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结构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到批判理论（广义的）三大流派对世界政治的基本判断，实际上取决于对结构主义的认同程度。新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大国力量对比及平衡结构上；新自由主义是立足于对国际关系中非实力因素的互动过程的强调；批判理论则是旗帜鲜明地要超越结构主义甚至实证主义的束缚，试图从批判既有理论框架的弊端及漏洞入手，发现新的认识世界政治及人类本身的方法和思路。这里的结构主义，不仅意味着首肯国际间大国力量结构（排序、制衡及等级性）决定国家行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形式处于静态稳定之中，而且包含着国家体系主导国际政治，国家间利益竞争构成国际冲突（战争）最主要根源及方式，人类不变的自私本性的假设是上述一切的基石。新现实主义流派是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的，结构决定论及对稳定性的追求是其基本分析原则；新自由主义流派则尝试突破结构决定论，努力寻找结构之中或之外的各种变量、变数或动因；批判理论尤其是结构理性主义则开始重视结构与结构中单元动因的双向互动或互决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三大理论流派的方法论研究，本文试图提出并阐释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值得质疑的三个方面，同时给予适当建议。这三点质疑和建议实际上都是针对如何摆脱结构主义思维陷阱而形成的。
一、关于理论预设的建设性与可靠性
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很本原性和古老的理论预设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展开它们不同的理论体系并决定了他们旷日持久的分歧论战。新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国际无政府的状态意味着缺乏一个中央或集体权威，战争是不可避免和被允许发生的，竞争与冲突造就了自助和自私的国家行为体，这一状态塑造了国家的行为和动机，并决定国家在这一状态下首要追求的是权力与安全，因此即便面临共同利益，合作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同时制度在促进合作方面的贡献是十分微薄的。（注：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Journal of Politics,50,Summer,1998,pp.118～119.）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及其“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战争、冲突、竞争代替或封杀了合作的可能性。现代国际关系史显示，众多或以和平休战或以合作（区域一体化）形式从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的可能性，时下流行的“民主和平论”恰恰是当代反驳无政府状态假设及其冲突“天性”的有力证明。二战后建立的许多国际制度（规则）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稳定的合作互惠预期及保障合作顺利进行。国家的行为和动机并不完全定位在追求权力和绝对安全，而是在相互依存状态下往往不再考虑剥削对方而是通过长期合作（动态博弈），来引导出双方长期获益。（注：罗伯特·艾克斯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5页。）
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于国家实践行为而存在东西，不是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行为，恰恰相反，是国家的实践行为（自助原则和权力追逐以及其背后的“认同——利益”结构）导致无政府状态，也可以导致非无政府状态，并指出即便在所谓“无政府状态”下“认同——利益”结构仍然可以塑造和促成主权制度以外的合作演化和集体主义认同两种形式。（注：A.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2.Spring 1972,p.395.）
从以上三家理论争执中，我们逐渐发现，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个理论预设，实际上是形同虚设，它没有告诉我们足够有意义的东西，相反却引出众多歧义。尤其是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无政府假设遭到更多的批评。沃尔兹的“无政府”是从国内社会的“有政府”中抽离和想像出来的，他反复强调无政府(Anarchy)与等级制(Hierarchy)之间的区别，后者意味着一个中央权威，一套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社会内部因分工而功能不同等，而前者则是自助的功能相同但力量不同的行为体，处于冲突或战争阴影之中。沃尔兹的一个潜台词是，若国际体系中也有一个像政府一样的中央权威，则完全可避免战争、冲突。国家的功能也将重新定位。（注：Helen V.Milner,"A Critique of Anarchy",in Robert J.Artand Robert Jervis(ed.)International Politics:Enduring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Harper Collin Publisher,1992,pp.29～35.）这是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第一，现代社会显然主要不是等级制结构（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这种类比开始就有漏洞。第二，现代国家及其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各阶层集团、个人力量及作用关系之前提或什么决定因素，恰恰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产物，并处于互动作用中。尤其在民主制国家中，多元主义和均衡原则大大盛于中央权威决定原则。而且，即便是现代国家对国内冲突的控制也是十分有限的，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经历过内战或暴力冲突。那些设想成立“世界联邦”的人似乎宁愿将国际冲突变成“联邦”内冲突才心安理得。如果不能说国家结构决定社会行为体，那么类比之后，国际结构也不能决定国家行为体，况且国际体系中连中央权威尚且没有。第三，沃尔兹之所以想像这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由于他首先看到了国际间权力政治斗争在二战后美苏冷战和两极体制以及核军备竞赛中的“安全困境”，仿佛一旦“有政府”便能解决“困境”。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承认社会内部冲突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前提下，国家能保护国内社会免遭“困境”是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即便存在一个“国际政府”能保证各国免遭“困境”，那么它是相对谁而言，还有更大参照系存在吗？所以“无政府”概念对解释国际“安全困境”没有必然说服力。也就是说，“有政府”、“无政府”实际上不是解释冲突能否避免的逻辑关键，也不是决定国家是否自助的关键，而“无政府状态”往往给人以冲突、无序、混乱、缺少合作的错觉。
另外，沃尔兹还曾把国际政治与市场经济类比，认为既然相互竞争和自助的企业是在“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或供求关系结构）规律下运转的，那么国际体系中相互冲突和自助的国家也一定受某种规律性和结构性的东西支配。由于市场是独立于政府的、不存在统一权威强制力的自由空间，即“无政府状态”（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么国际政治不也是缺乏统一权威和强制力的“无政府状态”吗？这里的错误在于：首先，沃尔兹引入的市场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型中最为理想主义的“完全竞争模型”，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早已对它的现实解释力给以有力批判。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见到的往往是竞争与垄断、寡占相结合的情况。一个在经济的理论中缺乏现实解释力的模型被借鉴至极具现实性的国际政治分析中来，无法保证足够的理论建构合理性。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已经证明市场不是孤立存在的，维系市场按其供求原则运转的背后是文化价值、知识认同、宗教约束、权威、（政府）部门的强制力和法律保障，这众多因素，无一例外地是推动市场完善的经济内生变量。同时在“市场失灵”、垄断及“公共产品”等反市场规律问题上，仍需斯蒂格利茨讲的“政府经济学”来解决。一言以蔽之，市场实际上是受“看得见的手”制约的，是“有政府状态”，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所以，沃尔兹将国际政治“无政府结构”与“市场结构”类比，无论从现实世界还是从逻辑上都很难站得住脚。也就是说，沃尔兹试图找出一种总体结构，“看不见的手”的努力也是失败的。
由上可知，“无政府状态”本身的确是十分模糊和不可靠的，无非是经沃尔兹将其与自助原则、实力排序原则相联之后才逐渐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立足并广泛使用。然而这不过是为了说明后二者才反过来指出国际无政府前提而已：即为了论证两极体制的稳定性、大国实力分配规定国际政治性质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的结构主义特征，而“想像”出一个无政府结构即国际政治结构（按他的逻辑，“无人管”的状态下，才有两极对峙的长久维系和大国决定体系性质的可能）。于是沃尔兹就心安理得地将其因果倒置后用于建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综上所述，一个本身模糊而不真实的国际“无政府”概念又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结构主义意图（无论有意无意），很难想像以它为理论前提，却不会误导人们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的理解。换句话说，一种立足于国际政治结构特征的理论预设必然是有问题（内在矛盾）的。尽管“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理论预设有失其建设性和原生性意义，但它的确指明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时空状态，这一点无可否认。如何才能恰当地描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否是国际政治的一切国际关系衍生、变化、发展的前提？
有目共睹，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所有的国家、民族、社会、群体与公民个人在地理上、交流上和信息上是如此接近，而且这些行为体及国际组织机构之间越来越在行为和结构上相互依存。尽管相互依存并非意味着安全和谐相处、天下太平，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但其结果是可能导致冲突走向合作，所以这种局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以“无政府状态”加以概括或推导。
所以本文在此的一个结论也即建议是：以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取代“无政府状态”作为世界政治的理论预设。这个预设不是结构主义特征的。它不决定世界政治的整体框架，而只是一个逻辑起点；它强调行为体的互动过程而不是结构本身，在过程中把握世界政治的连续性与变化。就此传统意义上模糊隐晦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将主要归入“不确定性”特征；而相互依存则是合作的重要前提，这样初步解决了新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与新自由主义合作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关于分析变量及分析方法
新现实主义者及其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在分析国际政治时往往假定“单元偏好或优先权”是给定的(the units'preferencesas given)，因此对于国际结构分析而言，这些偏好即是特定的外生变量。它们通常被作为一种输入量而不是作为分析的主体或主题(subject of analysis)即不作为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这正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弱点所在。“因为我们肯定要问这些单元（行为体）的偏好是怎样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将偏好视为外生变量，然而同时却牺牲掉人们对于那些包含感兴趣的可释性、行为领域的关注。”（注：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World Politics,40,April,1988,pp.324～325.）偏好给定包括行为偏好和结果偏好两种形式的外生给定，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当结构现实主义在试图预测国家行为时（结构决定单元行为）是采用了前者，当它在肯定目标结构稳定性时，又采用了后者。但无论怎样，结构现实主义都遭到主要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批判矛头指向仍然是结构现实主义忽略行为体间互动以及战略上相互依存对互动结果（最优选择）的影响作用。（注：Robert Keohane,"Theory of World Potitics",in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Vniversity Press,1980,pp.175～176.）也就是说沃尔兹的“简约主义”的结构理论，并不能概括国际政治全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更不能概括世界政治的新发展、新动向，也并不能提供他本人设想的“一般规律和分析框架”。
究其原因，除现实局限性外，在理论方法上，主要是沃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过多地青睐并倾向于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法。经济学领域从保罗·萨缪尔森建立数学化的“一般经济分析方法”之后，一般均衡分析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法（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尤其是后者常常被自觉地运用于分析经济学诸多领域，如四大市场结构（沃尔兹曾借鉴）和生产行为及成本——收益分析（吉尔平曾借鉴）。问题就出在这里。所谓一般经济分析，在萨缪尔森那里，“就是一组方程，方程中的变量，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除内生变量即由模型本身所决定的变量外，所有其他的量（包括常数和其他变量）都可看做给定的多数，方程中变量间的关系，反映着经济分析的假设……”（注：宋承宪：《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见其中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章节，第549页。）当这种方法运用于局部均衡分析时，即意味着一种“总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而只考察一种变量对均衡的影响。应该说这种方法在经济模型分析中是有效的，这种有效不仅来自于它自身，而且来自于其他方法的有力补充，如比较静态分析（改变外生变量来检验均衡状况）及动态分析法（注重经济诸因素随时间变化的运动过程）。
然而当国际政治研究者尤其是结构主义者在引入经济分析方法时却断章取义，大力推崇静态分析，尤其是局部均衡分析法，其结果是将过多的国际政治变动因素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可以“假定条件不变”，于是就剩下一个空洞的虚拟造出的国际结构，至于行为体的行为和结果的考察显然都是被寄托于对结构的分析（归根结底寄托于对大国的分析）。实际上就连局部均衡分析法（莫论比较静态法和动态分析法）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也未用得彻底和充分，因为其所谓“内生变量”实在少得可怜。很难想像国际政治在当代的演变中，有多少可以作为既定外生变量处于不变状态。尽管模型分析对国际政治研究是有益的，但绝不能以一种结构主义的先验世界观和对均衡分析的迷恋为主导。
本文的一个建议是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借用要慎重，要考虑是否适合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状态使任何企图拟造一个独立的理论空间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努力终究变得徒劳。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应更好地被引进，即便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曾被批判为追求一种系统自调节和稳定均衡的社会系统四功能模式(AGIL)，也未见其完全依赖“假设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来完成理论建设，同时帕森斯还特别强调社会单位的功能性，甚至认为所有单位的功能都是积极地维护系统的。与此相对默顿则以其“失范理论”指出社会单位中消极和打破系统稳定的要素和力量，及至彼得·布劳的“结构交换说”和理查德·爱默森的“交换网理论”，则更强调社会行为体互动行为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推演过程。社会学理论中，对行为体社会行为的重视应该充分为国际政治理论建设所借鉴，其中一些社会学理论模型甚至可以考虑引进至国际政治分析中来。当然对于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理性主义社会理论更应该深入研究。说到底社会学是以人为研究主题的学科，而经济学则是以外在于人之物质条件和物质关系为主题的学科（制度主义学派和信息经济学稍稍除外）。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研究更具启示性的思想和理论方法应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
三、关于理论视角
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两种基本视角或方法，即理性主义和反映主义或建构主义(rationalism andreflectivism)。所谓理性主义，主要指效用、功能、偏好最大化假设的思路；（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2,4,December,1988,pp.379～396.）所谓建构主义，主要指从心理、文化层面检验既有观念形态的合理性并重塑观念形态的思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流派主要使用理性主义视角，其中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不完善的理性主义，不完善在于它忽略了结构之下诸多行为体的互动及其对结构变动的影响，而只是以少数大国的理性行为取代或掩盖了国际体系中的诸多变数。相比之下，批判理论则开辟了使用建构主义手法的先河。建构主义区别于理性主义的最大之处在于，前者不满足现在世界政治中流行的定理、原则或“铁律”（即便是经过理性主义锤炼），对这种思维、信念、认同、价值传统本体地位进行挑战和解析。如此说来，两种视角和方法有时是要发生冲突的。然而在结构理性主义那里似乎已被无声无息地整合起来，而整合之后的效力则是对世界政治具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解释。在当前功能主义和博弈论大有取代结构主义成为理性主义视角潮头之际，本文在这里的一个建议是，不妨结合建构主义方法，重新审视理性判断背后的心理和文化成因。从根本上说，建构主义是一种求变的思维方式，而理性主义虽不表白反对变化，却间接通过对既有的规则和结构的遵从肯定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规律性，而这终究是妨碍哈贝马斯所说的对一个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未来社会的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