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美学论文,伦理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或理论诉求,现代性或现代性意识已经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生活性质的基本判断。受此规定性的影响,当下的美学实践与美学理论活动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现代性命题在做文章,区别仅在于,一部分举措着力于对美学操作性、技术性因素的现代实验;一部分举措旨在勾勒美学现代性的精神轮廓,思考美学现代性的历史性意义。准确地说,美学现代性应该是这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从两者辨证统一的角度来论证美学的现代性才具有现实性,否则,美学的现代性就可能沦为一个伪命题。但是,就目前经济领域中现代性的展开的情况来看,作为高扬人类理性精神的现代性情形并不乐观。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的胜利”所作的评论至今仍有警示意义。就这个意义而言,对当下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精神意义与价值理性进行论证与建构更其紧迫,惟有优先对美学现代性的实质内涵与人文价值作出说明,提出建议,才能从前提上论证美学现代性的合法存在,而关于美学现代性的伦理价值建设就成为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或问题的答案。
准确地说,当下美学的伦理话语更多地表征为一种危机性状,充斥美学空间的是各种伦理方式的诸神并置与话语狂欢。与其说当下的美学面对的是伦理话语真空,毋宁说是美学本身伦理定向能力的尴尬表现,形象地说,是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过分多元而零碎的伦理复杂图式所导致的美学价值理性取向的无所适从。否认这是一种危机显然不智,因为伦理格局上的诸神争夺意味着权威的阙如与意义的涣散;但是,仅仅拘泥于危机的判断也有失偏颇,理由在于,若干道德谱系的存在赋予了美学更多的自主性与可能性,而可能性就是选择性,这难道不是审美创造性的最好注释吗?问题的这种提法就使美学伦理话语的建构不得不承诺这样几项前设条件:当下各种伦理话语是否都具有语境合理性?倘使有,它们各自合理性的界限又怎样?是否存在整合的可能?如若可能,最佳化匹配的方式是什么?
如果要对上述设置的问题怍出有效的承诺,美学伦理话语的语境就必须得到规定。从时间概念上讲,“当下”就是一个抽象界定,将“当下”转化为历史性的表述便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与展开、改革开放既定经验的持存、现代社会范式的期许与践诺。现代性秩序或意识就从整体性质上演绎了这样三个相辅相成的现代化构架,因此,将“现代性”作为当下的问题框架就使得美学伦理话语获得了清晰的身份意识与背景认同。正是在现代性的规约下,现行的审美活动才生发出了伦理话语喧哗、价值意义歧出的情势。
关于现代性的确切含义,诸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文学家都有许多不尽相同的理解,为了论述题旨的需要,在此仅限于对各家关于现代性所认同的基本特征来讨论当下美学的伦理话语。按照俞吾金先生在《现代性现象学》中对西方各主要现代性流派关于该概念的归纳,“现代性”价值被简约地表述为:“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1]虽则简约,但对于说明美学问题却并不简约,因为这些价值单元涵括了各自所指涉的正负价值判断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才催生了现代性的张力模式。反映到审美形态上,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现代性看取方式,即个体主义与普世主义两种既对峙又互渗的现代性运行模态,它们所引领的美学伦理价值特征或价值效应形态也相应地被区分为个体经验主义和人类普遍主义。但这只是在理论层面上就主导的伦理价值形态而言,现实情况的复杂无疑要远甚于此。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就文艺审美的现代性问题专门写了一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析分出了现代性框架下的五种文艺审美样态: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姑且不论这种规整性的划分到底是否符合实际情形,仅就这种可划分性本身来说,它却昭示了美学伦理话语的现代性诉求的两种或多种向度,这即是说,如果能有效地将两种主导倾向陈示出来并作出批判性的判断,关于其他的受此两种倾向辖制的亚美学伦理话语形式也就能得到有效的说明。惟其如此,恶性的诸神互相诟病局面才会终结,而良性的诸神互相支撑的态势方能彰显。
二
身处世俗秩序当中,最容易被美学倚重并构成为美学伦理主题的经验便是当下个体主义感受的泛滥。针对中世纪浓重的神权宰制对个体自由的极端挤兑与非理性放逐,现代启蒙运动掀起了旨在复归人性、倾覆感性享受的禁忌、重塑古希腊民主世俗生活秩序的理性主义文明工程,运动的结果便是确立了个体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此时的个体主义确乎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历史真理性意义,也构成现代人性建构的优先选择,但是,当工具理性精神成为社会的统制性意识形态而坚持社会唯物质利益追求的单维度发展策略时,它本身便面临了合法化危机,一如封建神权曾经有过的危机那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现代性运动对理性的非理性运用。迨至当下,这种危机仍然缠绕着人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世俗秩序就意味着人性的某种物化,它使得个体主义曾经的祛魅成了媚俗,曾经对感性人性的理性判断滑入了对理性的取消以及对抽象个体主义的恶意放纵。美学伦理话语的个体主义取向就言说了这样的人与社会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国情以及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我国当下的文艺审美对个体主义社会关系价值从总体性质上还是一个需要课题化的问题。一种成熟而完备的市民社会关系秩序尚待创制或正在培育之中,这就使得反映或吁求个体主义的社会关系成为当下美学伦理建设无法规避的结构性主题之一。换句话说,当下审美活动对个体主义伦理价值的表述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基于这个原因,当下市场经济语境中崛起了诸多的从内容到形式都透显个体主义意识形态抑或伦理价值的审美现象,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大众艺术以及各种以愉悦人的感官为目的的轻喜剧、偶像剧和肥皂剧都任性地张扬一种卸除形而上的精神辖制后所体悟到的感性狂欢。它们表现世俗伦理的策略各具性情,部分地通过对市场经济语境中的略显偏执的文化集约主义进行质疑与解构,部分地对文艺审美的工具论思维定势进行攻讦与批判,还有些部分则兴奋地为市民社会与个体自由主义的出场欢呼礼赞,与此同时,它们在文艺审美构形与技术操作等方面采取了共谋的态势,“零度写作”、“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等等都表征了个体主义的价值态度。王朔们、马原们、苏童们、残雪们等等的文艺审美实践都印证了这种个体主义的伦理趋向,虽然他们各自对个体主义的理解并不尽相同。作为当下语境中的一种基本文艺审美事实,它们已然构成了我们日益熟悉的生活经验。
检索出美学个体主义的伦理生态,目的是想藉此说明,仅仅从现象形态上对该类伦理话语做非此即彼的抽象定性是不够的,真正对问题的解决有所补益的却是从现代性的社会整体结构关系中来说明这种美学伦理定向的意义或局限。有鉴于美学的个体主义伦理取向的局限性在关于普世主义的论述中会作分析,此处只限于对其积极意义进行审视。
相对于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是目前最适合的生产关系结构,这种体制对个人能力的遵从、对多种经济关系尤其是许多个体私营经济形式的提携、对市场机制的依傍与对人为因素的拒绝、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诉求与对民主法制秩序的呼唤都使得一种个体主义的交往关系成为必要。也就是说,目前语境下的个体主义伦理关系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身份表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相形于前商品经济与后商品经济时代而言,个体主义也许是偶然的交往形式,但在目前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时论述了这个观点,“一切对于后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东西,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2]不但如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的功能还在于对基础形态的合法化论证,这种话语形式希望从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意识等方面酿造一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展开的软性空间,以便最终确立整体性的世俗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个体主义的美学伦理话语不管在现实性上可能出现多大的风险,单就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赋形来说,实在是在做着现代性的基础工作。因此,美学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本身完全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意义语境的,它的出现是有必然性的,至于说到在经验领域中出现了个体主义的庸俗化与抽象化应用,那正说明了文艺审美对个体主义认识的物化倾向,即没有从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方面来认识,而仅仅浅止于个体来认识个体从而缺失了“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维度,这就潜在地预设了,个体主义本身的问题仅仅求助于自己的伦理意义并不能得到最后解决,惟有从社会关系结构中借助于另一个关于人的规定才能得到解决。
三
这另一个规定就是关于人的形而上的普世主义伦理情怀。这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追求,在市场经济语境中标举这种略带精英色彩的人文理念既是为了规范任意张扬个体主义可能出现的人性误读,也是对人之为人的独特性的自我反思。检视当下个体主义伦理取向的文艺视景,诉说人性普世主义的文艺审美样态虽则在数量上略显单薄,但由于这种文艺形态注重人性深度的开掘与形而上意义的质量承诺,所以对于具有自省品格的个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性撞击力一点也不亚于个体主义所带来的感性裹胁力的影响。最能给我们以这种印象的当数“二张”,即张承志与张炜的浪漫主义美文学系列,还有诗人海子对诗意家园的执着吟唱等等。他们被指控为具有贵族化的倾向与宗教或准宗教的迷恋情结而很难见容于世俗的个体主义文艺伦理话语狂欢,但他们以另一种个体主义的姿态显示了与世俗秩序的分野,那就是以决绝的个体姿态与他们认为的大众的“伪个体”决裂,蹈上纯粹精神意义人性的拷问与追思,家园意识、诗意栖居地通过“金牧场”、“野地”、“麦地”等隐喻意想被设定为共同人性、人的神性的本真存在。不能否认,这种伦理诉求由于从前提上就不屑于将自己的基点落实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中而缺乏现实有效性,他们不但误读了世俗社会,而且从根本上认为他们的人性理念不可能由世俗秩序产生并得到说明。依他们的谋划,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制导系统应该是纯粹的精英形态的超越性的人文理念而非那种寄居在世俗社会中并沾染了物质利益的个体主义伦理观念。但理论上的垄断究竟拗不过事实的无情,关于个体主义伦理话语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关系论证已然昭示出:市场经济机制所启动的现代性秩序虽然为个体主义的最优化发展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经济学证明,但决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全面展开就只有经济意义一个维度,换言之,个体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唯一内容,人的意识或精神的现代性诉求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现代性工程的不可或缺的应有的问题意识。这种结论就证伪了普世主义伦理价值无关乎世俗秩序的设想,相反的情形倒是,在世俗秩序的现代性语境中,只有补入普世主义的伦理资源,个体主义伦理话语的堕落涣散与唯经验主义的应用才会被遏制,真理性的个体主义伦理话语才能得到救赎。
人们对于美学普世主义伦理话语最近身的体认就在于该价值形式对绝对个体主义泛滥的理论匡正功能上。有人绝望地断言,当下的人类与审美病了。反观当下美学的伦理图式,本能扩张、原欲膨胀、权钱交易、纵情声色、人情落寞等等的主题化都印证了这种症候。悲剧性还在于,美学伦理话语不仅兜售着极端个体主义的生活经验,而且还企图或已经将该价值形态内化为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与意志律令,也许这才是现代性秩序最致命的沉疴。“人总是受仿佛处在他之外的,与他发生异化的东西的奴役,但是,奴役的根源是内在的。”[3]作为一种被自我虚幻地合法化的原罪,它可能招致的后果就是“对‘我’和‘我’的他者、上帝、世界及其中的人之间的真正关系的破坏,是对个性和宇宙之间的真正关系的破坏”[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艺普世主义出场了。
考虑到目前我国现代性进程的后发情况以及文化集约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美学的普遍主义伦理话语的现行策略只能定位在一种“底线伦理”或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上,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世俗生活中,文艺审美似乎应该侧重于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是那种高要求的应该做什么。这样说丝毫不是意味着当下的文艺审美不应该对人们作出道德上自律的承诺,它只是在如实估价世俗社会的伦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契约伦理话语而已,就终极目的而言,它正构成道德自律的伦理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它对于个体主义伦理话语的意义就在于,“普世伦理首先是对人类道德对话的邀约,她邀请所有不同道德文化传统、道德学说和持有不同道德传统和道德观念的各阶层、各地区、国家和民族、各信仰群体的人们参与对话她允许参与对话的每一个对话者(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也无论是作为某一文化传统的发言人还是作为某一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保持其自身的道德观点和申言权利,但同时也要求他们以积极的姿态,来承诺达成必要的道德共识和普世伦理原则的人类道义责任。因此,参与对话的各派在坚持自己道德观价值观之合理立场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大家能够共享的人类道德立场。”[4]
四
关于现代性语境下美学伦理话语的选择,结论自然不能偏废于纯粹的个体主义抑或是普遍主义,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伪现代性”,只要我们确立一个意义项,另外一个也会被显现,这两种伦理话语完全是一种“共在”的关系。这实际上是说,它们都是基于人性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改善而被规定的,促成一种成熟的市民社会结构与合理的世俗人际关系是两种伦理话语共同的现代性谋划。
由于审美的本性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交融,这使得无论是哪一种伦理话语在审美活动中的言说都不可能执意陷入片面,但是在表意策略上倒是允许某一种优势伦理意图被人们重点解读,前提是这种伦理意义能够最大程度地契合阅读者当时的中心问题意识。如果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立论,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美学伦理话语都是对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表述形式,个体主义伦理话语凸现的是主体自觉与自由,它表明自我对人性意识的理性洞察,能够认识到自我与自然、他者的区别与联系。它本身的出现正是对于某种不合理的集约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否定与超越,它更多地会注重个体差异而不是群体认同,以一种个体的自由价值理念来仲裁并建构相应的社会关系结构,正是在这里,普遍主义的伦理话语显示了制衡作用,因为如果缺失了普遍主义作为个体主义的潜在张力,个体主义就会被放纵为利己主义,个体之间只会出现纯粹的否定关系,而这是有悖于个体主义伦理志向的初衷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主义伦理追求作为人类对自身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恰恰表明一种高程度的人性化与反思品格,人类理性的自由就在于不但认识到个体价值的神圣性,而且也对其他个体同等自由与人性的关怀与尊重,它认识到我在尊崇自己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在尊崇我的“类”,也就是说,我对其他个体的尊重是通过对我自己尊重的形式来实现的,反之亦然。如果不是这样,那种个体主义的伦理追求就会沦为一种动物式的非人性的利己主义。而普遍主义伦理追求便适时地构成了个体主义伦理话语的当然后续形态,它将关照重点从个体性转向了个体性所赖以持存的的关系结构上来,为个体主义伦理追求的正当性提供了社会历史性的应用与检验,只有这样,一种既能保证个体自由又能承诺普遍自由的社会关系结构才能具有现实性。
如果从人的理性共识出发,普遍主义的伦理话语自然会成为美学现代性工程的优先价值选择。与个体主义伦理价值的作用方式不同,作为对人性超越向度的一种诉求,普遍主义伦理话语彰显了人的社会关系存在性状。它将人的个体性从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我指涉关系中抽绎出来,使之本身的存在意义不仅从独立的个体性规定中获得说明,而且在更大的意义上也依赖于其他人与自我的对象性关系。也即是说,在普遍主义的伦理架构下,个体性不仅具有说明自我主体的有效性,而且也具有言说其他关系主体属性的有效性。通过这种功能性的转换,人的个体属性或个人身份所释放的存在价值更多地不是针对个体自己有限的生存需要或一己利欲,相反地,此时的个体性成了人类存在的镜像,它以一种个体性的开放关系与对话结构演绎了人的普遍性存在。当立足点定格在个体但又不囿于个体时,普遍主义的伦理话语才具有被限定的意义指向,如果完全游离于个体性的规定,而仅仅追求一种独断论和实体性的普遍主义的美学伦理话语,那就不啻于从现代性的语境重新跌入前现代性的历史黑暗中,从而以一种新的实体论形而上理性神话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神话,这样的结论性转变对于现代性价值范式所要求的前提转变仍然不过是一种枝节之论,它并不能从根本上确立现代性伦理话语的问题框架。因此,在谈美学的普遍主义伦理话语时,现实的个体存在与历史形状是作为一种逻辑的前设而被遵守的,这一个体性的事实使得普遍主义的伦理话语规避了蹈上虚无主义的畏途。概述它们的关系特点,个体主义伦理话语一般是体现为一种实体性的规定,而美学的普遍主义伦理话语更多地是兑现在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演化过程中,如果把握了两者这样的辩证关系特点,并以此来选择、建构美学的伦理话语,那就会最大限度地符合现代性的文化语境特点。
就美学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言,当前似乎有很多夸大的意见,特别是有些论者坚持认为在我国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实现传统文化伦理的现代转换或者是西方文化资源的本土化,照此逻辑,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进程的根本问题似乎只是伦理态度的转变,经济关系的现代性转型这个基础层面倒成了第二性的因素了,这种观点完全重蹈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出现的分析谬误,按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完全是一种前提性的条件,正象他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完全归咎于儒学一样,这实际上是把原因与结果颠倒了。毋庸讳言,文化与伦理对于社会的转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决不是大到可以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甚至文化理念能否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点也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需要。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而且还具有相当的辨证意味。
指出这一点,只是提醒人们,在整理、建构美学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时不仅要注意以往的文化伦理资源,更重要的还必须从当下的经济关系、政治因素等语境中寻找立论的根据,按照这种语境,如果要尝试着对当下美学的伦理话语选择作出结论性的回答,那便是选取一种以普遍主义为前提、以个体主义为建构对象的世俗伦理话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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