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及成长路径分析——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路径论文,差异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首先向珠江三角洲地区倾斜，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的迅速集聚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金融的发展，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格局对珠三角整个金融业产生了重要的辐射带动效应。为了寻求更好地广东省发展壮大的战略思维，需要分析自身的差距以及借鉴好的经验。本文首先利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数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进行比较，接着对两个区域的经济成长路径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考虑到统计资料的收集、省级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所指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即大长江三角洲的概念，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经济区则指广东省。
一、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比较
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开放门户，是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本部分从经济规模、经济发展结构、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发展进行比较。
（一）两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9年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发展十分迅速，2009年该地区生产总值为72494.1亿元，比1978年的645.77亿元提高了112.26倍。上海、浙江、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总水平也大幅上升。由于改革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该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份额波动变化幅度不大，2000年前基本保持在17％左右，2000年之后则略有上升，约占21％。而以广东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也较快，该地区1978年的生产总值为185.85亿元，2009年增加到39482.56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212.44倍，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8.87％，超过长三角增长速度约2.42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珠三角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5.1％增长到2009年的11.6％。如图1、图2所示。
图1 1978～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与长三角、珠三角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2 1978～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由图1可知，在1978～1994年期间，珠三角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领先于长三角和全国，差距最大时的1988年，珠三角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比长三角和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和26.7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长三角经济总量开始接近或超过珠三角，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生产总值增长率开始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图2也可以看出，珠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5％增长到10％用了20年时间，随后的10年时间其占全国的比重只提高了1.5个百分点。由上分析可以得出，珠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迅速，领先长三角和全国，之后发展放缓，2007年之后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
（二）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结构比较。
一是地理区位结构。长三角和珠三角都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临太平洋，虽然只占整个中国面积的1.5％，但生产总值超过了1/3，进出口贸易额超过60％，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个区域发展条件、特色优势各不相同，互补性很强。珠三角毗邻香港和澳门，具有较强的对外开放意识和传统，可以接受港澳经济辐射，承接传导港澳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外向型经济发达，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和纽带。长三角背靠广阔的内地市场，内源型经济发展迅速，既可通过长江溯江西进，又可通过京杭大运河、太湖平原和里下河平原畅通北上。长三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扩散作用强于集聚作用，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大范围的空间扩散特征；而珠三角尽管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比较倚重，对国内的扩散作用则相对较弱，龙头效应不够显著。
二是产业结构。1978年改革开放时，珠三角第一产业的比重最高为29.8％，高于长三角10.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低，分别低于长三角和全国水平14.7个和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基本等于全国水平。经过30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黄金发展时期，到2009年第一产业比重为5.1％，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和1978年比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下降部分主要转移到了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为45.7％，高于长三角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作为国内生产总值最重要构成部分的第三产业，其所占比重，在1978～2000年间，珠三角增长了20.7％，长三角和全国分别增长了20.9％和15.1％，珠三角和长三角领跑全国经济，第三产业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后的近10年间，珠三角和长三角第三产业增长不明显，2009年比2000年只增长了1.4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
三是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是指一国的对外贸易构成，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两个区域1978～2009年间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轨迹可见：首先，珠三角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占GDP比值的曲线均高于长三角，特别是在大部分年份里，长三角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15％以下，而珠三角则在15％以上，这说明珠三角的对外贸易总体水平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其次，珠三角的三条贸易份额曲线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这也说明该地区的对外贸易波动水平远比长三角地区剧烈，长三角的进出口贸易份额曲线从1978年的5.5％缓慢平稳上升到2007年的14.4％。相比之下，珠三角在1978～1986年间进出口贸易份额为8％～10％，1987～1994年间却达到20％～30％，1995～2000年间则在15％～20％之间变化。珠三角呈现这样的贸易变化特征，其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开始形成了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这对珠三角家电产业的对外贸易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该区域的贸易水平。
（三）两个地区收入对比。
由图3可以看出，长三角和珠三角在1978～21309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平稳增长。1990年以前，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高于其他三省，到2009年实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38元，是1978年的51.5倍，比广东、浙江、江苏分别高出7263元、4227元和8286元。广东在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575元，是1978年的52.35倍，年平均增长水平为13.6％。浙江、江苏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10.81元和20551.72元，分别是：1978年的74.13倍和71.36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和14.76％。另一方面，广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6年以前领先于长三角两省一市，其后被上海市超越，与浙江、江苏两省的差距也在缩小，在2002年被江苏超越，2008年后浙江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越了广东。这说明，广东利用改革开放的优势正在丧失，而长三角在浦东开发的带动下，正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图3 1978～200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发展轨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四）民营经济发育度对比。
民营经济的发育程度是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及标志性的体现，民营经济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明显的利益导向性，市场力量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营经济自下而上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或者城镇土地解决生长空间的交易成本更低，政府以规划的形式大块投放土地的模式对其吸引力相对较小。
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本地自发城市化的过程。在众多相对独立的企业或小型企业组团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和联系，快速构成区域经济网络，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配套体系逐步完善，在培育区域间经济联系，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大促进了本地从地理景观到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城市化。而这在空间上集中体现为城市空间蔓延与连绵协同成长的格局。
据全国工商联在京发布的《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分析，在上榜的民营企业500强中，作为民营经济总量第一大省的广东却只有13家企业上榜。这个数据与长三角相比显得“楚楚可怜”，以江浙两省为主的东部地区共有405家企业上榜民营企业500强。其中浙江、江苏两省入围的企业分别达到180家和129家，合计江浙两省309家，占据榜单的60％强席位。广东企业却在500家中寥寥可数，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民营经济总量第一大省，在企业做大方面显然被江浙两省远远地抛在身后。上榜的广东企业合计13家，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比亚迪，以年营收总额3976518万元排名第十位。100强以内的有2家，200强以内的有4家。但对照广东整体民营经济的情况，民企几乎撑起了广东经济的半壁江山。2009年，广东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16707亿元，不仅总量居全国首位，而且占广东GDP比重从38.6％上升至42.8％。2009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2.75％，比江苏低了近5％，比浙江低了近15％。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目前最突出的制约是法治环境不完善，最突出的障碍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最突出的软肋是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最突出的难题是区域发展格局不平衡（见表2）。
二、长三角和珠三角金融发展对比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2008年是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建立并正式运作的第一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与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了相应的压力和困难。随着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长三角和珠三角也从危机中复苏，继续领跑全国经济。本部分主要讨论两个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
（一）银行业发展状况对比。
2009年长三角金融业发展势头稳定，货币信贷运行平稳。上海、江苏和浙江两省一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额为138582.6亿元，比2008年增加29448.93亿元，增长26.98％；贷款发放量增加平稳，两省一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为104204.7亿元，比上年增加23298.86亿元，增长28.8％。
广东省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9691.46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4.2％；各项贷款余额44510.22亿元，增长31.9％。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9118.33亿元，增长45.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7926.25亿元，增长44.0％。农村信用社本外币存款余额7442.68亿元，贷款余额4589.58亿元，分别增长17.4％和21.0％。全省银行业当年净利润848.20亿元，增长2.7％；不良贷款余额减少13.2％。
图4和图5给出了近20年来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发展趋势，从总量上看，这两个地区的存贷款余额每年逐步攀升。长三角地区由于两省一市的规模优势及后发优势，存贷款规模增长迅速，存款余额由1990年的2211.46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38582.6亿元，贷款余额由1990年的2551.36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04204.7亿元。珠三角地区的存贷款余额增长相对较慢，存款余额从1139.36亿元增长到69691.46亿元，贷款余额从1265.74亿元增长到104204.7亿元。截至2009年末，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远远超过了珠三角地区，存款余额将近是珠三角的2倍，贷款余额是珠三角的2.34倍。
图4 199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5 199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6和图7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近20年存贷款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长三角的存款增长率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以后基本呈下跌的趋势，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在上升两年之后又跌到2004年的最低值，之后基本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珠三角地区基本也是这个状况，只是时间可能相差一两年左右。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存款增长率一直高于珠三角，并且这两个地区的存款增长率并没有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下降。珠三角地区的贷款增长率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基本周期在5、6年左右，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贷款的周期性特征并不明显，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这两个地区的贷款增长率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都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随着国家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贷款增长率在2009年又重新得到提高，并且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图6 1991～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7 1991～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我们也可以使用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增长的差异性。金融相关比率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我们选用199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各地GDP的比值作为金融相关比率的标准，来反映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之前，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说明这两个地区都处在金融深化状态中，并且珠三角的金融相关率超过长三角地区近1个百分点。2003年开始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经营目标开始转变为追求股利的增长，以银行经济增加值为导向。在经营业务上的转型，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导致了这两个地区金融相关率的下降。相比而言，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下降的更多，说明股改对珠三角地区的金融影响更大，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从2005年开始超过珠三角并持续至今。
图8 199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金融相关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9是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占各自GDP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的十年间，珠三角地区的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要高于长三角地区，从2005年开始长三角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于珠三角地区近1个百分点。从这几个图中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与长三角相比，呈现出先高后低的趋势，这是与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相适应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使得广东省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遇，经济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开发战略的实施，又使上海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推进这些区域战略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很多倾斜性的金融制度安排，而这正是造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制度根源。
图9 199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二）证券业发展状况对比。
发达的证券市场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实现资金资源的动员、集聚和再分配，使各种经济资源实现动态优化配置。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证券机构数量和规模不断上升，江浙许多证券公司纷纷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而总部在上海的一些证券公司也积极到江浙去开展业务，区域内互动明显增强。2008年末，上海市共有证券公司15家，共实现营业收入283亿元，净利润117亿元。30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净值达6205亿元。江苏省资本市场在2008年的波动较大，但证券机构实力继续稳步增长。浙江省截至2008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总数居全国第3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2位。通过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专项活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持续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不断规范。总体来说，长三角地区证券市场表现良好，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2009年末广东省境内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225家，比上年末增长11.4％；股票248只，市价总值达2.98万亿元，增长152.5％。上市公司全年通过证券市场直接筹集资金688.14亿元，增长41.2％；其中首次上市发行企业（IPO）26家，筹资302.30亿元。截至年末，全省有证券公司23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86.56亿元，净利润281.19亿元，分别增长52.2％和65.5％；证券营业部563家，证券交易额22.02万亿元，增长91.3％。基金公司19家，共管理179只公募基金；基金规模达10341.27亿元，下降6.7％；基金净值11424.02亿元，增长41.0％。期货公司25家，全年代理交易额22.75万亿元，增长57.6％；利润总额4.29亿元，增长129.4％。
（三）保险业发展状况对比。
长三角地区保险类金融机构发展较快，不断推出新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保险公司只能在核定的区域内开展业务，不允许跨区经营，因此在省际间跨区域保险业务开展比较有限。长三角两省一市2009年保费收入总额2218.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7％。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保费收入均有所上涨，其中江苏省保险机构实现保费收入907.7亿元，依然为长三角之首，占据长三角保费收入41％的份额；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别实现保费收入665.03亿元、645.45亿元。长三角地区2009年保费支出670.31亿元，基本与2008的水平相当。
广东省2009年实现保费收入1231.17亿元，增长9.4％。其中，寿险业务保费收入805.63亿元，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336.17亿元，分别增长9.7％和14.9％；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保费收入89.37亿元，下降8.5％。全年共支付各项赔款和给付306.67亿元，增长8.3％。其中，寿险业务赔付支出92.84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支出181.85亿元，分别增长9.4％和5.7％；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付支出31.98亿元，增长21.8％。
图10和图11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最近10年保费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保费收入从2000年的不足40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200多亿元，增长了5倍左右；珠三角地区的保费收入也从2000年的不足200亿元增长到1300多亿元，增加了5倍多。相比之下，这两个地区的保费支出增长比较缓慢，长三角地区从100亿元增加到将近700亿元，珠三角地区从65亿元增长到300亿元。
图10 200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保险机构保费收入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图11 2000～2009年长三角与珠三角保险机构保费支出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统计年鉴。
三、经济成长路径的比较分析
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区域。改革开放30年，他们以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他们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相同。
（一）发展历程比较。
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发展历程来看，珠三角制造业起步较早，规模集聚以技术层次较低的纺织、服装等简单劳动密集行业为主，发展模式体现在“小区域产业聚集”，形成了一批闻名全球的制造业名镇，如顺德电器、中山灯饰和佛山陶瓷等；产业发展在省域范围内协作，行政和政策优势发挥明显，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较大。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起步较晚，规模集聚以技术层次相对较高的电子元器件为主，其发展模式体现在“大区域产业聚集”，表现为“沿江与沿线产业链”，形成了上海——苏州电子产业链，上海——宁波出口导向产业链；长三角在两省一市的范围合作，区域范围广、产业发展空间大，但不同行政主体之间协调难度大，需要进一步探索利益分享机制。
长三角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期间是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企业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聚集，在上海周边形成了完整的IT制造带，制造业跨国公司纷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长三角制造业在我国的地位日益重要。珠三角制造业由于区域范围较小，企业数量比长三角制造业数量也要少很多，总体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珠三角企业市场意识较强，产销量较为协调，而长三角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企业获利能力较强。
（二）发展模式比较。
长三角以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重点，选择走内向资本积累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和中央——地方间的“分权制”改革，使得苏浙沪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以地方政府与社区政府为主要推动力，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江苏吸引、利用外资的规模自2003年超过广东以来，在全国各省份中居第一位，其涉外经济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为主的特色明显。浙江则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快速发展主要依靠体制上的先发优势和浙江民营企业家的艰苦创业精神。上海逐渐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海有着不同于苏浙两省的区位优势因素，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跨国公司在华总部及研发机构的集聚，并且具有专业化的现代服务体系。
珠三角地区主要通过引进外资，特别是港澳地区的资金，以外部资本与技术相结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选择外资推动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吸引外资，接收外部产业转移，整合内部资源以增强区域市场的竞争力，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引入外部生产要素改进内部生产要素配置与经济结构，使内部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联系。
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成长路径的差异主要是人文历史条件、制度创新、政策效应、资本积聚和人力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1.人文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人口组成中外来人口的比重很多（约占总人口的85％）。人口聚集的异质性对上海文化的发展产生三方面影响：文化的多元性、高度的融合性和联系的广泛性。使上海文化空间取向表现出强烈的“内向型”，这十分有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与上海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外向性”。这既为珠江三角洲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外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珠江三角洲进一步密切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带来负面影响。
珠江三角洲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位置，发挥其信息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是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使“三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城乡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外向经济企业遍及城乡。在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中，港资占了近70％，进出口贸易中，对港澳进出口贸易占了80％，“三来一补”的企业中，属于港资兴办的占了90％，深圳的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无不渗透着“香港因素”的作用。
与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在高素质人力资源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社会经济基础较好，不但人口密集，而且人口素质相对较高，高科技人才资源丰富。长江三角洲是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教学科研基础雄厚，科技人才密度高，高级人才比重大。此外，还拥有大批熟练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这些都对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十分有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开发开放浦东的有力推动下，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发展呈现出起点高、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这与其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有着直接关系。
2.政策因素。珠江三角洲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大量利用香港产业结构调整所转移过来的资源，而长江三角洲的真正起飞是在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放之后。因此，长江三角洲靠浦东开发带动其整个区域发展比珠江三角洲滞后了10年。国家现在的政策更多地倾向于中西部地区和长江域的经济开发，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特区建设初期所拥有的政策优势愈加减弱，政策推动因素在减弱。而国家对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比特区还要“特”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将为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珠江三角洲国际化、现代化是以外力输入为主，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政策效应明显，具有政策推动型特征，经济增长中贸易推动因素明显；长江三角洲以内发实力推动为主，随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不断释放的内部能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经济增长以工业推动为主。
3.制度创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规制性制度因素的减弱直至消弭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杨开忠等（2003）曾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长三角地区以浦东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或区域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体制改革的政策优惠和解除管制后地方自主权的放大。通过市场机制来发展最终产品部门，重新配置资源，获得效率改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路径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通过放松规制，对民间资本开放最终产品生产和服务部门，促使地区经济活跃度提高，进一步促使本地原有的中间部门产业提高效率，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而伴随着规制的放松，地区经济自主性的增强，企业可以通过自主决策，以利益为导向，通过空间扩张来实现规模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空间资源从经济效率上得到了自发性的合理优化，但同时耕地的流失速度较快。
4.资本的可获得性和积聚能力。资本的可获得性及其使用效率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取决于区域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资本信贷体系的完善性。资本通过影响产业的布局与发展进一步作用于城市空间，对区域的空间成长模式发生作用。
长三角地区的资本充裕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良好的市场前景使得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外商投资等诸多融资渠道都有激励来为区域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但两区域的资本可得性也由于区域战略发展的选择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距。长三角地区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立体化使得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都能在此寻找到相应的直接或间接融资筹资渠道，资本的可得性相对较高。在充足资本的支持下，企业的再生产和扩大经营得以有效推进。企业的自主决策，包括空间决策在内，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此外，长三角经济的一大特色在于外资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由于外资具有较高的资本运作效率，在投资目标的选择过程中往往对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从而形成企业之间在信息与资本等多个层面的良性互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东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先行优势和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便利条件，不断解放思想，积极创新进取，推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2009年末广东省境内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225家，比上年末增长11.4％；股票248只，市价总值达2.98万亿元，增长152.5％。上市公司全年通过证券市场直接筹集资金688.14亿元，增长41.2％；其中首次上市发行企业（IPO）26家，筹资302.30亿元。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广东资本市场繁荣深处隐忧不少，证券期货业“大而不强”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仍不充分、不平衡。与上海、江浙等省市相比，广东包括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在内的地区，发展利用资本市场仍不充分，如广州市的GDP是南京市的2倍多，上市公司数量只比南京市多2家。佛山市与南京及无锡GDP相近，但上市公司数量却不及南京和无锡的一半。此外，还有3个地级市没有上市公司，有3个地级市只有1家上市公司。二是上市公司规模小、质量不高问题突出。以辖区2007年底的92家上市公司为例，平均总股本5.35亿股，平均净资产17.47亿元，平均主营收入36.99亿元，平均净利润为2.26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6％，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四是资本市场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一些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强、法人治理“形似而神不备”、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证券期货公司经营模式单一、业务经营“靠天吃饭”、内部控制不健全、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情况表明，广东资本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
5.教育程度与创新意识。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储备，优越的教育基础直接构成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引擎。但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使得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在人才结构、人才集中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增长绩效，间接影响区域土地投放与空间成长。
从教育和人才储备角度，长三角地区的人才结构更类似于“金字塔”型的稳定结构，人力资源的本地市场导向比较明显，基本形成了“本地导向型的人才培养——企业人才结构完善化——企业发展壮大——高收入岗位增多——人才向心力增强——本地导向型的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实现人才与企业的互惠双赢，从人力资本角度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提供了区域空间成长的人力资源基础。
从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看，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数，“珠三角”为3960人，“长三角”为4493人，“珠三角”低于“长三角”0.53个百分点；从总量上看，“珠三角”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10万，不到“长三角”的70％。此外，“长三角”拥有两院院士220多人，“珠三角”仅22人；“长三角”有全国重点大学17所，“珠三角”仅4所；珠三角的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要实现人力资本的高端化，教育是最关键的因素，教育决定区域的人力资源潜力；珠三角必须抓住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契机，提升珠三角教育整体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实现人力资本高端化。
（三）区域空间成长模式的形成机理。
长三角地区制度性规制宽松，经济活动在市场的调控下形成更自由的行为方式，使得当地自下而上的，以企业为单位的小规模空间扩张成为主流。在地区制度架构之下，本地资金流动性、可获得性和可进入性都较强，刺激了地方发展。同时长三角地区发达的教育带来较强的人力资本优势，劳动力层次与市场需求较为匹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活跃度的提升。一旦相关经济主体对某区位达成利益认同，就会促成空间增长，进而由于经济集聚带来的种种效应（如内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资源共享、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等）形成空间扩展乃至连绵成长，共享溢出效应。这种利益导向下的活动就个体而言十分自然，其“聚沙成塔”的整体作用却不容小视。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成长模式下，长三角建设用地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表现出极强的总量扩张趋势。
珠三角优势在于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直接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与循环。劣势在于承接的是国外产业价值链中的中低端，主要依赖粗放的增长方式，廉价的劳动力，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未在本地消化和孵化再创新。发展速度已不再“一马当先”，能源不足、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四大困扰的制约凸显。长三角优势在于采取开放型经济模式，以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为动力，实施外资在本地的进一步孵化与植根。同时注重承接国外产业的某些中端技术链，相对于珠三角产业集群起点更高、层次更高。劣势在于依然存在重复同构、产能过剩的困扰，构建区域的产业分工梯度层次，还有相当的难度。
珠三角目前的轻工制造业比较发达，而化工、钢铁等基础工业发展滞后，所以必须发展与之配套的上游工业部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珠三角未来工业的发展要以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目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形成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新兴支柱产业为依托，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同时可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以物流配送产业、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生活服务业，推进第三产业的综合化、规模化和国际化。运输设备制造业、信息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将成为广州市三大支柱产业，同时布局汽车制造、电信设备业、新材料等七大重点行业。随着本田、丰田、东风日产以及其他汽车基地的相继投产，广州已成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具有均质化格局，它还具有制造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均质化特点。长三角的高速发展，是在信息化和国际化时代发展。由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大批跨国公司在上海落脚，海外资本市场又吸引江浙上市，替代了上海资本市场发展的部分空间。所以，长三角的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在不断攀升。据预测，到2010年，假定人民币汇率不变，长三角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可能达到2.1％，到2020年，则达到4％左右，20年后可能达到8％左右。长三角制造业依靠其雄厚的工业基础能够发展得更加强劲，培育出更多有实力、有技术含量、有现代管理的制造型大企业。同时，逐渐成为的投资中心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还应协同调整产业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应向产业结构的梯度发展，层次开发倾斜，避免区内的过度竞争。逐步形成互补、共赢的梯度开发优势。
四、结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地位和声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地区，对全国经济的贡献最大，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成长路径之间存在的差异状况。总体来说，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高于珠三角地区，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总值大约是珠三角的2倍。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相似，长三角地区2009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5∶52.6∶42.4，珠三角地区为5.1∶49.2∶45.7。两个地区的金融业也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存贷款余额、证券机构数量、保险业务收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珠三角由于先发优势逐渐弱化，金融业的发展与长三角的差距开始逐渐明显。
长三角的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通过放松规制，对民间资本开放最终产品生产和服务部门，促使地区经济活跃度提高，进一步促使本地原有的中间部门产业提高效率，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形成一大批综合性产业基地；城市化呈现结构性大发展；城市综合实力全国领先，圈层特征明显；城市与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大物流条件初步形成；城市教育科技实力雄厚，高层次人才密集；资本市场发展较快，融资和资本积聚能力较强。
珠江三角洲国际化、现代化是以外力输入为主，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政策效应明显，具有政策推动型特征，经济增长中贸易推动因素明显。珠三角优势在于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直接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与循环。但“龙头效应”没有在珠三角很好地发挥出来。环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较弱，其经营方式是粗放式的，只有通过集群式发展，提高资源共享程度，发挥规模效益和共生效应，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和技术进步的成本，才能推动区域经济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此外，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主要还是以农为主，因此，该地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非农化的进程以及解决好“三农”问题，而发展产业集群则是标本兼治“三农”问题的重要策略。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珠三角大多数产业集群就起源于农村或小乡镇，现在已发展成为连绵不断的城市群，同时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还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长江三角洲在科技、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的潜能不断释放，21世纪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将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姿态率先屹立在中国大地。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应积极推进城市间的资产重组，打破壁垒，通过城市间的联合与协作，形成长三角大商贸格局，使生产要素流动更趋合理。珠三角地区应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为契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转移落后产业，加强与香港、澳门的经济合作，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是加快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高广东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广东省应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积极争取中央及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大力推进CEPA项下金融业开放先行先试，逐步推动建立“粤港澳金融合作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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