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在峭壁上的十字架——傈僳族皈信基督教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傈僳族论文,基督教论文,探析论文,峭壁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42(2009)01-0020-05
一、傈僳族改教前的处境
（一）殖边队进入怒江一带傈僳族聚居区
傈僳族属氐羌族群，唐代时居住在四川金沙江一带，后因躲避战乱迁至澜沧江，三百多年前又迁入怒江一带。他们骁勇善战，以劫掠为荣，进入怒江后凭毒弩长刀征服了怒族，成为怒江峡谷的主人。殖边队进入前，这一带虽归丽江土司管辖，但他们自成氏族，相互间仇杀不断。到1912年时，怒江一带两岸山势陡峭，有句俗话这里是“田地挂在墙壁上”。当时大部分是原始森林，气候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根据殖边队和设治局掌握的材料写成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记载“每年春季大雨滂沱连绵数月，阴雨阴霾怵目惊心，蛟翻水泛声闻数里。夏秋炎热雨量减少，瘴疫传染死伤甚重。冬季则逐日晴旱雨水全无，惟气候寒冷霜雪早降，瘴疫减退尚相安适……”[1]5-7。与此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傈僳族原生宗教是一个以“万物有灵、图腾崇拜”为信仰、以杀牲祭灵为主要仪式、以神树和三角架等为象征符号的宗教文化体系。
1886年英国正式占领上缅甸，怒江成了与英殖民地毗邻之地。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许多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受政府资助的考察人员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怒江进行探测考察活动并与当地人产生摩擦，如“白哈罗教案”和“布伦胡拍”事件。边疆一带陷入危机。1912年，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就命国民军第一师师长李根源筹建怒俅殖边队，开赴怒江。他们从丽江出发翻越碧罗雪山时就打了好几仗，前后杀死傈僳族、怒族二百多人[2]446。1912年发生了著名的“里吾底事件”，殖边队二十三人被杀，里吾底村也遭到了猛烈弹压。最终傈僳族纳税服役，接受政府治理，在傈僳村寨建立了乡、保、甲制度。
（二）外籍传教士在怒江一带的主要活动
英国人傅能仁(J.O.Fraser)是第一个到傈僳族地区传教的牧师，他受内地会差遣于1908年进入滇西腾冲一带开始向傈僳人传教。1920年至1925年，英国传教士傅能仁在缅甸传教士巴托的帮助下创造了傈僳文，以之翻译了圣经中的四福音书和《创世纪》。不久，杨志英(John.B.kuhn)、杨思慧(Allyn.B.Cooke)等也来到怒江峡谷传教。
除内地会外，还有在福贡的神召会的马导民和贡山的滇藏基督会的莫尔斯。
二、傈僳族改教原因探析
云南少数民族中改信基督教的主要有傈僳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这些民族为什么改信基督教呢？有人认为是极其贫苦的少数民族受了传教士小恩小惠的引诱而相信了基督教，这种看法明显带有偏见，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张坦运用查尔斯·特各洛克的“短缺”解释苗族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现象。查尔斯·特各洛克认为“短缺”是人们皈依宗教的原因。有五种短缺：经济短缺、社会短缺、机体短缺、伦理短缺和心理短缺。张坦主要研究了苗族的“伦理短缺”。乌蒙山区的苗族长期寄于彝族土目篱下，“祖先崇拜”正在走向退化，现实的苦难来源于“祖宗”力所不能及的异族统治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祖先崇拜”的社会价值体系已不能“再向他们提供方式”，因此，苗族群众产生了一种强烈地渴望救世主的集体无意识。苗族的渴望遇上基督教的传教运动，自然就接受了基督教[3]60-65。
钱宁用“边缘论”和“短缺社会”解释云南少数民族皈信基督教现象。他把这些少数民族放在两千年来内地汉族对边疆的治理史中来考察，认为“华夷相分”的治理理念使苗族、傈僳族、拉祜族在地理、社会秩序、权利分配等各方面都处于中心社会的最边缘。边缘化使他们的社会成为短缺社会，在物质、权利、地位、认同、伦理等方面都严重短缺，“近代封建体制向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扩张，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动摇了他们用神话和宗教构筑的意义世界。使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缺少价值的支持。因此，在一些受封建文化影响较少，封建政治统治较为薄弱，而又深受汉族和其他大民族的歧视、侮辱，社会处境特别艰难，人们特别渴望拯救的民族中，就有了基督教传播的社会基础[4]81。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理论都是从群体的角度来探讨改信基督教的原因，钱宁的分析把这些民族放在广阔的地理、历史处境中，使分析更深入。但是以上两种理论不能用于解释那些没有处于边缘社会而皈信基督教的人群，比如当时的沿海地区和内地，也就是说，边缘化和短缺社会是改信基督教的促进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要理解其改教的根本原因还需结合当时人们的处境从个体的角度去分析，并对其改教过程进行考察。
诚然，傈僳族也是“边缘化”和“短缺”社会，是“王化不到”的地方，殖边队进入怒江，两种文化第一次正面接触。双方的冲突虽没有直接导致傈僳族宗教文化的变化，但是却对傈僳族社会乃至每个人产生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原来的文化体系产生了裂痕，“灵”的力量不再是无限大，傈僳人甚至连他们敬拜的“灵”都不得不处于臣服的地位。社会压力导致了社会学家劳尔所称的“地位痛苦”，“地位痛苦包括边缘性、地位不一致、地位取消，以及相对剥夺。”[5]31“地位痛苦”促使傈僳族改教，但也不是改教的根本原因。本文将以怒江州福贡县一个村庄的改教为例，探讨傈僳族改信基督教的原因。
（一）里吾底村概况
里吾底村位于怒江大峡谷西边的高黎贡山的山坡上，往西翻越高黎贡山就可以到达缅甸，往东远远可以望见滚滚怒江及江东碧罗雪山的皑皑白雪。二十世纪初时这里是一个人口很集中的大村庄，约有150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中人都属木氏族，相传四支派的先人叫柯荣，从兰坪县迁到这里，见这里风景秀美，土地肥沃就定居下来，以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为生。他的四个儿子的后人就形成四个支派，分别是欧普扒、尼撒扒、尼贼扒和念底扒（扒既有“男性”的意思，也有“人”的意思）。每个支派有头人，头人是依个人威望和办事能力由族人推选出来，代表全族处理重大事件。每有节日、婚丧嫁娶或是疾病灾祸，人们会请尼扒举行祭灵仪式。祭灵时还要向灵献上鸡、猪、羊、牛等祭牲。
为了躲避氏族仇杀和瘟疫，都集中住在叫做“看谷”的山头上。从山头向下延伸出五道山梁，由上到下一层层布满人家。人们住在“千脚落地楼”里，这种楼房实际是茅草房，下面用多根木桩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截成平面，上面铺上木板，四周围上竹篾。下面一层养家禽家畜，上面住人。杨志英夫人在Nests Above The Abyss一书中形象地称这种房子“nest-homes”[6]，意思是“巢一样的家”，十分简陋。虽然村庄很大，但远远望去，只见树木不见人家，因为房屋掩映在茂密的大树后面，只有看到炊烟升起或听到鸡鸣狗叫时才知有人居住。村正中较宽敞处有一个用石墙围起的圆形大墓，里面埋葬着“里吾义事件”时被村民杀死的二十三名殖边队员，其中包括队长景绍武。
（二）改教过程
1927年前后，杨思慧曾从木城坡和福音山派出傈僳族传道员旺友毕等人到傈僳族山寨传道。这些传道员曾到达碧江达罗、托基、金秀谷一带传教。在金秀谷传教期间，里吾底村人曲扒叫去该村看望嫁到那里的女儿，因而见到了这几个传道员，就把他们带到里吾底。一开始，里吾底村只有曲扒叫一人加入基督教，他是因为之前经常生病，祭光了家里的所有财产也没有好，只好买棺材等死。祷告后好了才皈依基督教的。一段时间后，神召会传道员纳西族人阿富甲也来到里吾底村传教，以下是当年曾跟随外籍传教士学习圣经的里吾底村长老对此次传教过程的回忆：
阿富甲带着装了图画的木箱来传教。其中一幅画画的是一条大大的路上人们拖儿带女，但因为不认识神都走到了地狱，另一条虽然窄，走的人也少，但有神领着走向天堂。村里男女老少都来围着他看，听他讲画上的事。恰好由兰坪来的讨债人和擦，还带了国民党的兵。里吾底有几十个人因为喝酒赌钱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欠了他的钱，他把其中的三个捆了起来，这时阿富甲站了出来，因为他懂得汉话，就质问他们，欠钱的人说过不还没有，如果没说你们为什么捆起来，你们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去找钱来还你们。他瞪起眼来骂他们，这些人不敢得罪传道人就回去了。里吾底村人看到不但白族人连汉族当兵的都怕信教的人，于是纷纷信教，那一次里吾底村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信仰了基督教。
之后，旺友毕在里吾底村做了许多工作，1929年他协助本村人成立了里吾底教会，同年怒江两岸信徒集中在里吾底村过圣诞节。大概在1933年杨思慧夫妇来到里吾底，村里人给他们盖了房子，杨思慧的家就在从上往下的第六层平台上，1934年在他家附近租得一块地盖教堂。教堂和他家之间是一块凹地，相传曾是一个龙潭，北面有一棵巨大的秃杉树，被尊为灵树，人们常在树下祭灵。在村里人大部分都信教后，杨思慧组织信徒把这棵过去谁也不敢碰的灵树砍倒了，并用其木料盖了能容纳千人的大教堂。大灵树的倒下和新教堂的落成象征着里吾底村的改教已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传遍了这个东方大峡谷，峡谷两边的峭壁上到处挺立着十字架，里吾底村成了原碧江县的主教村。
（三）原因探析
在二十世纪初，有两种文化同时进入怒江峡谷，一个是殖边队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
以殖边队为代表的政治文化靠武力以“攻人”为策略，不能得“人心”。1916年，殖边队开始在原福贡县上帕设治局附近办教育，设立了两所汉语学堂。在原碧江县老母登办了一所汉语学堂。1936年在里吾底办分校。但让不懂汉话的傈僳儿童学习汉语是极其痛苦的事，再加上人们担心学会了汉语会被抓去当差，都不愿意上学，被逼无奈之下稍富裕的人家甚至出钱雇人替孩子上学。傈僳人生活很简单，日常活动多限于谋生，读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学完小学学业者，十个中还不到一个，大部分一年半载就辍学了。这种强制性的“教化”效果微乎其微，人们被迫接受其统治，却以各种方式拒绝其“教化”。推行教化的目的是为了其统治，并不是真正关心当地人的疾苦，再加上大汉族主义倾向，他们根本不屑于和当地人建立感情。在《傈僳女使徒》中有一段记载：日军收买傈僳人帮他们过河，汉人将军这才领悟到与他们称为“土著”的原著民建交情有多么要紧，不得已只好求助于传教士。“我们中国人真可耻，”宋将军（国民党的一位将领）后来对一群大学生演讲说。“我们以前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外国传教士一样关心部落民族？”[7]147傈僳族不接受汉文化的教化，更不会接受汉人的传统宗教信仰而放弃本民族宗教信仰。
政治文化的进入在当时的傈僳人看来，不是改善了其生活，而是增加了其痛苦。之前，和外界联系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过着较自由的生活。虽然物质极贫乏，但他们是怒江的主人，怒族人臣服于他们，丽江或是兰坪的土司会来定期收税，但土地的所有权还属于他们，土司对他们的治理方式是“管民不管土”。殖边队的到来深深触动了他们，信仰及伦理的根基遭到了严重的冲击，还要交纳税款或去当背夫。如何能改善这种痛苦处境呢？接受基督教成了可行的选择。
传教士一来到怒江就致力于和当地人建立依恋关系。他们穿傈僳服装，讲傈僳话，在那个瘟疫横行远离现代文明条件极艰苦的地方和傈僳人同吃同住，关心他们的疾苦，替他们诊病送药，甚至于奉献自己的生命，杨思慧的夫人和另外两位外籍牧师就是因为在那里不幸染病去世，葬在了里吾底。
接下来是改教，改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它是一个过程。改教可以分为入会和皈信两个阶段[8]153。
入会阶段：
初入会时从传播新信仰的一方来说，除了尊重本地人外，尽可能保留其原有文化的成分也很关键。傅能仁在傈僳族传播基督教时立下一条规矩：先让傈僳基督徒去宣讲福音，白人在背后做支持鼓励的工作，当教会建立起来后，他们再亲自做教导工作。这样做是因为傈僳族初次见到白人时把大部分兴趣放在观看他们奇怪的外貌上反而忽略了他们带来的神的信息[6]22。站在本地人的立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在传讲基督教，就意味着他们接受这一新信仰不必付太大的背离自己人际关系网络的代价。
为了让傈僳族容易接受，傅能仁把上帝译为乌撒，乌撒是傈僳族原生宗教中的创造之灵，只不过平时人们并不怎么祭祀他。把上帝译为乌撒，使傈僳族觉得这位神早就与他们同在，只不过以前不那么了解他。他们信的是早已存在的神，这就在接受基督教时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资本。另外，基督教并不否认魔鬼的存在，认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傈僳族在信仰原生宗教时就十分敬畏诸灵，虽然加入基督教后不能再崇拜这些灵，但也给诸灵的存在留下了余地，把它们归到魔鬼一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文化成分，使基督教易于接受。
里吾底村一开始只有曲扒叫一人信教，其余人通过他开始了解、权衡、评估基督教。直到阿富甲来后，人们看到了他轻易就让那些他们畏之如虎的汉人和债主屈服了，真正经历到了一个威力比原来所信奉的灵大得多的神时，才纷纷皈依基督教，无疑，接受这样一个神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地位痛苦”。从里吾底人“入会”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运用理性，权衡代价和回报；而传教士与当地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并在传播基督教时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成分也很关键。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在“入会”前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在祭灵和敬拜乌撒间做出选择。吴梓明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从民间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时说：“普通民众在初次接触基督宗教的时候，常常是带着追求灵验的、实用的功利思维去认识有关耶稣的道理，有的把耶稣看做是与观世音、王母、泰山娘娘等同的神，又用他们对这些神灵的理解去理解耶稣基督，在他们所信的神祇里面增加一位，之后随着理解的加深，再让耶稣基督去置换原来的神灵。”[9]278在我所读过的有关傈僳族信基督教的资料中以及访谈中发现，他们在一开始就知道“鬼”和“神”是对立的，决志信主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家中祭鬼的一切东西。他们在遇到生病或是灾祸时必须在祷告和祭鬼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因为原来是多神信仰就再包容一个也无妨，后来才慢慢认识了独一真神，让耶稣置换原来的神灵。实际上，顺从还是背离传统宗教一开始就是个艰难的抉择。在杨思慧夫人1937年2月写的书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当查约瑟②接受主时，他的父亲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他独自一人住在山洞里。一段时间以后他病了，据我们所知，没有人去照料他。最后他父亲赶着一头猪到洞口，说：“儿子，如果你让我把猪献给灵，你就会好的，你也可以回家。”约瑟抬起他美丽的眼睛看着他父亲，说：“我天上的父爱我，我不怕死。无论健康或死亡，我都信任他。”他父亲转过身，赶着猪回家去了[10]。
诚然，傈僳族初次听到“乌撒”时，只能按过去已有的关于超自然的“灵”的概念去认识这位神，但多神信仰的包容性并不就是基督教易于接受的原因。“独一真神”的概念是一开始就被人认识的，这一过程不是渐进式的，傈僳族选择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主要还是基督教的传播方式适应了当地文化特点。当然，接受基督教能大大减轻傈僳族的“地位痛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
皈信阶段：
“皈信”可以定义为“掌握这个群体的宗教文化的过程”[6]153，为了让这个新宗教在傈僳族扎根，传教士创立傈僳文字并翻译了圣经和赞美诗；针对当地雨季是农闲时期的特点，举办多期雨季圣经培训班；传教士除了让信徒遵守摩西十诫外，还遵守教会规定的十诫，以下是原碧江教会十条规定：
（一）不饮酒；
（二）不吸烟；
（三）不赌钱；
（四）不杀人；
（五）不买卖婚姻；
（六）不骗人；
（七）不偷人；
（八）不信鬼；
（九）讲究清洁卫生
（十）实行一夫一妻制[11]42
依据内地会的要求外籍传教士一直致力于实行“自治、自传、自养”的原则，使本地人尽快掌握教义、仪式，独立牧养教会。傈僳族每周三晚上、周六晚上和周日的早、中、晚是礼拜的时间。每年举办三个重大的宗教节日，即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随着参加的宗教活动的增加，他们懂得了教义，熟练掌握了仪式的每个细节，遵守各种诫命，慢慢累积起宗教体验，这时信仰内化到了个人心里。“皈信”就是信仰内化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看到傈僳族随着对基督教文化掌握的熟练程度的增加，对基督教文化也就越认同。另外在出生礼、婚礼、丧礼中保留了原文化中仪式的程序，但严格剔除了所有与祭灵有关的内容，并以向上帝的祈祷替换。基督教文化从伦理层面、风俗习惯层面进入傈僳文化，去除了酗酒、买卖婚姻、械斗等习俗，使生活质量、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善。
三、结论
傈僳族为什么改信了基督教？依本地人的说法，“这是圣灵在这里工作”。但是我们在本文中试图从人的层面作出一点解答，认为传教的一方除了尊重本土人外，采用了适应当地文化的合理的方式，改教的一方是斟酌自己的情况做了合理的选择。但是，这里用的“理性”仅是从人的层面的运用，而且也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仅是一种尝试。
傈僳族改教的原因一方面是传教的一方尽力和本地人建立亲密的人际依恋关系，保留其原有文化的成分。从改教的一方说，无论是入会阶段和皈信阶段始终在运用理性权衡代价和回报，傈僳族选择信仰基督教是理性的行为，而不是盲目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但是选择接受一种新宗教的前提是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改教尽管会受到社会处境或是家庭权威、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但总归是个人的事。如何从群体的角度解释改教呢？在这方面，马格文(Donald A.McGavran)的同质群体原则较有解释力，他说“人们喜欢以不用超越种族、语言与阶级的界限来接受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一个单质而非多元的群体中传播最快。基督教一直认为信仰是个人和神的关系，决定皈依基督教是个人的事。马格文提出将这个群体皈信现象称为“多个别的决志”。即每个人都自行做出决定，但是在团体里成员间的彼此紧密接触和分享，导致一个同时期的、近乎集体决定的行动[12]69。这在傈僳族的改教中表现很突出，他们相互之间无论经济状况还是社会地位差别不大，选择信仰基督教时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如里吾底村一次就有70%的村民决志信仰基督教。
人们选择宗教信仰时运用的“理性”有两种：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基本上是计算的理性，计算代价和回报的理性；价值合理性强调的是从纯价值的角度考虑宗教信仰。傈僳族选择改信基督教基本上属于前者，较少人从价值方面做深入探讨，去考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傈僳族的信仰与其说是重视正统的教义，不如说是重视正统的仪式和遵守正统的戒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界限不是“是否信耶稣得永生”，而是“是否抽烟喝酒”。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经济浪潮涌入怒江一带，人们开始考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读圣经还是看电视，用于去教会还是去打工，这种重得失而不重意义的应用理性的方式促使有些人选择了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永远的回报，傈僳族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收稿日期】2008-11-02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基督教是特指基督新教。
②傈僳族传道员一般都有一个与圣经有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