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四个关键问题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2-0010-05
在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应当读点历史，尤其是应当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笔者认为，澄清四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这四个问题是：第一，中国近代是谁的“近代”？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第四，科学发展观属于哪类“科学”？
这四个问题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环节。弄清了这四个问题，我们就能够把握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基本构架。
一、中国近代是谁的“近代”？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的。此前，中国一直处于“古代”。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如果不与西方文明接触，中国有可能直到今天还停留于“古代”。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没有自己的“近代”。中国的“近代”是被西方用炮舰强加给自己的。中国进入的不是自己的近代，而是西方的“近代”。只有透彻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我们习惯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人为子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就是“天下”。直到康熙年间，人们还无法理解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一事实。事实上，“世界”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①，它还是一个时间概念。②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才进入西方的近代。西方则早在16世纪就进入了它自己的近代。也就是说，到中国被逼入西方近代的时候，西方迈进近代世界的门槛已经300多年了。
西方近代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对于在中世纪晚期的工商业城市中独立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来说，封建势力已经成为它自身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通过与国王勾结建立民族国家、形成统一市场，消除了这一障碍。然而国王掌握政权后一再加大税收，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障碍。于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在英国是通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在法国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共和国——逐步夺取政权，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中国有工商业者，但它处于“四民”(士、农、工、商)的下层。在有深厚的“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工商业者一直瑟缩在角落里，它没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那种力量，承担不起建立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
于是，一个缺乏自身“资产阶级”(西方意义上的)的文明古国，居然试图学习西方，甚至试图学习日本，以为借此可以应付近代的挑战，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通过“太平天国”运动，中国人试图实现西方宗教的中国化；通过洋务运动，中国人试图实现西方经济的中国化；通过戊戌变法，中国人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辛亥革命，中国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切都失败了，于是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然而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在不存在西方式资产阶级的中国，由谁来承担使中国西方化、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她在亚洲东部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实际上却是无解的问题。原因在于从纯理论的角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性质的国家，而是两个性质的国家：1956年底以前它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56年以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建国后的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现在，普遍流行的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说法：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说法一度是正确的，但延续到现在却成为一种典型的非历史观点。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其中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显然，这代表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因为有两个“资产阶级”被纳入了“人民”的范畴。它不是专政的对象，而是专政的主体。那么，“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用五星红旗来代表？显然不能，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是“专政”对象，而不是“专政”主体。“文革”以后的宪法改变了提法，把“无产阶级专政”还原成“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四颗小星中除了工人，还包括农民和两个“资产阶级”。
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太弱小，它不仅承担不了、也领导不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不得不首先承担起在西方原本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使命。
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有破坏、有革命，而且有建设、有发展，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迅速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这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缘由，它是从“人民民主专政”必然得出的结论。只有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后，中国才能水到渠成地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遗憾的是，我们在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不仅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
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对这一问题感到疑惑，有的甚至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种错觉是由于不了解历史造成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早已经作为“大同学”传入中国。然而“大同”是天下观中的一个概念，它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中国”给“化”掉了。
列宁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东方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各派别中只有列宁主义适用于东方的中国(此前孙中山曾经向第二国际寻求社会主义没有成功)。列宁认为，俄国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俄国工人太少，无产阶级专政会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俄国需要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时期。
工农民主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联系一望可知。事实证明，借助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终于从噩梦中醒来，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我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越俎代庖行为，这必然会得到弱小的资产阶级的拥护，尽管是不情愿的拥护——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领导者不意味着它没有愿望做领导者。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只要共产党员能保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中国共产党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领导力量，而不至于改变自己的性质。因为新民主主义虽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但它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它既不带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不带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吸取双方的长处，发挥一切积极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毋宁说，以生产力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阶段。因此，中国必须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长处，利用它们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这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特征”上，只谈生产关系(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上层建筑(人民当家作主)和意识形态(高度的思想觉悟)，不谈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首先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正是由于生产力还不发达，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但正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快，所以我们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四、科学发展观属于哪类“科学”？
一直到19世纪，自然科学仍然用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以至于相反的观点，即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被恩格斯专门命名为“辩证法”。20世纪以来，特别是到21世纪，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伦理学等一系列“发展科学”的创立，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是不是意味着，辩证法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回答断然是否定的。
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主观辩证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生成的辩证法才是客观的辩证法，这包括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和人类依靠劳动的诞生。理论由实践决定，主观辩证法是由客观辩证法决定的。不能把握客观辩证法所谓“联系观点”和“发展观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辩证法，而是一种实证主义观点。
实证主义并没有跳出科学主义，它同人本主义的对立已经越来越尖锐。科学发展观所谈的“发展”显然不是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因为，科学发展观并不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而是努力实现两者的一致，即自然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统一。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都是错误的，两者都是由资本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的理论反映。只有消除资本统治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只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即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即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本主义，才准确地表达出其“科学”性。③
从自然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统一立场来看的科学只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P66注②)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这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我们发现，在经历了列宁主义即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回到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即本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种本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帮助当代中国人获得自我意识。
列宁主义是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中国是短缺经济，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由贫穷产生的；进入小康社会以后中国是过剩经济，拉动内需成为当务之急，问题主要是富裕或贫富不均产生的，这时候，“如何发展”已经制约着“发展”本身。
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解决贫富不均带来的问题，还要解决富裕带来的问题。前一问题欧洲已经基本解决，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后也在试图解决。而后一问题才是真正的世界性难题。因为“消费社会”的实践已经证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酿成生态灾难。因此，科学发展观同以往历史观不同。它不仅面向过去，而且面向未来④，作为历史科学，科学发展观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为人类和大自然的复兴。
五、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中断。鸦片战争以后，“天下”已经为“世界”所取代，中国传统之“道”——儒家和法家之道都行不通了。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寻找“世界”历史之“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在历史上确曾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但中国的崛起没有靠传统文明。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道”，中国早就沦为殖民地了。即使在传统文明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中国也会陷入“依附型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复兴中国。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列宁“工农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国化，把邓小平理论视为“新经济政策”的中国化，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本人学说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巴黎手稿”思想的中国化。
在“巴黎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涉及的是私有财产的扬弃过程即人类“大同”社会的生成；后两个阶段涉及的是“人”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包括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环节。在这一阶段，由私有制造成的一切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对象化与异化的矛盾，等等，都被消除，人类进入一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时代。
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经济共产主义的扬弃、政治共产主义的扬弃和人类的自我实现。这当然是远比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高得多的社会理想。但同古代由大同向小康的退化不同，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是相反的路径：从小康到大同的进步。如果从大同向小康的退化表现的是人的自我异化，那么，从小康到大同的进步表现的则是异化的扬弃。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P294)。科学发展观正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然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他还要扬弃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的目标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P311)，即人的幸福和自由。人的幸福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表现在人的完全独立，这是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三个共产主义阶段的延伸，这正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自由个性”阶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仅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世界”观，并用它取代传统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其实，即使是空间概念意义上的“世界”，也很少有人充分理解。这里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够了：宇宙中有“上”、“下”么？多少人能不假思索地正确回答这一问题？
②在中文中，从造字法看，“界”是田野边界，“世”是30年，即一代人。
③直到今天，学界还有人否定自然辩证法，其出发点正在于把自然和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立起来。这些学者忘记了，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而这要以资本统治的扬弃为前提。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部分。
④以往的“历史”仅仅与“过去”相联系，马克思则把历史与当下的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意味着“改变”，特别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或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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