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多项宏观经济指标表明，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有所缓解，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一些宏观经济重要指标仍然没有根本转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较低，物价水平没有得到有效回升。这说明，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
一、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一）近期财政政策执行效果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财政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财政收支增减的幅度和财政政策乘数（注：所谓财政政策乘数是指，在实际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政府收支的变化能使国民收入变动多少。）的大小。财政收支的增减既可以是税收的变化，也可以是政府支出的变化。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虽然税收的减少也会提高国民产出的均衡水平，但由于新增可支配收入中有一部分被用于储蓄，因此，用于消费的新增货币将没有新增可支配收入那么多，所以税收乘数要小于政府支出乘数。在我国，由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身就很低，减税没有太多的空间，因此政府在考虑财政政策时选择的自然是扩大支出。在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模型中，如果政府支出增加，总产出的增加幅度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量乘以支出乘数。因此，政府开支就具有了一种通过抑制或刺激产出而影响商业周期波动的潜能。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预算内投资增长情况
19961997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13.5(14.8%) 24941.1(8.8%)
2.国家预算内资金 625.88(0.78%) 696.74(11.32%)
3.2占1的比例 2.7 2.8
19981999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06.2(13.9%) 29876.0(5.2%)
2.国家预算内资金1197.39(71.9%) 1386.9(40.7%)
3.2占1的比例 4.2 4.64
注：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仅指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中的预算投资，与其他年份稍有出入。
一般情况下，政府支出总是一定的，而且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当有限。这是因为，首先，相对于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政府支出所占比重很小，或者说不是主要的部分。其次，扩大政府支出要受整个财政收支状况的制约。即使是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是很低的。以近几年为例，虽然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但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最高也只有4.64%（见表1）。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不是取决于政府支出增加的多少，而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而财政政策乘数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注：宏观经济学定义，财政政策乘数k[,f]＝k[,g]h ／（h+k[,g]dk），其中，d是投资需求函数中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h是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k是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g]是政府支出乘数，4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财政政策乘数，也就是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1）投资需求函数中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2）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3 ）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4）政府支出乘数。反映在IS—LM模型中，就是随着IS 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不同，财政政策的效果也不相同。
正常情况下，财政政策乘数要小于政府支出乘数，只有在流动性陷阱的极端情况下，即LM曲线处于水平位置时，财政政策乘数才可能等于政府支出乘数，这时，政府支出对均衡收入水平发挥完全的乘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并不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不会挤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增加的收入效应不会被减弱。西方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此时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而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大，从而财政政策乘数接近于政府支出乘数，财政政策效果最大。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严重不足，虽然不能认为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但说经济处于LM曲线比较平缓的区间则是比较客观的，此时的财政政策乘数与财政支出乘数近似相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使收入水平在利率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得到较大提高，因而财政政策理应有发挥比较充分的作用。这种情况下，财政扩张的政策效果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支出乘数，这也是我国近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根据之一。
政府支出乘数等于投资乘数，而投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个人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从而政府支出乘数就会越大。当居民预期收入下降时，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减少，导致政府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难以体现，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变弱。
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已投入大批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但运行效果却不是很理想。这是由于城乡居民普遍担心自己未来消费需求会上升，因此即使收入显著增加也不敢多消费，导致经济学中的投资乘数失灵，不能带动民间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低，1997 年为0.58 ， 1998年下降为0.35，由此导致投资乘数也越来越低，从1997年的2.38下降到1998年的1.54，下降了65%，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政策效果的进一步发挥。
（二）对挤出效应的初步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时会由于所谓挤出效应的存在而降低，在挤出效应比较大时还会降低很多，在个别情况下，如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还会由于完全的挤出效应而失效。那么何谓挤出效应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要向社会公众借款，而这有可能会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这种现象被称为挤出效应。根据这种解释，挤出效应主要有两种作用机理：一种是财政支出扩张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抑制民间投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筹措资金的困难。
挤出效应主要取决于三种因素：（1 ）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状况；（2）挤出效应的产生以不增加货币供应为前提；（3）经济活动是否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人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在有些情况下，挤出效应很小，基本上不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如在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况，经济资源大量闲置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政府的支出，并通过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能够有效启动经济增长，而不致于引起物价过高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所实行的财政扩张政策就有力地促进了投资的增长，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却微不足道，原因在于当时存在大量的未利用资源，此外，美联储还允许经济在不提高利率的情况下进行扩张。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挤出效应仅适应于结构性赤字，如果衰退导致周期性赤字有所上升，那么挤出效应的逻辑就完全不适用了。衰退会导致货币需求的下降，并导致较低的利率；衰退时期货币当局趋向于放松货币政策。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与挤出效应相似的现象，如实际利率上升，民间企业筹集资金困难。一方面，1996年以来，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7次下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但由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物价水平不断负增长，导致实际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上升。以1年期贷款利率为例，虽然名义利率已由1996 年的10.08%下调为1999年的5.85%，但实际利率却由1996年底的1.78 %上升到1999年底的7.25%（见表2）。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融资渠道，民间企业得不到资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情况，随着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尽管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对基础货币有需求，但中央银行对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政策是比较严格的。另外，由于货币市场发展程度较低，中小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数量有限等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证券买卖的主要对象仍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9年这一渠道融出资金的75%是提供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在贷款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因准备金率下调增加的可用资金，主要不是用来发放贷款，从而派生存款，增加基础货币，而是用于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如支付到期存款和增加债券持有量，由此导致了民间企业筹措资金的困难。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实际利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较大的挤出效应，而是由于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而银行贷款利率调整不到位引起的。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资金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政府从商业银行借到的资金是商业银行的闲置资金，对商业银行的闲置资金，即使政府不借，民间部门也不会借或借不到。我国目前实际利率的上升是由于利率是受管制的，实际利率上升是因为通货膨胀率下调引起的。
部分民营企业虽然存在贷不到资金的情况，但引起民间部门争夺资金的原因不是政府与之争夺资金。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资金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政府从商业银行借到的资金是商业银行的闲置资金，对商业银行的闲置资金，即使政府不借，民间部门也不会借或借不到。 这可以从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率不断上升得到证明（见表3）。
二、对货币政策有关问题的探讨
（一）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两个因素
首先是货币供应目标的合理性。近年来，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影响了效果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确定年度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方法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所采用的政策规则有待改进。目前，我国的中央银行是根据货币数量论的增长形式（注：根据MV＝PY可得到gM+gV＝gP+gY。）来规划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的，这是顺周期的货币供应管理方法。以1998年为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为GDP增长8%，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中央银行预计消费价格上涨5%， 并且假设货币流通速度继续以4%的速度递减（1995～1997年的平均值）， 由此确定货币供应的目标为M[,1]增长17%（＝8%+5%+4%）（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展望（1998）》。这种顺周期的货币供应目标，在实际执行中通常会强化实质经济的自然循环倾向。二是统计方法上存在的偏差影响货币供应目标。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使用货币存量年末余额指标表示年度货币供应量，亦不够科学。在货币供应逐年增加（或者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将高估（或者低估）年度货币供应量，在货币供应加速增长（或者减速增长）的情况下将高估（或者低估）货币供应年度增长率，从而无法准确度量货币流通速度。因为年末余额受人为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影响较大，比较准确的数据应该是货币供应量的历史积分平均值。
表2 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1996 1997 1998.7.1 1999.12.7
通货膨胀率8.3
2.8-0.8 -1.4
名义利率10.08
8.64
6.39 5.85
实际利率 1.78
5.84
7.19 7.25
注：名义利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
表3 金融机构各年度12月份超额储备率
1996199719981999
国有商业银行8.055.038.358.56
其他商业银行9.02
15.51
18.31
21.98
农村信用社 6.015.14
10.159.93
城市信用社 3.482.638.159.71
注：1998年以前备付金率3%当做法定准备金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0年第1期。
由于货币市场为有效市场而连续出清，即使在利率尚未自由化而实行政府管制的情形下，货币数量论等式（注：PY＝MY，gM+gV＝gP+gY。）事后也是成立的，年度内总是能够观察到货币供应增长率等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率的总和。如果缺乏总体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支持，至少在统计层面上无法区别货币政策干预的积极与消极以及顺周期与逆周期性质。
其次是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问题。在既定的货币供应量条件下，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努力由于受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困难。 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7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1999年， 又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为6%，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12月末仍高达8.6%，其他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为24.3%， 农村信用社超额储备率为9.3%。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居高不下， 表明金融机构强化了金融风险意识，宁愿将资金存放央行，而不愿发放贷款，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原因，一是体制因素使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比较困难。储蓄存款的大幅增长，使准货币在广义货币M[,2]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1994 年末为56.20%，1998年末达到61.8%，这部分货币需要通过银行的资产运用，才能转化为即期购买力。目前银行主要通过发放贷款运用其资产，由于商业银行风险意识的提高，贷款管理办法的改变，少数有问题金融机构被关闭所产生的波及效应，以及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银行贷款的增长相对缓慢，相当一部分新增货币供应量并未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二是政策因素使中央银行通过外汇投放货币的努力受到影响。外汇占款是中央银行投放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实行的非均衡汇率政策在出口增幅下降的情况下会限制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操作。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只能通过通货紧缩途径来实现（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价格不断降低，出口同样数量商品所得外汇减少，与汇率贬值结果一样）。到1999年 7月，由于持续的通过紧缩趋势所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使出口需求开始恢复性增长，M[,1]增长率从7月份相应逐月加速，非均衡的汇率政策对国内货币供应管理的外部约束已经得到缓解，2000年货币政策应该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二）几种货币政策规则
根据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总体经济模型，结合货币交易方程，可以构造出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卢卡斯中性规则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从而形成与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相对应的货币供应目标规划政策规则体系，如表4所示。这里定义， 核心通货膨胀率是与自然失业率等价的制度变量，构成需求管理的适度通货膨胀目标，而货币流通速度趋势能够用实际货币流通速度的时间近似，经济货币化进程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增长率小于零。
1.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只有在极端的货币主义假说下，货币流通速度是独立于货币政策而稳定的；只有在极端的自由主义假说下，实质经济是独立于名义冲击而均衡运行的。此时，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核心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流通速度运动趋势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主义单一规则是最优的。能够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并不存在货币政策价格稳定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相机抉择的货币供应管理能够管理名义国民收入，却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与其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是一致的，而货币供应扩张或者收缩直接反映为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
表4 各种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规则 gM[PBC]=π[e]+gY-gV
卢卡斯中性规则gM[Locus]=π[e]+gY[*]-gV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 gM[Keynesism]=π[*]+gY[*]-gV
货币主义单一规则 gM[Monetarism]=π[*]+gY[*]-gV[*]
注：π：实际通货膨胀率；π[e]：预期通货膨胀率；π[*]：核心通货膨胀率；gY：实际总供给增长率；gY[*]：潜在总供给增长率； gV：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gV[*]：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增长率。
由于实际经济体系是不完全的，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只是在长期和平均意义上才接近自由主义均衡状态，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只能作为货币供应管理的长期目标参照系。需要指出的是，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对货币供应管理长期目标的参照作用应该是前瞻性的，用于规划未来时期的货币供应增长目标，不应该考虑过去时期的货币供应增长状况；否则，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就是不稳定的，在通货膨胀阶段以后会过分紧缩货币供应而导致通货紧缩，在通货紧缩阶段以后则会过分扩张货币供应而导致通货膨胀。
2.卢卡斯中性规则。卢卡斯总供给函数（注：Y／Y[*]＝f（P／P[E]）。）总合了处于分散市场从而信息不完全的厂商供给函数，以体现厂商供给只反应其所觉察到的相对价格变化的行为特征。卢卡斯总供给函数是新古典主义性质的，不过通过对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的相机假设，其定性微积分性质（注：dY／d（P／P[E]）＞0。 ）能够在形式上兼容其他模型的总供给行为。
根据卢卡斯供给函数，在实际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条件下实际总供给等于潜在总供给。在理性预期和完全市场假设下，依据卢卡斯供给函数定义的货币供应管理中性规则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但是，在不完全理性预期和不完全市场的现实条件下，实际总供给偏离潜在总供给不仅仅源于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的差异，卢卡斯中性规则对于充分就业目标实际上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经济波谷阶段，通货膨胀预期粘性导致转折点前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转折点后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卢卡斯中性规则虽然在转折点前期是扩张性的，但是在转折点后期是紧缩性的而抑制经济复苏。就中国经济而言，由于预期通货膨胀与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质相反作用，难以判定通货紧缩时期卢卡斯中性规则与弗里德曼单一规则的相对效力，然而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卢卡斯中性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明显高于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表现出不适当的扩张倾向。
3.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现代宏观经济学关于需求管理的相机抉择与政策规则模式争论，揭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及其通货膨胀后果。新古典主义在货币政策取向上是肯定单一规则，而否定货币政策当局的相机抉择权力的。但是在货币主义实验以后，美国货币政策重新开始积极的反周期操作，在按潜在经济增长规划长期货币供应目标的同时，短期内依据经济周期形势而微调货币供应，面对通货膨胀压力频繁调整名义利率水平，有力地维护了稳定而均衡的宏观经济环境。
反周期操作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同样能够用特定的政策规则模拟，即相机抉择实际上构成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规则。这里构造的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等于核心通货膨胀率、潜在总供给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之和（注：gM[Keynesism]＝π[*]+gY[*]－gV。）。由于核心通货膨胀率是非周期性的， 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顺周期的，相对于卢卡斯中性规则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等于预期通货膨胀率、潜在总供给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的和而言，必然在通货膨胀时期较为紧缩而在通货紧缩时期较为膨胀；由于实际货币流通速度是顺周期的而趋势货币流通速度是非周期性的，相对于货币主义单一规则关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等于核心通货膨胀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的趋势增长率的代数和来说，必然在通货膨胀时期较为紧缩而在通货紧缩时期较为膨胀。
（三）各种货币政策规则效力的比较
如果抽象掉货币流通速度预测问题，由表4可知， 各种货币政策规则总体取向的相对效力如下：（1 ）当预期通货膨胀率大于（或者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将大于（或者小于）实际货币供应；（2 ）当潜在总供给增长率大于（或者小于）实际总供给增长率时，卢卡斯中性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将大于（或者小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3 ）当核心通货膨胀率大于（或者小于）预期通货膨胀率时，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将大于（或者小于）卢卡斯中性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4 ）当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增长率大于（或者小于）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时，货币主义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将大于（或者小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
在不完全理性通货膨胀预期或者适应性通货膨胀预期假设下，经济收缩阶段预期通货膨胀率大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在经济扩张阶段预期通货膨胀率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货币流通速度通常是顺周期波动的，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小于趋势增长率，在经济繁荣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大于趋势增长率，而且经济货币化进程表现为趋势增长率小于零。对于通货紧缩时期的中国经济，存在核心通货膨胀率大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货币流通速度实际增长率小于趋势增长率，从而可以预测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小于卢卡斯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小于凯恩斯反周期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并且凯恩斯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货币主义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此时，相对于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只有在货币供应实际增长超过临界值卢卡斯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时，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才是扩张性的，否则货币政策将强化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相对于经济稳定的充分就业基准，只有在货币供应实际增长达到临界值凯恩斯规则确定的货币供应目标时，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力度才是充分的，否则货币政策将无法消除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
我国本次经济周期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以及实际通货紧缩过程说明，从1996年第3季度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 实际经济增长落后于潜在经济增长。根据对历史情况的分析，我国今后几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应在8%以上，假设gY[*]＝8%， 适度通货膨胀率目标π[*]＝2%。根据有关学者按照这一假定所做的测算，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确定的1999年我国M[,1]和M[,2]的增长目标应在21%左右，而人民银行确定的M[,1]目标只有14%，M[,2]目标为14%～15%，两者相差甚远（见表5）。由此可以判定1999年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偏紧的， 不能起到反周期调节的作用。
如表5所示，从1998年到1999 年实际货币供应增长逐步接近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目标，而且与卢卡斯中性规则目标的差距有所缩小，然而实际货币供应增长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目标的差距以及卢卡斯中性规则目标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目标的差距明显扩大。
表5 1998年与1999年货币供应目标（年均余额增长率，%）
货币政策规则 1998 1999
M[,1] M[,2] M[,1] M[,2]
中国人民银行规则 17.99 18.50 15.39 15.22
卢卡斯中性规则
18.20 18.72 16.36 16.22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 20.60 21.13 21.07 20.92
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为7%～7.5%，相应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增长率为0～1%。假设2000 年货币流通速度按1998 年与1999年平均速率下降，对应于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的极端组合（7%，0%）与（7.5%，1%），各个货币政策规则的2000年货币供应增长目标如表3所示。2000年中国经济景气预期改善， 这里所作的货币流通速度假设有可能高估2000年各政策规则货币供应目标（见表6）。
表6 2000年货币供应目标（年均余额增长率，%）
政策目标组合 货币政策规则
(gY,π)
卢卡斯中性规则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
gM[,1]
gM[,2]
gM[,1] gM[,2]
(7%,0%)
18.26 18.45
21.39
21.59
(7.5%,1%) 19.15 19.35
21.39
21.59
三、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若干思考与政策建议
（一）对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若干思考
1.近期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不大。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有时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从而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必然会产生挤出效应，甚至认为任何情况下挤出效应在都是举足轻重的。财政赤字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决定于许多因素，如储蓄行为、预期、汇率和对外贸易、金融市场以及货币政策，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预测财政政策的精确后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而且民间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还会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程度，弥补民间资本的不足，同时又将为民间投资的增进创造条件和机会。当前买方市场的需求约束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启动市场需求，是完全必要的。
2.应该采取能够增大政府支出乘数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是扩大政府支出，在政府支出一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更主要的决定于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支出的增加不会引起利率的上升，也不会与民间争夺投资资金，财政政策的乘数应该与财政支出乘数相近，因此，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还应该着眼于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使支出乘数变小。如果财政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在政策上推动消费障碍尽快解除，加快消费环境改造，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将会是用钱少、作用大而又迅速。刺激消费需求，需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即需要增加工资，而工资的增加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现有的财政收入似乎难以大幅度地提高工资，从而难以有效地刺激市场需求。
3.经济的增长同样需要货币政策的推动。挤出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不增加。在当前买方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还有助于克服目前的通货紧缩趋势。考虑到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进而到总需求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缺乏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通货紧缩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 在IS—LM模型分析框架下，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会推动IS曲线向右移动，为了防止可能带来的挤出效应，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应增加货币供应，推动LM曲线同时向右移动，以抑制利率水平的上升。
4.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不能依靠提高财政支出维持。经济的增长一般说来取决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三个因素，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因各个国家经济制度与管理体制的不同而有差别。在我国，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历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政府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没有超过5%。特别是近年来， 为了启动经济，政府大规模增加支出，但仍然没有带动社会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如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上年增长了40.7%，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长不到5.2%，因此，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的增长必须主要依赖非政府部门的投资与消费。
（二）对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建议
1.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同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增加货币供应，中央银行应与财政部密切配合，增加持有国债的数量以有效投放基础货币。为了使投放的基础货币用于实体经济领域，进一步拉动民间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财政部应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筹集资金重点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专项支出。可考虑向金融机构发行长期或无期国债，中央银行从金融机构购入等额国债，为使金融机构不再将国债作为优质资产持有，可考虑发行低息或者无息国债。另外，中央银行也可采取同样方式购入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财政担保债券。这样做不仅能有效增加货币供应，在近期内也不会对财政构成负担。
2.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率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国有企业的总需求下降，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这是利率改革的有利时机。因此，中央银行应尽早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贷款的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
3.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规则，确定更加合理的货币供应目标。根据目前中央银行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办法确定的货币供应目标，只能强化经济的自然循环趋势。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在通货紧缩趋势下，使通货紧缩趋势更重。同时，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也使得货币供应量年末余额不能准确反映货币供应的真实情况。因此，建议中央银行采取中性或反周期规则确定货币供应目标，同时选取更为准确的货币供应量指标。
4.实行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近年来，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已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以下后果：一是导致资本流入规模的减少及资本外逃倾向，使我国资本账户出现赤字，形成国际收支逆差。二是随着本外币利差加大，引起企业负债币种转换。三是诱导社会持有外汇的偏好。为了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避免未来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应该在适当时候允许人民币汇率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实行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
5.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政府支出增长过快，使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因此，一定要在总量上控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增长的前提下，对支出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压缩一般性投资项目，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科技、国防、环保等方面的投资。尽快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公共工程的监理制度，提高公共工程的支出效率，强化对公共投资的预算约束，减少后续投资需求，以进一步提高财政投资效率。
6.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取消存款准备金利率。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国际水平（大多数国家为零）相比仍然偏高，国有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高达8.5%。因此，中央银行应进一步采取措施， 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允许法定准备金存款用于清算，尽快取消准备金存款利率。这样，一方面能增加金融机构可运用资金数量，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开拓信贷业务，支持经济增长，同时也能为降低国债筹资成本创造条件。
7.重视考察金融机构的资信状况，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中央银行不应再主要根据金融机构所有制性质发放再贷款，而要更多考虑其资信状况。在目前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的情况下，应积极开辟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增加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改变目前实际上存在的对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的限制，对资信和经营状况较好的中小金融机构以再贷款支持，使它们有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还可根据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需要，适当增加中央银行再贷款。
8.加强对国有银行的利润约束，正确对待利润约束和风险约束。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约束开始加强，但利润约束仍然很软。表现在，进行资金运作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范风险上，而对于开拓信贷业务缺乏积极性。为此，必须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改变长期沿用的事后算账的做法，在事先确定全年利润目标，硬化预算约束，使利润约束与风险约束一样具有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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