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但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的影响仍然很深刻，因而在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这种状况是由于英国的工业霸权和殖民霸权，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造成的。英国工人运动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必须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中找出路，必须冲破工联的牢笼，打碎两党制的锁链，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关键词 英国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工联主义 经济斗争 政治性工人运动
19世纪70年代“是维多利亚时代风云莫测的十年”①。在这10年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以往壮大了。大不列颠在业工人总数，从1861年的1053万人增至1881年的1273万人②。马克思在1871年指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③在巴黎公社革命和1873年、1878～187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它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斗争，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工联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广泛的深刻的，致使刚刚觉醒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能够摆脱单纯经济斗争的束缚，仍然把罢工当作最终目标，被禁锢在工联的狭隘圈子里。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英国工人运动留给后世的经验和教训却是很深刻的、宝贵的、值得世人记取。
一
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起来。从1870年9月5日起，在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城市，广大的工人和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1870年9月4日革命所产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且要求在外交上给予支持，反对肢解法国。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马克思在1870年9月9日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指出：“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聚，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要求的。”④这表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伦敦的工人群众于1871年3月底和4月初，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巴黎公社。4月16日，在海德公园集会的工人群众，高呼：“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大会还通过了致公社战士的贺信，祝贺法国的工人兄弟们“为自由、为保卫自己公社的权利而进行着伟大的斗争”，向法国工人“伸出友谊和兄弟团结之手”，并对英国工人所“受到的政治教育还不足以”去效法公社的崇高榜样“感到遗憾”⑤。
到了1871年5、6月间，英国工人声援巴黎公社的势头有所减弱。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破坏和工联主义的阻挠反对而造成的。在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的头目们死抱住这条不放，结果他们不仅脱离广大群众掀起的政治斗争，而且还使他们自己堕落为资产阶级政治的奴仆，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在1871年5月间，工联的领导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鲁克拉夫特、阿普耳加思等人，曾经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赞成总委员会关于发表支援巴黎公社的宣言。在巴黎公社的最后生死关头，奥哲尔也还表示“不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鲁克拉夫特更加振振有词地说：我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假如能够在工人当中唤起对公社的同情，就会产生重大的效果。如果英国工联连这件工作也不肯承担的话，那末，今后的任何事情再也丝毫不能信任他们了⑥。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就出尔反尔。当巴黎公社被旧社会的野兽吞噬之后，奥哲尔、鲁克拉夫特就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大合唱，否定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和公社社员的英勇革命行动。鲁克拉夫特公然污蔑公社社员是“匪帮”、“杀人放火”、“干了罪恶勾当”。
在1871年6月20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奥哲尔反对在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起草的《法兰西内战》上有他的署名。他说：“不愿受别人的指使行事，如果马克思博士的走卒们喜欢这样做的话，谁也不会去妨碍他们”，但我“不同意这样做”⑦。鲁克拉夫特也说：我反对“现在宣言中许多论点”。“国际竟为那些干了罪恶行径的匪徒们辩护，为那些并非属于国际的匪徒们辩护”。我“不认为杀人放火是合法的行为”。“书记有什么权利把那些甚至连宣言见都没有见过的委员名字当作似乎是他们自己的签字而写到宣言上去。”⑧其实，他们所谓“连宣言见都没有见过”因而不愿在上面署名，完全是一种借口。恩格斯在驳斥鲁克拉夫特的谎言时指出：“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用全体委员署名，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⑨
那末，工联的头目们为什么在6月初如此攻击巴黎公社呢？原因在于：一方面，1871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工会法，承认工联的合法地位。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要保住这种地位，就不得不向英国统治阶级献媚，使他们的叛卖活动猖獗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发现他们被指责支援外国的革命者和谋杀者，当时他们作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追随者，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誉。于是他们赶忙也攻击巴黎公社。“⑩还有，是因为《法兰西内战》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实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是与工联主义的目标、理论和策略水火不相容。结果奥哲尔、鲁克拉夫特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阿普耳加思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工联头目们的堕落，说明了工联内部特别是它的上层，已经腐败到了何等程度！他们在对待失败了的巴黎公社的态度，对《法兰西内战》所持的立场，简直是直接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对公社的“围剿”。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他们“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11)，“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12)，成为替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辨护的人”(13)。
工联头们的背叛行径与广大工人群众声援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成了鲜明的对照。1871年6月上旬至7月上旬，声援巴黎公社的工人群众大会相继在伦敦、北明翰、曼彻斯特等地举行。大会的发言谴责“凡尔赛政府进行血腥屠杀”，指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是“罪恶的帮凶”。另外，在散德兰、奥德姆、加迪夫、纽卡斯尔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法兰西内战》关于工人阶级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的革命思想得到了传播。
因此，工联的头目们就慌了手脚。他们赶忙于1871年10月炮制了国际工人协会英国联合会纲领，针对《法兰西内战》的原理，针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的决议，否定无产阶级建立独立工人政党和夺取政权的原则，并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走上了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道路。工联的头目们出席了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在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议案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是站在巴枯宁分裂主义分子一边。1873年，工联头目们控制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联合会，在伦敦召开了紧急代表大会，拒绝国际海牙大会的决议，公然与国际决裂。1873年5月，工联的头目们被开除出国际。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与工联头目们背叛国际革命事业相反，英国工人群众每逢巴黎公社的纪念日都举行集会。1875年3月17日，伦敦工人群众在圣堡街富兰克林大厅举行纪念公社4周年的大会，发表宣言，并作出重要决议：“支持1871年巴黎公社的原则，并赞同其行动”。“力求更快地获得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14)。为此，大会决议建议英国工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二
与支援巴黎公社的游行示威浪潮相呼应的，是英国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罢工运动的发展。尽管工联的头目们如阿兰之流声嘶力竭地叫嚷“任何时候都尽力防止罢工”(15)。工联的章程里明文规定“通过促进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谅解以防止罢工”(16)。但是，工联里的工人、非工联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仍然高涨起来。
1871年3、4月间，工人罢工斗争接二连三地发生。罢工工人要求实现10小时工作日，建立工人的独立政治组织，要求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同年5月，新堡的机械工人中和建筑工人中的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冲破工联头目的阻挠，为争取9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罢工坚持了5个月之久。罢工工人为此组织了由约翰·巴尔赖特领导的“九小时同盟”。1871年10月，罢工斗争取得全胜，机械制造业工人赢得9小时工作制。这次罢工的重要意义在于：“九小时同盟”首次把被工联拒之门外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给工联主义的宗派主义以沉重打击。“同盟”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帮助下，粉碎了英国资本家力图从国外输入罢工破坏者的阴谋，使工人受到了深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
1871年，赫福德郡成立了“农业劳动者工会”，有会员3万人(17)。1872年3月底，约瑟夫·阿尔奇在瓦瑞克郡组织了“农业劳动者工会”，领导农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11小时工作日和每周工资从12～13先令增加到16先令。罢工得到各地产业工人工会的支持。北明翰的工会联合会向工人发出号召，其中特别强调指出：农业工人兄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应尽所能，以物力和财力去支持他们，并支持他们建立工会，直到他们的合理要求取得胜利(18)。在两三周之内，农业工人的罢工运动不仅席卷了瓦瑞克郡，而且还波及邻近8个郡的农业工人。土地占有者、租佃农场主、保守党人都惊慌万状。在各地工会的支持下，挫败了农场主企图利用军警镇压罢工工人的阴谋。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在罢工斗争中，大批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同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成立。年底，该会的中央委员会宣称，它拥有会员已近10万人(19)。恩格斯在1872年4月发表的《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评论道：“英国工人运动近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相当扎实地在农业工人中发展起来。……农业工人联合会对于心惊胆战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就象国际对于欧洲的那些反动政府一样，是一个可怕的幽录，只要一提到它的名字就会使他们丧魂落魄。……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动地把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25～30%。首次取得的这个巨大胜利在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20)农业工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874年。
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促进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在1868年建立的“全国职工大会”，当时不过只有34名代表的小型组织，其会员总数不超过25万人。而在1871年，它的会员增至37.5万人，1874年则猛增至119.1万人(21)。工人强烈要求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1874年议会选举时，两个矿工工联的领袖人物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这是工会运动者首次进入议会。但可惜的是，由于工联机会主义的毒害，他们忘记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责任，“进行议会斗争”这把新的武器掌握在他们手里，却根本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这些“工人议员”实际上是自由党的附庸。恩格斯评价1874年英国的议会选举时指出：“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的，所以近来他们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既然他们扮演的是这种角色，伟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选举中愚弄他们。”(22)
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还促进了各种工会的兴起。1872～1875年，各种新的工会纷纷成立。1872年，全国黄铜工会联合会、模型工会联合会、铁道工人联合会成立。1874年全国靴鞋工人联合会成立。妇女的工会更加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872年，爱丁堡室内装饰女缝纫工会成立。1874年，全国女工工会成立，从而促进了1875年伦敦装订女工、女装饰工、女衬衣工、女衣领工、女裁缝工等小型工会的成立。此后，还有女缝工、女洗衣工等工会的成立。这些新成立的工会比19世纪50～60年代成立的工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们理论指导水平不高，仍然受着工联主义的影响。
1878～1879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大批工人失业。1879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失业人数占会员总数的13.3%；翻沙工人协会失业人数达22.3%，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的失业工人为20.4%(23)。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例如诺森伯兰的矿工的日工资，从1873年的9先令1又1/2便士，降至1878年的4先令9便士(24)。工人被迫起来罢工。1875年1月，南威尔士数千矿工举行罢工，反对企业主将工资缩减10%。罢工坚持了5个月。1877年7月，石工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坚持8个月。石工协会的基金全部耗尽。资本家从国外雇用工人来破坏这次罢工。1877年4月，克莱德造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企业主采取歇业手段来反对罢工。1878年，兰开夏30万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企业主将工资减低10%。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上相持不下。工人要求每周只工作4天，才承受企业主将工资缩减10%；而企业主则以亏本为理，坚持将工人工资降低10%。罢工坚持了10周。罢工工人还烧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杰克逊的房屋。但是，这些罢工由于工联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资本家联合进行反攻例算，均以失败而告终。
工联原则上反对罢工，在不得已采用罢工的手段时，也千方百计地用“仲裁”的办法去解决。他们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习惯于通过“仲裁”与资本家妥协，取得一此利益，因此就把“仲裁”当作一种伟大的胜利而自我吹嘘。工联机会主义头目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在1875年说：“25年前，当我们提议采取“仲裁”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时，曾遭到资产阶级的讥笑。‘仲裁’办法是我们所发起的运动中发展得最为迅速，影响最为深远的。请看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吧：在诺森伯兰，工人与雇主同席谈判……在达拉姆郡也成立了‘仲裁调解委员会’。7.5万工人完全信赖‘仲裁调解委员会’所作出的决议”(25)。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面对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工联就显得束手无策。他们依靠“仲裁”所作出的决议，完全对工人不利。既缩减了工人的工资，又解雇了工人。70年代末的一连串罢工斗争，就这样被“仲裁”葬送了。
1879年，英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恩格斯在1879年评论英国的工人运动时尖锐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而且这种罢工不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和根据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所以，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26)
三
以上史实表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人运动没有能够朝着正确的政治性的方向前进。这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不幸，也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不幸。在单纯的经济斗争中毫无出路地打转，工联主义的流毒仍然很深刻，工人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这是本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根源。换言之，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强大的经济、政治势力，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一根把英国工人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使工人运动受其羁绊，只能在资产阶级利益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在经济方面，整个19世纪70年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掌握世界工业霸权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和海军商船的优势。1860～1877年，英国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7)。1870～1881年，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从32%降至27%(28)，但仍然保持优势地位。70年代，英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首位。1871为660万长吨，1880年增至900万长吨(29)。相当于美、德、法三国钢铁产量的总和。1870年，英国对外贸易为1.996亿镑，占世界贸易比重23.8%；1880年为2.34亿镑，占世界贸易比重20%(30)。1876年，英国占有2250万平方公里连同2.519亿人口的殖导地，法国只有90万平方公里连同600万人口的殖民地，德国和美国都还没有殖民地(31)。
这种优势使英国剥削着全世界而成为全球最富的国家。英国的国民收入从1870年的9.01亿镑，增至1880年的10.34亿镑(32)。这些惊人的财富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能继续推行50年代以来收买无产阶级政策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力量。结果，一批工人贵族被豢养起来了。19世纪末期，工人贵族在工业部门中约占15%(33)。而且也使工人群众得到一丁点实惠，使他们甘愿接受工人贵族或领取资产阶级酬金的人领导。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就造就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34)，使工联主义仍然能够左右70年代的工人运动，使它在“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自由党的附属品。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35)。1883年恩格斯又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36)。
在政治方面，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完全支配着无产阶级。英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一个所谓“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资产阶级善于玩弄“自由主义”的政治统治手腕，即采用扩大某些政治权利，进行改良，实行让步的统治方法。自从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以来，部分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选民人数从250万人增至1883年的315万人。“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37)。自1868年起以至整个70年代，在以往的议会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典型性的两党政治制度，即形成了自由党于1868～1874年执政，和1874～1880年保守党执政的“政治跷跷板”局面，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但是，轮换执政的这两个党，却狡黠地声称，他们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施展随机应变的政治伎俩，玩弄了伪善的圆滑策略，进行一些细小的改革愚玩群众和笼络人心。自由党格莱斯顿内阁，于1870年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命令，“开放”政府的职位。同年又颁布了教育法，推行国民教育改革。1871年通过工会法案，取消1825年对工会活动的限制，承认工会的法律地位。工会不再象以往那样被加上“企图妨害企业活动的组织”的罪名而被控告。但是禁止工人在罢工时成立纠察队。1875年保守党迪斯累里内阁通过法令，取消了工人痛恨的禁止组织纠察队的条文，并且修改了“主仆法”，承认工人和雇主的“平等”。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民主”、“自由”，导致工人群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两个党的身上，上当受骗，对它们抱着普遍幻想。似乎在英国完全可以信赖两党政治而获得工人的各种政治权利，在政治上没有受压迫和苦难，没有必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在经济上工人倒是迫切需要解决工资、工作日和工作条件的问题，以致英国的工人运动“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恩格斯在1879年指出：英国“工人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即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内阁的拥护者和格莱斯顿内阁的拥护者”(38)。1881年恩格斯又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给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二十五年，英国工人阶级好象是甘当‘伟大自由党’的尾巴。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39)
在社会思想方面，由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0)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资产阶级，总是要以它的面貌来改造世界，使之资本主义化，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对于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41)。这种状况到了70年代依然如故。“最资产阶级化”的英国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诱导和强迫工人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最惨的悲剧则莫过于工人居然成了资产阶级思想俘虏。
英国统治阶级以工业霸权的优势和动人心弦的“社会繁荣”，来向工人灌输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思想，欺骗工人相信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制度，而且它的“繁荣昌盛”，还为他们安排了更为美妙的前程。因此，工联的领导就大肆叫嚷，劳资利益协调，双方利益一致，双方应当避免冲突和纠纷，完全可以在公平互利的前提下缔结协议，使资方既不受损害，而劳方则不断获益。从而把任何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抛到九霄云外。
英国工人在童年时代就被反复灌输“帝国光荣”、“伟大”的殖民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英国统治阶级动员一切舆论工具，利用他们御用的作家、新闻记者、学者、教士、诗人对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他们又狡猾地提拔和委派一些工人到殖民地去当工长和经理。这些人得意非凡，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传播反动的殖民主义也就特别使劲，其腐蚀工人思想的效果，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的鼓动宣传作用还要好。1882年，恩格斯在回答考茨基问及“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时说道：“和资产阶级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42)
分享英国世界工业霸权、殖民霸权和世界市场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利润，屈服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的威胁和利诱，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就产生了盛行于19世纪50～60年代而泛滥于70年代的工联主义。它迷恋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拒绝非熟练技术工人参加工会，分裂工人阶级，破坏无产阶级团结；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殖民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工联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是绝对资产阶级精神的体现。列宁讥之为“自由主义工联主义”。(43)
工联主义“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避免‘可诅咒的’社会主义”(44)。这表明英国工人漠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少“理论感”。1874年恩格斯指出：“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45)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也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漠视，就必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阶级的侵蚀；任何摈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和控制，以致陷入工联主义即机会主义而不能自拔。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人运动给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必须走出以单纯经济斗争为最终目标的死胡同。以罢工手段来迫使个别资本家缩减工时是纯粹的经济斗争；而强迫资产阶级国家颁布工作日的法律则是政治运动。70年代英国的工人运动，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运动。但是，工人运动只停留在这种水平上是没有作为的，必须把它发展为政治运动的普遍形式。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在1870年就指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46)第二，必须冲破工联的牢笼，粉碎工联主义的枷锁，坚决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47)。工人阶级绝不可充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的奴仆，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组织和动员千百万工人群众，更有力地发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第三，必须组成一个独立的以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依靠自己的革命政觉的领导，才能使工人运动发展为真正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才能够保证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走向胜利。恩格斯在1881年总结7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指出：“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这种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48)这不仅对于英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注释：
①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②(32)B.R.米彻尔：《英国历史统计》，剑桥，1988年，第104、828页。
③(44)(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72、10、472页。
④⑨(11)(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3、403～404、419、409、691页。
⑤⑥⑦⑧(14)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7～248、38、51、51、248～249页。
⑩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页。
(15)(16)J.B.杰弗里斯：《劳工的萌芽时代(1849～1879)》，伦敦，1948年，第41、200页。
(17)(18)(19)(21)(23)(24)(25)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1959年版，第285、237、236、233～234、249、248、242页。
(20)(22)(35)(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82～83、543～544、543、566页。
(26)(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52、352页。
(27)F.克劳捷特：《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伦敦，1982年，第49页。
(28)W.洛斯托夫：《世界经济》，奥斯丁，1978年，第52～53页。
(29)(30)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 世知1958年版，第436、441、445、449页；第158、160、176页。
(31)M·比奥德：《1500-1980年资本主义史》，纽约，1983年，第141页。
(33)E·霍布斯帮：《19世纪不列颠的工人贵族》，载《民主和劳工运动》，伦敦，1954年，第214页。
(34)(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4～34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9～6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7页。
(39)(47)(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4、 283、28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43)《列宁全集》第9卷，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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