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的灵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其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地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就必须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这一理论所作的新评价，从而在新的高度上认识邓小平理论，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段话集中表达了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
怎样才叫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时代的特点及其提出的最重大的课题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解决，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列宁解决了落后国家以特殊形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初期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经过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解决了本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性课题。
这一课题源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甚至在一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中国）取得胜利。对于在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晚年曾经从总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中，探寻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但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和过早去世，列宁没能形成完整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在苏联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苏联模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没能科学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而斯大林把“苏联模式”凝固化、神圣化，并强行向别国推广的做法，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阻碍了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几次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本身的弊端，苏联未能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经济发展速度逐渐下降，到70年代下半期，已丧失了对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优势，又一次拉开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出路，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改革。这轮改革，从5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从实践上看，这轮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体制问题，但总的看来，仍然是在苏联模式框框里搞的，而且在探索中出现了许多曲折和失误；从理论上讲，对探索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虽取得了某些积极成果，但还是未能解决好一些关键性的时代课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理论等等问题。
80年代中期起，苏联、东欧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改革。特别是在苏联，当年轻气盛的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世人的目光似乎都转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戈尔巴乔夫起初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原有体制、模式的弊端。而他后来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使苏联的整个改革逐步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邪路，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解体。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的改革也逐步走向错误的道路，导致东欧剧变。很明显，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改革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更不可能解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50年代中期起，他又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很多正确的、有益的思想。但由于他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失误，也未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
历史决不会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不仅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新的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论断，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证明它是当代中国唯一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理论。党的十五大及时地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新的评价，第一次明确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纲。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
（二）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说来，还在于这一理论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划分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回顾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如何判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本世纪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因而不可能解决。他们从原则上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在这两个阶段里还要不要再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是怎样的情况，他们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用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等提法。但这些提法，还都比较原则。
布哈林在1922年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其含义是指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差别，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同。这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还是个笼统的提法。斯大林忽视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深刻思想，在正确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却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划了等号，进而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从而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这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22大上提出“在二十年内我们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对此理论作了某些纠正，但过高估计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仍然是普遍的毛病。由于定位不准，提出的目标、任务、路线和方针，必然超越阶段，造成失误和偏差。这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屡屡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57年以前，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可是，到1958年，我们却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但这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认识。对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划分，特别是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内涵、特征等都没有进行论述，因而在实践中并没能解决问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问题，主要矛盾问题，根本任务问题，民主与法治国家建设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以及初级阶段的长期性问题，从而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起点问题，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近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盛起来。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理论问题。苏联30年代到5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其消极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苏联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都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处理不当有关系。1936年，苏联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论”及苏联人民“道义上的完全一致”推动社会主义前进论。后来，斯大林虽然对“完全适合论”作了一些修改，但实质并没有变化。斯大林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看成是和谐、友谊、一致、互助，而不是矛盾。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苏联长期不思改革，从而造成长期发展停滞。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矛盾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因仍然在于它的内部矛盾，而不是什么和谐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应当通过什么办法去解决，他没有作出正确回答，走入了理论误区。他坚持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则主要强调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方面，而看不到或者忽视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并对这两对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作出了新的回答。他强调，要通过改革去解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提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观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此，以往人们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不存在解放生产力而只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以承认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仍然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不完全相适应）这个事实为前提的，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和超越阶段的认识。它认定“改革”同“革命”一样，“也是解放生产力”，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同，这就真正寻找到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解放思想，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正是从最高层次上，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给予的科学概括。这一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定势，即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着力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忽略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把许多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抵制。代之以新的思路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从而把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这曾经被人们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难解的谜。意大利学者佩利卡尼挖苦说，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等等。邓小平同志按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十几年的理论探索，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否定了它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列宁在领导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得出了过渡时期商品生产不仅不能消亡反而必须发展的结论。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商品生产，列宁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不过他的理论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的思想。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50年代初他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的，但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生产，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只对流通领域起作用，对生产过程只是有影响。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部分商品经济理论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苏联理论界。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大体上是在这个范围内修修补补，虽然都曾经程度不同地对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始终也没有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提出，改革最终要无功而返。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为我们找到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最有效的形式，为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这才是真正体制内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生产消除论，也高于列宁的一般允许商品交换论，亦不同于斯大林的部分商品生产论，更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论。这个结论属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深层次的重大突破，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对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新课题的回答是比较系统的，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探讨。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全面的，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恰如其分的。
（三）
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应当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说：“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讲“真正坚持”、“真正高举”呢？因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追求的目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说全党要“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为什么要讲“特别”、“讲中心内容”呢？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内创立的。我们党不仅有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这是研究如何认识和解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各种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指导“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论，是唯一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理论。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决不是说我们要抛弃或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江泽民同志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即：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非常重要，而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五大报告根据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如报告关于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含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问题的论述，很有新意，引起了人们普遍关注。此外，报告关于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国家等提法，在理论上都有所突破。
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们的信心何在？我们拥有什么？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全面的展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拥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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