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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两次错位问题
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中外（主要指西方）文学理论都面临着确立与充分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这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相比，在理论倾向上恰恰形成了一个“错位”。所谓错位，主要指双方探讨的问题与兴趣方面，走着正好相反的方向而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知道，当双方在文学理论问题上认识各异，兴趣各别，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时，那时是难以进行交流与对话的。
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国人需要启蒙，也要救亡。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就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下，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
20世纪之初，王国维与梁启超开创了20世纪我国的两条文学理论路线。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美学的思想影响下，突破了中国文学历来所奉行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张文学回归自身。他认为文学、哲学应与政治分开，过去文学家常以兼做政治家为荣，所以总要使其创作依附于政治，结果使文学“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文学描写人生，而人生乃欲望与痛苦，三者互通，无从超越。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引入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现象结合起来加以评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最初的现代转化，体现了文学理论的现代精神。这是文学转向自身、力图确立文学理论主体性的一次尝试，并且又充溢着人文精神的关怀。
和王国维几乎同时，梁启超提出了另一种文学主张。戊戌政变（1898年政治改良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向文学，认为小说可以移人心，改风俗，强国民，救国家，在儒家“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把小说的地位与作用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这虽然同样符合现代性的需要，但于小说来说，实在是一种超负荷的“光荣”，埋下了后来文学理论失去自主性、主体性的伏线；极端政治化的主张，终于到了70年代末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这样看来，原本是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探索，却在相当长的过程中，受到严重的歪曲，并且最后走向反人文精神的绝境；原本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策动下进行的理论探求，却使其本身成为反现代性的理论酸果，暴露了现代性本身的悖论。
西方学者曾把20世纪称做批评的世纪，其意思是文学批评繁荣，学派众多，力图使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随着实证科学的飞速发展，随着对文学研究中使用的社会学的、印象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方法日益反感，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出现了转向内在研究的潮流。一个又一个的形式主义学派不断更替，对文学作品本体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讨，到20年代后，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主流，并同样延续到70年代末。
我在这里想要通过回忆来说明的是，如果双方都从20世纪初算起，到70年代末为止，那么双方在相反的方向上探索，十分巧合地经历了同样长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外文学理论在很长的时间里互不了解，自然也谈不上相互的交往与对话。
可是有趣的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约十来年间，在中国与外国特别在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之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第二次“错位”。
我注意到希利斯·米勒写于8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他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地‘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注：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林必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普遍的回归”当然表现为以往的不少学派、方法又活跃起来了，好像是复旧了，不过其实原来的多种方法，本来就没有被废弃，只不过失宠于一时罢了。就像解构主义80年代后虽然运用的人不多了，但作为人类积累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依旧保留了下来。这使我想起1985年茨维坦·托多罗夫讲过的话。在谈起结构、解构主义等思潮在80年代的欧洲已不很时髦时，他说：“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新的方法已不占统治地位，各种旧的方法也并未被否定，原因是各种方法的好的方面，都已被普遍接受，学校课堂上都介绍它们，并被文学研究者所使用。”（注：见拙文《法国文学理论流派》，《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但是一旦摆脱对于语言的过分依赖，新的学说如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人类学等学派就纷纷行时起来，于是发生了文学研究向人文精神的急剧倾斜。我曾著文谈到发生变化的动因时说：一是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历史运动、现实斗争发展的结果。二是西方文学实践发展所促成，原有的文学内在研究的理论批评，已无法满足新的文学实践了。三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趋势与自觉使然（注：见拙文《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256、257、258页。）。正是这种理论的自觉，西方文学理论开始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其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在这段时间里，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却发生了一个相反方向的变化，这就是文学理论批评走向由外向内的转折。从1979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相当普遍地厌弃了旧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转向刚刚被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不断诟病的内在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西化倾向，以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诸般都好，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紧接着，对西方传过来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还未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可一下又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热情关注了。有些论文里面到处都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或自然科学中的术语，作者自己并不真正懂得，读者读后自然也感到茫然。所以双方虽有交往，但难以对话却是自然的事。
这第二次的理论“错位”，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来说，固然满足了求新、求知的欲望，但留下的则是沉重的思考：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有用成分是必要的，没有它们，就难以激活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新的术语，也往往是表现新思想的。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把任何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或是任何新名词搬到中国，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此就走向正路，这实际上必然要走向盲目，就会再度失去理论的自主性，影响主体性的建立。小亨利·路易司·盖茨关于要建立黑人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以取代白人话语对黑人文化的鄙视与贬抑，态度不免激烈了些，但确是包含了一些真理在内的（注：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权威、（白人）权利（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话语确实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自主精神的理论话语，确立文学理论的主体性。
在两次“错位”之后，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现实，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与自我选择，寻找学术上的自我，恢复文学理论批评的原创性与独创性精神，改造并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不这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就无以自立。
交往、对话的主体性以及理论批评话语的共同性
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80年代末以后到现在，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进行反思、自我批判的时代，解构旧有的不适应于文学发展的理论框架，转换新的理论思维模式，建构新的文学理论的雏形；同时这也是与外国文学理论批评逐步进入交往、对话的时代。
我所说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与对话，表层的意义当然在于双方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但是其深层意义，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复苏与生存。当艾略特谈到不同国家文学的交流时就说到：“……在一定时代里，它们当中每一种都依次在外来的影响下重新复苏。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注：托马斯·艾略特：《诗歌的社会功能》，吕国军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3页。）这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也是适用的。80年代的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输入，对我们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破除了滞后的思维定势，激活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性，使其复苏过来。但是被输入的各种外国文学理论，即使它们再好，也难以把它们认作我们自身的文学理论。道理很简单，这只是借用与参考，而借用与参考并非自己的创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还不是思考“不朽”的问题，而是如何恢复生机和生存的问题，8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开始了的新的探索。但是，复苏与生存，其实决不是单方面的，西方文学理论同样存在复苏、生存的问题，否则就会停滞不前了，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获得进一步理论创新的可能。如今，不少西方学者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探索中，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人文科学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科学哲学的一面，文学作品的内在研究，使有关作品的理论系统化了，精细化了，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进步，但是文学理论批评又是人文性的科学，过分倚重科学主义，文学科学的人文精神就被排斥了，其主体性成分就被忽视了，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就有这种缺陷。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转向外在研究，也即挣脱了语言研究的束缚、转向文化研究之后，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使文学理论批评更加人文化起来，充分显示了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性。由于8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准则已经失衡，因此在求新的时尚中，不少中国学者实际上是跟随西方学者之后“跟着说”，缺乏理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情况好一些的是“接着说”，即接过西方学者提出的论题，谈谈自己的意见；自然还谈不上“对着说”，也即在真正的交往与对话中，理解对方与自己，创建自己的思想。90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好转。女权主义、性别写作、文化批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传媒问题，不仅成为西方文化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而使得中西双方在理解文学研究方面，获得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大体上平息了文学研究中的内外之争，结束了中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曾经出现过的两次“错位”现象。
巴赫金以为，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人带着他做人的特性，总是在表现自己（在说话），亦即创造文本（哪怕是潜在的文本）。”（注：巴赫金：《文本问题》，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文本在人文科学领域，具体表现为“表述”(utterance)，表达某个人的不可重复的思想。表述具有个人性、意向性、对话性、应答性。因此人文思想总是指向他人的思想、他人的意义、他人的涵义的；在这里，总是存在两个主体，即说话人与应答者，同时又显示他们之间的相互之间的评价、应答和反驳，两个平等的主体的交锋：“文本的生活事件，即它的真正本质，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注：巴赫金：《文本问题》，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05页。）文本作为表述，显示了其潜在的双声性、对话性。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无疑是不同的独立主体之间的对话，不同美学思想的对话。
其次，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主体、理论批评主体之间进行交往与对话，以达到双方的各自理解。理解通过表述达到，理解意味着看到他人，在交往中使他人成为对话者。对话产生理解，在对话的理解中，不同的主体互为表述，各自建立自身，同时又使事物获得新意。理解在于意义的增值，不断揭示对象的新意，创立新说。“理解不是重复说者，理解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作品的理解“能充实文本，因为理解是能动的，带有创造性质……理解者参与共同的创造”（注：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晓河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05页。）。由于对话的普遍存在，所以意义是不断生成的。但是意义具有成为涵义的潜能，而涵义就其潜能来说，又是无穷的。那么涵义是什么呢，巴赫金说：“我把问题的回答称做涵义。不能回答任何问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涵义。”在意义向涵义的转化与实现中，“涵义每次都应与别的涵义相接触，才能在自己的无尽性中揭示出新的因素。”（注：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晓河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11页。）至于解释，巴赫金认为：它只具一个主体，是一种独白，它不能构成对话。解释只是揭示了已经熟悉的东西、可以重复的东西，解释者在其解释中个性已荡然无存，他的活动未有增值。人文科学如果只有解释，只有独白，很难获得发展，甚至走向绝境，这是一种独白式的思维方式，也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国80年代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这种独白思维的产物，到70年代末，它果然走上了绝路。在理解与解释的观念上，如果把伽达默尔与巴赫金相比较，我宁取后者，前者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德文版），转引自严平《走向阐释学的真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当然，在我看来，理解是人文科学活动的主要方式，但有时也需要进行解释的，虽然这是一种重复，但有助于原义的敞亮，因而也有助于理解，所以完全排斥解释，也有其实践上的难处。哈贝马斯就曾经讲到“合理解释的不可避免性”（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5页。）。当然，我们这里不可能充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再次，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交往与对话，利用交往、对话中的“外位性”，使自己融入他者的文化，进而使用他者的目光来反观自身，可以观照自身的不足；可以从他者获取新的知识，吸收新的有用成分，从而在一些问题上，修正失误，达到共同的理解。这有如哈贝马斯说的：“只要我们凭借对话，即完全依靠交往行为，那么我们就具有确定无疑的前提，这样就可以产生从来未有的一致，至少可以产生内在的一致；能够摒弃错误的主张，获得正确的规范。”（注：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转引自《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中译本序》，第3页。）自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未有的一致”、“内在的一致”是要通过不断的交往与对话逐步实现的。有时“未有的一致”很可能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求同存异”就完全必要了。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与对话，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如前所说，文化理论研究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域，伸入到不少过去不熟悉的场地。无疑，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除了探讨精英文化、文学，现在面对我们的还有大众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多媒体传播，等等，虽然对这些问题在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已展开，但是现在它们开始进入了我们的理论研究视野，成为许多热门话题。这里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即我们今天面对着各种学科，挑战着我们的知识能力，同时逼得我们去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思考新的问题。又如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地域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民间文化问题、全球化等文化问题的讨论与争论，在这几年也是方兴未艾，看来它们还将进一步被探讨下去，中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公共的领域，现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的研究，不仅在人文科学之间进行，而且已渗入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中去，这是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领域。在争论中有认同，在认同中有争论，把这些文化研究引向文学理论批评，极有可能结束文学理论单一的构架，进行多极化的理论建构。
我国文学理论批评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早已开始，这是借用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主线仍是文学理论，这自然会促使文学理论研究出现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学科还会长期保留下去、发展下去。例如，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文学的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毫无疑问，文化研究中的多样方法，自然会以各种方式渗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方法的多样化，把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但是也正在这里，使我产生一种疑虑，即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界限问题。我看到一些材料，觉得在当代的美国文化问题探讨中似乎有所不同，那里几乎已经不能分清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了。解构主义传入美国之后，文学自身的准则逐渐被解体，文学的“真实”，已经从多义变为完全不定形的东西，价值似乎已被“掏空”。我早就注意到理查德·罗蒂说的话，他说：在英语国家，文学理论一词，现今与“‘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科、德·曼、利奥塔德等人的讨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我相信这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而现代美国语文学会会长爱德华·赛义德的话也是令人同情的，他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注：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动态栏，第150页。）。对于消弭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界限的做法，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理论与教学，可能与当前的文化、文学艺术的形式发生激变、科技文化迅猛发展有关，也可能是出于教学的外在的需求有关，也可能与学生有权改变课程的设置有关。但是零碎化、残片化的过程是会带来苦果的，接受者可能只能获得一些肤浅的知识，学到一些皮毛。
在今天全球化愈益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的环境中，在文化、文学和人的关系之中，却愈益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这就是人的生存、人的存在及其命运问题。人陷入了危机之中。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经济等问题的探讨，如果直接地描绘了人的物质的、制度的、性别的不平等的令人忧虑的生存处境，那么，审美科学、大众文化、影视艺术、网络艺术、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虽然也在层出不穷地制造着问题，但应当排除自身的消极面，来探讨人的真正的精神需求和如何维护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人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危机，这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物质的大幅度增加和科技的迅猛进展，社会灾祸连连，促进了人际关系的急遽变化，伦理消解，信仰失落，人文价值贬抑，行为规范失衡，使整个文化领域出现了溃败的趋势，而且几乎是弥漫性的，这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文学艺术及其研究无疑可以增强这一危机，也可以缓解、弱化这一危机，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应是对之进行缓解与弱化。需要对人的存在、人的生存的个人性的、公共性的空间，进行文化研究与文化阐释。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十分关怀人的现实的处境，就是人文精神的强化。至于对于我们来说，由于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迅速的变化，同样感到必须呼吁人文精神。我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中说到：“人生来就是为了生存与创造，生存的创造与精神的创造。在科技如此发展的时代，不少人仍在生存的艰辛中挣扎，特别在精神上感到孤独与失望。可一些人却说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切岂非都是荒诞！文化艺术果真失去了‘是什么’、‘为什么’的追问，它们本身还有什么意义？人的生存本身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能寄希望于明天么？”（注：见拙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59页。）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废除什么、解构什么，是容易的，但在废除与解构之后，我们还要什么？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的弘扬，无疑多少会给这个非理性的世界，增加几分希望的亮色，自然，这不是粉饰，而是对人的人道精神的关怀。
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问题
中国文学理论在中外文化的交往与对话中，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批判了过去文学理论在观念、功能上的僭越与反科学，并终于使自身初步建立了自身的学理性、主体性。理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要求逐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特征的文学理论。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问题中的共同性是存在的，这有如上述。但是如果设想不同国家只有一种相同的文学理论，那也是不切实际的，要不，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在追求理论自主性的过程中，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艰难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一直受到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一会儿是欧美的，一会儿是苏联的，后来又是欧美的。但是全盘西化，或是全盘苏化，都是短期的，即使苏化的影响时间比较长久一些，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清算。
中国文学理论所以要强调理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期望新的重建，就在于它与西方文学理论比较，确有自己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个宝库，就其丰富性与独特性来说，它与西方古代文学理论相比较，可说是二美俱在，两难并存，各领风骚，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使中外文学理论共享，这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费时费力的重大课题。就以文学理论与传统的关系来说，比如西方文学理论几千年来未曾中断过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虽然屡经变迁，甚至今天被当做“宏大叙事”而遭到否定，但仍是一脉相承的，它没有中断传统的那种重负。中国文学理论就不是如此。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指向社会的改革、文化的现代化，大张旗鼓地批判旧文化，其势锐不可挡。在文学理论方面，除了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学理论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外，其他文学观念都受到了排斥。于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不时产生着一种失去自身、无所依附的飘零感。
但是，传统无疑是个十分坚硬的东西，它是我们当今的文化之根。割断传统，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仍要回到传统，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课题。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面对着三种文化资源、或者说三种传统的定位与选择。在我看来，要以现代文学理论中经受住反思、批判的部分为基础，否则，我们又会割断与我们最为密切相关的传统，以致失去交流的话语。要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长处，它的科学精神、原创性与独创精神，同时还要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以当代意识，最大限度地激活其中最具生命力、可与当代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精华部分，结合当代文化的巨变，沟通中外古今、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文学与影视、网络文学，在跨学科的多种方法的运用中，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
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也必须和创作结合起来。中西文学创作中存在许多共同性，但文学创作毕竟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即使大众文学、影视艺术，也是如此。不存在一种叫做不同文学融而为一的“世界文学”的东西。我理解的“世界文学”，是在积极的、频繁的相互交往中各国民族文学汇合的总称，而并非某个统一体。那些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进而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着，那么这些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也会存在下去。全球化的经济正在形成之中，物质文化的某些部分、电子技术，部分地全球化了，但是精神文化中的真正的精华部分，仍然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正像我们去外国旅游，最想看的不是我在国内看到的东西、千遍一律的东西，而是那些最具异国情调、奇风异俗的东西。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奇风异俗”就是那种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风尚。由于中西文化内涵、环境的区别，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自然会多姿多彩、形态各异，因而阐释不同文学现象的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也就不可能表现为整齐划一的理论形态。
自然，要建立具有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与维护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承认文化的差异、不同特征与文化的多元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它们与文化分离主义也全然无关。几十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既受到不同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的统治，同时又曾有过文化孤立主义的肆虐。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种倾向所带给我们的痛苦，那些总是以“普遍价值”自诩的霸权主义文化，曾使我们的文学理论成为附庸；而文化孤立主义又使我们故步自封，与世隔绝，拒绝了有着真正普遍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总是以严峻的批判的目光审视自己的理论，同时也以同样的目光审视着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广采博取，多方吸纳，融合同化，综合创新，我想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赖以生存的支撑点。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如果我们不具备理论的主体性，在国际文化来往中，我们以什么资格来进行交流呢？我们仍是只能跟着说，而不能接着说，更遑论对话了。
在这里，世界性、国际性与民族性是相辅相成，和谐一致的。我注意到有的学者提出“新世界主义”、“世界公民”（注：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66页。）等说法，对于他们所作的解释我表示理解。但这些思想恐怕也只能在知识分子中间讨论讨论，而且即使在我们之间，那也是不一样的。就拿“世界公民”来说，与会的外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公民”了，比如可以自由地出入我国。但是我们可没有那样进入他国的充分自由，即他国并不认为我们是“世界公民”，有时还会被无缘无故、不由分说地拒绝于他国国门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了。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将会在未来的真正的交往与对话中，获得更新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