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界限——关于文化研究的N个不等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不等式论文,界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5)01-0053-08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可以使一个国家兴盛、富强，也可以使一个民族沉沦、颓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它可以推动时代的列车飞速行驶，也可以倾覆历史的巨轮使其沉入深渊。所以，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文化研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意义上文化才能够成为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同时，应当考察的是文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成为阻止社会前进的障碍，抑或是成为倾覆社会巨轮的暗流。 一、文化，不是单一、封闭的自在实体 过去，我们总是将众说纷纭的文化概念做为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喜欢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寻找文化的标准定义，并且将某种单一的标准答案引入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乃至于社会实践中来。事实证明，这种单向度的文化认知模式，不仅不能够使我们真正认识文化的实质所在，而且有时还会误导我们的文化选择。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概念，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这种语境的特殊性是决定其使用正确性的最终依据，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文化语境很难与过去的任何一种历史语境相重合。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概念来判断当今的文化，对文化意义的认知就难免陷入歧义之中。况且，文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封闭式的自在实体，而是一个多重的、开放的体系，在语义上文化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况且，文化除了其自身的涵义千变万化之外，对其阐释的视野也千差万别。特别是在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语境中，文化必然包括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古典与流行、精英与大众这些在价值取向上相互对峙的内容。在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化语义中，我们在倡导文化发展，强调文化价值，弘扬文化精神的时候，很可能认定的并不是相同的文化理念。虽然表面上人们都在讨论文化问题，但是，实际上各自对文化的认知却并不一致，指的也不是一种文化理念。这还不包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地域、行业、门类、学科的不同，即便提出的是同一种文化对策，也可能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这就是说，当我们将文化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提出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文化本身就包涵着相互对立、相互悖反、乃至相互冲突的种种因素，并要预计到在不同的文化选择中所出现的问题。 如上所述，文化研究的困难在于，它的对象始终处于一种不断流动、转化与变异的过程之中。要对这样一种变动不居的事物设置边界、划定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一种没有确切边界的东西，不要说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就是进行某种分类，也是难以实现的。也许，我们今天还在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命名而冥思苦想，明天它就已经被新的文化现象覆盖了。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是如此，每时都在更替新刷新，每天都在升级换代，学术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通常都要在研究的视野内设定一个理论的框架，来锁定研究的路径，确定研究的对象，因为，如果没有确定的对象就意味着迷失了研究的目标，没有研究的路径更表明失去了研究的基础。然而，在文化研究领域，我们天天就是在这种对方向的探求与对对象的追寻中不断前行。也许，就在我们要接近那个可能抵近的目标时——就像巴赞对电影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做描述的那样，电影始终在力图抵近现实，但是，永远也不可能与现实重合——文化研究同样也是站在这样一个渐近线上，我们就在跨越了那些难于跨越的界线时，我们离那个终极的目标正越来越近。也许，那个终极的目标就在我们不断前行的地平线上……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文化分布广阔的国家，我们在努力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在主导整个大众的文化取向?有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在整合我们大家的文化共识?现在到曲阜看到的四处是孔子的标语；到登封看到的几乎全是少林的雕像；到了湖北更多地看到的是武当的标志。当下的中国，有的地方在传播儒学，有的地方在弘扬佛法，有的地方在尊奉道教——我们并不是反对文化的多样化存在形态，也不是要否定对地域文化的承传与弘扬，我们所关注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建构一种既能够涵盖不同的历时性文化形态又能够跨越不同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并且能够与一般的社会政治表述相区别的文化理念，来整合我们不同的文化取向，来通约不同的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具有某种可实践性的文化机制来推动我们社会的向前发展。 目前，在国家现行的文化体制上，将文化划分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领域。文化产业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管理、生产、营销的行业，它满足的是公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主要兑现的是文化的商业价值；文化事业则是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按照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配置与管理的。它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科技馆这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公众提供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保障的是公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主要兑现的是文化的社会价值。这表明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中是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根据不同的逻辑进行运作的。这种划分表明国家并没有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对待文化，特别是没有将整个文化都推入产业化的轨道上。 其实，不仅是在文化领域不能够整体、全面地引入市场化的机制，就整个社会而言，也不能够使我们所有的行业都“沉入”到市场的海洋里。事实上，中国目前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实行市场化管理，都秉承商业性的逻辑。对文化采取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来推进其发展，确实是一种良策。可是，我们应当考虑到的是，当一个行业内，运行着两种不同的驱动系统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平衡与转化，将会遇到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例如电影，在文化事业的旗帜下，出品方完全有理由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给予其政策与资金以及税收方面的有力支持，来规避市场的风险，兑现它的文化价值；同时，在文化产业的轨道上，出品方也有理由在创作题材上将电影高度的商业化、娱乐化，使其在产业化的道路上疾速狂奔，直至推卸其本应该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究竟是按照一种文化事业的使命来要求电影，还是根据一种文化产业的规则来管理电影，在现实的层面上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对农村电影市场的推进，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买单、市场运行的方式，即要保障农民在自己家门口也能够看到电影。这种事业管理与市场操作相结合的模式解决了我们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万全之策”也遇到了运营方面的阻碍。有个别的放映机构，因为按放映场次收钱，他们到农村后不管有观众还是没有观众，都把影片放一遍就了事。所以，任何关于文化的政策与表达都不可能是万全之策。 总而言之，文化自身多元复合型的存在形态，将会对诸多文化命题提出现实的挑战——这并不是这些命题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文化自身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对它的管理必然会面临来自不同维度的挑战。 二、文化，不是化解利益冲突的灵丹妙药 客观地讲，文化，现在被赋予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好像它具有一种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的巨大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可以靠文化，拉动经济的增长也可以靠文化，治理公共安全还可以靠文化，个别学者甚至断言“文化的力量是无限的”①。在这种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人们正在失去对文化所应当持有的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文化，似乎成为一种没有边界，没有区位，没有底线的圣物。我们不希望就像过去我们曾经疯狂地迷恋于政治、后来又痴情地迷恋金钱一样，现在，我们盲目地沉迷于文化。在我们听到的对文化言过其实的表达中，郑永年先生的观点尤为突出——他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化方面的真知灼见，可是，在他发表的题为《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的文章中明确表示，文化因素使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就战争的本质而言，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空想。至于说到中国的“止戈为武”军事哲学、韬光养晦的发展策略，这些只能够说明中国对战争的否定性态度，而并不能够诠释中美两国之间的未来关系。我们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在未来必然会爆发战争，而是在强调，中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也不是缘于相互的文化交流。 事实告诉我们，尽管文化有助于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可是，文化并不能够解决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所有矛盾，尤其是不能够化解国家在核心利益方面产生的尖锐冲突。仅仅以20世纪为界，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国家间，屡次发生过激烈的暴力冲突。文化并没有阻止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文化也没有终止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争端；文化更没有消除朝鲜和韩国半个世纪的暴力冲突。这些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甚至风俗习惯都一致的国家，为什么依然还会出现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的激烈战争呢?显然，文化并没有化解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有效机制。世界也并不是真像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只处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之中。文化的力量如果真像郑永年先生断言的“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些曾经发生并且正在延续的对立与冲突呢?显然，文化必然存在着其力不能及的界限。尽管任何一种理论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验事实，不可能概括全部的历史现象。可是，一种关于未来世界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理论，毕竟不能建立在诸多与理论截然相反的经验事实上。 在对文化的诸多误读中，最偏执的看法莫过于我们以上提及的认为文化可以遏制战争的观点。其实，这种善良的意愿并不是今天才有。19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当年就认为倘使人们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1870年的战争就不会打起来②。在这篇发表于1869年的小说中，福楼拜用伤感、悲观的笔调描写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在他的想象中，如果人们对他笔下的战争深恶痛绝，就永远不会再打仗了。此后，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我想历史学家会有公正的判断，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因为普法两国领导人没有看过福楼拜的小说。我们可以理解福楼拜的初衷，是想通过文学来颂扬人性，传播文明，制止战争。但是，个人善良的意愿是一回事，历史的客观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连马歇尔·麦克卢汉这样睿智的传播学巨擘也竟然认可福楼拜的观点③。就像当年王国维想通过艺术去取代鸦片一样，他们显然都把文学艺术、乃至于文化的教化作用过于夸大了。文化被他们放逐到了一片没有界线、没有限制的旷野之中，它游离了自己原本依循的河道，正向四处漫无边际地流淌…… 说到人类冲突以及战争的起源，有人说战争起源于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也有人说战争起源于意识形态的分野，也有人说战争起源于人类自身贪欲的本能……无论战争的发端是什么，如若我们要终止战争，只有一种终极的路径，那就是消除战争的根源，否则，战争永远不会消失。不同的只是它发生在什么时刻，发生在什么地点，发生的规模有多大。也许，人类的冲突真是不可消除的，“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天性本身存在冲突的原因”④。我想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过去我们过于强调了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引起的冲突，而忽略了人性之中与生俱来的冲突因素。所以，“我们要思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约束人类的冲突本能。乐观的回应似乎是必须改变人类的性格，或我们要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来了解人类本性，以便开发出更能纠正人类本身谬误的技术”⑤。其实，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的社会属性是其所有属性中最本质的属性。尽管在人类社会生成之前的原始时代，人类的冲突也普遍存在，可是，人类以集团化、社会化的方式爆发的冲突，还是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后。这就是说，人性中的冲突本能，并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才诞生，而是说，这种冲突的本能如果真正存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则是使这种冲突的本能合法化、崇高化了。 我们不否认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可能会使那些处于战争边缘的人停下脚步，也可能会使在战争中的人们感到忏悔，甚至，这种审美的感悟最终能够促使某个人放下武器。可是，如果真是要终止战争，使资源的争夺者放弃暴力，就不是靠任何一部艺术品所能完成的。希特勒曾经很喜欢绘画艺术，他也非常欣赏瓦格纳的音乐，甚至自己还喜欢画油画，可是这一切不仅没有使他放弃战争，反而使他发动的战争更加疯狂!本·拉登曾经非常喜欢李小龙的动作电影，痴迷好莱坞的007系列影片，这同样没有使他放弃恐怖暴力，反而使他的计划变得更为周密。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说过，迄今为止，人类没有一种社会对自身的运转机制有过足够的认知，也没有培养出对抗一种畸形发展的社会免疫机制。他感到大众传播媒介也许能提供这样的免疫机制。遗憾的只是，历史有时并不是按照人们设定的愿望向前发展，而是向着功利主义的目标不断前行。我们不能说，任何善意的动机都无法驱动历史的车轮，而是说文化艺术劝人向善的职能，可能会改变某个人、某个时刻的某种抉择，但是，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走向。 世界上有许多在文化上同根、同祖的国家和地区，不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是最具有通约性的，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爆发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种族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共同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拉克与伊朗，共同信奉天主教的英国与爱尔兰，还有具有共同信仰佛教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些都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宗教信仰下生活的国家，可是，他们都发生过激烈的、长时间的对抗与冲突。在电影《与魔鬼同行》中，剧中人物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走进的是同样的教堂，他们甚至玩的是同一种游戏。可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处于尖锐的对抗的状态，直至持枪相对。如果我们的学者对文化问题的认知连一个好莱坞商业电影导演的深度都达不到，现在还在期望文化能够终止人类社会的暴力冲突，这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们现在必须看到，诱发我们国家两岸之间武装冲突的危险因素依然存在。为此，阻止两岸冲突的根本是要排除他者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加强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在政治上形成一国两制的共识，而并不是躺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上奢谈和平的幻想。 在避免国家相互之间爆发冲突这个问题上，欧洲的经验值得亚洲借鉴。目前，欧洲国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欧洲各个国家现在都站在一辆战车上。他们警戒的目光共同注视着来自其他地域的威胁，自己相互之间很难再起纷争；另外，除了英国之外欧洲使用的是统一的货币，这意味着欧洲的金融体系已经一体化。欧洲国家可以共同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未必能够达到对所有国家金融体系的保护。可是，比起过去每个国家各自独立的金融体制，欧盟国家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显然升级了，同时，避免了国家之间在金融经济基础上的冲突，降低了由于经济危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其次，欧洲正在实行一种文化证章制度，他们要对所有的文化遗址、名胜古迹重新命名，以此来统一欧洲的文化价值标准，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机制。即便如此，人们也不会发出“欧洲不会发生战争”的空谈。亚洲目前远没有形成欧洲那样完备的战争防御机制。况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在这种时代境遇下，言称文化可以阻止发生战争，是没有任何可依据的妄言。 在研究当代战争和冲突的原因时，海德堡冲突研究会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数据。根据这个专门对战争和暴力冲突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的统计，在全球爆发的27起导致多人死亡的战争和暴力冲突中，只有9起发生在亨廷顿所认定的“文明断层线”上，即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而绝大多数，确切地说是有17起，争端所涉及的双方同属于相同的文化圈。就以上事实而言，任何人都无法断定暴力冲突的终极原因，不论是基于文明的冲突、种族的矛盾，还是源于资源的争夺、市场的竞争，乃至于历史遗留的争端。不过，可以断言的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爆发战争以及暴力冲突的唯一原因；同时，文化——在相同的文明、相同的传统、相同的种族内——也不能永远消除战争。 文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必将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有些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军事问题——文化尽管有时会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或是有助于这些问题的弥合，但是，更多的时候，文化只能够在尖锐的国家利益冲突面前望而却步，它更不可能去取代它们要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不是恒定的社会变化因素 目前，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各种角度论证了文化价值观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双重作用：“文化价值观既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可以阻止社会的进步”⑥。在这个视野内，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什么历史环境下会阻止社会的进步呢?一种文化价值观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曾经对社会起到过重要的推进作用；而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某些时刻也许对社会起到的却是阻碍作用。所以说，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它不可能自动地去改变世界，它必然会受到其它的影响。“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政治以及历史的变幻无常的种种因素”⑦。这就是说，正是由于文化赖以生成的土壤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文化本身的形态与功能也会随之改变。 我们应当看到，文化在推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时，并不是一个恒定因素，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因人而转化的变量因素。这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精神乃至一种文化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族群之中，它的作用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可能还会截然相反。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种文化价值观完全可能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为此，习惯于通过经验事实来验证文化作用的学者，必然会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与判断产生分歧与对立。即便就是那些举世公认的价值观，在不同的人看来它也不可能推导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至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有些价值观是跨越地理界限的，它们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相似的后果”⑧。它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被人们普遍确认、共同信守。几乎每个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学者最终都会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缺少来自精神领域的支撑，不能缺少文化思想的驱动，即便就是经济利益能够给予人们极其丰厚的物质回报，它也不能为一个社会提供持续不断的发展力量。易言之，经济利益是驱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对个人而言，经济利益其实相对容易实现，而精神的满足则更难于实现。为此，当人们为实现其精神目标而不懈努力的时候，在客观上也会带动社会在物质形态方面的发展。2010年12月，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文化，作为发展的力量”的决议指出，“就其各方面而言，文化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构成要素。作为一个活跃部分，文化通过其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创意产业和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的强大促进者。作为渗透于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意义与价值的储存库，文化也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内规定着人类的生活与互动方式”⑨。这个决议不仅强调了文化对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推进作用，而且还强调了文化作为“知识、意义与价值的储存库”的精神意义，以及文化对人类生活方式与相互理解的重要功能——这种理念如今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识。 由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所以，文化是否能够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推进作用，就成为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可能出现的差异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在某些地区、某些时代可能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另外的地区和其他的时代就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比如说中国的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曾经成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力量，它对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起到了维护与助力的作用。可是，它只能促使封建社会得到延续，而并不能使这个社会得以升级换代、即不能够把中国从古代封建社会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整个世界发展格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儒学在日本、在新加坡、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却产生了非同以往的历史作用。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强调儒学单一的社会职能，而忽略了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那就很难客观地评价文化真正的历史作用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是一种按照时间的前后次序不断更替的社会形态的话，那么，文化在这个前后相继的次序当中，并不总是在社会形态的后面，而是经常会跃居于社会形态的前面。有学者在研究德国文化的历史影响时，曾经特别指出，德国在精神领域的重新军事化进程要远远早于德国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重新军事化(法西斯化)的进程。虽然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的哲学并没有直接演变为法西斯的政治学说，但其宣讲的“文化的没落”显然触发了人们非理性的热情和冲动；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也使人的理性精神产生了松弛麻木⑩。历史不会将德国法西斯的成因归咎于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但是，“希特勒这一代人，正是在文化悲观主义熏陶中成长起来的”(11)，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法西斯文化显然是纳粹精神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像瑞芬斯塔这样直接为纳粹法西斯统治效力的电影导演了。历史证明，一种在文化思想史的视野内富于开创性的哲学，在社会历史的视野内则有可能是破坏性的。 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能够使双方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加深友谊；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也会使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产生摩擦，甚至因为各自利益的争执而产生过去没有的矛盾。特别是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和贸易额度的增加，在议价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并诱发在其它领域的冲突。这就像两个在价值观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却相互倾慕的恋人，他们的交往越深，可能遇到的问题就越多，产生的分歧就越大，直到有一天相互分手。即便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像个人那样容易受情绪的左右，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在经贸领域出现的问题，最终也会裹挟着某种文化的因素。就是除去这些在贸易进程中可能诱发的文化冲突因素，即在完全对等的情况下如期完成了双方的贸易活动，我们也不能够指望通过密切的经济贸易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的等价交换。这种通过经济贸易的方式来摆平国家文化关系的思维方式(12)，有时可能会直接导致我们在处理与国家关系中出现偏差。 我们曾经与某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商业贸易关系，可是，这些与我们在经济贸易方面签下了巨额订单的国家，却率先在政治领域与我们背道而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公开接见达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尊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其所进行的商业贸易活动的立场往往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尽管商贸活动可能给卖方带来物质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也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于我们而言，值得汲取的经验是，商业贸易与政治立场、文化价值取向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有时我们总是认为那些与我们有经济交往的国家，能够在政治与文化上与我们站在同一个基准线上，能够与我们保持一致。可是，在某些涉及中华民族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与我们作对的往往是那些与我们交往密切的国家，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期待那些在生意场上与我们做买卖的国家，会在政治立场与文化取向上与我们携手。商品贸易尽管可以兼顾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过去我们曾经也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密切了我们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联盟，可是，金钱毕竟不能购买文化价值观，更不能购买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不能够将商业的逻辑引入到思想文化的领域，用金钱去购买文化价值观是徒劳的，更是不可取的。 我们知道，任何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规律只是可以被人所发现，却是不能被人所创造的——因为它是不以人的自我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定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也是这样。不论是谁，只要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导致文化的衰退与没落。人类历史上诸多重大的文化失误都是源于人们对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悖逆。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里·劳丹才会说：“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科学对于指导人们行为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从管理科学的实际出发(诸如政府的科技决策等)，还是从确定人类知识的性质和范围的学术目标出发，试图探究科学发展的规律所带来的好处都是不言而喻的”(13)。也只有客观的态度才是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而现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实会涌现出无穷无尽的各种问题。不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都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问题。以科学精神为宗旨的学术活动，在“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14)。所以，学术研究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有可能对种种现实问题提供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四、文化，不是均衡等量的历史推进力量 思想文化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改变通常是隐性的\看不见的。这就像我们在地球的表面看不到地火(熔岩)在运行，在天空中看不到像巨浪一样在奔涌的气流，而这些我们不能看到的东西又确确实实存在。其实，文化的地火也同样存在，文化的巨浪也始终在奔流，只是有时它们的力量还没有通过某种外在形态被人们识别罢了。一旦文化的力量通过独特的方式显现于世，那就必将会产生非同寻常的作用。文化和社会之间的隐匿状态，就像某些传说中描述的那样，“幽灵或魔鬼必须附着在人体上才能在有形的世界中有所作为”(15)。哈拉尔德·米勒这句话的意思是，文化对历史的改变必定有待于依附在特定的群体中才能奏效。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曾经说过，“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16)。我们在确认文化这种强大的力量的同时，还应当记住的是：文化，只有通过广泛而有效的传播，才能够转化为改变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精神力量。儒家的学说再精辟，对于那些不读儒学的人来说也无济于事；佛教的经典再精深，对于那些凡夫俗子而言也不会转化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只有那些受到宗教信仰驱使的人才能够将“资本的游戏”推向巅峰。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这种观点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为此，我们在此不必赘言。 显然，文化如何操纵人类社会并没有一部法典来定义。文化的边界在哪里?文化的作用如何判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适用性在哪里?文化与历史的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历史学家兰克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中文明的进步是“极不确定”的。这不仅是说人们无法像明确地判断经济的繁荣那样来判断文化的进步抑或是退却，即便就是文化在进步，它很也容易会被经济繁荣的表象所遮蔽，或是被政治的改变所覆盖。也许，人们更在意的是那些能够直接被直观经验所证实的事情，而对于那些并未被眼睛所看到的力量，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实际上，文化的重要性“只有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时代才显现出来”(17)。米勒的智慧在于他看到了文化在现实世界中所能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只是他却将这种文化的作用更多地限定在物质化的需求方面，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有许多学者都曾努力探讨过人类发展的规律，从相反的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在探讨人类毁灭的规律。对于前者，雅各布·伯克哈特认为，所有社会的发展都是由宗教、国家与文化这三种因素或力量的动态平衡所形成的。而且这种动态平衡的发展“是一个种族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转化为自觉行为的过程”。在文明昌盛时期，“这三种力量相互间同时都处于最佳状态”，而当它们之间发生碰撞和冲突时，“社会便会产生危机”，这种危机进而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发展。由于其中每个因素都有一个“成长、繁盛和衰亡”的过程，各种社会组织或各种力量也会随之生生灭灭。尽管伯克哈特的历史学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人类社会诸种问题的方案，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提醒了我们，在这三种力量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不断加剧的时候，就会产生周期性的社会危机(18)。他断言，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这样一种危机。在伯克哈特的长篇历史学著作《康士坦丁大帝时代》(1852)中他告诉人们，罗马帝国权力扩张的代价便是帝国的其他制度迅速达到了某种极限，文明本身也由此走到自己的尽头。他的结论是：蛮族的入侵并不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它只不过加剧了罗马帝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危机而已(19)。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是“残忍的军事皇帝”。正是这些皇帝及其军团在试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时自己摧毁了古代罗马世界的生活。结果，另一种权力即宗教迅速崛起，并取代了国家。而当天主教滥用自己的权威时，系统再次失衡，从而诱发了宗教改革。一种新的历史力量即民族国家随之而起，颠覆了原有宗教的权威。在伯克哈特看来，文化只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个变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其自身的力量，而是取决于在历史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的可行性空间。 在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走向毁灭的原因时，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曾经用“崩溃”一词来特指那些在特定范围内、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遽减或衰败(20)。他忧心忡忡地回顾着人类发展的历史，面对一个个强盛的国家逐渐走向衰落，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曾经强大的社会为何最终会走向崩溃?而这种命运是否最后会降临到我们生活的富足社会?有一天游客们会不会满怀神秘地遥望纽约摩天大楼锈迹斑斑的遗址，就像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丛林密布的马雅遗迹”(21)。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玛雅文明的覆灭表面上看是自然环境的改变所致，而实际上玛雅人的所作所为是加剧当时的自然环境恶化的重要缘由。在戴蒙德眼中，玛雅的“权贵们颈挂由2000颗绿松石串成的项链；玛雅的国王拼命兴建比对方更壮观气派的神庙，石灰刷得一个比一个厚；所有这些举动与现代美国首席执行官们的炫耀消费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就要求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源，砍伐更多的树木来满足他们的奢望。所以，“古典时期马雅崩溃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崩溃，还有文化的崩溃”(22)。如今，人的物欲与奢望不仅没有比玛雅时代萎缩，反而在消费经济主导的氛围中更膨胀了。文化对历史的逆向作用，并不是玛雅时代的产物。在当代中国，我们看到的炫耀性消费不知道要比玛雅权贵颈上挂着的绿松石项链奢华几百倍?遍布各地的办公大楼上的装饰比雅典神庙墙上的石灰更不知得昂贵几万倍?如果我们对这些的炫耀性的形象工程不能予以遏止，我们会不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N个玛雅呢?历史证明，在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中，文化也会酿成一种灾难，最起码也会助长灾难的发生与漫延，只是我们还不能断言它发生在何时、何地而已…… 注释： ①郑永年：《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16日。 ②1870年的战争，指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投降，巴黎爆发革命。 ③[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2页。 ④⑤贾磊磊主编：《跨文化对话——中美文化论坛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页，第342页。 ⑥⑦⑧[美]劳伦斯·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第16页，第21页。 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文化，作为发展的力量》，2010年12月(The Power of Culture for Development,UNESCO,2010.12)。 ⑩[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张国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1)[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张爱平，许先春，蒲国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48页。 (12)刘斌：《司局级干部的“世界观”》，《南方周末》，2012年4月26日。 (13)(14)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第3页。 (15)[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6)[韩]李明博：《李明博自传——经营未来》，马俞，金宗成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17)[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8)(19)[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张爱平，许先春，蒲国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第88页。 (20)(21)(22)[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3页，第129页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战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