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与金融监管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监管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其实是经济、金融上的一次九级大地震，是欧元区板块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脱节形成的裂缝，高福利与低增长形成的债务空洞不断扩大，再加上美洲板块金融地震的一再冲击，诸多因素集聚在一起爆发了危机。欧债危机应该说是欧洲过去几十年的错误所致，积累时间比较长，爆发速度非常快，而且这场经济、金融的危机正向政治领域扩张和蔓延。“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相继实现了政府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
分析欧债危机的国际背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从全球背景来看，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重创了国际资本市场，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迅速枯竭。由于全球的金融市场高度关联，所以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成为一场自1933年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也不能幸免。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经济和金融上所产生任何的问题，尤其是重大的危机，是非常容易在全球蔓延的。譬如几宗比较大的历史事件：2007年3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2007年6月，贝尔斯登对冲基金破产；2007年9月，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业务；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政府注资800亿美元接管AIG业务等。这样一连串的金融事件导致了欧债危机的发生。
分析欧债危机的自身背景，最重要是欧洲部分国家的国家债务不断上升。欧债危机发生的苗头是前几年冰岛国家财政破产。冰岛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国民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教育，失业救济金非常高。与此同时，冰岛的金融业过度扩张，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脱离了本国的经济基础，2007年银行业的总资产为冰岛本国GDP的10倍，它的高杠杆率也非常突出。另外，冰岛还是一个非欧元区国家，缺少经济盟友的救助，受金融危机直接打击，冰岛接近破产，三大银行很快被国有化，股票市场跌幅接近80%，冰岛货币大幅度贬值，国家资不抵债。
此次欧债危机应该说是从希腊引发的。希腊是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特别严重，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2.7%，公共债务占比113%，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的水平。从希腊问题开始，欧债危机进一步演进，许多欧洲国家都陷入了危机。我们看到“欧洲五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五国面临的困境既无法通过汇率贬值形成对外盈余，又没办法进行借贷，也没办法削减财政赤字以振兴经济。根据欧洲委员会的预测，“欧洲五国”2011年经济仍难有起色，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根据这一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葡萄牙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09年77%攀升到91%，希腊将从113%攀升到135%，这还是个比较乐观的预测，有些预测达到150%以上。意大利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意大利抵押买房的家庭中，超过1/3的家庭不具备还贷的能力，存在还贷困难。
意大利是全球七大工业国之一、第八大经济体、第三大债务国，根据布隆伯格的统计，截至2011年三季度债务总额高达1 8000多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所以一些业内人士用“大到不能救”来形容意大利政府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因为市场融资环境有可能越来越差，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在政府紧缩导致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下，意大利将难以靠自身的努力继续保持偿债能力。
分析欧元区失衡情况，其问题主要在于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产业发展政策和福利政策也不统一，欧元区经济的前景黯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显著上升。从具体表现来看，欧元区的GDP存在严重下滑风险，劳工市场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压力迅速上升。应该说欧元区经济严重失衡，引起这次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根本消除。
现在欧债危机发展到这个程度，或者说欧债危机引发的海啸已经反过来冲击大西洋西岸的一些金融实体。拥有218年历史的曼氏金融集团在2011年10月底宣布破产，成为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破产的第一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这个破产案成为近30年以来美国第七大破产案件。
应该说2011年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份，2012年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份。从全球经济情况来看，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的实体经济持续疲软，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全球经济、金融的变数增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希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42%，2011年一季度GDP增长率-5.5%，五年期国债的CDS跳升2000个基点以上，欧洲国家的主权评级降级。美国实体经济也疲软，2011年一季度GDP增长幅度只有1.9%，低于2010年四季度的3.1%，失业率由一季度的8.8%上升到6月的9.2%。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中国也受影响，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2011年11月制造业采购指数PMI下降到49%，比10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是2009年3月以来第一次降到临界点50%，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值比历史同期平均数值低2.9个百分点。更值得重视的是：新订单指数11月只有47.8%，比10月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债危机及欧洲的经济状况对我国冲击巨大，中国1/5出口产品是到欧盟这些国家的，欧债危机不可能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
金融反思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爆发引发全球学术界、政府、金融业界对危机根源的探寻、对教训的反思、对未来方向的思考。把欧债危机和1933年美国大萧条比较，区别在于：1933年美国大萧条是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领域、虚拟经济领域蔓延，但欧债危机应该说是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1933年美国大萧条基本上是区域性的问题，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所受影响不是特别大，而欧债危机应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1933年美国大萧条。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么应对，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反思。
首先，资本本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制度，但同时也是导致一些经济冲突和失衡的根源。再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能会有一些启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这样写：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只有一种本能，就是自身增值获取剩余价值。从历次的金融危机来看，最本质和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杠杆化是金融与生俱来的特质，在危机爆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杠杆率有不断提升的趋势。欧洲各国政府一直无视条约的约束，大肆增加政府负债水平，这是政府的短期行为。同时即使各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这么高，市场对他们发行的债券还是趋之若鹜，意大利的国债利差一度接近德国的国债利差，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投机行为。通常来说，商业银行10-12倍的杠杆率被认为是基准的、可接受的水平，而投资银行的杠杆率通常在30倍左右，最高的时候超过40倍。不仅如此，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还创造出越来越多非常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并把这些产品不断打包推向市场，提高杠杆水平，无限追逐利润。投机类的金融交易与赌博差不多，坐庄的一方永远占据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操纵市场，让市场走势有利于坐庄的一方，而不利于其他的交易对手。除非有的时候市场波动实在太大，超过了对冲基金等投机实体所形成的整体力量。
其次，政治陷阱。西方的民主需要付出代价，且有时代价很大。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举政治，或者通常采用了选举政治这样一种模式。这里所说的民主，字面意义是人民做主，实际上是选民做主。政治家或者说政客为了拿到更多的选票，福利政策是最为重要的选举工具，而且利益集团常常左右选情、左右政治取向。比如，意大利总理屈服于盟友压力，对财政的紧缩计划进行调整，放弃了一项对年收入超过9万欧元的民众征收附加税的计划。虽然民主了，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左右，政府有时候也得采取一些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民主过程选出来的领导人不一定具有管理国家和经济的专业能力，往往不能制订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对策。而且在危机发生以后，这种民主体制下的决策过程往往相当漫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不相让，导致对危机反应迟钝，延误最佳处理时机。从美国情况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是采取了往后拖的办法，第一次量化宽松、第二次量化宽松都是把一些重大的经济、金融问题往后拖延，采取了短期应急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还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实体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这就导致了风险的积累，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除此之外，政治陷阱的第二个方面是高福利。南欧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方面与德国等国家差不多，但其发展水平很低，劳动力成本很高，产业竞争力也比较低。曾经有过一位德国记者采访德国工人，德国工人说一天工作10个小时，做的是高质量的、认真的、高附加值的劳动，所以在德国得到了高福利，但在南欧，每天工作不到5个小时，工作懒懒散散，产业没有竞争力，产品没有太多附加价值，但他们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德国差不多，有些甚至高于德国，这种情况下凭什么德国要救助像希腊这样的南欧国家。一方面是高福利，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这就导致财政不断透支，财务负担持续加重。
政治陷阱的第三个方面是欧洲的一体化受挫折。一体化的欧洲是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各国的共同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所以欧洲各国有一体化的共同的诉求。从20世纪50年代欧共体建立以来，欧洲就逐渐从一个松散的联盟向统一的政治经济联合体过渡，但一体化进程并不顺利。欧元的推出是国际上一个创举，在欧元区货币实现了一体化，按照蒙代尔最优的通货区经济理论，统一的货币是要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以要素的自由流动代替汇率的浮动。但实际上欧盟内部生产要素并不能够完全自由和充分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而且欧元区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客观上存在差异，同时要素又不能够自由流动，汇率又不能够自由浮动进行调节，这就导致了欧元区内部的失衡。另外一个层次，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所以它的失衡只能够通过政府举债来解决。欧元举债的便利性促使政府大规模对外借款，这种债务无法货币化，货币也无法贬值，这就导致了南欧国家的债台高筑。
最后，技术缺陷。表现之一是重定量轻定性。危机发生之前西方过于重视定量分析而忽视了定性分析，采用大量复杂的模型和假设，致使风险分析脱离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个人看法是定量分析对于短期、微观的风险分析更加有效；定性分析对于长期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更为合理。这次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缺乏定性分析，对长期性、系统性、周期性的风险把握不到位，导致了风险和危机的爆发。
表现之二是对经济周期的认识不足。政府通过需求来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政策，虽然在短期抑制了波动，但是在长期看产生了更大的不稳定性。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一方面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由于美联储成功的需求管理政策，美国经济暂时保持了稳定，这使得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过度自信，风险溢价走低，风险偏好趋于激进；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本身存在调整需要，需求管理政策缩短或者取消调整过程，导致经济运行的矛盾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表现之三是忽视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管控。完整、有效的金融稳定政策框架包括审慎监管的政策(这里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安排三个方面，这三个层面的政策应该密切配合。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审慎监管，虽然单个机构看起来也许是安全的，货币政策看起来也许是有效的，但还是没有能够阻止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爆发。
表现之四是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从各个国家金融实践的情况看，金融监管总是落后于金融创新。创新也许是为了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但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往往是为了逃避金融监管。创新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市场总是有充足的动力去创造新的工具与手段，以实现监管套利。与之相反，监管框架的设计和运行机制，往往滞后于金融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监管缺位、监管空白、监管冲突常常存在，无法有效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弹性，这就影响了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危机的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
解决危机的几个重点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欧洲国家、欧盟国家、欧元区的国家如何解决这些危机。应该是三个方面的出路：一是财政政策一体化、货币政策一体化，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政策一体化，肯定会产生很多矛盾，留下很多问题，所以必须实现财政政策一体化，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二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三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产业竞争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旷日持久，没有很长时间是难以解决的。
短期见效的措施也许有，但是欧洲国家也不太可能领情，也不一定乐意。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以渔民。南欧这些国家缺少低成本、长工时、高效率、晚退休、爱生育、爱置业的人力资源，如果欧洲国家开放移民，中国这些优秀的人力资源去南欧，肯定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提高消费水准。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欧洲国家进一步简化和开放申根协议，让更多的中国人到欧洲旅游、消费、读书、投资，也有可能解决欧洲的一部分问题。
2011年10月27日刚刚通过的欧元区第三套救助方案，即欧元区救助方案新协议，该方案有三个要点：第一，通过与私营部门的债权人达成自愿协议，使希腊的债务减少到可持续的水平，“自愿”是加引号的，债权人要接受高达50%的减记损失，换取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债务；第二，再次调整欧洲银行的资本结构，总资本金增加1 060亿欧元，以帮助这些银行吸纳尤其希腊等国家债务形成的亏损，而且要求在2012年6月底以前，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9%；第三，建立一个一万亿欧元的防火墙，防止金融恐慌和经济恐慌蔓延到那些脆弱的、更大的、但目前仍然有一定偿债能力的国家，比如意大利。
对这三条措施进一步分析。减记50%应该说是不得已的“自愿”，大数在1 300亿欧元，但目前不是特别清楚。作为交易机构的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是否会同意这种安排并不确定，因为这种安排是针对信用违约掉期的支付行动，有关机构计算这一支付行动所涉及的敞口大概是40亿欧元。40亿欧元可能接受，但重要的在于这将伤害CDS的保险价值和CDS的运行机制，扭曲市场。CDS本来是一种风险补偿的价格，如果这种机制被破坏，可能会给今后其他金融交易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是欧洲银行的增资，在2012年6月底以前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在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还不确定，风险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一般的投资者很少愿意购买银行股，除非国家的主权基金还有钱而且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有可能选择收缩资产负债表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尤其是减少那些资本密集型业务，比如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投放，这种情况肯定会带来信贷的紧缩，进一步推进经济的紧缩。我们看到，经济的紧缩已经把希腊进一步推向衰退，市场预测希腊2011年GDP是负增长5.5%，预计2013年以前不可能实现正增长。如果欧洲银行进一步紧缩信贷，可能会对欧洲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影响，导致欧洲经济的进一步紧缩，这样更不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
第三个层次，协议安排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为政府的债券提供担保，建立一万亿欧元的防火墙。目前欧洲的金融稳定基金的借贷能力是4400亿欧元，其已经对爱尔兰、葡萄牙、希腊的这些债务做出承诺，承诺金额大概在2400亿元左右，可用资金2000亿元，怎么解决问题？他们还是要启用一个杠杆化的金融工具，即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来担保政府债券最初20%的损失。目前已经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高杠杆率是形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了解决未来的问题，美国还得借助杠杆性质的金融工具为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另一个办法是建立专项的融资工具，所谓SPVS，以此来寻求从亚洲(也包括中国)，从中东吸引资金。关于这一点，前一段时间炒作得比较厉害，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清醒和冷静。
还有一种救助方案协议里没有提到。欧洲央行可以印钞，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流动性，有没有可能由欧洲央行购买一部分债券？欧洲央行新任行长最近暗示，可能愿意购买一部分欧洲债券。
总之，对于欧洲问题、欧债危机的解决前景如何，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于欧洲各个国家经济、金融的影响非常重大，欧洲这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应该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存在的问题非常深刻，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把这些问题往后拖延，为真正解决问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金融监管改革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近期爆发的欧债危机相当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监管不力，因此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非常必要。金融监管改革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国际金融业、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政府的一个重大行动，对这些改革做一些分析。
首先看这次改革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全球监管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危机以后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G20峰会成为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平台；二是把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承担协调稳定等工作；三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09年3月和6月两次扩员，增加了代表性和公信力。中国深度参与了这次国际金融监管治理架构的改革，中国在2009年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加入了全球的金融稳定理事会；还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最高层级的金融监管机构贡献了高管人员，一位是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另一位是来自于中国银行的朱民(去IMF以前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副行长)；此外，积极参与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订。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受到重视。2009年巴塞尔委员会扩充的成员国中多数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国家，2009年3月第一批扩充的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6月份第二批扩充的包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和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新加坡。
第二个特点是金融监管的内涵更加丰富。从金融市场风险的内生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视角，赋予了金融监管更加丰富的含义。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在宏观的金融系统层面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自我救助的机制，也引进了逆周期监管的概念。缺乏宏观的审慎监管被认为是这次危机暴露的主要监管漏洞之一，所以从宏观层面加快改革是这次危机后全球监管改革的重点；在中观的金融市场层面加强对影子银行、外部评级机构、衍生产品交易的监管；在微观的金融机构层面进一步提高监管的基本标准，增加对杠杆率的要求，引进流动性监管的标准等。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跨时间的维度，工具包括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杠杆率的要求、动态拨备率等；另一个是跨机构维度的政策工具，包括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流动性比率的监管，这是以维持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为目的。在影子银行的监管方面，影子银行游离于传统银行之外，过去没有纳入银行监管的范畴，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次要求扩大监管范围，把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范畴；同时加强风险管理，防止风险从影子银行体系向银行体系蔓延。
第三个特点是金融监管取向更加务实。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演变路径为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1933年大萧条发生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始注重政府调节，但后来由于金融竞争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呼声高涨，便逐步放松了监管，直至此次危机发生才又重新回归到比较注重政府调节的道路上来，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全面加强。
对于道德风险的约束，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梅尔森曾说过，金融危机与道德风险的失控紧密相关，在掌握他人财富并进行分配的金融体制中，道德风险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可以说无论是欧洲政府还是那些大型的金融机构，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必须要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引起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西方的金融机构关于道德风险的约束非常薄弱，其激励机制建立于一个更大规模的经营实体、更快的增长率、更高的回报的基础上。一些很大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往往更加注重外延的扩张，注重业务规模的扩大，注重结构性复杂产品的创造，从而获取短期更高的利润，其个人收入也与所负责的金融机构业绩密切相关，按比例分红、按比例拿取奖金。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风险往往由别人承担，由社会承担，由政府承担，得到的利益是他们个人的。相比之下，中国则不同。中国对于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管束比较严格，即使中小商业银行机构，其收入水平跟世界标准比仍较低，更不用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高级领导人。西方这种不受限制的激励应该受到限制，但中国必须认识到，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对银行发展的重要性，银行必须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
监管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新协议)和巴塞尔协议Ⅲ统筹实施。金融监管的工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格，就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关系来说，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巴塞尔协议Ⅱ的发展和完善，监管的标准更加严格、范围更广泛；巴塞尔协议Ⅱ也是巴塞尔协议Ⅲ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巴塞尔协议Ⅱ是巴塞尔协议Ⅲ的逻辑基础、计量基础和监管基础，巴塞尔协议Ⅲ不可能跨过巴塞尔协议Ⅱ直接实施。正是基于此，我们要统筹、整合来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
中国在实施巴塞尔新协议实施方面更严。新的四大监管工具是中国从国内实际出发推出的：一是资本充足率；二是动态拨备率，这个要求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的拨备率原则上不低于2.5%，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现在很多银行超过200%，而且国内规定的不良贷款拨备率不扣除对应于不良贷款的抵押品和质押品，这应该是很高的要求；三是杠杆率；四是流动性比率，我国引进的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都不能低于100%。除此之外，中国还确定了一个“腕骨”监管体系(CARPALs)，包括了七大类13个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风险集中度和流动性等。可以看出，中国关于金融监管标准的设定、范围的设定，以及关于时间的要求，都更加严格。
美国在新协议实施方面更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实施巴塞尔Ⅲ提出具体的目标。美国一些金融监管机构、银行界的一些高层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协议Ⅲ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相比之下，欧洲要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特别是实施巴塞尔Ⅲ，应该说更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欧债危机形成的潜在风险损失还没有完全暴露，完全暴露的话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侵蚀这些银行的资本；二是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肯定会削弱这些银行放贷能力。总之，在实施新资本协议方面，中国更加严，美国更加活，欧洲更加难。
宏观审慎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在金融市场中承担着关键的功能，它的倒闭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损害，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降低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二是减少倒闭可能会对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三是减少公共资金的投入和纳税人的负担；四是消除不合理的竞争优势，维护公平竞争。监管措施也包括四个方面：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结构性的限制措施、建立有问题机构的处理框架和强化监管。
G20峰会上全球选择了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第一批选择的全部是银行，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是其中一家，日本有三家银行入选，其他都是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选择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指标有几个方面：一是跨境金融的影响力强；二是规模大；三是关联度高；四是可替代性比较低；五是复杂程度比较高。评价指标体系中全球的活跃程度占20%、规模占20%、关联度占20%、可替代性占20%、复杂性占20%。最初的设计是以规模为主，后来考虑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具有的特性和对于全球金融稳定应该具有的作用，所以选取了五个方面的指标，五个方面各占20%。如果仅仅按照规模计算，中国应该是工商银行能够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但是加上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全球活跃程度来算，中国银行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海外资产、外币资产、海外利润这几个全球化特征比较明显的指标，基本上占22%以上，国内其他的银行一般在4%～5%，有的可能只有1%～2%，甚至更低一些，所以中国银行有幸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大型金融机构的负债比较高，一旦发生问题，它的救助成本非常高，有可能会助长某些道德风险，因此特别需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大型金融机构也是国家的重要支撑，提供了社会大部分的金融服务，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力量，所以对它加强监管保持大型金融机构的盈利性，有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起的作用较大，工、农、中、建、交这五大银行在全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占比是50%以上，对于宏观经济长期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G20峰会通过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乃至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机构，这表明全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可，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认可，也是对中国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认可。其实，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产品和服务、内部管理控制，以及全球的金融布局方面和国际一流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最后讨论中国银行业如何面对更加严格、全面的全球金融监管，出路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市场不同于西方的市场，我国的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比较低，这几年尽管资本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也就在10%左右，间接融资所占比重比较高，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过高的监管要求可能会显著增加银行的资本压力，进一步限制信贷的增长，也可能影响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金。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内银行每年的信贷增长速度基本上等于GDP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率，有时略微高点，有时略微低点，如果有过多的、过高的资本限制和资本要求，可能会影响银行的放贷能力。现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关于附加资本的要求和中国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一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银行的资本影响比较小，2012年年底以前中国银行没有股权融资的计划，当然可能会有附属资本融资计划。中国银行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内生的资本补充能力，通过多种措施保持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信心面对全球竞争环境，严格遵守国际化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为国际、国内的金融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建立一个高效、透明、安全的运营体系，使客户、交易对手、存款人、股东的利益得到更加妥善的保护。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总体上的应对策略：立足中国国情是根本，支持经济发展是目标，防范金融风险是保障。从政府的角度看，应该紧紧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优化产业结构，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要立足于国情，宏观、中观、微观的审慎监管工具并用，支持经济长远发展。从银行的角度看，要认真分析差距，实施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向轻资本的业务模式发展，实现业务经营的多元化，提高全面经营管理的能力，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三要三不要”。一是要大局不要大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银行的大局，所以在金融监管的改革方面应该审慎选取监管的政策，不可大意，不可因为政策选择上的某些问题，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二是要顺应而不要顺从。应该顺应国际监管趋势和基本原则，但是不能够盲从于某些具体规则，需要充分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性特征。比如说，信贷管理中通常有长期贷款比重管理。中国目前阶段的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充分，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比较低，所以长期建设项目所需要的融资主要由商业银行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长期贷款所占的比重一定高于西方银行，关于贷款期限的管理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三是要协调不要胁迫。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是在协调的过程中，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保持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够接受西方国家的胁迫。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西方国家要好，所以从经济层面、从国家经济比较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应该是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但这应该是个缓慢的、逐步提高的过程，过快升值，一方面企业受不了、就业受不了，另一方面还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社会上的问题，所以人民币汇率升值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以内逐步提高，如果说某一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幅度太高，比如超过5%，可能会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的经营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影响就业，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总之，应对策略应该是：要大局不要大意、要顺应不要顺从、要协调不要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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