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平塘天眼景区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以专业素养为中介变量
殷程强1a ， 李文明1a ， 朱安琪2 ， 孙玉琴3，
凌桂连4 ， 匡卫明4 ， 唐文跃1b ， 张良泉1b ， 张玉玲5
(1.江西财经大学 a.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b.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昌 330013；2.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3.上海商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上海 200235；4.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会计金融学院(旅游学院)，南昌 330100；5.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摘要： 以贵州平塘天眼景区的天文科普型游客为研究对象，对27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教育感知并未直接导致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会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进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据此，科普型景区管理者可在“游前”对潜在游客普及景区特定的专业知识(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知识)以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素养)；重点加强“游中”的环境教育(包括专业性的环境教育)，以提高游客的“游中”专业素养和环境教育感知，进而提升其亲环境行为。
关 键 词： 亲环境行为；专业素养；环境教育感知；天文科普旅游；平塘天眼景区；贵州省
0 引言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地理学中典型人地关系的体现，如何促进游客与景区环境的和谐共生是游客环境教育和景区管理研究共同的目标之一。早期的研究多关注生态旅游规划、生态旅游品牌等[1]、环境承载力等议题[2]。随着人们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对景区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认识的加深[3]，越来越多的景区通过实施环境教育，如加强导游讲解等方式[4]，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以促进人地关系的和谐。而环境教育效果难以直接测量，刘艳红等[5]提出从感知角度，通过测量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来间接评价景区的环境教育效果。
平塘天眼景区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城西南50 km的克度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是国内外著名的天文知识科普型景区，也是国内非常重要的天文科学研究基地。景区的核心保护区对电磁场环境有严格的保护要求，缓冲区和娱乐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高于一般景区。景区制定了严格的接待容量，对环境教育系统的运行和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水平要求更高。目前在环境教育方面，景区内已经设立有指示牌、环境解说牌、宣传手册、导游讲解、游客手机(放射源)关机集中暂存等较为系统的环境教育和环境行为干预系统，但依然存在着诸如攀折花木、乱扔垃圾、随意插队、对景区的无线电静默管理措施配合消极等行为。因此，有必要明晰这一特定景区内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以针对性地提高游客“游前”的专业素养和“游中”对环境教育的感知水平，进而提升其亲环境行为，从而保证景区的环境整洁、安全和科研设施的正常运行以及科普旅游活动的可持续。
1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亲环境行为和环境教育感知
国内外研究者对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有着不同的表述，如“环境责任行为”“负责任环境行为”和“环境友好行为”等。亲环境行为相关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环境教育研究，A.Kollmuss等[6]正式将亲环境行为定义为“有意识地将个人行为对自然世界和建成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国外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较为成熟，P.C.Stern提出如“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7]，R.E.Dunlap等“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8]等经典的理论模型。我国的刘辉[9]最早引入亲环境行为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有不少研究聚焦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关心、个人责任感、环境价值观、道德义务、主观幸福感、怀旧情感等，旨在揭示亲环境行为实施中的复杂心理机制。但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付出除了内在的心理品质外，对外在干预(如环境教育等)的感知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A.Grob[10]在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最早引入“控制感知”(perceived control)变量，开始考虑外界信息等因素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对旅游全程的主观感受——游客感知会直接影响旅游决策[11]。亲环境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环境行为会受到诸多游客感知的正向影响，Y.Chiu等[12]的研究表明，游客感知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满意度和活动参与度扮演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他已被证实对游客亲环境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游客感知有服务感知[13]、地方特征感知[14]、行为效能感知[15]等。
在中国大陆，通过外界信息对游客的环境行为进行管理和干预以促进亲环境行为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旅游地(尤其是自然保护区)的游客环境教育[16-19]。实际上，从游客环境教育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过渡中，游客对环境教育的感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严格地说，广义的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是游客对景区内环境教育系统设置和运行效果的综合感知。这一系统包括导游员、景区管理经营人员、志愿者等“他导式”环境教育干预系统和环境解说牌、警示牌、多媒体展示系统等“自导式”环境教育干预系统[17]。
与其他游客感知相比，尽管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被认为是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影响最直接的、最重要的游客感知，但有关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的研究还非常鲜见，仅发现李文明[17]在对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实例研究中，初步证明了游客对环境教育感知会影响环境教育效果，包括游客环境保护行为的提升。为进一步明晰这一影响机理，提出假设：H1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游客专业素养
“expertise”的中文释义为“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国内学者常翻译为“专业知识”[20-21]。专业知识的概念起源于消费者的行为研究，其内涵包括“对产品信息的掌握”和“依靠记忆信息进行决策的能力”[22-23]，即是“游客在不断的消费行为中积累了经验，并且这些经验能在以后的消费行为中提供决策参考”[20]。而将专业知识纳入游客行为的研究范畴还比较罕见，国外的D.Gursoy等[24]曾提过“游客先验知识”(travelers’ prior knowledge)的概念，其内涵包含对产品的熟悉度和游客专业知识；国内的程鹏飞[21]对“游客专业知识”进行了研究，探究其对游客感知的影响。考虑到游客的旅游行为即旅游消费行为，因此在将“专业知识”纳入旅游研究中时，以消费者行为研究成果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游客专业素养”(tourist expertise，TE)的概念，即“游客在过去旅游经历中积累了关于旅游景区的知识和行为方面的经验，并依靠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决定之后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和旅游行为实践的能力”。本研究游客专业素养指游客在出游前及出游中所了解或收集到的、有关天眼景区天文科普及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游客专业素养测量量表参考D.Gursoy等[24]设计的消费者专业知识测量量表。该量表将专业知识划分为习惯性选择、记忆利用、认知构建、信息分析和精细思考5个维度共17个题项。游客环境教育感知量表参考李文明等[28]设计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将生态环境教育效果划分为知识、意识、伦理、评价与建议、技能、行为和意愿7个维度共21个指标。由于其中的部分维度与游客的亲环境具体行为相重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其中的“知识”“意识”和“伦理”3个主要维度，结合景区内的具体情境，共设计8个题项。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以E.A.Halpenny[29]设计的景区内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为基础进行设计，并根据FAST天眼景区的特点，对原量表的题项进行了删减和修正，使之更符合实际的情景，最后共设置了9道题项(表1)。
依据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标准化的路径结果如图1所示。模型的自由度和卡方比值为2.034，小于3的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62，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为0.061，都小于0.08的标准，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895，塔克尔勒威斯指数(TLI)为0.879，接近0.9的标准，因此该模型的拟合度属于可接受的范围[31]。同时，为了检验游客专业素养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设定Bootstrap的抽样方式，迭代1 000次，运行结果及路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对一般消费者的研究发现，部分顾客通过自主或被动学习的方式，对绿色商品拥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认识到绿色商品的客观好处，在他们之后的消费行为中，会更倾向于购买绿色商品[26]。而对绿色产品了解较少的顾客，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意识会减弱，甚至倾向于排斥[27]。同样类比至旅游景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可以自主从“自导式”环境教育系统中学到环保知识，或被动地从“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如工作人员、导游员的言行中了解环保行为的知识、技能、规范和准则，进而更好地实施亲环境行为。
天眼景区的游客在本次出游前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或曾经游览其他景区时已经接受过一定的环境教育。在他们进入天眼景区时，又通过景区内部的“双导”环境教育系统(特别是景区内特有的专业化的导游讲解和电子设备使用限制等行为干预)再一次接受了环境教育，进一步提升和丰富了他们的“游中”专业素养。因此，提出假设：H3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游中”)专业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考虑到游客专业素养在游客感知中起到了调节和促进的作用[21]，即对于景区了解得越多，对景区的情感就越积极。同时，专业素养高的游客更容易从环境教育系统中学习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更倾向于采取亲环境行为。据此，提出假设：H4游客专业素养在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2 抽样与测量
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包含3个部分，即测量游客专业素养、测量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和涉及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有关其他旅游景区的研究发现，游客“游前”专业素养对游客与景区的积极情感联结及关注度的提升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会进一步促发他们的绿色消费行为和环保行为[25]。
2.2 调研过程
调研共分为两部分。第一次在2018年3月预调研，调研主要任务为测量问卷题项的信度与效度。随机抽取景区内的游客，通过当场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式进行调研。由于问卷的题项涉及景区内游览路线和参与项目，填写问卷前，通过与游客的简单交流和采访，选取已经在景区并完成游览项目的游客发放问卷。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249份，回收率83.00%。根据对第一次调研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问卷中的部分题项表述不合理，影响了整体的信效度，剔除“环境教育感知量表”中的1题，“亲环境行为”量表中的3题和“游客专业素养”量表中的1题。第二次调研在2018年8月，采用了删减后的新问卷，调研方式同上次，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273份，回收率78.00%。
2.3 样本分析
假设3在0.001水平下接受，可见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会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专业素养。与D.Gursoy等[24]的研究相同，反复的环境教育能够提高游客的环境素养，进而采取更加合理的行为。虽然同样的环境教育对不同的游客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但不断加大环境教育将从整体上提高游客素养。
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按照5点里克特量表的划分标准，3.5～5分表示高度的认同，这部分游客拥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均值=3.7)，对景区内的环境教育设施拥有较高的认同感(均值=4.4)，且对自己的亲环境行为拥有较高的评价(均值=4.1)。
表1 题项均值表
Tab.1 Mean of items
3 实例研究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通过SPSS 22.0对第二次问卷调查获取的共273份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发现总体KMO检验达到0.892，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小于0.001，因此，数据整体的信度达到了标准[30]。然后利用AMOS 21.0对数据进行题项的效度分析，建立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因子载荷都大于0.6，单项因子信度达标。题项组合效度都达到0.8以上，平均方差提取量都达到0.5以上，表示题项的解释程度达到了合格标准[31]，数据拥有较好的效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3.2 结构方程模型
调研发现，天眼景区的游客很多是从《厉害了我的国》等电视节目中最先对天眼景区建立认知，产生了积极的情感联结,他们对于景区内的管理方法和活动安排都拥有较高的认同度，也对天眼景区内设施设备严格的环境要求和对游客严格的环境行为管治均有所了解，进入景区时更倾向实施亲环境行为。据此，提出假设：H2游客专业素养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Tab.2 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 result
说明：***表示0.001水平下显著。
图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Fig.1 Results of the hypothesis test of SEM
表3 直接和间接效应检验表
Tab.3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说明：显著性合格的标准为P <0.001。
3.3 假设检验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提出的4个假设都得到验证，其分析如下。
假设4显著性不足被拒绝。在天眼景区内，现有的环境教育系统并未直接导致游客作出亲环境行为，倒是这部分游客借助平时的专业素养积累，自主地实施亲环境行为，因此，依然拥有高的亲环境行为得分。
假设1由于显著性不达标，因此被拒绝，即在天眼景区内，环境教育感知不能直接导致亲环境行为的产生。现有的游客环境教育实证研究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付出并不是游客环境教育的唯一目标。如张宏等[18]和黄涛等[32]的研究模型中，虽然同样考虑到游客的具体亲环境行为，但这部分题项与环保知识、环保意识一起合并在教育效果中，在模型的检验结果中无法分辨环境教育系统是否直接对具体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不能直接将环境教育效果和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画上等号，环境教育真正转化到游客具体行为实践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以上的传统入学教育，在入学教育中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恋爱观教育、性知识教育、各种安全教育、贫困生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基础文明教育。
假设2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即游客的专业素养会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素养越高，越倾向于采取亲环境行为。本研究在程鹏飞[21]对游客感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游客体验情感的实证研究[25]，将游客游前意象和游中的亲环境行为进行了连接。即，那些在游前对景区了解较深的游客会提前形成对景区的积极情感，在他们进入景区后会更加关注景区的环境，更愿意付出实践来保护景区内的干净整洁。这种影响路径与使用媒介促进亲环境行为的机理相类似[33]，通过对游客宣传环境信息和环境科学知识，不仅提高了游客的环境风险意识，而且让游客了解到更多的环保行为技能，进而更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
1.B 提示:一定量的Al与一定量的硫酸、NaOH溶液反应时,由于产生H2的体积比:,故铝与硫酸反应时,铝过量而硫酸不足,铝与NaOH溶液反应时,铝不足而NaOH溶液过量。故选B项。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男性占54.212%，女性占45.788%，数量接近。16～35岁中青年游客占50.915%，专科及以上学历占52.014%，以中低收入层次为主。可见天眼景区的游客主要是学历较高的中青年群体，且男性游客较女性游客多(表略)。
由图2可知，实验结果表明反应时间越长，COD去除效果越好，反应时间超过1.5 h后处理效果增幅不大，因而可确定最佳反应时间为1.5 h。
在这种情况下，AI界开始出现分裂。虽然麦卡锡等依然对强AI抱有信心，如他认为强AI依然可以很快实现，只需要“1.8个爱因斯坦，以及曼哈顿计划所需资源的1/10。”[16]116-117但是另外一些AI研究者则对这样的宏大纲领表现出怀疑及失望情绪，并由此出现了AI(约翰·麦卡锡为代表)与IA(增强人类智能，以“鼠标之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为代表)两个研究纲领之间的对立，前者(AI)强调发展能够替代人类、整体上超过人类的AI系统，而后者(IA)则强调人机交互，认为机器只是人类的辅助。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以贵州平塘FAST天眼景区游客为研究对象，考察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并考虑游客专业素养的影响作用。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273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部分游客拥有较高的亲环境行为水平(均值=4.1)和较高的游客专业素养(均值=3.7)，景区的环境教育系统也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并产生了较高的游客感知(均值=4.4)。同时，经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天眼景区的游客对于景区的环境教育系统有较高的感知，但并未直接促成其亲环境行为的产生。(2)游客在游前接触到的景区广告宣传以及在游中接触到的环境教育都可以积累“游客专业素养”，提高游客对于景区的了解和情感认同，进而促进其实施积极的环境行为。
4.2 讨论
目前对游客环境教育的研究刚刚起步，对环境教育的实例研究集中在教育效果的评价部分。教育效果评价涵盖了具体行为、意识和知识三大部分[34]，由于涵盖范围较广而不够专注于其中的个别问题，对于具体的实践行为没有直接而明显的指示作用。同时，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还是在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上的改良[3]，其关注的重点在游客个人身上，如个人价值观[14]或环保知识[35]。所以在外部的教育信息和内在的行为实施之间依然存在尚未厘清的未知区域。当游客接触到大量关于景区和环境状态的专业化的信息后，更容易接受景区内的环境教育，更愿意实施亲环境行为。专业素养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游客从“游前”日常学习生活和旅游经历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会有很多，且它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中介变量，游客的道德、情感等因素[36]都会在其中产生影响。因此，从环境教育到亲环境行为的转化机理有待于未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游客专业素养影响作用的证明也体现了环境教育在时空上的延续性，超越了单个景区的范围，产生了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目前，刘建一等[37]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溢出效应，并发现如果过去的亲环境行为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未来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和倾向会更大。同理，游客过去所接受到的环境教育如果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在之后的旅游活动中会更自觉地实践亲环境行为。而目前的环境教育实证研究，如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研究[32]中，很少涉及游客在景区范围外获得的信息增加，游客在该景区的亲环境行为可能是客源地日常环境教育或其他景区环境教育的溢出反映。所以今后在景区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中，可以考虑借助实验对比法[17]来检验景区范围内的环境教育效果。环境教育的这种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对游客行为的整体亲环境化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每个景区都提供了环境教育系统，通过游客不断的接触和感知之后，就可培养游客的亲环境意识和习惯，这不仅对单个景区有益，也因为提升了“游中”游客的环境素养而将贡献于这些游客“游后”将造访的其他景区。
2012年，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市委明确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的定位目标. 通州全区面积906 km2，共11个乡镇，其中副中心面积为155 km2，涉及到梨园镇、永顺地区、潞城镇、宋庄镇、张家镇等5个乡镇，其中梨园镇、永顺地区、潞城镇几乎全镇面积均包含在城市副中心范围内.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衍生出了井岗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型道德规范，党不仅倡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且认真践行正确的价值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意识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人民在道德判断和实践行为方面出现了许多矛盾，甚至出现道德失范的情况，比如“路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价值观实践的困境的思考。因此，要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基础，把公民道德建设推向纵深发展的轨道，激励人们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尊老爱幼、互帮互助。
5 启示与展望
5.1 启示
游客专业素养能显著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或提升环境教育的效果，进而提高游客的环境行为水平。因此，对景区环境教育系统的改善可以从以下2个角度进行思考。
一方面，虽然游客的专业素养很难单纯依靠景区即时的科普教育解说来充分改善，不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如果在游客进入景区前就对景区的环境和状态进行了解，提高潜在游客的认识水平，会一定程度上提高现实游客进入景区后的行为水平。所以，类似《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电视节目是很好的宣传教育媒体，景区在其后的营销中可以继续增加景区相关知识的传播，并在这些节目中渗透科学知识和环保知识，即在游客进入景区前就进行“游前”环境教育。而在景区范围内，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游客在景区内接触的科普类知识较为有限，体验项目与其他类似的科普类景点大同小异，且娱乐项目数量太少，可参与的活动有限，甚至出现了排队纠纷的问题。因此，景区可以考虑增加游客体验设施，建造更多能容纳更多人的体验娱乐项目，在借鉴现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充分满足游客的学习和体验需求。同时，考虑到很多游客不满足于基础的天文知识普及，且对于FAST的具体工作流程充满了好奇，可以设立更多有关于FAST运行的演示项目，合理安排不同项目之间的逻辑连结，让游客学到更多的天文科技知识，以使之对天眼景区产生更深的了解和认同。
另一方面，现有的环境教育对天文科技设备设施的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应该增添更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教育内容。景区内现行的规章制度对于游客电子产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且利用手册、广播、工作人员讲解等方式进行反复宣传，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虑到FAST天眼景区选址于黔南的大山深处，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涌入景区，必然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因此，有必要对天眼景区的游客传播更多的生态环保理念，同时借助于景区内的告示牌、解说牌、多媒体解说系统、导游讲解、工作人员提醒等方式，来全面、全程巩固游客的亲环境理念，维持景区生态系统的稳定，这也是对国家天文科技事业的间接支持。
5.2 展望
本研究对贵州平塘天眼景区这一科普型旅游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从其他学术领域引入了“专业素养”术语并结合案例地实际提出了“游客专业素养”这一概念，以此作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并探索性地设计了相应的测量量表进而通过数理分析提示了它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效应。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类型的旅游地(无论是自然资源依托型还是文化资源依托型或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双重依托型)均会涉及到旅游专业素养的问题，因而这一测量量表的科学性还有待于在更多类型的旅游地的案例研究中去证实并加以完善，这也是本研究团队未来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1.1 一般资料 2017年9月～2017年11月，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工作人员共13名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1名，女性2名，平均年龄(27.64±2.98)岁，平均身高(174.18±8.84)cm，平均体重(73.36±14.55)kg。所有受试者均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测试。纳入标准：年龄18～40岁；近3个月无下肢外伤史；未患有影响步态的神经肌肉疾病；意识清楚能够主动配合完成测试。排除标准：患有其他可导致步态异常的神经肌肉骨骼疾病者；不愿意主动配合测试者。
如果是长直陡坡，缓速器可完全满足需要，但若坡大弯急，考虑转弯速度不宜过快，就需使用发动机制动，首次使用发动机制动应保证发动机已预热(1 000 r/min下运行了3～5 min，机油温度应高于300 ℃)，打开发动机制动开关，依据坡度大小开启发动机制动高低档开关，变速箱为低档时最有效。当发动机转速高于850 r/min时且不给油门的行驶状态下，发动机控制模块ECM将自动执行发动机制动功能。如果发动机的转速过高并超过了限定值，变速箱将自动升至下一较高档位，此时须先用行车制动器对车辆进行减速，降至较低速度后，变速箱控制模块TCM同时使变速箱自动降档，发动机制动继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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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ourists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on Pro -environ -mental Behavior in Tianyan Scenic Spot ：Taking Tourist Expertise as Mediator
YIN Chengqiang1a , LI Wenming1a , ZHU Anqi2 , SUN Yuqin3 , LING Guilian4 , KUANG Weiming4 , TANG Wenyue1b , ZHANG Liangquan1a , ZHANG Yuling5
(1a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 1b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 2.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 ; 3.Schoo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235，China ; 4.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Jiangxi Tourism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Nanchang 330100，China ; 5.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zhou 510070，China )
Abstract ：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ts’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have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but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ourists’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expertise as influencing variables. In view of this, 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taking the astronomical popular science tourists in Tianyan Scenic Area of Pingtang,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f 273 valid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does not directly lead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ut it will improve tourists’ expertise, and then improve touris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ccordingly, managers of popular science scenic spots can popularize specific expertise (including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o potential tourists to improve tourists’ expertise (including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expertise) before travel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uring travel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ourists’ expertise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then promote their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Key words ：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pertis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popular astronomy tourism; Tianyan scenic spot of Pingtang； Guizhou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 F59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2363( 2019) 06- 0097- 06
doi: 10.3969/ j.issn.1003- 2363.2019.06.018
收稿日期： 2019-01-16；修回日期： 2019-11-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034，41801144，41771144)；国家文化与旅游部万名旅游英才计划项目(WMYC20181-05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项目(GL18109)；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四届学生科研课题(xskt19196，xskt19201)
作者简介： 殷程强(1995-)，男，江苏常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规划与管理研究，(E-mail)yincq456@163.com。
通信作者： 李文明(1968-)，男，江西临川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旅游环境教育研究，(E-mail)ghenfuciou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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