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传统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传统安全观向 以人为本位的新安全观转变。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 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成为不仅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甚至可以影响全球 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传统安全的概念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加以理解， 才能适应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威胁。本文拟从广义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研究应有的 视角出发，重新考察和定位生物安全在个体安全、群体安全以及全球安全中的重要价值 ，本文还试图探讨，在新安全观的思维中构建生物安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行之有 效，并揭示这一构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之所在。
一、生物安全：一种非传统安全视角
安全问题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它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 需要层次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 注：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9.)国 际政治学家者则把安全看作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注：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p.10.)甚至把安全比喻为氧气——你可以不注意它，但不能 没有它。(注：Joseph S.Nye,Jr.,“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Vol.74,No.4,July/August 1995,p.91.)“安全”是传 统现实主义的重要概念，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更受推崇。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 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 国家安全是通过权力的最大化、特别是军事权力的最大化来实现和保持的。新现实主义 保留了其主要内容，但将权力看成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对于结构现实 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而言，“在国与国之间，原始状态就是战争状态” ，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可以以自助的原则推进自己的安全。在自助体系中，安全是首 要问题，“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p.193.)
以上所描述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安全观，或者说是强调以军 事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在近20年来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 无论在内涵、外延上，还是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如此。传统安全观难以摆脱“安全困境” (注：James C.Hsiung,Anarch & Order: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p.27.)的理论束缚，现实 主义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除了对安全的追求带来更大的不安全， 造成频繁的战争外，不安全的状态使合作变得十分困难。当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安全” 、强调通过“自助”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时候，它所保证的只是强国的安全，世界上的大 多数国家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本国的安全。
由于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的逐渐增强，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 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 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 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 条新的安全出路，“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等概念都是人们构建新安全观的重 要方向。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各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如一 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 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新安全观形成了新安全理论范式，它的特点之 一就是将安全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化。例如，美国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诺曼·迈尔斯早在19 86年明确地提出，安全思维应该把环境问题整合进来，(注：Norman Myers，“The
Environment Dimension to Security Issues”,The Environmentalist,vol.6,no.4,p .40.)传统安全的概念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加以理解。又如，巴里·布赞甚至在其《新 安全论》中，将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置于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同等重要的 地位(注：布赞对五种安全的界定可参见，Barry Buzan,Ole Waever &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 98,pp.21—23.)。
在新安全观中，生物安全是包括在环境安全中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近年来在生 物安全方面的新挑战不断出现，生物安全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生 物安全威胁既包括恶意的，也包括自然发生的，既包括各种生物武器的威胁，同时也包 括自然爆发的传染病的威胁。从1973年到现在，全球大约出现过20多种广泛传播且抗药 性非常强的致命疾病，例如肺结核、疟疾、霍乱等。科学家们同期还发现了至少30种全 新的疾病(注：Johnthan B.Tucker and Robert P.Kadle,“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Review,Spring 2001,p.13.)，例如非洲的埃博拉出 血热、艾滋病、C型肝炎、疯牛病等等。而“9·11事件”后出现的炭疽热病毒的传播则 说明，生物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怖分子利用遗传工程与烟 雾传染(aerosol transmission)极可能将传染病病毒开发为生物恐怖武器。(注：“
Influenza May Be Next Bioterror Weapon”,July 2,2003.http://story.News.
yahoo.com)2002年底首先在亚洲出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疾病“非典”(SARS)迅速 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21世纪第一种严重的传染病。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or birdflu)更令科学家担心禽流感病毒与人类普通流感病毒结合， 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酿成比“非典”更严重的大型疫情。所有这些都使人类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生物安全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生物安全战略的思考也因而显得更加重要 。
从能否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来看，着眼于安全梯度顶端的观点即从生存优态的观点(注 ：广义安全观的安全定义可描述为：“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
existence)，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独立身份的行为体的生存能力与可持续 发展的生存境况；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的整合性与过程性 。”详见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第9页。)来关注安全，更能反映安全的现实全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在全球体系中 ，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 到共优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生物安全 意味着国内和国际公众健康的改善，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是对 国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必须得到国际间的合作应对，共建全球生物安全体系。
二、生物安全的特点及实现要求
巴里·布赞按沃尔兹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把安全定格在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次 上，并认为国家掌握着影响其他两个层次的安全条件，因而国家安全特别地占有中心的 地位。(注：参见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Boulder:Lynne
Rienner;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Second Edition,1991.)这种三层次 分析模型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安全研究的视角局限。广义安全观所涉及的行为主体则有五 个层次，即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注：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p.118.)就生物安全而言，它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又是关于公众保健、 科学和技术的战略。生物安全除了恶意生物恐怖袭击引发政治不稳定与冲突或引起对主 权的侵犯而归属传统安全外，传染病的自然流行直接影响人的健康与福利，则更多地涉 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其他层次。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它的载体也很复杂，它们往往 不是一国的政府，而是所谓的非国家行为体和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生物安全现象模 糊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界限，因而在广义安全观或非传统安 全研究应有的视域里，个体安全、团体安全与全球安全因生物安全问题的凸显被重新考 察和定位。生物安全威胁是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中遇到的超越国家地域范围的、触及到 现代文明甚至传统人类文明内核的内源性、深层次危机或挑战，任何一个主动或被动介 入这一历史进程的人类生活共同体都有着自己的现实责任。
因此，生物安全不宜仅仅限制在与传统安全比如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相并列的意义上 加以讨论，它无疑应归属于学术界目前广泛讨论的非传统安全类型中环境安全的一种， 在安全目标追求和安全实现机制上都与传统安全有着重大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生物 安全体现了后冷战时代重要性突显的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注：参见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289页。)
首先，是生物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由于交通的发 达、商业的繁荣使一国国内的人员流动的规模程度较以前大大增强，而且由于国际间的 旅游开放、商业交往日渐频繁，人口的国际流动率迅速上升，这些都使病原体在全球传 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现在许多疾病的潜伏期都很长，几乎都会长于36小时，也 就是达到了全球任何两个地方之间的最长可能飞行时间。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自然爆 发的疾病的受害者，在出现症状之前都可能通过海关检疫，从而将疾病带到任何地方， 国界线已无法阻止各种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是对全人类生命与 健康的威胁，是对国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同时也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在这个 时代，反生物恐怖和防治传染病已不再是个别国家存在这种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也扩展 到其他国家以至全球；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也不同 程度地构成危害。
生物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有限性，目前主要体现在 对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行为主体和应对机制等方面：
(1)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的不确定性是指对威胁产生根源与认识的模糊。由于病因不清 、治疗方案难定等原因，尽管“非典”完全是一种自然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它导致的死 亡率不算很高，但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常规预防手段无效和没有有效药物的极其可 怕的传染病。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非典”造成了世界性的恐慌，并严重影响了现代社 会的正常交通往来。这种恐慌情绪虽然在“非典”沉寂后大幅缓解，但在世人心中它仍 是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如何解决和预警这类生物安全威胁，国家和国际社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例如，要寻找在危机状态下，在获得有效药物后如何解决该药品的专利 权、以便世界各地患者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该药物的问题。
(2)生物安全威胁一般不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 或集团等所为，在美国的“炭疽热病毒”事件发生之后，由于人们对这种病毒的来源无 法确定，因此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同时，由于对隐藏在暗处的跨国 恐怖主义势力至今尚缺乏全面而清晰的了解，美国反生物恐怖的神经终日紧绷，反恐警 报多次拉响。这些认识上的局限已经使民众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干扰，时间长了还会造成 对“狼来了”的警告不再做出反应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生物恐怖主义在未来相当长时 段内都是美国危机管理面临的另一重大难题。但在当前的现实中，美国在其反恐政策中 还有很强的维持传统安全和单边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不利于改进它的生物安全， 而且也不利于全球生物安全制度的形成。
(3)威胁的应对机制(管理机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危机管理介入者范围的扩大和危机性 质判断的不准确所带来的，而实际上越来越多介入到危机中的个人和部门的危机意识和 责任定位并不明确。美安全专家们说，五角大楼和美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基本上处于准备 不足的状态。对于应付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如结合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细 胞处理等领域的开拓性的进展的武器，美国医疗设备方面的不完善就是很大的隐患。美 国的一些理论家们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的体系来对付诸如生物恐怖威胁等新的恐怖分子的 攻击行动，在“情报和预警、预防和威慑、危机和后果处理、共同获得设备和技术”等 方面，把国际社会、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的资源和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注：Paul Wilkinson,Terror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2nd ed.,London:Macmillan,1986,p.83 .)他们为政府、国防部门、情报组织、执法机关、工业，以及参与策划反恐怖主义的个 人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彻底性改革建议。一旦遭到生物武器的攻击，就需要在紧急医疗 、保护用具的分发、药品和疫苗、人口疏散和地区隔离等方面进行协调。
其次，是生物安全威胁的高难度防扩散性。生物安全威胁既包括自然爆发的疾病的流 行，也包括恶意的生物攻击行为，有时两者之间是很难区分的，一些隐秘的生物攻击有 可能会被误认为疾病的自然爆发，特别是通过物体或水等媒介传播的病原体。(注：
Johnthan B.Tucker and Robert P.Kadle,“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Review,Spring 2001,p.14.)在新世纪里，理查德·贝茨警告说 ，现在“彻底毁灭的危险变小了，但大规模杀伤的危险更大了”，主要令人担心的不是 拥有成千上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对手，而是那些拥有少数杀伤性武器的敌人。(注：
Richard K.Betts,“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Foreign Affaris,77(Ja nuary/February 1998),p.26,37.)在他看来，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来杀伤大量 平民，因为生物武器比较容易制造、运输和走私，很难被发现，并且杀伤性极强，典型 的就如炭疽热病毒的传播。
各种武器的防扩散难度是不同的，如果从核武器开始画曲线，经过化学武器、生物武 器最后到信息武器，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防扩散难度在依次递增。(注：参见Christopher F.Chyba，“Biological Security Strategy”，其译文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2年第9期，第24页。)显然，由于制造核武器的设备规模巨大且复杂，因此防扩散检 测相对容易一些。与此相比，信息攻击可以来自任何一台与互联网相联的电脑，所以防 止信息武器的扩散非常困难。而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生物 武器的防扩散又比化学武器更为困难。导致生物武器的防扩散难度居于两个极端之间的 原因不外乎两点：(1)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技术相对简单，原料也较易获得。大 规模制造生物制剂所使用的发酵物质广泛存在医药、生物技术甚至啤酒行业。而且，科 学家在合法的研究中就可能获得致命的生物制剂。(2)自然爆发的疾病也可以成为致命 有机物的来源。如果存在图谋，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因此防止生物武器扩散 的机制目前也不会像防止核武器扩散那样有效，全球拥有有毒病原体的公司或实验室成 百上千，他们的管理各不相同。根据世界培养物收藏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Culture Collections,WFCC)提供的数据，拥有炭疽菌的细菌库就有46个，它们分散在 许多不同的国家，如德国、印度、伊朗等等。(注：详见“Cultur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Statements on Biological Warfare” updated April 24th,2002.http ://wdcm.nig.ac.jp/biowarfare.html)在某些国家中对此类机构的管理远称不上是安全 的。如果没有各国之间的共同行动，任何单一国家的力量是无法阻止恐怖分子得到炭疽 菌之类的生物武器的。
防止生物武器扩散的有关条约目前只是国家之间的互信制度，它对于一些非国家行为 体或恐怖组织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在目前国际社会中比较重要同时也得到大多数国家 认可的生物武器防扩散国际制度就是“禁止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BWC)了。该条约在1 972年就已经规定了禁止生产和使用生物武器，并禁止生物及有毒武器的开发、生产、 存储与转运等，但是由于该公约没有包含有关进行核查的机制，缺乏配套的促使各签约 国遵守义务的正式手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无法断定该公约是否产生了全面 禁止的实际作用。面对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制度中存在的局限性，很多国家认为有必要在 已有的国际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加强，促进“国际生物安全”制度的早日形成。
事实上，生物安全威胁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 将是最重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主导者，因此现实的生物安全问题仍在国家的主导下寻 找解决途径。(注：参见Andrew Hurrell and Benedict Kingsbury (ed.),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 992.)但是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民族国家必须通过一个形成中的“全球生物安全共 同体”的框架获得重新定位，或者说，民族国家正在因为意义大为提升和视野全球化的 生物安全议题而被赋予不断更新的职能和使命。在这样一个人类生活共同体中，以前传 统安全决策及其实现过程中被排斥在外的众多超国家(跨国性)、亚国家(区域性或地区 性的)和非国家(民间性)机构与组织将很可能成为十分活跃的角色。但对于民族国家而 言，它至少应承担甚至扩展以下方面的生物安全职能：一方面是作为国内外生物安全威 胁的应对调节者。处置跨国性的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问题当然是民族国家政府的主 要环境安全的职责之一，但与解决传统安全问题不同，跨国生物威胁(尤指恶性传染病 的流行)的消除和国际环境利益冲突的解决都不宜采取军事化或诉诸武力的方式，“非 典”和“禽流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成为国际合作的主体参与者。在2003 年的“非典”传播事件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各国医疗机构通过广泛的国际合 作来研究病毒、了解疫情变化、加强防控措施和医治手段等方面的信息交流，建立了一 个良好的全球传染病监控体系，但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主动参与、组织和配合，那就会 出现另一番景象。
实现生物安全要求落实个人安全、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统一性。生物安全是一种只 有通过人类社会多种生活共同体间的相互合作与不断创新才能达到的共同性、综合性和 全球性安全。现代文明的深入与扩展已使得被分割为不同大洲或区域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连为一体，正像当代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存在“世外桃源”式的社会一样，人类自然环境 中的任何一个地理区域或生态亚系统都难以封闭地维持其整体性，这也是“非典”为何 能迅速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因。生物安全的实现或促进必须借助于多种人 类生活共同体相互间和多层面的合作与创新，尤其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 重分歧转化为相互间的广泛合作，以此来实现人类生物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在生物安全 领域里，只有个人、国家和全球社会以合作的方式来创建新的安全环境，非传统安全领 域里的生物安全的共同利益方能突显。社会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国家稳定是国际与 地区合作的基础，人的安全应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更是生物安全的核心。在应对生物 安全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在一国内部推进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等方面统筹兼 顾，推进各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开展互利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形成全球生 物安全体系下的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
三、生物安全与“人类安全观”
生物安全问题意味着国内和国际公众健康的改善，生物恐怖或者烈性传染病是对全人 类的威胁，是对国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因而在广义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研究应有的视域 里，个体安全、团体安全与国际安全因生物安全问题的突显被重新考察和定位，是否能 有效构建生物安全对国际政治的良性发展有其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未来较长时期内，生物武器扩散问题在国际安全及军控中仍然具有非常特殊 的重要地位，其威胁在21世纪的现实存在已经不容忽视。军事上它可以构成一种威慑， 在恐怖活动等非军事冲突中则是一种全新手段，其复杂性不可低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已进入了所谓的“后公约时期”，其缺乏有效核查机制以及对非国家行为体没有约束的 缺陷显而易见，这使得生物武器容易被用于恐怖活动；目前的国际生物安全体制又无法 对此预见并提出预警，生物武器防护装备与防护保障体系也很难适应此种突发性局面。
另一方面，烈性传染病的一再发生也向人类社会表明，尽管科学已经高度发达，但人 类社会离全面控制这类威胁的距离还非常遥远，传统的和封闭的公共卫生管理不能适应 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面对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面对各种更具抗药性的和适应性的 病毒，一地一国的防治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像艾滋病一类的传染病更是会对社会经济发 展构成严重障碍。总之，人类社会的生物安全仍然是相当脆弱。
广义安全观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有五个层次，即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打击 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客观上将有利于防扩散的推进，但仅仅从国家的层面 考虑显然是不充分的。尽管发生了“9·11事件”，在此之后美国和世界其他个别地方 ，如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欧洲的个别国家都发生了多起“炭疽”病毒传播事件，这些通 过邮件传递炭疽病毒肯定是人为的故意行为，但却不能被确定是主权国家行为。而伊拉 克战争表明，美国布什政府始终没能将非国家行为体当作是安全的主要威胁，他们的反 恐努力还是指向国家行为体。尽管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美国公众却在很长 时间里支持政府打这场伊拉克战争。这种现象说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仍然主导着人 们的思想。新安全观当中有关行为主体层次研究范围的扩大，对于突破传统安全的视角 局限，强调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团体的生存和发展与国家及全球整体的生存和 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重视生物安全问题除了对国际政治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以外，从理论自身发展上 看也有重大意义。学者们对人类自我本性的认识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度“滞后”，以 及对“非国际化”的批评促进了国际政治理论方面人本主义和全球视野的形成。20世纪 人们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使“和平价值至上”的理念日益成为世界主流；21世纪 人们追求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努力使“人的安全至上”的理念也将成为 国际上的主流思想。从理论层次上看，新安全范式提出“人类安全观”的理念，它正成 为不少学者进行生物安全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 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 。但是，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注：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 ：《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社会发展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的严重性日益暴露出来，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而传统的主权观念却难以适应这 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的转变可 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国家成为了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 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 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注：约瑟夫·A·凯米莱里等著，李东 燕译：《主权的终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以国家中心论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过于狭窄，以全球中心论为基础的安全理论被时代所 呼唤。“人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注：Muthiah Alagappa,ed.,
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36.)，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主权只有真正保障了主权内 的人权时，安全才有价值着落点；同样，国家安全只有真正落实到人的安全时，才能实 现其本质的意义。就生物安全而言，以人为本的安全观说到底是因为以自然的传染病威 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问题的直接承担者或受害者不是某 个国家而是个人，个人成为安全的主体，正如洛克说过的：“真正的安全只是民众，不 是精英，也不是高人，不是强者。”(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1992,pp.391—452.)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 (尤其生物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 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
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基点和主轴是人，是市民社会意义中 的人，而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人类安全观”是一种不以国家边界、领土为 划分标准(即不分疆界、国籍、肤色、民族)的安全观，它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体安全的 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有着非常鲜明个体特色：(1)以人为本的安全观以全球共同繁荣 为理念，以满足个人生存发展的物质要求为核心。它认为安全的内涵、侧重点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个人的物质资料的满足比免遭军事威胁和政治迫害更为重要。它真正清 除权力对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切实地反映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 。(2)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倡导全球的共同安全，与之对应的不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下 的“人自为战”(all fight to all)，而是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它虽有些人文理想主 义的色彩，但却反映了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打击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和防范恶性传 染病流行，就不能仅靠一两个国家。在以人为本的个体安全观指导下，通过国际合作， 建立全球防范危机、整治生态的体制将更为行之有效。所以，它与时下流行的综合安全 观并不相悖，而是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的。(3)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 征。在人员、劳务、资金全球流动的情况下，安全或不安全不以国界来定，因此这种安 全观具有典型的全球意识。人本安全观可以说更具道德关怀和应用价值，这在人们对安 全与人的生存状态及伦理取向方面的认识得到了提升之后显得尤为可贵。
总之，恶性传染病的自然爆发或者作为不对称战争中的病毒生物武器是对国家安全的 重大威胁。生物安全威胁的全球传播性、不确定性和高难度防扩散性以及生物安全的科 学性及应对措施的沟通性原则，决定了生物安全战略应是多方面、多层面同时进行的。 生物安全战略需要在健全的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将决策与科学相结合，提高 生物安全威慑能力，建立一个综合生物安全体系，从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不 能否认，全球生存优态是全球体系中各行为体生存优态的前提，而人的生存优态又是全 球生存优态的最终价值的旨归。与此相应，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在全球共优中才能真正 实现，要在和平基础上求发展，只有互惠互利、共存共创的共优中才能确保国家利益的 真正获得与可持续。(注：参见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4年第2期，第13页。)
当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像生物安全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地缘政 治与地缘经济的相对获益与相对权力地位的考虑，也不能否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有时甚 至远远超过传统安全的威胁，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就是对全人类的威胁，也是对国 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全球生物安全的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本质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 渡式的协调体系，进行超国家的治理，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