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灾害救治特征略论
么振华,孙小燕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五代十国时期历时短暂,但其时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治情况在史书中却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记载。此时期的灾害救治具有唐宋之间的过渡这一特征,既有对前朝做法的延续与发展,主要表现在施粮赈饥、兴修水利等方面;又较唐朝有所创新,一些政权采取了因地制宜的举措来预防灾害,创造性地采用张幡鸣鼓驱蝗、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灭蝗等除蝗办法。同时具有一些负面与不利特点,祈祷禳灾偏多,宗教徒更多地参与禳灾,赈济饥民方面的反面人物较多且所受惩罚较轻。
关 键 词: 五代十国;灾害救治;张幡鸣鼓
动乱纷争的五代十国作为唐宋之间的短暂过渡,多为人所忽略,学界对此时期自然灾害及其救治的研究不多。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1]、陈高佣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2]、左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3]、闵祥鹏著《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附录隋唐五代自然灾害年表[4],这些中外灾害通史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灾荒实况着墨较少,缺乏系统性论述。尽管上述《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中有关五代灾害的表格部分达60页,搜集资料较之前多出不少,但该表格中存在大量空白。较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是谢保成《五代时期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救灾基本对策》,用一半的篇幅对五代诸政权蝗灾、旱灾、水灾的灾情进行了说明,最后一部分从总体上归纳了当时应对灾害的若干认识:建立灾害报送制度、朝廷至各级衙门重视应对灾害、修复河堤整治水道、奖惩结合治蝗治水、利用自然条件和生态条件、赈济减赋及招抚流民[5]。这篇文章对史实的梳理和论证仍较为简略,但从中可见此时期的灾害救治亦有其可取之处。本文在掌握五代史十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拟对此时期灾害救治的特征进行探讨。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举办的人文素质讲座、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学术专题讲座、文化沙龙等,有时会请到学术界、文化界的大师级人物主讲,但是由于场地和时间的限制,能够现场聆听的师生有限;如果高校档案馆能拓展服务领域,利用国家颁布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及《声像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保存好这些影像资料,由档案馆选派专业人员对这些资料进行集中制作、上传和保管,这样将会让更多的师生听到看到讲座的内容,不仅提高了大师们的传授知识的影响力,同时,也彰显档案馆的价值。
五代十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但因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对灾害的救治常有心无力,灾害的后果有时十分严重(1) 据拙著统计,五代十国时期发生自然灾害合计137年次,包括水灾34年次,旱灾26年次,虫灾、地震山崩各14年次,火灾13年次,风灾9年次,疫灾6年次,雪灾8年次,雹灾5年次,大雾3年次,寒冻2年次,霜灾、震电、沙尘各1年次。详见么振华:《中国灾害志·断代卷·隋唐五代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由灾害引起的饥荒,是灾害的后果之一,故以上未将其列入。不过正文中对灾害的讨论,也将对饥荒有所涉及。 。尽管史籍对此时期灾情的记载总体较为简单,对救灾着墨更少,但此时期继承了唐代的灾害奏报制度,亦留意于对水旱等灾害的记录。长兴三年(932)二月,后唐明宗曾诏司天台,除密奏留中外,应奏历象、云物、水旱,及十曜细行、诸州灾祥,宜并报史馆,以备编修[6]589。基于此,一些颇为宝贵的灾害记录得以载入史册。除了因水灾、冻灾、饥荒、地震等灾害而死亡的人数[6]468、1093[7]9609和灾害引致的饥民数量[8]585,对灾害带来的其他严重后果亦有记载,如暴风将船只冲到民居之上[9]6092,居民因河水泛滥而登山[6]1882-1883、爬冢[6]1053、上树[6]1497,因黄河决澶州观城县界楚里材堤而隔绝同县村乡人户为河北、河南两境达七年[10]5957,等等。百姓在灾年人心惶惶[6]469,这种心理有时还被利用,以怂恿和煽动他人谋逆[9]6093。灾害给予当时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故本文拟从五代十国灾害自然灾害救治措施的记载出发,考察此阶段灾害救治的总体特征,分析其与国祚较长的朝代相比所具有的特点。
一、从灾害救治看五代十国对前朝做法的延续与发展
(一)五代十国灾害救治对前朝做法的延续
此时期对灾害的救治,首先是延续前朝的一般做法,主要表现在施粮赈饥、兴修水利、养恤之法、祭拜驱蝗与焚瘗灭蝗、恢复生产、政治弭灾、祈祷与禳灾七个方面。
1.施粮赈饥
民以食为天,五代十国诸政权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开仓赈民、减价粜粟。此时期诸政权多有在灾后开仓施粮赈救饥民之举,包括地方官员开仓赈民救灾和朝廷遣使赈灾两种。前者最为普遍,后者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灾害的重视。
其中,施氮量为纯养分量(kg/hm2),吸氮量单位为kg/hm2,秸秆重、籽粒重单位均为kg/hm2,秸秆含氮量、籽粒含氮量单位均为%。
五代十国诸政权中,后梁、后周、后蜀、吴越曾因水、旱灾害等开仓赈民。例如:开平四年(910)十月,梁、宋、辉、亳、青、冀水,梁太祖诏令本州以省仓粟、麦等开仓赈贷[6]1881[11]180。广顺二年(952)二月,齐州言禹城水,民饥流亡,周太祖敕以固河仓官粮近5万斛赈贷贫民[10]1269-1270。广政十五年(952)六月,大水入后蜀京城,城内溺死者众,孟昶赈水灾之家[7]9609[12]6049。广顺三年(953),吴越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钱镠命所在开仓赈恤[13]6251。
植物与水体搭配造景时,植物将水体衬映的尤为美丽。从目前来看,岸边种植柳树与水中铺荷是较为常见的水体植物配置形式。清风拂过柳树,把柳树的枝条吹得摇摇曳曳,清风拂过水面,把水中的波浪吹得波光粼粼,柳树映在水中的倒影与实际景象相互遮掩又映照衬托,丰富了滨水景观,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池塘中布满粉色的荷花以及碧绿的荷叶,别有一番趣味。在闷热的夏天,若在此驻足观赏,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清新爽朗的感觉。园林水景和园林小品中经常出现盆栽与池栽相结合的布置手法,满足了人们的观赏需求。
后唐、南唐、后晋、后周和吴越有遣使赈灾之举。长兴三年(932)六月,金、徐、安、颍等州大水,镇州旱,唐明宗各遣使人存问[6]592。升元五年(941)八月,南唐烈祖遣使振贷黄州旱伤户口[14]5469。天福七年(942)十二月,晋少帝诏遣供奉官马延翰赴洛京赈恤饥民,并“宣河南府差大将量将米豆往诸山谷,俵散给人户”[10]1270。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大霖四日,白昼昏暗,周世宗分命使臣赈给诸州遭水人户[6]1596。建隆三年(962)五月,吴越王钱镠遣使赈恤婺、衢、睦三州灾民[15]1160。
减价粜粟,见于后唐、后周。长兴三年(932),宋、亳、颍三州水灾尤甚,诸州请依时估出粜州官仓斛斗,以救贫民。唐明宗从之[6]1883。广顺三年(953)十二月,以亳州、颍州大水民饥,所有仓储及永城仓,度支给军食一年外,周太祖遣使减价出粜[10]1270。
2.兴修水利
五代十国诸政权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以防水抗旱。此时期,至少采取七种方法兴修水利,以筑补堤防、引水溉田为主,其次是设立斗门、开道改道、浚渠疏道,还有开河分流、筑捍海塘。
②详细检查。详细检查是由大坝工程专业人员进行的。地震发生后,上级主管部门派出有关专家到达现场,向当地管理人员了解即时检查震损情况,查阅工程相关资料,实地勘察工程险情,判别工程震损程度,提出应急抢险方案,对后续检查及应急处置提出建议。
其次,引水溉田,十国中吴越、南唐、前蜀,五代中后唐、后周等均有实施。天宝八年(915)十一月,吴越“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于太湖旁募撩清卒,置四部凡七八千人,治河筑棣,使水分流入吴淞江或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15]1090。前蜀时,眉州刺史张琳修章仇通济堰,溉彭山、通义、清神田15 000顷,“疏决水利粳稻丰”[9]6107。后唐长兴四年(933)四月,灵武奏开渠白河,引黄河水入大城溉田[10]5956。保大十一年(953)冬十月,南唐于楚州筑白水塘以溉屯田,元宗诏修复州县陂塘湮废者,惜半途作罢[15]219-220。后周显德五年(958)十二月,以工部郎中何幼冲为司勋郎中,充关西渠堰使,命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10]5958。
再次,设立斗门、开道改道、疏浚渠道较多。南唐、后唐、后周均曾设立斗门。南唐烈祖时,金陵数次大水,升元六年(942)闰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14]5469。关东尤被害,天威军都虞候、左街使刁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14]5513。后唐同光五年(927)正月,租庸使奏邺都15 000差夫,于宋州创斗门。显德六年(959)二月,周世宗命枢密使王朴往河阴县按行河堤,修汴口水门[10]5955、5958。后梁、后唐曾进行开道改道。后梁时,棣州苦河水为患,开道指挥使、棣州刺史华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赖其利[8]519。后唐同光三年(925)六月至九月,大雨,洛水漂近河庐舍[6]1882,御河涨溢,因虑城池漂溺,七月,邺都副留守张宪于石灰窑口开故河道,以分水势[10]5955。浚渠疏道见于后汉、后周。磁州地饶水田,后汉时,因郡邑荐饥,沟渠堙塞,刺史慕容彦超日引亲仆及郡衙散卒修渠,出俸钱以给其食,民获其惠[10]8103-8104。显德六年(959)二月,院使吴延祚受命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以浚汴河;步军都指挥使袁彦受命浚五丈河,周世宗遣使臣发畿内及滑、亳等州丁夫数千供役[10]5958。
最后,后唐开河分流,吴越国修筑捍海塘。因黄河多次泛滥,后唐曾先后两次引水分流。同光四年(926)七月,河南水灾,汴州孔循奏汴河泛涨,恐漂没城河,已于该州城西城东,权开壕口,引水入古河(2) 详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55页。《旧五代史》卷33《唐庄宗本纪第七》与此略同,只是未提到孔循的名字,并将时间作同光三年(925),北京:中华书局,1976版,第454页。此处从《册府元龟》所载。 。为抵御海涛的冲击,天宝三年(910)八月,吴越国钱镠于杭州筑捍海塘,当时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使潮头趋西陵。然后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13]6205。又以同样方法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15]1085-1086。
因水灾频发,五代多次修筑堤堰,但因政权频繁更迭,防治水灾的效果大多一般。相对来讲,后晋与后周对修筑堤防很重视,效果也较好。后晋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出己钱募民治堤、后汉磁州刺史慕容彦超出俸钱给修渠百姓食,难能可贵。
3.养恤之法
养恤是救济灾荒的一项慈善福利事业,五代诸政权的养恤之方,包括施粥救饥、赐灾民粮物、埋瘗死者、为饥民赎子等方面,为灾民多方提供支持,以助其恢复生活。
南唐和后周有煮粥赈饥之举。南唐自保大十一年(953)六月至保大十二年(954)三月,大饥疫,“民大饥,疫死大半”,元宗李璟命州县鬻粥食饿者[14]5479。不幸的是,“饥民食者皆死,城内外傍水际,积尸臭不堪行”[16]。疫死百姓超过一半,透露出饥疫的严重程度。煮粥施赈可以提高饥疫者的抵抗力,而施赈效果差,可能是旱灾之后又发生饥荒,受灾时间长,百姓长期饥饿,肠胃不堪负担所致。显德四年(957)三月,寿州饥,周世宗遣使开仓赈济,并命供奉官田处嵓、梁希进等于城内煮粥,以救饥民[10]1271。显德六年(957)三月,楚州上言民多阻饥,诏准煮粥以救饥民[10]1271。
传统制造业需要积极适应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变革,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变革,做好充分准备,找准目标分步实施,为数字化转型赋能。
后梁、后汉曾因旱灾掩瘗暴骸。开平元年(907)冬少雪,至次年二月,久无时雨,虑有灾疾,梁太祖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瘗暴露,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旬日雨[6]59。乾祐元年(948)自春不雨,四月朔,汉高祖敕青州收瘗用兵讨杨光远时骸骨[10]1765。这种做法继承自前代,主要是为了避免疾疫流行。另外,吴越国曾为饥民赎子。广顺三年(953),吴越国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国王钱俶命出粟帛赎之,归其父母[13]6251。
2.禳灾方法
受经济下行、市场需求低迷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2018年家电市场整体遭遇寒冬,空调市场也没能幸免——出货量下降、库存高企等现象日益突出。相关机构预测,2018年全行业增长不会超过5%。对于2019年,大多数业内人士也持谨慎悲观的态度。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科空调却制定了2019年实现200万套的销售目标。
继唐德宗时期饥民大批、集体性食蝗,五代时期也有食蝗记录,而且还是忌荤的僧人大规模食蝗,非常罕见。太和四年(932),吴国钟山之阳积飞蝗尺余厚,有数千僧白昼聚首啖之尽[15]70。僧人食蝗,必先捕蝗,可谓杀生食肉,触犯传统佛教经典教义的戒律,有违五戒中的不杀生规定,但并未触犯社会秩序,当依内律处置[22]。数千僧人在饥年于白昼聚集食蝗,可称是一次极其违反常规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之所以采取这种非常规方式,笔者推测很可能与当时吴国蝗虫泛滥,而俗人对蝗虫十分畏惧,导致蝗灾极端严重有关。吴国佛教繁荣(3) 太和四年(932)时,中国境内政权北方有后唐,南方有地处江淮的吴国、两浙的吴越、福建的闽国、湖南的楚国、两广的南汉和地处湖北江陵的南平(又称荆南)。关于十国的佛教情况,对之有所关注的诸书,均重点介绍佛教繁荣的吴越和南唐。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8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2页)特别关注到不同地区盛行的佛教宗派,指出:唐末五代时期“最终确立了南唐金陵、吴越杭州、闽地福州等江南佛教文化中心,以及西南以蜀地佛教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总结五代佛教的总体趋势,认为“具体体现为王室官府普遍崇信佛教与广大民众对佛教的广泛信仰同时并进,在佛教诸宗派的发展上看,则表现出禅宗一枝独盛下其他宗派的相对式微”。虽然较少涉及吴国佛教,但南唐是吴国大臣徐知诰所建,其佛教政策、经济政策当与吴国晚期具有延续性,而且南唐的都城金陵就是太和四年(932)钟山蝗灾发生地。故借由李昇在南唐的佛教政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知吴国的佛教政策。综合诸书观点,可以认为:在南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大抵吴国对佛教持支持政策,且佛教宗派应以禅宗为主体。 ,僧人白昼聚集,进行食蝗活动,应是在吴睿帝杨溥及专国政的参知政事徐知诰(后改名李昇)的默许甚至是授意之下,由僧界首领组织领导实施。统治者既奉佛又灭蝗,看似矛盾,从维护国家统治角度而言则是一致的——政界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至少对之给予了暗中支持。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指出:此时期“南方各国虽有战乱,但社会比较安定,帝王大都热心护教,甚至利用佛教为各自小朝廷服务”[23]62。吴国僧人集体食蝗与此正相一致,可为其提供脚注。且从佛教戒律来讲,其本具有灵活性的一面,如《五分律》云:“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清静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则不得不行。”[24]这是佛教律制最终能融入中国儒家礼制、并中国化的思想基础[25]。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蝗虫的防治措施主要有三:驱蝗、灭蝗和食蝗。这三类方法均延续自唐代,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此时期继承前代的除蝗方法是祭拜驱蝗和焚瘗灭蝗。
祭拜驱蝗属于传统方法,后晋、后汉、吴越均有实施。天福八年(943)六月,晋出帝以螟蝗为害,诏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往皋门祭告[6]1077-1078。后汉乾祐元年(948)七月,阳武、雍丘、襄邑等县蝗,开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6]1887-1888。乾祐二年(949)六月,山东和河南滑、濮、澶、曹等十余州奏蝗,汉隐帝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地区川泽山林之神[6]1358。同年,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并命尚书吏部侍郎段希尧、太府卿刘皞分别祭东岳、中岳[11]184。宝正三年(928)六月,大旱,蝗飞蔽日,庭户衣帐悉充塞,吴越武肃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堕浙江而死[15]1101[17]。蝗虫虽因风吹落江,但当时往往理解为祈祷祭祀的结果。
灭蝗之法中的焚瘗之法继承自前代,唐玄宗开元(713—741)初姚崇灭蝗是最典型的焚瘗灭蝗之例。南唐升元六年(942)六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烈祖李昇命州县捕蝗,瘗之[14]5470。其方法是先捕蝗,之后埋瘗。至晚西汉时就有捕蝗记载,唐代亦较多实施,五代十国时期捕蝗次数和数量明显较多。
5.恢复生产
五代十国诸政权灾后恢复生产的主要举措,从广义上来讲亦属于对百姓的灾后救济,主要包括蠲免赋税和赈贷麦种。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朱为群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兰娟、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秘书长宋姬芳、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周德明、上海市高校图工委常务副秘书长杜夏明先后致辞。与会领导专家对于论坛的国际化视野及主题内容给予高度评价,对论坛的成功举办及其对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蠲免赋税以后唐、后晋、南唐为常见,多因水旱减免,亦有因虫灾者。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十月、长兴三年(932)十月,分别因岐、华、登、莱四州夏旱和襄州汉江暴溢损庐舍田稼并尽,下诏蠲减四州税租、蠲免襄州麦税及秋税[10]5880-5881。清泰二年(935)七月,以旱故,唐末帝诏魏府于税率内蠲减[10]5883。天福二年(937)四月,晋高祖委所司差人检覆郑州荥阳县旱损桑麦处,量与蠲免租税。五月,以微旱,诏洛京、魏府管内所征今年夏苗税麦等,放五分之一[6]1000。天福三年(938)八月,定州奏,境内旱,民多流散。晋高祖诏该州所差军前夫役逃户夏秋税并放。后又诏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并放逃移人户所欠累年残税、今年夏税差科、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6]1017。天福七年(942)七月,州郡十七蝗[6]1070,晋出帝下制除放虫蝗州租税[10]5886。南唐保大四年(946)九月,淮南虫食稼,元宗李璟除民田税[14]5474。
赈贷麦种主要见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七月,秦、凤、兖、宋、亳、颍、邓大水,漂邑屋,损苗稼。经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上奏[11]181[10]1270,唐明宗诏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麦种及等第赈贷[6]593。
6.政治弭灾
五代时期的政治弭灾行为,包括理囚、大赦及下诏直言。疏理囚徒包括宽刑狱、理冤狱、察滞狱。五代常因水、旱灾害而虑囚。开平二年(908)六月,以亢阳虑时政之阙,梁太祖诏决遣囚徒[6]62。天成元年(926)八月、长兴三年(932)七月,唐明宗以久雨不晴,敕天下州府疏理见囚徒,无令冤滞[10]1761[6]507。应顺元年(934)九月,以霖霪甚,唐闵帝诏都下诸狱委御史台宪录问,诸州县差判官令录亲自录问,画时疏理[6]639[10]1762。开运三年(946)二月,晋出帝敕以久愆时雨,恐有滞淹,令诸道州府据罪半月内断遣见禁之人[10]1765。
相比疏理囚徒,五代时期多进行更简单易行的大赦,后唐、后晋、后蜀均有此举。这或许与诸政权短促,面临国内外问题较多,没有更多精力进行有效救灾有关。同光元年(923)正月至四月不雨,人心忧恐,唐庄宗大赦囚徒[6]403。长兴二年(931)四月,以旱赦流罪以下囚[8]63,唐明宗敕委诸州府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滥,除死罪外,现禁囚徒并放[6]577[10]1761。长兴三年(932)六月,敕霖雨积旬,疏理释放京城(洛阳)诸司系囚[10]1762[6]592。天福八年(943)五月,晋出帝以旱、蝗大赦[8]92,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现禁囚人,除十恶行劫诸杀人者及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官与犯赃外,罪者减一等,余并放[10]1764[6]1077。后蜀广政十五年(952)六月,大水入京城成都,漂没千余家,城内溺死者众,孟昶进行大赦[12]6049[7]9609。
(2)运营管理方案。合理规划智慧物流园区产品功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做好项目的运营维护工作,达到良好客户感知的关键。基于本项目平台建设、运营维护需求,制订项目公司在整个特许期内的连续运营方案。
诏百僚上封事,主要见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发生严重水灾和地震,“流民殍死者数万人”[8]302,京师乏食尤甚,军士有“鬻子去妻”者。秋,唐庄宗以朱书御札诏百僚上封事,陈经国之要。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豆卢革等“依阿狥旨”,群臣献议均“不中时病”。中官李绍宏奏曰:“俟魏王旋军之后,若兵额渐多,馈挽难给,请且幸汴州,以便漕挽。”[6]463可见当时亦没有经济实力异地就食。天成三年(928)三月,唐明宗以久雨,诏文武百辟极言时政得失[6]536。长兴三年(932)三月,春雨稍频,经翰林参谋赵延文建议,唐明宗“宽刑狱”[10]1762。南唐亦有。南唐烈祖李昇在位时期(937—942),某年都城百里之地亢旱,烈祖因申渐高“雨怕抽税,不敢入城”的委婉提醒,蠲除市征之令[18]。
在人员选拔的过程中,将组织的价值观作为人员选拔的一项重要标准,认真选拔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的员工。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可程度越高,其适应能力也就越强,进而产生更高的组织承诺。否则,新入职的员工也很有可能因为无法融入组织文化、不认同组织的价值观而离职,不仅增加了招聘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运营。
(二)五代十国灾害救治的发展
1.国与国之间的救灾较多
五代十国的一些政权目光深远,对邻国灾民伸以援手,这既是仁政爱民的体现,也有助于扩大其国的影响。此时期国际灾害救援包括:后周对契丹、南唐、吴越的救济,南唐对吴越的救济,后汉对契丹的救济。后周参与国际救灾最多,达三次,彰显了后周的实力;其次是南唐,先后两次救济邻邦吴越国。
一是南唐、后周对吴越灾害伸出援手。南唐对吴越境内前来就食的饥民予以赈恤,并遣使赈济吴越国火灾。升元五年(941)八月,吴越水民就食南唐境内,烈祖李昇遣使赈恤安集[14]5469。次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司徒宋齐邱等请乘其敝攻吴越。李昇曰:“救灾睦邻,治古之道。”特命行人吊问,厚遗之金粟缯绮,盖车相望于道[19][8]768。李昇此举当然不仅出于与吴越睦邻友好的考虑,而是基于天下乱久、“常厌用兵”,想要“纂国”[8]768,即吞并吴越。后周曾对吴越火灾表示慰问。显德五年(958)四月,吴越王钱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烧府署殆尽。周世宗命中使赍诏抚问[6]1888-1889[11]183。除了外交示好,很可能也有物质上的救援。
二是后汉、后周对契丹境内灾民的收容赈给。汉隐帝乾祐元年(948)七月,沧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后,因北土饥,幽州界投来人口5 147人[6]1349。后周广顺二年(952)十月,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禁之。周太祖诏所在赈给存处,“中国民”先为契丹所掠而得归者十有五六[7]9616,“散居河北州县”[6]1485。
三是后周对南唐流入本国境内灾民的容纳。保大十一年(953)六月至七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南唐民饥,流入北境后周者相继[15]220,边城濠、寿二州遮杀之不能禁[14]5562。周太祖命:“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唐人遂筑仓,多籴以供军。八月己未,诏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7]9627。宋太祖也曾以粮食赈给南唐灾害。开宝元年(968)三月,南唐旱,宋太祖赐米麦10万石[14]5489。周太祖、宋太祖此举当然也是为统一做准备。
2.蝗灾救治措施的新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蝗灾的救治措施主要有三:驱蝗、灭蝗和食蝗,均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驱蝗之法包括祭拜驱蝗和张幡鸣鼓驱蝗。传统的祭拜驱蝗,后晋、后汉、吴越等均有实施,其法并无新意。可堪注意者,唐代的祭拜蝗虫似乎更多是民间行为,如开元(713—741)初多是畏蝗如神的百姓在田间地头,“烧香礼拜,设祭祈恩”[20]。相比唐朝而言,五代时期则增加了官方化色彩,官方加入致祭驱蝗的行列,而非纯粹的个人行为。张幡、鸣鼓驱蝗见于后唐时期。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天下飞蝗为害,宋州节度使赵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鼙鼓,蝗皆越境而去”[6]1178。这是蝗灾救治措施在五代的新发展。作为一种新的驱蝗方法,张幡、鸣鼓驱蝗的效果远胜祭拜驱蝗,时人均佩,但这种驱蝗方式只是让蝗虫由此处飞至彼处而已。
灭蝗之法包括焚瘗灭蝗、生物灭蝗和食蝗,但在此时期均有或多或少的创新。唐玄宗在位时期,出现了不自觉地利用天敌消灭蝗虫和其他害虫的记载[21]。五代时期的生物灭蝗则进一步发展,除无意识地利用野禽食虫蝗[6]1887、84,还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灭蝗。后汉曾有意识地禁捕鸲鹆,以之灭蝗。乾祐元年(948)五月,旱、蝗。七月,开封府言,阳武、雍丘、襄邑三县,蝗为鸲鹆聚食,以其有吞蝗之异,丙辰,汉高祖诏禁捕鸲鹆[6]1349、1887-1888。
4.祭拜、焚瘗除蝗
另外,五代捕蝗之举与前代相比有所发展,不再像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一样,由大臣提出、经群臣讨论、由皇帝定夺才能进行捕蝗焚蝗,此时期对于捕蝗已经不存在争议,没有反对的声音,是由地方官员直接奉命捕蝗,皇帝还多次遣使率军捕蝗,灭蝗成为上下一致的行动。天福七年(942)四月,山东、河南、关西诸州蝗害稼,至次年四月,“天下诸州飞蝗害田,食草木叶皆尽”[6]1887。晋出帝分命使臣捕之[6]1076。当时,州县长吏奉诏捕蝗,华州节度使杨彦询、雍州晋昌军节度使赵莹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偿之,饥者获济[6]1887。陈州、京畿由皇帝派遣供奉官率军捕蝗,并有诸司使参与,泰宁军节度使安审信于中都捕蝗[8]91-92[6]1077-1078。至八月朔,募民捕蝗,易以粟[8]91-92。后汉亦有大规模捕蝗之举。乾祐二年(949)六月,河南、山东等诸州奏蝗。开封府、滑、曹等州蝗甚,遣使捕之。七月,兖州奏,捕蝗3万斛。后又奏捕蝗4万斛[6]1358-1360。乾祐中(948—950),淄、青大蝗,刘铢下令捕蝗,田苗无害[6]1415。
相比于唐代,五代十国时期的祭拜驱除蝗虫增加了官方化色彩,还出现了张幡鸣鼓驱蝗。同时,五代虽然存在致祭蝗虫的举动,但寻即以鸟灭蝗。而且,相比于唐代无意识地用生物灭蝗,五代时期则更多为有意识灭蝗。此时期对于捕蝗,上下达成一致,没有再出现争议,甚至吴国还出现了僧人大规模食蝗之举。此时期在唐代灭蝗基础上发展进步了,从而验证了五代是在混乱中调整着社会秩序的看法。
3.防灾措施的新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防灾措施主要包括防火、防水及防疫三方面。后周和后唐均有防火举措的相关记载。后唐天成四年(929)十一月,汝州火,烧羽林军营五百余间。而之前,司天曾奏:“荧惑入羽林,饬京师(洛阳)为火备。”[11]182 [6]1888长兴二年(931)四月,卫州奏,黎阳大火。先是,唐明宗诏令诸道为火备[6]1888。说明后唐都城平时有防火举措。后周世宗将对火灾的预防与对疫情的预防相结合,防患于未然。汴京道路狭窄,风旱之时易发火灾,炎热之时易生疾疫,每逢雨雪时节则道路泥泞不堪。周世宗命令拓宽道路,许两边人家种树掘井、修盖凉棚。显德三年(956)正月,发畿内及滑、曹、郑之丁夫10余万,新筑罗城。六月,周世宗下诏:京都“万国骏奔,四方繁会……人物喧阗,闾巷隘陿”,为使“盛暑隆冬,倍减燠寒之苦”,“开广都邑,展引街坊”,“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已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1]414。
因五代时期河南河北水灾频繁,后梁比较重视预防水患。棣州刺史华温琪曾迁移棣州城以避水患[8]519。当时州城每年为河水所环,居人不堪其苦,华温琪表请移于便地,后梁朝廷许之[6]1184。天福五年(940)十一月,晋高祖以大水,移德州长河县[6]1044。在城市建设防灾方面,有在地势低洼之处修建壁垒以防土壤霖潦之举。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后梁忠武军节度使赵珝“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使无霖潦之虞[6]197。
因水旱等灾害于诸祠庙祈祷之,例如:开平三年(909)六月,以久雨命官祈祷于神祠、灵迹。八月,霖雨特甚,梁太祖命宰臣巳下祷于社稷诸祠[10]2333。开平四年(910)五月,连雨不止,命宰臣分拜祠庙[6]83。乾祐年间(949年或950年七月),以久旱,汉隐帝分命群官祈诸神祠。广顺二年(952)四月,周太祖分命群臣于诸祠庙祈雨[10]1765。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元市皇泽寺所藏后蜀主孟昶撰文、昭武军节度使李奉所立《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该碑立于广政二十二年(959)九月,碑文记录于该寺“祈祷必验”,“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26]。其余祈祷之例如: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以亢旱,并委中书各差官祈五帝坛、风师雨师、九宫贵神。其近京灵庙,委河南尹祈雨[6]108。同光三年(925)九月,唐庄宗敕霖雨未止,令河南府官应有灵迹处精虔祈止[10]1761。天成元年(926)五月,以时雨稍愆,唐明宗分命朝臣祷祠岳渎[10]1761。
另外,后晋曾因大雪给军士贫民等薪炭米粟及金银财物,属于灾害救治中的养恤之法,但以往朝代较少出现。天福四年(939)十二月,晋高祖因“大雪害民,五旬未止”,而“京城祠庙,悉令祈祷,了无其验”,因令出薪炭米粟给军士贫民等[6]1033-1034。《册府元龟》谓高祖“以雨雪弥月,出金粟薪炭与犬羊皮以赈穷乏”[10]1270,则除了用于取暖的薪炭、用于果腹的米粟,当时给军士贫民的物品还有狗皮、羊皮等御寒之物和金银等财物。
二、五代十国灾害救治中的负面与不利特点
(一)祈祷禳灾偏多
祈祷禳灾历代均有,但在五代十国时期更为普遍和常见,这使实际救灾所占比例大幅缩小。究其原因,北方诸政权存续时间较短,多者几十年,少者四年,且战乱较为频繁,较少有精力顾及灾害,亟须借助较为方便的宗教仪式来禳灾,安定民心;南方诸国的宗教氛围较北方更为浓厚,且战乱较北方少,祈祷禳灾也多见于史书。因水旱灾害数量颇多,五代十国的禳灾活动,以禳除水旱灾害为主。
1.因灾祈祷活动
遇有水旱等自然灾害,此时期多于寺观、祠庙、五岳诸山、诸灵迹等处举行祈祷活动,所祈祷之神包括社稷、五帝坛、风师雨师、九宫贵神等。这类活动尤其以后梁为多,而且,梁太祖一改“以两省无功职事为之”的做法,多命丞相躬其事[6]99。后唐这类活动也不少,多在水旱之际祈祷于五岳。其中,以中岳嵩山及西岳华山、诸祠庙为主,因旱灾祈祷多于水灾。五岳祈祷中,以嵩山为多。乾化元年(911)三月、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先后两次命宰臣分往中岳嵩山、西岳华山祈雨[10]2334[6]108。清泰二年(935)四月,以京畿旱,唐末帝命宰臣卢文纪告太微宫太庙,姚告嵩岳。七月,以京师苦雨,遣左武卫将军穆延辉嵩山祈晴[10]1763。后汉还曾因蝗灾祭山。乾祐二年(949),汉隐帝以蝗螟,命尚书吏部侍郎段希尧祭东岳,太府卿刘皞祭中岳[11]184。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曾提到,冷桥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导致建筑使用过程中出现墙体霉变,以及墙皮脱落的情况。更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建筑的结构被破坏,因此这也很容易致使建筑使用寿命严重缩短。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需要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引入其中,同时优化传统的移动终端,把客户体验当作升级移动金融平台的主要内容,并且不断的改善与客户相关的业务,如查询、支付等,让客户更加便捷的进行操作。除此之外,为了使所有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可以将缴费、购物等客户常用的生活业务添加到移动金融平台当中。
罗爹爹便叹着气,说:“当是帮阿里好了。这个伢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姆妈。你也顾念一下他对他姆妈的这片心。”
据资料研究表明[8],多糖主要是通过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激活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网状内皮系统和补体,引发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生成来完成免疫调节。
因旱灾是一种渐进性的灾害,禳除旱灾的措施较多,包括大雩、关闭诸门祈雨、徙市、以龙祈雨、李淳风祈晴法等。这些方式有时单独实施,有时则共同进行。同光三年(925)三月,唐明宗以春雨稍频,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10]1762。四月,以旱甚,诏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龙,集巫祷祭[6]447-448[10]1761。
首先,五代时,黄河多次决堤,河水溢,除了发丁塞堤[7]9401、9731,主要采取筑补堤防的措施,包括修筑堤防、修补堤防和巡护堤防三种类型。修筑堤防,以后周、后晋为主。广顺三年(953)六月,郑州夫1 500人修原武河堤,宿州言遣虎犍厢主何徽率兵往灵河修堤。八月,河阴新堤坏300步,周太祖遣中使于替往,相度修治[10]5957。显德元年(954)十一月,周世宗诏宰臣李谷监筑河堤,役丁夫6万人,30日而罢[6]1522。后晋天福六年(941)九月,滑州河决,河水东流。次年三月,命宋州节度使安彦威督诸道军民自豕韦之北,筑堰数十里,他“出私钱募民治堤”,率丁夫塞之[6]1202[10]5956。修补堤防,以后唐、后周为主。因后梁决酸枣县尧堤引河水东注以限唐军,郓濮曹水连年河患,同光二年(924)七月,唐庄宗遣右监门卫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士修酸枣县堤,次年春,青州符习承命左役徒修尧堤水口[10]5955。长兴(930—933)初,滑州节度使张敬询以河水连年溢堤,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200里。长兴四年(933)二月,濮州进重修堤图[10]5956。巡护堤防,则仅见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十二月,河决郑、滑,周太祖遣使行视修塞[7]9618。广顺三年(953)五月,周太祖遣客省副使齐藏珍等三人简视鱼池常乐驿原武河堤[10]5957。
关闭诸门祈雨,南楚、后唐均有实施。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长兴三年(932)七月,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祷雨,但以失败而告终[27]419[7]9200-9201。这种闭门祈雨的方式一直是惯常做法,尽管唐朝就有人反对。后唐闭门祈雨则与徙市禳灾结合在一起。同光三年(925)五月,唐庄宗敕时雨尚未沾足,令河南府徙市、闭坊门[10]1761。
以龙祈雨包括画龙、造五方龙、投龙祈雨及于龙潭、龙湫祈雨等方式,主要见于后唐、后晋和吴越政权。同光三年(925)五月,唐庄宗以旱,敕河南府依法画龙置水祈请[10]1761。天福七年(942)六月,石重贵从幸邺都,遇旱,晋高祖遣祈雨于白龙潭[6]1068。建隆二年(961),吴越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吴越国王钱镠命取龙湫于天台山以祈雨[13]6255。后晋有投龙祈雨。天福八年(943)六月,晋出帝遣供奉官卫延韬诣嵩山投龙祈雨[6]1078。
其他祈雨方式,如:吴顺义四年(924)大旱,七月既望,雩而得雨[14]5591。唐末帝清泰元年(934)九月,司天监灵台郎李德舟以霖雨为灾,献唐初太史令李淳风祈晴法,“请修祈醮以示消禳”[10]1762-1763。
久雨不晴,多以禜城门方式止雨。开平四年(910)九月,梁太祖命宰臣薛贻矩禜定鼎门[6]86。天成元年(926)八月和长兴三年(932)三月、七月,唐明宗敕命祷禜[10]1761、1762。清泰元年(934)九月,唐末帝诏太子宾客李延范等禜诸城门[6]1883。
由上可见,五代诸政权频繁运用祈祷方式禳除灾害,统治者对其表现出过度依赖。这其实是此时期实际救灾实力不足的表现。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曾指出,此时期“王室官府普遍崇信佛教,主要表现于官府行香仪式的普遍盛行”,“特别是国忌行香,更是五代诸王国所通行的共同活动,充分表达了参与佛寺活动的共同立场”[23]62。五代时期祈祷以禳灾,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时期的祈祷禳灾还有荒诞不经之处。乾祐二年(949),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汉隐帝差官祭之[11]184。蝗虫一天便抱草而死,显然非正常现象,但后晋视之为祥瑞、吉兆,不查原因便直接派遣官员祭拜。
(二)宗教徒更多地参与禳灾
五代十国时期宗教徒对救灾的参与,以僧尼最多,道教徒也有参与。虽然佛教、道教参与禳灾在中国中古时期并不鲜见,但相较以往朝代,五代十国时期具有自己的特点。宗教禳灾表现在诸政权因水旱灾害频繁于佛寺和道观祈祷、唐庄宗延请五台山僧人诚惠至京师洛阳祈雨、唐末帝开广化寺三藏塔祈雨、后唐命僧道置消灾道场禳震、后汉召尼诵佛书禳灾。此时期宗教徒禳灾,以北方政权为主,并似主要以负面为主。
利用佛教祈雨禳灾在五代十国时期十分常见,以禳旱为主。佛教参与禳旱最为普遍的是前文所述皇帝或亲自或派官员于寺观祈雨,其次是僧人以法术祈雨。前蜀王氏时期,梁州天旱,僧子郎诣州,自请致雨。准备10石瓮贮水,自己闭气坐于其中,水灭于顶。三日后雨足。州将王宗俦异礼之,檀越云集[28]。同光三年(925),京师旱,唐庄宗从邺地亲迎号称“降龙大师”的五台山僧人诚惠(或作慧)[27]345来祈雨,皇帝、后妃、皇弟、皇子、群臣拜之,但却“数旬不雨”。或谓其庄宗将以祈雨无验而焚之,诚惠惧而遁去[7]9056-9057 [6]945。反映了其所谓法术之虚妄。佛教参与禳旱还有开佛塔祈雨方式,只是较少使用。后唐同光三年(925)五月,庄宗幸龙门之广化寺开佛塔请雨[10]1761。清泰元年(934)六月,自去年秋不雨,冬无雪,至是旱,京师(洛阳)暍死十数人。唐末帝命韩昭裔开广化寺三藏塔,是夕雨至三寸[10]1762。
佛教徒参与禳灾还有较少见的圣水祷雨、诵经禳灾。后唐清泰元年(934)七月、清泰三年(936)七月,先后因京畿旱灾,分别遣供奉官贺守图、杜绍怀前往泽州析城山汤王庙取圣水[10]1762-1763。之所以有第二次的取圣水,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圣水祷雨的效果较好。佛教还以诵经方式参与禳灾,且其不限于对旱灾的禳除。后汉隐帝在位期间,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隐帝召司天赵延问禳除之法,延以“山魈”作祟对之。故皇太后“召尼诵佛书以禳之”。有意思的是,一位尼姑“如厕,既还,悲泣不知人者数日。及醒讯之,莫知其然”[8]336-337。即负责禳灾者反而受了惊吓。五代十国时期,佛道等势力更多地参与世俗活动,但不免鱼龙混杂。这一事件被记入史书,说明史书作者对此做法持不认同的态度,反映了禳灾之事的虚妄。
中国中古时期道教参与禳灾活动相比佛教要少得多,但五代十国时期道教徒参与禳灾在正史中记载较多,主要体现于在玄元庙、太清宫、太微宫、紫极宫等宫观的祈雨活动。同光三年(925)五月,时雨尚未沾足[10]1761,唐庄宗幸玄元庙祷雨[6]448。清泰二年(935)三月,唐末帝诏右丞陈韬光告亳州太清宫祈雨[10]1763。清泰二年(935)四月,以京畿(洛阳)旱,命宰臣卢文纪告太微宫、太庙[10]1763。天福七年(942)三月,晋高祖诏宰臣冯道等于开元诸寺及紫极宫祈雨[10]1764 [6]1058。天福八年(943)六月,晋少帝遣内班秦宗超太清宫祈雨[10]1764。后蜀广政十五年(952)六月,大雨雹,灌口奏:岷江大涨。大水溺数千家。孟昶令宰相范仁恕祷青羊观[9]6095-6096。民间道教徒参与祈雨之例如:南汉大宝(958—971)初,少嗜黄老术的谭氏二女入诞山,值天大旱,同里祷雨不得。后二女以术作雨,以助里翁[29]。除此,后汉隐帝也常幸道宫佛寺祷雨,但具体地点未留下记载[6]1349[10]1765。
值得关注的是,后唐曾起消灾道场禳震。同光四年(926)正月,诸州上言,准宣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灾道场[6]468。一般来讲,佛道二教是分开的,某个朝廷在一段时期内,或以佛为首,或以道为先,而此例中,对二者则表现出同时并重的态度,希冀二者能共同为维护后唐统治出力献策,而非互争长短。
(三)赈济饥民方面的反面人物较多且较少受到惩罚
五代时期,救灾方面尽管也有后晋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后汉磁州刺史慕容彦超等出私钱治堤、修渠,周世宗柴荣创新城市防灾方法的正面人物形象,但似乎反面人物比之其他朝时期偏多,如后唐沧州张虔钊、后晋诸侯王赵在礼、晋出帝、闵王王璘等。后唐天成中(926—930),张虔钊镇沧州日[6]973,因亢旱民饥,发廪赈之。惜其本性贪婪,秋后“倍斗征敛”[27]350。其赈灾效果必大打折扣。后晋君臣在灾害之际还竞相夸耀。天福八年(943),天下旱蝗,民饿死者岁十数万,而“君臣穷极奢侈,以相夸尚”[8]323。开运三年(946),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饿死者百万计,诸镇争为聚敛,诸侯王赵在礼更是积资巨万。晋出帝却“利其资”,以高祖孙镇宁军节度使石延煦娶赵在礼女[8]186。长兴四年(933)五月,闽地震,闽主王璘避位修道65日,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但在此期间,王璘并无畏惧之心,反而“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反映出其意在逃避责任、贪图享受,“特以厌地震之异耳”[7]9210、9212。
与隋唐相比,灾害发生后,此时期大臣失职与匿灾受到惩罚较轻,体现出乱世的特征。后梁宋州节度使衡王朱友谅、后唐河南县令罗贯、后周客省副使齐藏珍,是史载官员救灾失职具有代表性的三例,但真正因救灾受惩者仅是齐藏珍。广顺三年(953)五月,周太祖遣客省副使齐藏珍等三人简视巡护鱼池常乐驿原武河堤[10]5957。八月,内衣库使齐藏珍因玩忽职守,“不于役所部辖,私至近县止宿,及报堤防危急,安寝不动,遂致横流”。当月被除名,配流沙门岛[6]1498。对使者的严惩显示出后周对堤防的重视。而后梁宋州节度使衡王朱友谅在开平四年(910)宋州大水之际匿灾不报,还在四月献一茎三穗的瑞麦,梁太祖仅遣使诘责,将其降职处理,并下诏将当州涉及水灾的县令除名[7]8841-8842。后唐河南县令罗贯因部内桥道不修而长流崖州、被杖死一事则属冤案。同光三年(925)八月,“邺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县令罗贯长流崖州,寻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顿,处死,坐部内桥道不修故也。及死,人皆冤之”[6]454-455。因之前的七月,河南水灾不断[6]453-454,“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8]248。其被杖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进士出身的罗贯“为人强直,正身奉法,不避权豪”[6]942-943。受宠的宦官伶人和久专京畿的张全义不满于其侍己“稍慢”,怒告刘皇后[30],在唐庄宗面前颇言其短。故深怒于罗贯的庄宗置郭崇韬所奏“贯别无赃状,桥道不修,法未当死”于不理,借“幸寿安山陵,道路泥泞”之机,下诏杀罗贯,并曝其尸于府门[6]942-943。当时水灾严重、持续时间长,不论谁任河南尹都将限于“桥道不修”之失职,罗贯被处死,更大程度上是张全义公报私仇所致。
结语
五代十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从诸政权对自然灾害的救治来看,此时期的灾害救治主要是对前朝的延续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施粮赈饥、兴修水利等方面,诸政权重视兴修水利,修建了引水溉田、筑补堤防、设立斗门等多种类型的防水抗旱工程,在预防灾害方面,同时在前代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一些救灾方式,吴越、后周和后唐等均采取了因地制宜的举措,特别是周世宗想方设法防止汴京的火灾和疫情;在灭蝗方面,创造性的采用张幡鸣鼓驱蝗、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灭蝗等方式,比唐代进步。五代十国时期救灾措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此时期比以往更频繁地进行祈祷禳灾,特别是佛教禳灾,皇帝宰臣至寺观祷雨极为频繁,并运用了圣水祷雨、开塔祈雨等方式,这使实质性救灾所占比例大为缩减。同时,在政治弭灾方面,主要采取了梳理系囚、大赦及下诏直言等方式,比唐代更多地运用大赦的方式。诸政权中,五代中后唐、后周对灾害较为重视,后汉则因历时较短,救灾方面乏善可陈,十国中则以吴越和南唐对灾害最为重视。
同时,其救灾亦具有个性特征,这体现出其过渡性的一面。如:五代在施粮赈饥中还采取过令富裕人户出粟的方式来救济贫民的办法,带有“劫富济贫”的色彩。天福七年(942)五月,后晋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6]1061。次年正月,晋出帝敕河南怀、孟、郑等州管内百姓有积粟者,仰均分借便,以济贫下[10]1270。显然,这次勒令富户是源于天福七年(942)的灾害导致的饥荒。这种救灾方式是有渊源的。隋初继承魏晋遗续,富裕民户具有周济乡人的传统。开皇四年(584),关内五州亢旱,“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赒赡”[31]。唐朝较少采用此种办法,五代时期则以强迫富户的方式再次出现。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21-22.
[2]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上海:上海书店,1986:737-796.
[3]左藤武敏.中国灾害史年表[M].东京:国书刊行会,1993:88-94.
[4]闵祥鹏.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393-421.
[5]谢保成.五代时期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救灾基本对策[M]∥赫治清.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42-158.
[6]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张唐英.蜀梼杌[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0]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2]句延庆.锦里嗜旧传[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3]钱俨.吴越备史[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4]陆游.南唐书[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5]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龙衮.江南野史[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164.
[17]陈纂.葆光录[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6287.
[18]郑文宝.江表志[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081.
[19]史温.钓矶立谈[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007.
[2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024.
[21]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14-315.
[22]陈登武.从内律到王法:唐代僧人的法律规范[J].政大法学评论.2009(111):12.
[23]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4]弥沙塞部和醢五分律[M]∥佛陀教育基金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卷.佛陀什,竺道生,译.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153.
[25]刘立夫.中国佛教史上的沙门拜俗问题[M]∥佛教与中国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
[26]胡戟.武则天本传[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7.
[27]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8]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167.
[29]梁廷楠.南汉书[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6543.
[30]王禹偁.五代史阙文[M]∥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五代史书汇编:第4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2454.
[3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84.
中图分类号: K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 2019) 06-0067-09
收稿日期: 2019-07-11
作者简介: 么振华(1976— ),女,河北省唐山市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智萍)
标签:五代十国论文; 灾害救治论文; 张幡鸣鼓论文;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