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性别论文,概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同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在会上引起震动。100 多位与会者意识到国际上有一套理论方法是可以为中国的妇女研究所用的，并且，用一种新的视角去考察社会历史，中国妇女研究的前景无限宽阔。许多参与者会后的评语是：这个研讨会是她们人生的转折点。有的与会者本来已打算不再做妇女研究了，研讨会使她看到了在这个领域中有大片的处女地尚待耕耘，可做的题目一辈子都做不完，兴奋无比。这次研讨会使许多妇女研究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地学习了解社会性别理论。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对传播社会性别概念最大规模的推动。世妇会的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是在社会性别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
世妇会的推动不仅表现在大量社会性别理论材料的引进和传播上，也表现在中国妇女活动分子同国际妇女运动的广泛交流和相互了解上。许多参与世妇会筹备工作的妇女研究者走出国门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筹备会和各种研讨会，并在国内接待了各国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世妇会期间中外妇女的直接交流更是达到高潮，国际妇女运动的口号和议题很快为中国妇女研究者所熟悉，也进一步认识到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和观察角度是能够看到许多以前所忽略的问题的。
在世妇会的影响下，在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项目推动下，9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妇女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当然妇女活动的发展并不是全国均衡统一的。从目前来看，三个地区的妇女活动最频繁活跃。一是京津地区，一是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省，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省。北京因为知识女性集中，又加上首都国际机构集中，她们同国际妇女交往机会多，信息量大而且快，获得项目基金又多，所以出现了一大批妇女活动团体。这其中著名的有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救助中心，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妇女热线），《农家女百事通》编辑部，还有“首都女记者协会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东西方相会女性主义翻译小组”，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也聚集了许多妇女研究的骨干力量。中华女子学院和其他高校，社科院以及中央党校中都有一批热衷于妇女研究的知识女性。天津以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为最活跃，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培训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从高校课堂到农村基层，很有影响。
陕西和云南虽然地理位置处在边缘，却因有有力的带头人和国际赞助的项目推动，妇女活动也非常有声有色。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研究项目促进妇女活动的发展，以培训提高妇女研究和妇女活动的层次。近年来她们创立了陕西妇女热线、陕西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陕西妇女发展网络，正在酝酿成立跨省区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云南在云南省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的带领下，也开展了大量妇女健康、发展和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项目，云南的多所高校和云南省工青妇干校中都有许多积极参与研究和培训的妇女骨干。
对这三个地区的妇女活动分子来说，社会性别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了。当前在这三个地区的妇女活动中，社会性别培训是最突出的。许多团体请了国际组织中的培训人员办社会性别培训班，也有的已开始自己开设社会性别专题课，培训政府各级干部和司法干部。她们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去实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除了在社会上投入社会性别培训和为妇女的服务活动外，京津地区的女学者们现在开始转向在高等院校中创立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她们正在酝酿为了在高校中开课而必须进行的师资培训和教材编写。正如南开大学的谭琳教授所说：高校是培养未来各界领导的场所，21世纪人才素质的培训必须包括社会性别意识。
可以预见，当社会性别理论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妇女工作者所熟悉，当社会性别真正成为她们的分析范畴之后，她们必定会在推动实施《行动纲领》的过程中创造出更丰富更深入的实践。也只有在以社会性别为理论框架的新实践中，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才可能有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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