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论鲁迅--纪念建国60周年_鲁迅论文

瞿秋白论鲁迅--纪念建国60周年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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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说过:“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直到他晚年视力衰退时,床头还放着大字本《鲁迅全集》,爱不释手。众所周知,他对于鲁迅及其著作曾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鲁迅著作的读者的心和鲁迅的心也都是相通的。他们读了鲁迅作品也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对于鲁迅及其作品作出不同的评价。但因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心得体会却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可能还是这样。甚至千百年后还会有不同的读者在阅读鲁迅作品时,作出不同的评价。在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件,人们对于屈原,对于李白、杜甫,对于一切伟大的属于人民的作家及其作品,各个时代的读者都作出自己的评价。

然而,在各种评论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当中,哪些是合乎作家作品实际情况的?哪些又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这中间自然是存在着区别的,甚至很大的差异。在这里,当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想到他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特别是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于鲁迅杂文的评论。经过半个多世纪实践检验证明,我认为: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今天,当广大的读者和研究家们提出重读和细读鲁迅作品时,我们也来重读和细读瞿秋白所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对于理解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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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并非鲁迅首创,但发展到今天,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则不能不说是由于鲁迅的坚持,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革新。这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艺界以及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不能说和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意识的倡导是没有关系的。

“随感录”原是《新青年》杂志的一个栏目。最初在这个栏目里发表作品的,不止鲁迅一个作家;在这栏目里发表的短评是没有标题的,只用数字标明发表时间的先后次序,不甚为人们所重视。

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三号发表的第一篇杂感,收入《热风》时题为《随感录二十五》的,即是按照总的次序为第二十五篇,故名。其后,他在这个栏目又发表了《三十三》、《三十五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九》、《五十三至五十四)等篇,也都是依次排列没有标题。收入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中的二十七篇杂文,都是在“随感录”栏目发表的“短评”。后来虽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当时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也有人把他称为“杂感家”,那是讨厌杂感的人们对于他的讽刺或嘲笑。而把这些杂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把它看作“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日常事变”的文艺性的论文,并且深刻探讨产生这种文体的社会根源、时代背景和作家的创作才能,以及鲁迅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和新文学史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则是从瞿秋白开始的。瞿秋白认为:“杂感这种文体将因为鲁迅而变成为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的代名词”,“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着重点是原有的。下同。——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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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心和鲁迅的心也是相通的。他在《论翻译——给鲁迅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当他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避居北四川路底日照里12号,和住在大陆新邨9号的鲁迅比邻而居时,室内就悬挂着鲁迅书赠他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录何瓦琴句)这更显示了他们之间团结战斗的友谊。

瞿秋白同志可以说也是一个杂文家。他前后三次避居在鲁迅家中时,曾和鲁迅互相切磋琢磨,也写下了《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大都由瞿秋白执笔,经鲁迅修改,然后由许广平誊写,并用当时鲁迅所用的笔名,投寄各报副刊发表。为了广泛流传,鲁迅又把这一些杂文编入自己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和《伪自由书》中。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在文化战线上艰苦斗争的纪录,也是他们革命的战斗友谊的结晶。

也是在这一时期,瞿秋白更阅读了大量的鲁迅杂文,并编成《鲁迅杂感选集》一书,又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是他在和鲁迅多次彻夜长谈之后写成的。他借用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比喻说:“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也可以说同样是他的自我写照。

瞿秋白同志在这时曾以自我批判的心情,录赠鲁迅一首旧诗。诗云: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写在这诗之后的附记又云:“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并由此在斗争中发展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瞿秋白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都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在革命文艺战线上和鲁迅并肩作战时,对于亲密的战友鲁迅才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并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同志,比当时的“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为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事业的利益,他又向革命文艺战线发出号召说:“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他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一评价是客观的,科学的,因而也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他在这篇《序言》中的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也得到了鲁迅本人的同意。“鲁迅看了很满意,从他沉默的眼光和轻松的微笑里,露出了他在检讨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诚意接受秋白对他的批评和鼓励,忘记了香烟头烧着了他的手指。”(杨之华:《忆秋白》)这一动人的情景是完全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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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迅的多方面协助并亲自参加校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鲁迅杂感选集》便出版了。这之后,鲁迅对于自己的杂文更加重视起来,从先前的对于旧事的“短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进而发展成为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反映现实斗争。虽在当时黑暗反动统治之下,“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当中,仍采用各种化名,坚持不懈发表他的杂文。他说:“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他更明确的写道:“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现在,距离作于1933年的这篇《序言》已有六十多年,鲁迅逝世也快到60周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年瞿秋白曾经论述过的某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某些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大都已成为过去。但是,他在这篇《序言》中总结出来的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思想家的鲁迅”主要创作经验,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韧性的战斗,反对虚伪的自由主义,仍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他认为:“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鲁迅当年攻击的某些“弊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便完全消灭干净,历史的“沉渣”还会泛起。要改造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要改变某些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思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就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去作艰苦不懈的努力。

鲁迅当年深恶痛绝的侮辱中国人的“抄靶子”现象,随着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者被赶走,随着上海“租界”被取消,是永远不会再重复出现的了。但是,“揩油”、“吃白相饭”的恶习,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掉的。以“无特操”为其特色的“吃教”者也还大有人在。“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也不是很快就可以扫除。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要大家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拿;但也还有人两眼看着别人的脸色,急于“送去”。“阿Q的时代”真的已经“死去了”,而“阿金式”的人物仍有其生存和活动空间。为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像鲁迅那样,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韧性的战斗,而不应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也仍然是有其必要的了。

199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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