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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3)03-0056-06
一、提升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和加速转型发展阶段，利益格局分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提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决策科学化的助推器，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1.政治沟通：含义及基本要素
沟通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这一年，数学家罗伯特·维纳发表《控制论》一书，创立了关于“沟通与控制的科学”。“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沟通理论可以被看成是控制论的一般研究方法在政治环境中的应用”①。卡尔·多伊奇则是政治科学中沟通方法的倡导者，他于1963年发表《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沟通理论。
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沟通的含义多有不同。有学者指出，“所谓政治沟通，是指不同主体之间所进行的政治信息和交流过程、活动。其中，政治系统内部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政治沟通的主要表现形式”②；俞可平认为，政治沟通一是指那些传递有关政治的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活动，二是指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③；刘添才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描述政治沟通的含义：“广义的政治沟通指的是一切有关政治的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流动和传播的过程；狭义的沟通只针对政治系统而非整个社会系统，指的是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交换、反馈和输出的过程”④。本文根据广义的政治沟通含义，将执政党政治沟通定义为：执政党作为沟通主体，通过各种渠道与民众及诸社会团体或组织就各类政治信息进行的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其目标是实现信息共享、情感互动、达成共识、构建和谐。
政治沟通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拉斯韦尔的“五W沟通模式”对其基本要素作了较好的描述。该模式回答五个问题，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何种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据此，沟通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为：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及效果⑤。
2.执政党良好政治沟通能力有利于增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
首先，良好政治沟通能力有利于科学决策。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处于“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对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过高度概括，《决定》指出，当前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流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我国的社会发展在获得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矛盾和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⑥。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肩负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任务，如果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与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的良好沟通，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心愿，不能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所在，就有可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误判，从而作出不符合实际甚至错误的决策。只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及社会团体和组织积极有效地沟通，才能做出符合实践要求的科学决策，增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增强执政能力，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其次，良好政治沟通能力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问题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上，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利益格局。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由改革开放前过分强调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均等化，转向了当前利益格局分化，甚至利益差别逐渐扩大；政治上，随着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利益意识的觉醒，民众通过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尤其是通过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民众越来越多。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在逐渐增强；思想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格局。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变化，都要求执政党提升政治沟通能力，发挥统筹规划、协调各方的作用，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党长期执政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良好政治沟通能力有利于凝聚人心，构建和谐社会。阿尔蒙德等人指出了人们对沟通在政治过程中重要性的普遍认识，“长期以来，政治领袖和政治理论家都同样认为交流对政治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⑦。而政治沟通作为动态过程，有可能因各种原因导致沟通不畅，而出现“曲解”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她也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与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及组织进行政治沟通，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把握主流利益诉求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凝聚民心民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决策，并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有效政治沟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起到聚民心，鼓民力的作用，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当前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现状：缺陷表现及原因分析
1.当前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的主要缺陷
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其在革命时代所需要保持的秘密性也逐步改变，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了包括政府、两会、信访、社团组织、媒体及党组织等多种沟通渠道，大大提高了政治沟通能力。“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02.7万个”⑨。这些党员及党组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如果都能切实发挥联系群众、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将极大地促进执政党的政治沟通能力发展。但实践运作中，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沟通的被动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主要通过其党员进行，而党员中有不少人缺乏党员意识，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却不知道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等着人民群众找上门来；另一方面，有的党组织也缺乏沟通主动性，在党中央力推的党务公开实践活动中，有的地方党组织该公开的不公开，该及时公开的不及时公开，人民群众最想知道的不公开，不想知道的却公开等现象屡有发生。
第二，沟通的非民主性。根据本文采取的广义的政治沟通含义，政治沟通一方面指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的沟通，另一方面指政治系统内部成员及层级之间的沟通。执政党政治沟通的非民主性表现在：一是党内民主发展不够，政治沟通不畅，存在一言堂现象，党内政治沟通薄弱；二是少数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缺少与人民群众民主协商，不到人民群众中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不征求、也不尊重人民群众意见和要求，进行拍脑袋决策。群众拒绝执行政策，则强制执行，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
第三，沟通的滞后性。执政党进行政治沟通的根本目的是及时有效地收集信息，了解民情民意，以及时做出或者调整决策。及时性是政治沟通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政治系统花费数年时间，才对关于环境基本要求方面的情报作出处理，这就表明该政治系统有可能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维护”⑩。当前，执政党在进行政治沟通时的滞后性，客观原因在于信息或者情报收集需要时间，因为技术手段的有限性等而造成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政治沟通时间上的滞后性；主观原因则在于一些党政官员因为某些原因故意延迟或隐瞒信息的发布，特别是在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中，常见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不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情真相，导致网络谣言四起，造成群众心理不稳。
第四，沟通的非制度化。党章规定了党员有义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基层党组织则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和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党员或党组织不能严格执行上述制度和规定，遇事也不同群众商量，需要群众出钱出力的时候才想到找群众“商量”。
2.当前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缺陷的主要原因
第一，人的原因。根据拉斯韦尔的分析，沟通的首要因素是传播者，也就是说是要通过人去传播信息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执政党成员个体对政治沟通重要性的认识、是否掌握政治沟通的技巧和政治沟通的艺术、是否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等，决定了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高低。当前，在执政党政治沟通过程中，人为缺陷之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存在官本位意识，沟通意识淡薄，沟通不够主动，认识不到政治沟通的重要性。中国是个经历了很长时期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尽管历次革命扫荡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封建意识却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还将长期遗留在人们的脑子里，李泽厚认为：“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11)。在日常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不拿人民群众当回事，觉得没有必要跟他们沟通，或者觉得人民群众知识水平不够，难以与之沟通；二是一些干部由于自身水平不高，未能掌握政治沟通的技巧、艺术，或者沟通不讲章法，信口开河，也是导致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总体上有缺陷的原因。例如，2011年某市“动车事件”以及2012年某市福利院买豪车事件中，其发言人的表现，都说明了个别领导干部沟通技巧的缺乏，不讲究沟通艺术，遇到事情随意胡说；三是“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12)
第二，渠道的原因。沟通渠道是政治沟通重要因素之一，是沟通能力的重要体现。“沟通渠道是指政治信息或政治信息群从一个政治子系统得以传递到另一个政治子系统的流动路径”(13)。沟通渠道的多寡，以及是单渠道线性沟通还是多渠道循环沟通都会影响沟通的效果，畅通的沟通渠道是执政党良好政治沟通能力的保障。当前，因沟通渠道而导致的政治沟通能力之缺陷，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全能主义观念遗留下的单通道沟通体制缺陷。在党政不分的高度一元领导体制下，“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14)。改革开放后，一元化领导体制有所改变，但与之相应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沟通渠道的线性单通道信息传递，导致沟通渠道“负荷”过重，信息过量并且真伪难辨，造成执政党决策偏差；另一方面，沟通渠道的层级过多，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信息失真，也是影响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层级设置与国家的行政区划基本相对应，例如，在农村可以分为村党支部——乡镇党委——县委——市委——省委——党中央六个层级，信息在各个环节传递，因主观意志而被过滤的现象经常发生，到达党中央可能会出现严重失真。
第三，体制机制的原因。如前所述，当前，执政党已经建立起基本的政治沟通体制，但由于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政治沟通体制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首先，领导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5)。一元化领导造成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导致执政党政治沟通过程中信息失真等问题，影响沟通的效果；其次，干部选拔上的任命制实际上制约了干部主动联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是将权力以整体的方式委托给党和政府，党中央再以授命的形式将权力授予党员干部，这种选拔任命干部的方式，使得一些党员干部认识不到权力的最终来源，造成他们只唯上，不唯实，更不要说“唯下”了。改革开放后，干部选拔上的实际任命制虽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乡镇党委干预村干部的选举，甚至指定人选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党员政治沟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影响到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的发展。再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党内民主发展不够充分，普通党员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的现象比较严重。党员自己都不敢讲话，不敢主张自身利益和民主权利，更不会去主动有效地沟通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诉求。
第四，技术的原因。网络时代的来临为政治沟通提供了更加方便的平台，大大提高了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它的缺陷在于：一是硬件不足。目前中国网民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尚未普及。因此，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政治沟通的物质条件仍然是传统媒介，从而制约了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的发展；二是网络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在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会出现信息过量和拥堵等现象，造成执政党分辨不清信息的真假，难以辨别人民群众真正的呼声和诉求。因此，2008年6月胡锦涛在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交流时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问题提出五点意见，其中一条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16)。
三、提升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执政党政治沟通队伍、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1.培育公民文化，增强执政党主动、平等政治沟通意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获得民众的支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其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认同，而不是暴力或者其他手段。而自觉认同的前提则是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让·马克·夸克在论及政治合法性时指出“合法性这一观念首先并且特别地涉及统治权力，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17)，这种承认，一方面源自统治者的说教，更重要的是源自民众的自觉的认知活动，源自政治系统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这就需要执政党加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应当正确认识自己的桥梁纽带作用，应当培育平等协商的公民文化，树立平等协商的观念，遇到事情与人民群众商量，而不是对人民群众指手画脚。人民群众没有服从个别党员或者党组织的义务，党员个人或党组织也没有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要想让人民群众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应当主动到群众中去，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带头实践党的指示和要求，提高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政治沟通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2.加快学习型政党建设，提高政治沟通技巧和艺术
“沟通理论包括了学习的观念。事实上，正是这一观念，我们才谈得上政治系统为什么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政治系统最重要的特征，是系统通过不断的创新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能力”(18)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执政党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学习政治沟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提高政治沟通能力，应对不同的形势和要求，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加强各方面的学习。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党员个体和各级党组织加强自身素质指明了方向。尤其要学会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语言和他们进行沟通，“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19)。因此，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技巧和艺术，提高执政党整体政治沟通能力。
(二)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1.完善相关制度，推进执政党政治沟通制度化，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要改善目前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沟通中的主动性不够现状，必须逐步改变干部任命制，“逐步推行主要党政干部选举制，加强党员干部与民众的沟通”(20)。在选举过程中，则要注意重视民众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防止选举中的腐败行为、加强当选后人民群众对选举出来的党员干部的监督等，促进党员干部主动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同时，推进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政治沟通的制度化、常态化，定期地向人民群众通报情况，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布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使这种沟通不依个别领导人的爱好转移而转移，不依个别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促进执政党政治沟通制度化，提升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
2.推进执政党政治沟通民主化，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一言堂”已经造成过诸多危害。何云峰从政治沟通的视角对彭德怀事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促进政治沟通的正常进行，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21)。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消除专制思维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构建民主思维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从而改变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的封建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在进行政治沟通过程中，自觉地以民主的方式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促进执政党政治沟通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改变以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在党内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而为党员干部提供民主沟通的示范，促进其在与人民群众沟通过程中的民主行为方式。
(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现代政治沟通平台，提升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
1.大力发展网络政治沟通平台，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极大提高了执政党政治沟通的效率，其扁平化、低成本、方便、快捷的沟通方式，使得执政党能够以以往不可想象的速度和覆盖面将自己的主张、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向全社会，执政党也因此高度重视网络在引领主流舆论、促进政治沟通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网络政治沟通平台，加强网络沟通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尤其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至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喇叭时代，党的方针、政策很难有效地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人民群众的脑海里，给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大力发展网络政治沟通平台，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执政党政治沟通能力题中应有之义。
2.加强网络政治沟通平台管理，提升政治沟通能力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也是把双刃剑。网络在给执政党与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沟通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惹来不少麻烦。我们知道，网络上有海量信息，并且难辨真假，尤其是有些信息，对人民群众有极大的误导性，如不加强管理，及时予以澄清和疏导，会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误解，给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造成障碍，从而危害到执政党政治沟通的能力，降低政治沟通的效率。因此，加强网络政治沟通平台管理，对提升政治沟通能力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如果说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的生命所在，政治沟通则是取得合法性重要手段，没有沟通便没有理解与支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将提升政治沟通能力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坚持从优化党员干部队伍、促进民主沟通方式入手，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力提升政治沟通能力，促进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互动和谅解，保证长期执政地位不动摇，为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346页，郑永年、胡谆、唐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第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第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添才：《新时期政治沟通论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50～52页。
⑤李俊、项继权：《政治沟通：价值、模式及其效度》，《求实》2008年9月，64～67页。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⑦[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66页，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⑧艾伦·C·艾萨克认为，曲解是沟通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意思是指间隔限内情况的变化。假如一个系统允许或产生了过多的曲解，就会产生麻烦，因为系统对之作出反应的不是真实的环境，而是被曲解了的印象。见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348页，郑永年、胡谆、唐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⑨《党员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党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载《中国组织人事报》2012年7月2日第8版。
⑩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348页，郑永年、胡谆、唐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2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6月。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13)唐棣宣：《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的完善》，《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16～18页。
(14)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11～19页。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16)新华网：《唱响奋进凯歌，弘扬民族精神——记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2008年6月21日。
(17)[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第12页，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8)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349～350页，郑永年、胡谆、唐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周清：《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原因及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第86～91页。
(21)何云峰：《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看彭德怀事件》，《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第8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