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学习—社会利益还是另一种社会分界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线论文,社会论文,分界线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01)03-0005-05
远程教育
过去30年中，远程教育在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本文试图反映远程开放学习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和状况，并在全球化、智能技术、竞争、质量问题为主导的背景下，分析目前教育系统对在线学习的热情。尽管文章源于我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历，但文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也具有全球性。
60年代中期支持远程开放教育的人会列出许多原因说明为什么将远程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条款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方面期望增加教育机会，经济方面期望降低教育成本，同时提高教育参与水平，社会方面期望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公平，在一些地区还有教育上对提高课程相关性和课程质量的期望(Reddy,1988;Sirisaan,1987;Ansari,1982;Gitau,1982;Brandon,1999)，还有人希望那些被隔离、处于社会边缘、受到挑战和处于少数的群体能接受教育(Dhanarajan,1999)。上述情况正如30年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是令人信服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供给之中，他们的远程教育设施也比发达国家多。在丹尼尔(1998)所确定的10所巨型大学中，有7所属于发展中国家，并且他们还在创立更多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令人瞩目。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表现也参差不齐。像许多发达国家的远程教育机构那样，这些大学在一些方面表现优秀，另一些方面却很逊色。远程开放教育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那些过去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对教育，尤其是中等后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除了单一的远教系统之外，还有双重模式大学的校外学习部门利用远程教育为新的群体提供学习机会。总之，这些机构的确增加了学习机会，似乎还降低了学习成本，无意间也许还在将学生置于教育过程中心地位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中有些机构以广播技术为主要手段，有些机构通过多种媒体充实课程。远程教育人员对教育技术的探索对非远程教育机构的教学也产生了积极的促动作用。总之，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似乎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无论其先前的教育程度如何，只要能够精心合理地设计教学，尊重学习者并为其提供学习支持，他们都能具有高等教育层次的自学能力。
尽管远程教育领域有诸多成就，但也有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包括许多远教机构并未成功地服务于社会中大多数传统上被置于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边缘群体；在诸多探索实践中不愿严格进行质量控制等。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亚太地区远程教育的调查报告。总体看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开放大学的服务对象或多或少地与传统大学相同。学生主要是城市人口、中产阶级，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多为男性、白领。其他人获取的教育机会仍很小，即使有也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学习支持。甘地(1999)更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根本没有对农村贫困、边缘地区的人和妇女产生什么显著影响。尽管那里有50或60个提供远程开放教育的机构，但其中多数已基本成为了传统机构的附庸，这部分可归因于认为高等教育属于城市文化的心态，甚至更糟的是，认为远程教育是支撑资金短缺大学的赚钱工具，只有城里人才支付得起。
在线学习
尽管存在批评，过去30年中远程开放教育发展的驱动力量总体上依然主要是对社会利益的追求，至少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成果，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巨型开放大学。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人们对在线学习产生兴趣呢？教育界是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而进行这一变革吗？还是来自社会方面的驱动因素少了？为分析这一问题，我浏览了国际互联网。人们不会没有注意到，热衷这一变革和贬低它的人都认为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其中的7个方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其重要程度分别是：
市场 市场似乎是使许多教育机构上网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根据统计者的不同，全球相应的总支出从1万亿美元(WTO,2000)到2.1万亿美元不等(Smith,2000)。后一个数据中可能还包含了公司和其他培训机构的所有支出。如果WTO有办法的话，很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教育贸易方面的全球性竞争就会出现，并有可能超过其他所有服务领域的贸易(Chambers,2000)。因此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损人利己的企业家和资金短缺的大学校长们都发现在线学习是一个诱人的机会。用国际贸易的术语来说，服务业的价值约为27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主要提供商是以美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8国。对美国来说，价值约7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中，教育出口的盈利能力就位于第5位。只有天真幼稚的人会不顾事实就是如此的劝诫而相信教育贸易应该是一种社会利益。加拿大最新成立的虚拟大学的首席执行官Michael Gafney最近说，“我们不是出于慈善目的或社会利益……我们的投资者要寻求回报，我们必须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高质量教育”。
全球化和竞争 基于知识产业的全球经济的显现、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为各类商业创造了从国际标准化产品和服务中盈利的机会。高等教育领域有许多人认为教育也能够如此，可以在若干个中心专门开发诸如科学、技术、数学、语言、工商等的标准化课程，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体，在全球范围发布。在线提供教育正是他们珍视的机会。而对来自海外名牌教育机构竞争的恐惧又强化了他们对在线学习的重视。上网因此成了高等教育机构一方面应对竞争，另一方面寻求新机会的热点。在一些地方开发知识产品来支持教育贸易当然会让一些人担忧。例如，Levine担心“……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公司从最负盛名的大学雇用知名的教师，从而通过Internet提供全由明星教师教学的学位教育。他们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聘请最好的教师，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教育项目”。Noble鄙视地说“……目前对远程教育的狂热与过去惊人地相似，今天的狂热者几乎不了解或不愿意承认早期高等教育商品化，即函授教育的那段经历……”
技术 技术本身已经成为推动在线学习发展的核心力量。人们普遍认为技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就是开发在线课程所需要的一切。技术在教育、培训的开发与传递方面的潜力的确令人惊奇。正如David Porter(Porter,2000)近来论述的，“现在有机会实施基于知识管理原则的学习系统，要求我们以更易于组合的方式设计出‘学习单元’。”这些趋势主要受到产业界创立的标准的引导。IMS全球学习联合体的组织说明就是如此，其内容包括：
·以结构化信息模式构建基于标准的学习系统
·学习目标——设计、开发、利用、再利用
·单元结构——可变性
·交互可操作性
·面向用户与可延展性
·合作
这一运动主要由北美技术开发人员、卖主和大学联合发动，很可能成为一项国际标准。要想从这类标准中获益，需要高额的投资和组织的教育功能与其管理系统的全面整合。这类代价昂贵的系统变革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通过合作和联合，尤其同私立部门的合作和联合才有可能实现。
成本 成本是上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资源日益减少，而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的时代，在线教育的支持者认为通过合作、联合、获得捐赠、共享课程等，可以降低在线教育的成本。英国开放大学就是一例。然而，不仅过去就是现在也很难估计在线课程的真正成本是多少。有许多因素增加了计算真正的综合成本的困难。一般认为如果要设计、建立和举办一个Porter(2000)模式的机构，其成本也不可能不昂贵。英国无边界教育研究中引述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
(1)1998年亚利桑那州学习系统开发一门虚拟课程的成本估计值是100万美元。
(2)某所美国州立大学开发一门在线课程的成本估计值是160万美元。
(3)早在1989年，Rumble曾估计开发一门基于计算机的英国开放大学课程的成本大约是154万英镑，此外每年还要追加36.8万运行费用。
(4)Wagner(1999)在加拿大曾估计开发一门课程的花费在300-400万加拿大元之间。
许多人会认为，自己在本地观察到的现实与之相反。如果不考虑质量这一关键的方面，你可能是对的。如果在线传递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电脑屏幕上再现教师在教室里、在黑板上通常呈现的内容，那么在线课程的成本可能并不高。但是如果希望充分挖掘网络的潜力，那么上面提到的数字是很适度的。
教学（教和学） 大学教学质量在过去30年来遭受到强烈批评，而由于种种原因，为应付学生抗议和政府的失望情绪而进行的改进只是轻微的。许多人看到了信息技术环境中在线课程对改进教学的巨大作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果很好地加以利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教学会和传统教学一样出色。尤其支持“建构主义”学习的人认为，在有丰富信息的环境中学习时，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中介的教学会为学生提供极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则成为领航人，而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自定步调、自我指导和基于问题的学习体验，然后以新的交互性的方式测试学生的学习效果，评定他们对内容和过程理解的深度(Blurton,2000)。
灵活性 只有少数人可以接受有固定时间表安排的全日制教育。对许多想要学习的人来说，只能根据他们自己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进行学习。全球约有900个机构可为300到400万校外学生提供教育，这是对弹性化、非全日制学习需求增长的一个信号。在企业、单位中发生的快速变化要求培训能够迅速进行。这类培训必须是高速度、低成本，并能为大大小小群体所接受的。培训的传统方式既耗时、耗人力又花费较大。在线课程则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
入口 居住在边远地区、处于社会边缘、被隔离或面对困境的人都可以获得在线服务。无论以同步方式还是异步方式，时空的障碍都可以克服，可以邀请最优秀的教师为最贫困的人上课。
过去几年中，我曾有幸目睹并参与世界许多地方的远程教育，包括在线教育的讨论与开发工作。这些机会使我能较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尤其体会到了对远程教育的宣传、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尽管一方面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进行教育提供了在资源减少、期望提高的时代扩充教育服务至迄今教育尚未触及人口的最大机会，并因此而受到欢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利用不应使我们走上再次制造过去50年来已逐渐被冲破的障碍之路。一份份报告已开始阐述我们正处于在拥有信息通信技术和不拥有信息通信技术的人之间制造另一种障碍的边缘。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实际上扩大了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知识渊博者和知识贫乏者之间、信息丰富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连接网络者和未连接网络者之间的距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用前面提到的7个驱动因素中的4个来考虑这些人的现实状况：
入口 你们会注意到“入口”是最后一个因素。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期望发展在线学习的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贫困、处于社会边缘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存在。相反，也许正是这一因素重要性的反应。许多人想要融入在线学习浪潮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致于在不屈不挠地追求地位和利益的过程中忽略了那些没有设备、技能、不能上网的人，剥夺了他们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剥夺不只在发展中的贫困国家才存在，而是相当普遍的。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学院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提醒人们，Internet可能带来不平等。该报告认为，贫穷的孩子们不太可能熟悉技术或获得技术设备。报告中引述了一个例子，年收入大于75000美元的家庭中3/4拥有计算机，而年收入在25000和35000美元之间的家庭中只有1/3拥有计算机，年收入不到15000美元的家庭中则只有1/6的家庭有计算机(Grossman引用，1999)……我们有许多人是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一状况可能会很快改变，但如果对较早期技术如电话的体验就是他们作出判断的依据，那么，我们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成本 尽管“入口”始终是讨论的重要方面，但同等重要的还有提供在线学习的成本。Coopers & Lybrand是一个咨询公司，其在1998年分析制作在线课程成本时得出的结论认为，体现学习过程诸多层面并能取代校内学习的软件尚未以低廉的价格上市。现在情况也许不是如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发现了制作一门高质量在线课程的成本是多少。他们估计软件约需要300万美元，另外每年还要有50万美元的维护费用，其中不包括营销和分送费用，也不包括人工成本。对学生来说，除了基本的学费，他们还要额外为设备、软件、上网、订阅、纸张、书籍等支付费用。即使分期支付所有这些费用之后，对低收入用户而言，个人成本也会很快达到不可支付的水平。对像你我这样的人来说，在期望通过在线学习消除一些障碍方面，也许问题非常简单，但我们是否在这一方面曾制造了更大的障碍呢？至少在短期内许多人会认为的确如此。
教学 英国开放大学校长John S.Daniel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学教师发明了许多影响20世纪技术……但将技术应用于其教学之中的步伐却很缓慢”(Daniel,1999)。Daniel先生并不是让我们关注到技术应用于教学环境的缓慢速度的第一人。早在10年前，Bill Renwick与其同事在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了类似的观察结果，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考虑到一系列问题，熟练使用信息技术的教师要利用技术开展教学，对不具备这类技能的教师要进行技能开发，给予人员和设备支持，建设课程开发小组，给教师一定的时间进行设计、制作、检查和修改学习材料。这些对大学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许多开放大学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但对在线学习却绝对重要。一般，政府和教育部门在技术上投入了很多钱但在人员开发上却没有什么作为。不久前，Birbeck学院的Tim O'Shea称大学教学上这种无准备情况是个大错误（等着错误发生）。他又说，这一错误与大量呈现知识的观念相关联，假定“知识可以由许多提供者大量提供，满足特定学习目标的要求。但假如每一块知识是一个网页，每个网页就只有两条路线。如果学习者为达到学习目标要学习10组这样的知识，如同麻省理工学院的Richard Smallwood在1962年指出的，在到达第11组知识前，就可能有2×2×2×2×2×2×2×2×2×2条路线。学习者将迷失方向，教学设计人员也不能有效地制作出学习路线……如果有一门来自英国开放大学和Birbeck学院的课程是很清晰的，那必定是因为课程设计中容量合理，有连贯而适宜的学习路线。否则，各类部分时间制学习者、兼职教师和课程设计者都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化了很多时间，一次一次在同一组知识里兜圈子，而不会找到其它的知识单元……”(T.O'Shea,2000)。
技术 要发挥上述技术的所有潜力，可能还存在一个潜在的障碍。经合组织1995年的一份报告分析了一系列技术，包括电子印刷、广播电视、音频与视频会议，以及数字化网络。报告的结论认为，尽管老的技术只用于有限的教学目的，新的技术，如电子化与数字化网络，也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BBS、计算机会议、电子数据库检索等进行信息传递。报告结论指出，“教学文化的本质没有改变，教师和教育机构至多是用技术复制教学实践、教学内容及其管理……在整个中等后教育领域，技术对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机构都还未有明显的影响。”尽管1994年以来的技术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教育环境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更近些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作者Craig Cunningham等）提到，“许多新技术、新媒体的使用还处于实验阶段……随着教学计划的不断成熟，适当的技术基础设施的更广泛普及，这种情况将来会有变化。”
下面讨论的是，要使关于技术的宣传成为现实以改变全球教育，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技术利用的抵制情绪根植于根本的教育过程及其价值观念之中。根据PANOS新近的一份报告，在发展中国家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4个原因：
(1)薄弱的电信基础设施：“电信密集度”水平还未达到Internet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程度。要为大部分贫困地区提供教育服务，每1000人一根电话线并不是资产的极限，与之相关联的是“带宽”不足。
(2)设备费用：据说除了与Internet相连的电脑网络入口方面的问题之外，电信入口问题逐渐淡化了。国际电信联合会指出，贫困国家居民获得电脑的可能性比经合组织国家低了约8000倍。即使到1996年，全球范围内3个人中也有1个人没有接触电脑的途径。分析家们认为，使每户家庭拥有一台电脑，并有必需的电信基础设施的成本仍将极其高昂。想想这样的例子：一台个人电脑的平均成本是埃塞俄比亚人均GDP的15倍。
(3)知道如何使用技术：至少有三种技能是相关且必需的，但目前却都是缺乏的。
·参与技能：包括网络化学习中的计算机知识和作为工作语言的英语知识。
·使技术便于使用的技能：用于网络设计、实施、维护的技能。这要求具有最低限度的安装、培训和维护方面的操作知识。
·控制技能：用于管理。
(4)服务成本：贫穷不是想要上网的人唯一的困难。在许多国家，由于这种或那种垄断的缘故，其政策和规章限制使相当大部分的人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并不昂贵的电话和Internet服务。在美国，一个Internet服务供应商(ISP)出租一条高容量线路的平均成本约为3800美元。同样的线路对阿根廷ISP来说一年就将花费约180000美元。在加拿大，上Internet每月约为15美元。
所有这些表明了是否拥有技术设备或是否可以使用技术成为许多人的障碍。市场并不承认贫困，公正与平等必须由负有提供服务任务的政府部门来维护。
追求社会利益
在新的10年中，一个人要怀疑Internet和WWW对教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是很愚蠢的。至少它们能够将学习者、教师，以及知识的探索者和提供者连接起来，就最好的情况看，它们可能正是几千年来教育一直期待的工具。它的发展前景只会受到可以使用它并从中获益的人们的想象力和能力的限制。然而，它的发展范围不应仅限于少数富有、周围信息丰富、有应用技术的技能、知识的人，还应包括多数缺乏所有这些条件，但却需要和富有的人同等的教育和培训，以摆脱贫困困扰的人。为使多数人获益，我们必须明确在线教育的一些方面：
.制定政策保持对公正和平等问题的关注。从政府角度看，这些政策必须涉及电信政策和规定、税率、电信基础设施等。对教育机构来说，也需要提醒那些积极推进在线教育的人，如果我们采用的发展方式使多数人不能获得这种教育，那么就不符合教育目标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在这一理念上都是毫不含糊的。但在理念与实践之间常常会出现差距，尤其在自治的教育机构中。目前要强化这方面的政策，正如爱尔兰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主席Don Thornhill在1999年所说的，“关于平等的政策是大学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教育是寻求平等的最有效工具之一……高等教育具有关键作用。”Thornhill这样说是对《共和国平等地位法案》的回应，该法案规定教育机构有责任避免在以下方面给学生以区别待遇：入学或入学条件；学生获得学校提供的任何课程、设施或益处等等。
在线课程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原则，课程提供者必须制定适当的规定（如免费提供设备、上网条件等），使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众也能从中获益。
·明确在线课程目标的适切性。鉴于目前教育机构准备状况、管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现有的水平，有必要为在线课程工作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培训可能更适合于这种新式的教育传递方式。在目前情况下，集中服务于已经就业的人（全球约有20亿），这首先是具有战略优势的，随着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与信息技术相关服务的普及，可以逐渐向学校教学计划延伸。
·以比投资于技术更快的速度投资于人。如果主要人员的技能特长和兴趣都不在有效利用技术的潜力上，数字化的环境又会有什么好处？很少有学校投入足够的资源用于培训教师开展在线教学。
·利用其他信息技术而不仅仅限于Internet。这样做短期内的益处是多数人可以容易地获取广播、电视、印刷材料。长期的益处是可将这类知识产品推进到网络环境中。
·为了可持续性和成功而进行规划。目前北美洲网上提供的约5000门课程中，相当一部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事实上，今天的大量在线课程供应者下一年可能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世界上许多地区还没有为不可持续的教育事业或冒险事业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需要规划和可持续性，需要确保消费者得到保护，需要消除“文凭工厂”。如果公立机构除了出卖他们的品牌之外并没有为教育做什么，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良好的实践。我们需要确定全球性而不仅仅是北美的实践标准。这种实践要有助于保持教育的传统价值观，尊重教育，给予学生牧羊人式的关爱，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重视内容和教学质量，保持现有标准的精华，而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民提供教育，有助于培养好公民。市场是很重要也很有诱惑力的，但不应因为市场的诱惑而使教育这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事业成为社会的分界线。致力于远程教育事业的人用了约30年的时间为远程教育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认可和接受——而远程教育得到的这一些尊重、认可和接受在早期曾因许多从事函授教育的人的不当实践而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