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的几点浅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见论文,我对论文,几点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先生要我就哲学问题发表点意见。用意当然非常好，力图使比较冷寂的哲学通过讨论冒点热气。我颇为踌躇，久久未能下笔。予岂好辩也哉，可有点不同的声音或许有点好处。况且文债胜过钱债，非写不可。于是不揣冒昧，发表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人学可以是哲学，但哲学不能归结为人学
什么是哲学？日本有个哲学家说，这是对哲学家最难最毒辣的问题。至今仍在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岂止中国，国外也如此。道理很简单，不同的哲学家都把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当成哲学的全体，排斥其它。本体论者强调哲学是本体论，可认识论派据理驳斥，强调哲学是认识论。同样，方法论的提倡者们强调哲学应以思维方法为对象，是关于思维的科学。人学论者说哲学是人学，是使人成为人的学说。而反驳者说，如把自然与历史置于哲学视界之外，人就变为幻影，是不可能研究的抽象存在物。每一种学说，都把自己心目中的哲学当成哲学的唯一对象。其实本体论是哲学，但不能认为哲学是本体论。其它同理。如认识论是哲学，哲学不能归结为认识论。人学是哲学，但哲学不能只是人学。我们不少哲学家的哲学定义，只是哲学研究的领域或一个历史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而非是对哲学自身本质的把握。
哲学就其本质说来是世界观。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一直这样强调的。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著名通告信中也提到反对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党内，“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说，“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注：《马克思选集》第4卷，第299页。）。斯大林也说，“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页。）。哲学是世界观，这是哲学和各门具体实证科学的分界线。但世界观决不等同于存在论或本体论。以为世界观就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这是望文生义。仅仅以无人的纯自然或宇宙为对象的世界观是旧唯物主义哲学。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包括人与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自为的世界表现为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因此本体论作为哲学只是哲学考察的一个方面，哲学不能归结为其中一个侧面。而是要研究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本性和一般规律，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认识和改变这些关系的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哲学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就其领域来说，它包括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等等。可是哲学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始终是一样的，都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由于时代的需要不同，哲学会突出不同的方面或重点。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和重点，突出的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哲学定义就包括在哲学史中。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研究重点的转移史，但哲学仍然是哲学，它决不会丧失它作为世界观的特性。哲学永远不会溶化为实证科学。它是对整个世界的本性和规律的研究。在哲学中任何局部性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总体角度并作为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才具有哲学的价值。
在中国，把哲学仅仅归为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的观点不多见。即使研究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也是作为哲学中的一个方面来研究的，并不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可人学不同。在当今中国，把哲学视为人学，而且认为从来哲学就是人学的观点是很为新颖而受到一些同行赞许的观点。我对此一直有点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全部与人密切相关。其实与人无关的问题，任何科学都不会感兴趣。但不能因为哲学的问题与人相关，就说自古以来哲学就是人学。这样说，既不符合哲学史实，也不符合理论。从哲学史看，无论中西，哲学都不是从人开始的。西方哲学，从自然开始，自然哲学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显学。在中国，古代关于道的学说、关于阴阳五行的学说也不能是关于人的学说。虽然中国儒家的重点在人的道德和人际关系。但人伦不等于人学，人伦是客观的人际关系，而关于调整人伦关系的理论、原则和规范严格说是伦理道德学说或称为伦理学而不能简化为人学。人所处的各种关系都应该研究，都各有特点和对象。研究人的经济关系叫经济学、研究人的伦理关系是伦理学、研究人的阶级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人的心理是心理学，如此等等，尽管都与人不可分，但不称之为人学。当然如果因其最终归结为人或以人为最后依托而称之为人学，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而且即使就哲学来说，如果谁要说，唯心主义是人学，因为它研究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依理唯物主义也是人学，因为唯物主义关于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都是关于人的，尽管也可言之成理，但只能看成是笑谈，不能认真。而且，把普罗太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称为人学是勉强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个认识论命题，是以人的主体性来论证感觉相对性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命题。讲认识论不能离开人，任何认识都是人的认识，但认识论不是人学。同样说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铭文“认识你自己”是人学命题也是脱离历史条件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神学而不是人学。因为它的主旨在于说明，人应该认识自己的主宰是神，即人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是神的奴仆。这同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观点是大异趣旨的，它不是肯定人而是否定人。
其实关于人的观点古已有之，哲学不能归为人学。因为没有与人无关的哲学问题。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比人的问题要广泛的多。因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要求对世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个看法，这就是世界观，要求对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看法，这就是自然观。要求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有个看法，这就是社会历史观。西方有些哲学家倡言拒斥形而上学。你尽管在哲学中可拒斥世界观，可你无法拒斥世界的存在，拒斥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哲学都离不开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决不能仅仅是人观。我们很难说，人是哲学真正的主题和核心，哲学就是探求人的本性，寻求人之为人的根本，寻求人的家园归宿和人的价值与意义。把世界、自然、社会排斥在哲学视野之外，仅仅追求生命的意义、价值、归宿和所谓人之为人的根本，哲学完全宗教化或伦理化，变成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哲学除了自我修养即修身养性之外，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曲解了哲学的本质并弱化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最多是回到哲学是心性之学或义理之学的老路。我想，当马克思把哲学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头脑时，决不会如此来理解哲学，即他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为分析世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为消灭剥削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锻造思想武器，而是创立一种新的人学。如果我们说，无产阶级是什么、劳动者是什么？不是人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人学。这样论证，所有人面对的问题七转八转能转到人的头上来。这等于说了一句空话。可是人是哲学主题的真正本意倒不是说哲学问题都与人有关，而是说宇宙中最根本的是人。因为物质宇宙的奥秘集中在生命的本质之中，而生命的奥秘体现在人的本质之中。人的最终归宿是要使生命去溶化宇宙，也要把生命溶化于宇宙。没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和思辨能力是很难领会的。不过我还是要说，这种看法在中国古已有之。别的不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儒家生命哲学就是这种观点。例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就强调“在宇宙大生命里头，除了人类以外，其它的生物，都已经入于一种盘旋不进的状态。不能再代表宇宙大生命的创进不已的精神，……还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进不已的精神者，亦即还能创进不已者，只有人类”。这种人与天地同参，与宇宙一体观点虽然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生命宇宙观。把宇宙奥秘全部放在人身上，要用生命去溶化宇宙，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理解，是对类本质的错误的或者说是夸大的神秘化的理解。人是宇宙奥秘中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探索宇宙奥秘的各种科学家包括哲学家想把握宇宙的奥秘还是要面对宇宙而不能仅仅面对自我，面对人的生命本性。即使人的创造物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的文化世界，也不是用生命化为宇宙能概括的。哲学如果不想成为毫无用处的空谈，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不能局限在人自身。这是由全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史证明了的真理。
哲学转向以人为对象，产生当今所谓人学具有时代的特色。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国家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而导致人的价值观念混乱、道德失范、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远化，发生所谓人的生存危机或者所谓人的失落，哲学家倡言人应该寻找自我，而大力提倡人的研究或人学。试图从人学中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危机的出路。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极左思潮干扰，法制不健全，践踏人格，破坏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不断发生。因而随着清算“左”的错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问题研究成为哲学工作者注意的热点问题。这是一种哲学意识的进步。但这只是哲学问题研究重点的转移，而不是哲学本质的根本变化，哲学由世界观变为人学。哲学仍然是哲学。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本性并不会因为哲学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从哲学角度来研究的人学仍然是哲学。因为它总是从一定的哲学前提出发来探讨人的问题。没有哲学前提的所谓人学是没有的。当代西方的哲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存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它们没有超出哲学，也不可能超出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丰富的关于人的学说，关于人的本质、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特点是，它指的是现存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人解放，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他们没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抽象研究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人学也不能归结为人学，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当代对人的问题的进行深入独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它应该研究时代突出的主题，它不能脱离时代。但马克思主义对人学的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一般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哲学前提。
二、哲学不能归结为自我意识，而应该是被把握在哲学思维中的时代
哲学是人类全部意识形式中最具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式。它的这种特性，往往容易使人以为哲学家可以撇开世界，只是咀嚼自我，单纯以自我为对象，因而哲学只不过是哲学学家的自我意识。如果这样，全部哲学只有一个字——人，全部哲学史和哲学体系的变化都是自我意识的更替。在纯哲学思维范围内思考哲学，很难弄清哲学的本质。
人所研究的世界是人所面对的世界，是有人的世界，是不能离开人的世界。这当然对。正如我们说，凡认识的对象都处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人不可能在认识之外去认识对象一样。认识之外的认识对象是逻辑矛盾。可我们决不能说，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关系。承认人的认识范围之外的世界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拜物教。世界是全体，世界在实践过程中进入人的实践和认识范围内的是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世界永远留下一个无穷的世界待人们去实践去认识。因此承认自在世界的客观性和不可穷尽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如果我们的哲学只在已知世界打圈圈，把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人与世界的唯一关系，就从根本上抽去了辩证唯物主义籍以立足的基础，截断了人的实践和认识的来路与进路，人被困死在认识与被认识关系的范围。
而且就人与世界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不能违背的。不错，人是按照人的方式去来认识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感性和理性、人感知对象和在理性中把握对象的方式都具有人的特点。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人在对象中看到的只是人自身，或者说人通过世界认识的只是人类自己。因而哲学的本质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这个结论无论对科学、对常识、对人的实践活动都是不利的。
人把自身的特点反射到自然界，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是有的。如人从万物有灵论中看到是人从自己推论到万物，或从上帝的万能和智慧的本性中看到是人把自己的本性化为上帝。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人通过自己对象性的存在物来直观自身是可以的。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在艺术创作中，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结果返观人类自身，可以看到人的创造能力、特定时期的生产水平和审美意境。但不能把这种特定状况概括为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人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就是人对人自身的认识，人通过对象不是发现对象自身的规律而是发现人自身。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对象世界本身的对象，正如世界的辩证运动是对象自身的辩证运动一样。任何称得上是具有客观内容的哲学认识都是对对象世界（当然也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当人被当成认识对象时，对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认识。
哲学命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如果哲学家从世界中看到的是人自身，世界只是人认识自己的中介物，是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那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的研究不是对自我的研究呢。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全部自然科学证明自然规律是世界本身的规律、自然科学家是发现自然规律而不是为自然立法。同样，人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要达到预期成果而不被人认为是患有妄想妄听症，一定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直接接触的对象看成是对对象的认识，而不是看成我对自我的认识。对象世界作为认识自我的中介，只有在由实践对象化的存在中才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人之所以能从对象化的世界中看到自身，并不是因为对象世界是人的镜子而是因为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目的和意愿体现在自己的创造物上，即在自然界打上人类的烙印。人正是从自己打上的烙印中看到人自身的创造力的。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在自然的附加物或创造物，人不能从世界中认识人类自身。在当代，我们要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到天人合一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但不能重复其中的唯心主义的和迷信的东西。当然，我的这种主张可以被看成是很肤浅，没有哲学味道。不过全部科学、全部人的实践、全部人类的日常生活以及全部哲学史都无法接受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自我的认识这种过于深奥的理论。我以为任何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不应该与人的常识，与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相违背。
不能认为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就只是对自我的认识。哲学不能说只是自我意识。当然，哲学家是用头脑思维的，因此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表现为哲学家的一种哲学意识，问题是这种哲学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仅仅源自哲学对自我的意识、对人的意识，还是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对世界的一种哲学的把握。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上对这个问题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承认，“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与世界相联系”的，没有人和人的思维就没有哲学。可是，哲学不能归结为人的能思维着的头脑即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所以马克思的著名的众所周知的结论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这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意见。恩格斯也是这样说的，“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时代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1页。）不仅马克思主义这样看，连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哲学说成是被握在哲学思维中的时代。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了无新意，但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哲学决不能仅仅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黑格尔都不敢这样说，而是说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因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囊括一切，把整个世界及其发展都包括在内。可青年黑格尔派的片面强调自我意识，就显得单薄力不胜任，把如此丰富的世界和多种多样的哲学思维都塞进人的自我意识就把人变为上帝。无怪自我意识的理论曾经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猛烈抨击。
哲学史当然是哲学发展的历史，是哲学家的思想发展史。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看，我们只说了一个表面的现象，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如何形成？它不是思想的自我运动，而是社会历史的作用。如果哲学就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史是自我意识的历史，除了能满足思辨的欲望外，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必将陷入误区。哲学不能归结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哲学史也不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历史。哲学史当然是哲学发展的历史，但又不能仅限于哲学自身。应该说哲学史中的“史”字，包括从社会历史运动角度来看哲学发展的意思。当年罗素写的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全名就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了这种联系。所以哲学史不仅是哲学的历史，而且是当作历史运动的一个侧面的哲学。不从历史的现实内容角度来看待哲学，把哲学说成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家就变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哲学史也变为毫无原由的自我意识更替的历史。哲学的内容及其变迁都将重新陷入不可理解。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哲学就容易理解。懂得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容易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解18、19世纪的德国，就容易理解康德、谢林、黑格尔。哲学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差别。可这种时代的差别一旦化为哲学的差别，肯定具有哲学的特点，即真正的哲学是以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面目出现，它把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科学和实践的智慧凝结其中。一部中国哲学史，同时是一部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和政治史。西方哲学史同样如此。放开眼界，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哲学家及其思想，探求何以如此的原因和根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哲学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哲学家们从一个侧面对世界（或者是自然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人自身）的把握。哲学认识只要它仍然是认识，它就是对对象的认识。这种对象可以包括自我但决不能归结为自我。自我连同它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都是被制约的。人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的，条件达到什么水平认识就达到什么水平。这对科学认识是真理，对于哲学认识也是真理，只是这种被制约的范围、程度、形式各有特点而已。决不能认为实证科学是对世界的认识而哲学只是一种自我意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类哲学，它的最大贡献是从类进到社会
不能用考察物的方式来考察人的本性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抽象普遍性，而应该从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生命活动特点来把握人也是非常深刻的论断。可是如果认为类和类本性是表现人的本质最科学概念，我倒有点异议。我以为，类与类特性并不是用来描述人的专门术语，更不用说最正确的用语。不见得说人是类或类存在就是哲学思维的升华。因为所有动物物种内部都存在个体和类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这一点说的很清楚。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就是说，任何动物中都存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不同的是人的类特性即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劳动或者说是自我创造。正因为如此，动物的类与个体是同一的，或者象马克思形象的比喻的一窝蜂就是一只蜂。可人不能说整个人类就是一个人。除非把人看成与其它动物一样是自然存在物，完全着眼于它的生理构造而撇开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只要从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即劳动角度来理解人，必然要超出纯粹个体与类的关系而进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类和类存在升华为社会和社会存在物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费尔巴哈的局限正在于他停留在个体与类的范围来考察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运用个体和类的概念，最突出的是费尔巴哈。类这一概念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特别突出的地位。它不仅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阐述自己无神论的思想，也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没有类概念就没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与个体是相对应的。在他看来，人就其感性存在方式而言是个体，是感性对象，可感知的实体。每一个体都是我，是主体，可人不仅是我，在我之外还有你，类这个范畴就是用来概括所有个体的整体。可以说，个体是整体的部分，而类是部分的整体。脱离类的个体，或排除个体的类都是不存在的。而人的本质，就是人作为类的本质，是类本质。这种类的本质应该是个体的共性——这种共性只能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共性——即自然性，因而是把所有个体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纽带。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特别是手稿中运用过费尔巴哈的类、类本质、类生活的范畴。但涵义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也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人都能把自己的类或对象的类做为对象，即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因而能意识到你与我同属一个类，也能意识到对象的类即把握对象的共同本质。另外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所以这一点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即不是无意识的如其它动物那样的类存在物）。至于类本质，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不同于一般动物，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说的其它动物的类的延续是通过交配与生殖，而人的生命延续即类的生活是通过劳动。所以劳动这种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类生活。
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第二手稿中关于类、类生活、类本质的概念不同于费尔巴哈。但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和痕迹。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又从个人与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强调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形式，仍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因此，人的共同体是社会，人类的存在的方式是社会而不是类。离开社会，类就是一个纯性物学的概念。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斯著作中也偶而使用类的概念，例如说在阶级社会中类的发展以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实，这里所说的类的发展，就是以统治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他们经常说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矛盾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认为存在一种超越阶级利益对立之上的所谓“人”（类）的发展。
或许人们会说。人难道不是类吗？当然是，我们经常说人类。人是一个类。当说人是类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作为无差别的共同物对待的。任何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只有从人的生物学本性来考察人研究人，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划清人与动物界线时，人是作为整体来思考的，人的类本质，就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质。可当进入到社会历史观时，类的概念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类强调的是个体的同一性。可人不仅存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同一性，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由社会生活造成的社会差异性。因此真正认识人，必须把人从个体与类的关系变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把握人的社会本质。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不能说，人的类本质是永恒的、而人的社会本质是暂时的。实际上，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结合的不可分的。当把人这个类与其他动物的类相区别时要考察人的类本质，当考察人与人的区别时必须考察人的现实的社会本质。以劳动作为生存的方式可以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但不能把人与人区分来，不能把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下的人区分开来。要区分人，要区分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在阶级社会中要区分人的阶级性，在无阶级社会中也应该考虑到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状况，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即把握构成特定人群借以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永远是一个类，是包括每个个体的不同于其它动物的一个类，它具有生物学的共同性。但只要人是人，人永远是现实的人，永远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作为类的人表明的是人的生物学特性，它并不能揭示人的本质。从类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从社会角看待人是迥然不同的。
1、从类的角度看人，强调人的同一性。所有的人都是人，都是一个类即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中的一个个体。这样，我每个人的差别只是生物学的差别，象当代生物社会学家强调的，人的一切差别根源于基因的差别。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看到人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从而看到人的差异性。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资产者和无产者、奴隶主和奴隶都是人，可从社会制度和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着眼，他们是奴隶主和奴隶、资产者和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一段有名的话，棉纱就是棉纱，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商品，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是奴隶。所以从类的角度看人，除了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即性别和种族外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它的最高的结论是：人就是人，如此而已。
2、从类的角度看人，必须强调所谓类的利益，即所谓人的共同利益。戈尔巴乔夫是以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著称的。西方对这种自作多情的卖弄并不领情，照样把自己的阶级和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方针，把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范围。特别是类概念往往成为当今以全球一体化和全球问题尖锐化，鼓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借口。我们并不否认，由于当今世界的科技的发展以及各种联系的密切，使得许多问题普遍化，涉及各国人民的利益。例如，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在以往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毗邻国家的问题，如今成为世界性问题，成为与各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利益是相同的甚至是一致的。因为如何解决对待这些问题是明显存在矛盾甚至斗争的。西方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本质上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放在首位。例如核的问题涉及全人类问题，但威胁来自核大国，主要是美国。可美国以全人类的名义反对核扩散，可自己决不轻易削减核武器或者放弃核威慑。再如生态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自己注意环保，可把洋垃圾甚至核废料运到别的发展中国家，把过时的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别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全人类问题，可美国以人权为名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它究竟是要人口多还是要控制人口你无法弄清楚。只要对他们有利别国的人口多少并不在乎。人们只要不被抽象的类的观点所迷惑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所谓全球问题上利益绝非一致。这点并不奇怪。因为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穷国与富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否则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遏制中国，处处为难。其实全球性问题与全人类利益，特别与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划等号。在当今，全球性问题往往成为联合国有关会议或者各种国际会议斗争的问题。除了通过斗争得到的某种平衡或妥协，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
3、从类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会掩盖问题的本质。妇女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妇女是人。儿童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儿童是人。老龄化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老人是人。世界上没有非人的问题，只要是问题总是涉及人。这样提问题看问题，完全把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抽象的人的问题。其实妇女问题就是妇女问题，它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容和解放方式。正如儿童问题有自己特定内容和解决方式一样。马克思主义高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它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从抽象的人的解放问题还原为无产阶级解放问题。变为通过取得政权，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讲到人的解放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的个人自由和为一切人的自由创造条件问题，那都是在经过革命甚至流血革命之后的事，是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最反对在保存剥削保存阶级条件下抽象鼓吹人的解放。这里的确有个看问题的思维方法问题。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抽象为人的问题，而要善于在所谓人的问题背后看到社会问题。
我以为唯物史观和类哲学是两种哲学。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在考察人与动物区别的范围、在考察人的本质人类学范围、在考察人的自然本性的同一性范围内，类是有用的概念。可如果把它提升为普遍的哲学原则，从类的角度看待人和人的一切社会问题，就容易违背初衷走向抽象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问题是个世界潮流。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这种倾向。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几十年的人本主义化的过程。本来批评斯大林的某些左的错误，加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是完全正确的。但前苏联哲学界一些学者抛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吹抽象人道主义，把在人的问题上的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对立起来。从价值尺度看，人当然是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人最关心的最宝贵的当然是人类自己。在价值尺度范围内，人类中心思想是合理的。可是从科学角度看，在人如何才能在改造自然与社会中达到目的又必须以对象为尺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地摆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脱离科学世界观基础，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抽象地鼓吹尊重人的自由、平等，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变为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都能接受的东西。表面上提高了人的地位，实际上由于不能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本性和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处于寸步难行的被动处境。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抽象人本主义的怪胎和产儿，它的最终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在一段时期存在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对人的人格和尊严任意践踏，因而使人们更加重视对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这是合理的是必要的。可以肯定，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进展，关于人的问题，例如关于加强人的素质的培养、关于四有新人的塑造、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用科学理论塑造人培养人会在哲学研究中处于更加迫切和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人，而不能用抽象的人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都纳入抽象人道主义的框框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把类的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向自身的复归。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类本性的基础上，把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以及个人的自由与人类自由的关系，都放在社会形态的更替的范围内来考察，从而使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双脚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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