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供给调控模式与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中美论文,生性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自走出1998-2002年的周期以后，面临着投资和信贷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问题，货币是否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也是理论界和决策层讨论的焦点。2005年9月21日，美联储以既有的加息节奏和幅度，将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和再贴现率再次提高，是自2004年6月以来的第11次，举世关注。显然，中美货币供给调控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由此也折射出货币的不同性质。
如何调控货币供给以达到预定的宏观目标，存在不同的思路和分析模式。货币供给调控模式，按调控手段可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楼志刚，1987；周正庆，1991；戴根有，1999)；在间接调控模式下，按调控时的着眼点，可分为货币需求型调控和供给型调控(周晓寒，1988；薛万祥，1998)；按是否有利于形成逆周期货币供给机制，可分为古典货币供给模式和现代货币供给模式(张磊，徐忠，2000)。
这些研究方法，往往是基于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分法，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货币供给的模式，缺乏系统的整体性。本文试图从货币供求均衡与市场总供求均衡的一般均衡视角，对货币供给模式及货币的内外生性进行分析。
二、货币内生性调控模式与货币外生性调控模式的分析框架
在货币供求均衡分析中(沈伟基，2003)，货币经济中的货币供求与实体经济中的市场总供求均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见图1)，图中箭头表示其主导的方面，反方向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从这个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可把货币供给调控模式分为两种：货币供给外生性调控和货币供给内生性调控(见图2)。
(一)货币供给外生性调控模式
货币供给外生性调控模式，是基于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假设，强调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当局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可以居高临下地通过其资产业务运用增减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基本稳定或可测的情况下，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投资、消费等行为，进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合意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下：
1．中央银行盯住的目标是“货币供给量”和“总需求”，遵循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决定供给”基本论断。反映在图2中，就是AD→AS，考虑到货币经济因素，是Ms→AD→AS。在这一框架下，强调需求管理与需求政策的重要性和主动性。其中蕴含的意义在于：当采取直接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时，宏观调控者所从事的是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W—G—W中所指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买的过程G-W，也就是拿着政策外生性的货币直接到市场上买东西，以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虽可以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带来效益，但更有可能造成总需求与总供给在结构上的不匹配，扰动总供给的正常运行秩序。
2．这一模式强调微观主体市场运作的自主性会产生市场失灵，以此为依据，格外重视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在凯恩斯“通论”思想的影响下，调控当局“相机抉择”，主动地提供政策外生的货币供给，操纵微观主体的货币需求：在萧条和经济过冷时减税，增加政府开支，扩大货币供给量，在高涨和过热时增税，减少政府开支，收缩货币供给，这样的“相机抉择”机制，先验地假设微观主体的自主性低，其货币需求是被动的、稳定的、无足轻重的，其中的“积极”思想、宏观“能动性”和“理性”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它必然会造成压抑微观主体自主性的后果。
3．这一模式往往以集权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和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简单等为一定的制度背景和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职能定位还未完善，微观主体的自主权受到管制和挤压，资产选择余地较小，金融市场欠发达，银行融资居于主导，其中货币信用的支撑靠的不是私人信用，而是国家强权和国家信用。因而，其货币供给就呈现国家外生的特征，货币供给的波动往往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从而其货币供给外生性调控的目标就会在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摆动，并相机抉择。
4．这一模式以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工具，所追求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某种均衡。按照普尔的总需求模型(Poole，1970)，如果经济的波动主要来自于总需求AD，那么调控当局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就是货币存量不变使产出得到稳定，因而，这一模式必然以货币供应量为其中介目标。其操作的具体过程是：中央银行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量或贴现率等操作目标，进而影响均衡的货币供给量或代表性市场利率等中间目标，最终实现最终目的。
5．这种模式虽然是以“逆经济风向”而调节，但由于它遵循的是短期的风向，在货币时滞、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因素等作用下，古德哈特原理成立，经常会产生“顺经济风向”的事与愿违的后果。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调控模式
货币供给内生性调控模式，是基于货币供给内生性论点，在货币需求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针对可变的货币需求来调整货币供给，或中央银行被动地变动货币供给来影响和适应货币需求，以促使货币供求和总供求均衡。在这种模式下：
1．中央银行盯住的目标是“货币需求量”和“总供给”，遵循的理论基础是在古典的“萨伊定律”的“供给能自发地创造需求”、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政策无效论”、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内生性理论的某种综合。反映在图2中，就是AS→AD，或完整地表示为：AS→M[,d]→M[,s]→AD。在这一框架下，强调供给管理，其实质就是以市场竞争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为基调，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主张放弃或取消各种限制条件和规章制度，让微观主体在马克思所述的商品交换过程W—G—W中的W—G(卖的阶段或惊险一跃的阶段)中起决定性作用，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的决策权交给微观主体，让其在自发经营过程中衍生出内生性的货币需求，货币调控当局只要辅助性地适应其需求而提供货币供给即可，这样就为宏观与微观的有效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这一调控模式以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权为前提，承认操纵经济运行的主动权在微观主体，微观主体在市场的不断试错过程中会自动磨合出自己对货币的需求，包括货币存量需求与增量信贷需求(孙伯银，2002)，因而货币呈现出内生性的特点。
3．这一模式以复杂的经济金融系统、分权的经济体制、成熟的政府职能等为制度背景和环境。由于市场经济具有产权明晰、分散决策的特点，再辅以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微观经济主体处理经济信息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也不断成长，因而其自发地具有形成某种经济金融秩序的能力，市场过程本身能够通过现代货币金融技术内生出对货币和非货币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保证了在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时期，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及金融经济运行的相对平稳性。因而，这一模式强调的是平时的“规则”与紧急时的“相机抉择”的某种结合。
4．这种模式，基于长期货币中性理论的支撑，以稳定物价作为其当仁不让的首要目标。至于如何稳定物价，选择什么样的中介目标，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依据普尔的总需求模型(Poole，1970)，如果经济的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需求M[,d]或总供给方面的原因，则最优的政策中介目标就是保持利率不变使产出得到稳定。在西方的调控实践中，曾经历了“单一规则”、以调整真实利率为手段的“泰勒规则”等的演变，尽可能地保持利率中性，货币供给的“无为而治”和货币的内生性，以实现稳定物价的终极目标。
5．这种调控模式以限制调控当局货币供给的过分集权为核心，尽可能地将货币的主动权归还于微观经济主体，因而，反映在货币政策工具和具体操作上：(1)重新重视贴现政策的主导地位，严格限制法定准备金政策、主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2)贴现利率要以代表性市场利率为导向，并与其直接挂钩，同时，尽可能减少贴现贷款规模的政策性波动，以利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能准确地引导微观主体的预期。
6．这一模式，由于能够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有效地匹配起来，把“规则”与“相机抉择”组合起来，因而其衍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能够在长期内形成逆周期的货币供给效应，从而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之实效。
这一模式相对于货币外生性调控模式，其可圈可点之处有：(1)关注长期趋势，兼顾短期，而不是仅仅关注短期，从而使货币内生性调控模式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而不是以往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眼光。(2)关注总供给而不仅仅是总需求；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了某种不均衡时，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中性，而不是过度反映；即使要反应，也要确认货币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在先，从而使货币供给和总需求适应之。(3)通常情况下依规则与规范行事，非常时期则相机抉择。
三、最近中美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及调控模式
(一)美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调控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略有起伏的强势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联储实行的中性货币政策和中性利率政策(李扬，2005)，从而使其货币金融政策带有了明显的古典色彩(张磊，2000)，因而具有了货币供给内生性调控的特征。
1．80年代以来，美国经过利率自由化改革，真正全面地放开了利率，逐步废除了不合时宜的利率管制，使得利率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市场运行机制的重要信号和变量，也使货币的内生有了真实的价格。金融管制的放松和自由化，使得货币也能够由经济体系自发生成。
2．美联储货币调控的核心是利率政策。例如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考察的不仅是物价单一指标，而是把实体经济中总供给方面的资源利用率、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就业率、供给冲击等因素都囊括进来，其对利率的调整幅度和对方向的把握，就是为了使联邦基金利率与实体经济中的真实自然利率吻合，因而其利率政策奉行的是“微调”、“前瞻性”、“被动性”，体现了其“中性”、“无为而治”、“货币内生性”的特征和调控理念。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就大打折扣，其实质就是基于供给面的间接管理与调控。
3．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美联储在利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权力时，能够有意识地减少对经济稳定的明确承诺，自觉限制积极货币政策、存款保险制度、大银行太大不能倒闭政策、最后贷款人等政策和制度的滥用。
4。美联储在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和内生性调控的理念和范式下，非常强调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其目的就在于使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不对经济波动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形成货币内生和政策中性的制度条件。
(二)中国：货币供给外生性调控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经济粗放增长模式、经济金融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越来越凸显出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历年来过于“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定位、理念、理论依据、操作模式、制度背景等，从而得出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明显的外生性调控的结论。表现在：
1．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是合为一体的，尽管从改革前的“大财政”与“小金融”过渡到了“大金融”与“小财政”(黄达，1997)。但我国的确存在着货币政策财政化、金融功能财政化的倾向(胡家勇，2002；周立，2005)，在中国改革中所追求的转型与发展协调战略及渐进改革的策略中，金融支持对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结构转换至关重要(张兴胜，2002)，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还是以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为主(方兴起，2005)，表现为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计划体制运行的惯性和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货币的投放来自于经济系统之外的政府的干预之手，从而其货币调控模式也必然是外生的。
2．中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方兴起，2005)，适应货币内生调控模式的基础设施与支撑系统还不完善。表现在：(1)主体利率作为企业部门投资和居民部门消费的机会成本还处于管制状态；(2)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权也时常受到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型经济思维和惯性的影响，各种形式的“行政检查组”、有“禁止”或“鼓励”字样的政策条文和规章、指导意见等时有所见；(3)国家——国有银行(国家控制的股市)——国家企业的国有体制还固若金汤，财务预算软约束问题还依然存在；(4)国有银行的垄断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动摇；(5)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依然有限，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更低，据黄金老(2001)测算的1979-1997年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只有37.5％。
3．中国在利率、信贷、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准入、业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广泛的程度不一的金融抑制或管制。不自由的金融衍生的是不自由的货币，因而相对于真实经济来说是外生的变量。
4．中国货币调控的核心是货币供给量Ms。由于长久以来，牵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于投资，投资需求的足与不足成为关乎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因而，货币供给量调控就是基于投资总需求的调控，总需求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而总需求波动的背后是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性外生性的波动，具体表现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方向在大多数时期总是“积极”的(郝联峰，2003)，也就是说不是“放松”就是“紧缩”，而不是“中性”的。在各种政策工具操作中，总是采取“突发性”的宏观调控，缺乏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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