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又同为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也曾有过难得的蜜月时期，但冷战结束后10多年里，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种复杂局面，即在经贸关系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政治关系屡遇障碍，直至后来日本领导人以公开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问题，中日关系也因此陷入长达5年之久的“政冷”泥潭。基于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通过去年秋天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和今春温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两国确立了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方向，中日关系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发展中日关系的有利因素
（一）“战略互惠”确立了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冷战时期，尽管中日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大的差异，但在冷战格局下，出于对抗前苏联压力的战略需要，两国关系维持了近20年的稳定，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友好与合作”是当时的主旋律。冷战结束后，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中日关系定位开始出现问题，冷战格局掩盖下的中日间的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开始凸现。这一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和影响力日益提升，而日本经济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转换使日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以及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战略诉求，与处于“崛起”状态下的中国不断发生“碰撞”。这表明以反省战争为出发点、以友好为主题的中日“72年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冷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和两国权利结构对比变化的客观情势，中日关系需要有新的框架来维系，两国关系发展需要有新的推动力。经过对前几年中日“问题状态”给两国利益和地区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反思，两国终于以中日首脑互访为契机，建立了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即“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笔者认为，用“战略”一词定位中日关系，是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角度来规范中日关系的基本发展方向，谋求两国关系的稳定，避免出现过去那种大起大落、严重伤害双方利益的现象。而“互惠”一词则表明两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发展动力发生变化，即要从过去的“友好”主调变为“务实求利”，从过去“情绪化”的国家关系变为“正常”的国家关系。
（二）“战略互惠”关系的丰富内涵赋予中日关系新的发展空间。今后两国关系发展重心似应放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化建设。进入新世纪，在世界经济依存加深、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共主局面，表明区域化建设是全球化背景下谋求主动地位的有效手段。过去中日在东亚一体化建设上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亚太区域化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今后两国若能在这一问题上真正开展“战略合作”，必将为中日构建共同战略利益提供新的舞台。
二是共同应对能源问题等跨国界课题。近年来，因石油价格连续上涨，石油作为“战略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双重属性日益突出。中日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态势给两国关系带来隐患。此外，伴随经济活动的发展，人类面临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等新的威胁。这些跨国界课题仅依靠一国力量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两国开展战略对话与战略合作，抓住并利用好这一机遇。
三是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从安全角度看，中日面临难以回避的共同责任。冷战的结束并未改变东亚地区带有冷战特征的安全结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依然存在，且不断加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依然是地区不稳定因素。核扩散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对地区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而围绕地区内的领土、领海以及海洋权益的争端和纠纷，又与大国的国家利益相关联。中日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去构筑确保地区共同安全利益的安全机制。
（三）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加深了中日相互依存。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日关系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双边的经济交往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两万多家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中，至少有五成左右出口，不仅返销日本，同时也出口到欧美地区，形成了“日—中—欧美”之间的三角贸易结构。现在的中日经贸关系已远远超越了两国的范围，对双边乃至多边经济合作都将产生波及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日双边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化，两国的经贸合作正在向深层次发展。事实上，在日本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中国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加深了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这种双赢效果也成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向心力量。
（四）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和良好氛围有利于两国关系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过去几年中日关系倒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及日本对华政策倒退造成的。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之—。然而，安倍访华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指引下，中日关系开始在所有领域逐渐“回暖”。在高层会晤方面，继安倍2006年秋天访华后，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成功访问。不久前，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德国召开的西方八国峰会期间同安倍首相再次会晤。在政府官员交流方面，2007年1月，中日双方如期在北京举行第七次战略对话。此后双方决定建立中日经济阁僚会议机制，密切官方交流。在军事互动方面，双方除安排军方高层互访外还积极筹划两国军舰的互访。此外，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专家委员会已于2006年12月开始工作，预计在明年6月形成共同报告，而这将有助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的最终“着陆”。中日还将在影视、体育、学术、媒体等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情感影响较大的领域开展更多、更好的交流活动。“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也已拉开帷幕。日本还提出今年实现中日500万人往来的目标。
从目前情况看，中日关系有希望出现一种增进互信的良性循环，即高层交往越活跃，两国舆论报道越正面，两国政治氛围越能得到改善，两国国民也越能相互增进好感。这有利于在两国之间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互动，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二、中日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一）对华猜忌与防范心态犹存。从地缘政治上讲，中日同处东亚，且两强并立，自然形成战略竞争关系，成为两国开展真正的战略合作的制约。安倍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矛盾发言，凸现了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安倍在欧洲访问中竭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显然是对中国进行“两面下注”；麻生外相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声称欲建立日美澳印的“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同意李登辉再次访日，等等。特别是近年来，日本通过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等，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力度，以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些情况表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必然是一个积极与消极因素相互较量的复杂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或一蹴而就。
（二）日本政府右倾政治立场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右倾势力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日本政府近期右倾化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事实：一是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自卫队名正言顺地变成正规的国防军。二是修改教育基本法。目的是强调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培养为国捐躯精神。三是肯定战前日本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消除国民的战争罪恶感。四是要在安倍任内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五是对现行宪法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释，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寻找依据，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排除法律障碍。
（三）美国因素制衡中日关系发展。中日能否建立起“战略互惠关系”必须考虑到美国因素。就整个亚太地区事务而言，美国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盟友，战后一直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视日美同盟为其外交基石。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在外交选择上难有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日美同盟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即利用日美同盟防范中国等潜在对手的同时，也将日本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而日本从实现“普通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在对华、对美政策方面采取两面下注：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借美国牵制中国；另一方面，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但是，将中日关系置于日美同盟之下无益于中日战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只有中美日三方建立起良性的互动模式，美日彻底放弃“二对—”的传统格局，才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外部条件。
三、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避免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尽管中日双方恢复了高层互访，“战略互惠”又明确了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但要彻底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仍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不排除因某些问题使两国关系出现反复的可能。为保障中日关系不偏离大的发展轨道，一定要尽量避免挑战对方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避免给两国关系造成致命伤害。中国政府早已明确宣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本政府虽表示不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独”，表示要维持现状，今年的美日“2+2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将台湾问题从日美共同关注的战略目标中删除，但这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中方基本要求还有质的差别。与日本领导人的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海洋资源争议和领土纠纷相比较，日本的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更大。
另一方面，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其维持经济发展的能源供给全部依赖海外，因此将能源安全视为日本的核心战略利益。日本进口原油的70%来自中东地区产油国，要途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运抵日本，航程为5,300～6,800海里，此运输线被日本称为“海上生命线”。因台湾海峡所处地理位置扼其咽喉，日本担心台海有事危及其航线安全或日后被中国掌控。目前，中日两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要协调好两国的核心利益，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在能源领域开展战略合作，推动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为包括马六甲海峡及台湾海峡在内的石油运输通道建立一个安全保障机制，从制度上消除中日战略利益冲突的隐患。
（二）培育中日民间感情，做好心理调适。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交恶的最大“后遗症”是两国的民族心理发生变化，民众感情受到伤害，相互认同与政治互信难以建立。近年来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不断伤害中国的民众感情，广大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未来走向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论”不断扩散，造成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下降。
与其他国家关系不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民间友好，“以民促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特色。在中日步入“两强并立”，两国关系遇到结构性矛盾的时候，通过加强中日民间友好，教育和引导两国民众及时调整好心态，正确认识和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发展，将有助于两国关系走出困境。中日双方要在日后的“磨合”当中学会平等相处，要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对方，学会“双赢”和“多赢”，其中的心理调适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
（三）建立危机处理的长效机制。中日之间虽然恢复了首脑互访，双方也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有必要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手段加以维持和保障，主要是缓和气氛，谋求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目前双方达成的中日阁僚会议就是一个好开端，是确保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制度性安排。
与双方经济机制相比，建立中日政治、安全危机处理机制更为重要与迫切。短期内，由于中日之间在海洋权益和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分歧难以根本解决，期待中日关系大幅度实质性改善并不现实。这些敏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或“擦枪走火”，反而会使刚刚改善的两国关系再次倒退，甚至给东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重大危险。因此，当务之急是就中日政治关系和重大争端问题举行认真的和系统的政治及战略对话或谈判。这种对话或谈判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确定一条基本规则，即两国不在有重大分歧的任何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在一旦出现紧张状态时应避免使紧张升级成危机，危机升级成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因此，要有一个能控制紧张和危机、减少过度猜疑、限制过度竞争、防止经久对抗或冲突的机制。而目前则应在可能的程度和范围内推动战略互信的建设和协作。
中日关系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两国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好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不断拓展和深化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这不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这样，中日才能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