伪”二字。近期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位所谓思想左倾、关心人权的法国富人，在把他们祖先即英法联军从中国圆明园里抢走的青铜兽首公开拍卖时，竟然还把“关心西藏人权”和“与达赖谈判”作为筹码对全体中国人进行讹诈和利诱，这是怎样一副卑鄙可耻的“人权斗士”的嘴脸！真正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权利和利益的，还是每天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中国人自己，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民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曾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今天的中国还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政府机构中确有一些很不称职的官员，干部腐败已经成为当今全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政府在推动各项工作时也发生过许多失误，许多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得到改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这些现象也必然会使相关的民众感到不满，政府机构一旦处置不当，就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在这个时刻，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积极地给予报道和支持。（奇怪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一位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印度或东南亚国家的记者参与到这些活动中，难道他们就不关心人权和民主吗？）其实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在努力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改善处理矛盾的机制。同时，分析这些问题与矛盾的产生原因与解决办法，也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的调查研究课题。
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我们处理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问题时，当我们遇到“热心的”西方人士积极介入到这些事务中的时候，无论是中国的政府、主流群体还是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各方面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必须对全国国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但是处在掌握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强制手段的位置上，政府在考虑这一责任时容易采取简单强制处理的方法来平息矛盾和冲突，这样做简单有效，但是通常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一定要慎之又慎。中国有宪法和各种法律，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思路，那就是不考虑当事人和参与者的族别身份，单纯地依照治安条例和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来处理。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拉萨“3·14”街头骚乱可以看做是群体的恶性治安事件，而不去强调这些暴力活动带有的明显族别倾向。这样就不会在藏族民众中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和阴影，也不会在汉族民众中激发对藏族整体的情绪，否则这两方面的后果无疑都十分不利于未来的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
如果注意西方国家如美国对刑事案件和街头抗议的报道，我们就会发现，案发时的最初报道都只讲案情，并刻意回避犯罪当事人的种族身份。因为这些案件只是个别人或一小群人的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所属的整个种族或族群。即使这些当事人的族别身份在之后被披露出来，报道也十分低调，因为人们对事发几天后的后续信息的关注度已大为降低，这时的影响与案发第一时间的报道所带来的印象和感情冲击已经是不可相比了。前些时重庆发生袭击哨兵抢枪案，即使一点线索还没有找到，报纸和网上立刻就有消息说“可能是藏族人干的”。这说明我们的媒体和民众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很不成熟。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学学美国人处理种族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中央政府对各民族自治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资助，资金的提供无疑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对极少数极端分子展示的威慑手段也有助于局面的控制，但是这些都还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措施。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分裂的潜在威胁，还要靠少数民族民众和精英人物在深层意识中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真心认同，并把本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否建立起这样的民族凝聚力，这才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而现在任何独立国家的人口中都包含了许多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认同的族群，但无论是美国、法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还是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由以前殖民地疆域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自认是在统一“民族”(nation)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在建国后积极在全体国民中推动对这一“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这也就是“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进程。有的国家在这方面很成功，如美国和印度，有的依然存在问题，如加拿大和斯里兰卡。新中国建国已经60年了，我国13亿国民的“民族观”是怎样一个现状？这样的认同建设还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对相关理论和政策进行总结与反思？这些是我们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看到2007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在全国各省份的经济状况排名中已经成为平均收入的倒数第11名和消费支出的倒数第3名。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是农民的3.6倍，西藏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是农民的4.3倍。西藏农民收入不仅显著低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而且与西藏城镇居民收入的距离也在继续拉大。2005年，我们在拉萨组织了1470名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发现汉族流动人员的平均收入是藏族流动人员的1.5倍，因此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两大发展主题已经集中体现在西藏的农业和农民身上。前两个差距再加上族群差距，又高度集中在拉萨等城镇的藏族流动人员身上。这些在农村生活困难的藏族农民，为了谋生来到城镇打工，但是由于所受教育有限和汉语不熟练，在拉萨等城镇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明显不如身边的外来汉族流动人员，他们心中产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十分自然的，如果再加上境外反华势力的调唆和鼓动，就有可能在街头骚乱中发泄情绪。因此，加快西藏农村脱贫工作和帮助藏族流动人员在城镇的就业，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两大民生问题，在思考今后西藏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时绝对不能忽视。
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财政支持的力度达到人均超过一万元，但是对这些资金是否真正发挥效益的评价标准，不在于政府盖了几座大楼、修了几条路或扶持了几个企业，而是看西藏广大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是否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修建基础设施和创办企业，如果不能转化为就业机会、经济效益并落实在广大民众身上，那么这些设施和企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从本文集中的一些户访调查材料来看，基层农牧民和非国有机构职工的其他城镇居民的就业和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讲“三个代表”，讲“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切实改善民生方面来，评价我们政府工作的标准就应当看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应当看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就业的机会，应当看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应当看城镇藏族流动人员与外来汉族流动人员收入的差距是否在缩小。我们把这些基础民生的工作做好了，藏族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自然也就提高了，祖国对藏族民众的凝聚力也必然随之加强。
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汉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作为中国的主流群体很容易产生优越感。他们绝大多数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了解很少，在讲话和处理事情时也很容易忽视身边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感受。应当说真正具有种族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观念的人在汉族中是很少的，但是自觉或不自觉具有（汉）民族优越感的人比较多。历史上的中原汉人集团传统上就有“华夏”的文化优越感，但是并没有欧洲和美国传统的种族优越感，这使得中国社会克服“大汉族主义”比美国社会克服白人的“白人种族主义”要容易得多。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时时警惕“大汉族主义”滋生并毒化我国的民族关系。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常年开办民族展览，向全国人民介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聚居地的地理和物产，介绍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各族儿女又是如何携手抗击列强、保卫共同的家园。这样的展览应当尽快恢复，不断补充完善，常年持续开办，并且应当在全国各个城市逐步推广和普及这样的民族知识展览。
在拉萨“3·14”事件和喀什袭击部队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些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些汉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在一些城市出现了针对藏族和维吾尔族整体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如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商店拒售、机场进行歧视性安检等等，这些现象需要引起全国汉族民众的警惕与重视，而且应当进行公开讨论，提高认识，必须使绝大多数汉族民众都深刻地意识到大汉族主义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重危害性。
少数民族民众和知识精英，要客观地看到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深远渊源，对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构建”的本族独立“历史”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现实，要清醒地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本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应当说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策是民族平等，这与西方历史上的种族压迫、种族歧视完全不同，也与清朝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很不一样。凡是客观看待60年中国民族政策的人，都应当承认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真心实意帮助和扶助少数民族的发展，而不是压迫和剥削他们。如果过去发生过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那主要是具体执行政策的个别官员的问题，或者是全国性极“左”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问题。对于西方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分子”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关心”，我们的头脑要非常清醒。
中国的民族问题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西方人士的介入又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传闻、各种消息利用互联网的渠道每天都在传播和散布，由于对具体情况不易了解和对政府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逆反心理，一些人反而很容易相信网上的传闻。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强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论证，把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实情介绍给全国民众和那些真正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海外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事的社会研究工作不仅在学术上有价值，而且在促进当今社会各民族的相互了解，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方面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要我们勇于面对现实，敢于讲实话、讲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承认和肯定。
［收稿日期］200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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