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第六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8月1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一百余人，就“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1.政治哲学复兴的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意义
对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陈晏清教授认为，仅仅从哲学观念特别是知识论观念的变化对于政治思维的影响去加以解释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社会存在的变化去解释这种精神生活现象。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是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政治哲学思考。政治事物之普遍地需要反思，只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从历史上看，政治哲学的每一次兴起都与当时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国正处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方式来解决。
2.政治哲学复兴的理论意义
那么，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对于哲学理论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孙正聿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为表现形态的，或者说政治哲学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完成了对近代理论哲学的超越，走向现代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换个角度看，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也只有在政治哲学研究上才落到了实处。这种观点的直接根据显然在于实践概念与政治领域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实践概念本身的政治意义。贺来教授也持这样一种见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这一古老传统的继承者及现代重建者。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否像亚里士多德的那样可以等同于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如果不能，那么上述观点便有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狭窄化的嫌疑，亦有将政治哲学泛化的嫌疑。不赞同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历来都仅仅意味着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因此仅仅是一种部门哲学或领域哲学。准确而言，政治哲学乃是哲学与政治理论的交叉学科。但很显然，这其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范围大小的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哲学与一般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度关联。政治哲学之为哲学，已经表明了其与一般哲学思维方式存在着某种关联。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哲学的兴衰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迁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值得深究。
当然，政治哲学的复兴不仅与一般哲学思维范式相关，它还包含着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某些侧重和倾向。衣俊卿教授认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过程中包含着“从宏观政治哲学到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变”。传统的政治哲学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了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微观权力视作宏观权力的附属物。而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过程中，显然存在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即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这便是微观政治哲学的兴起。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微观政治哲学，致力于解构各种宏大叙事，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元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确，微观政治哲学代表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明显的倾向，这也是与当代社会中凸显的特殊问题紧密相关的。但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自由、平等等宏观政治哲学的主题是否必然地与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关？可否以微观政治哲学的方式来探讨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这些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推进中都是值得考虑的。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政治哲学的复兴包含着哲学关注现实生活问题这样一个大趋势。很多学者将这一趋势视作对近代哲学的一种超越，对分析哲学的一个“反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
1.马克思有无政治哲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拥有怎样的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有无政治哲学的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反差极大的观点：一种是认为马克思哲学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者只能是政治哲学；另一种则是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并不是一种政治哲学。陈晏清教授认为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计划经济这种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和政治国家等显示为既成的、非人为的东西，马克思哲学中对政治生活的价值性反思便被忽略掉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就收缩为一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理论。然而，即使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价值性维度考虑在内，仍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因为上述理论与通常的政治哲学探讨、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探讨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张盾教授试图通过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新阐释回应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把压迫和对抗性问题限定在纯政治领域，而对经济领域中的权力压迫问题不予追究。他试图证明，马克思对政治理论的重大介入乃是将政治问题从传统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并达到了对政治的本质的一种全新理解。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尽管这种学说在当代西方学界一度受到挑战，但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还没有过时。经济领域中的政治要素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以此作为判定一种政治哲学的标准，那么，马克思无疑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很多学者在探讨中已经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阶级理论默认为一种政治哲学。如郁建兴教授考察了杰索普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他指出，杰索普通过引入“策略”概念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李淑梅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点不仅在批判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建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今的政治哲学探讨中也仍具有其价值。然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显然并不是要否认马克思经济理论和阶级理论中的政治要素，而是在强调这种理论与一般理解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因此，这里亟需明了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和界定这种差异：这是政治哲学与非政治哲学间的差异，还是政治哲学内部的差异？
2.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两个维度
在王南湜教授看来，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可以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也可以是指向一种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理解的。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是事实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而考察这种统一之如何可能便构成了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如果试图通过改变事实性以符合价值性，那么这便是一种理想性的统一，而如果通过事实性和价值性之间的妥协而达到统一，那么这便是一种现实性的统一。在哲学史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典型的通过改变人的内部事实也即人性的限制而达到一种理想性统一的理论，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则属于通过改造外部世界以达到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如今，马克思的这种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某些前提受到了挑战：一是关于生产力可以无限增长的假设与资源有限性相左；二是生产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人的自由。面对这类挑战，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或者说是仅次于共产主义的“居第二位最好体制”作为现实目标。考虑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长时期存在的社会，为之建立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十分必要的；根据马克思对于权利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对于权利原则抽象性的批判，构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哲学也是切实可行的。这样，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不是一种政治哲学便不难理解了，因为通常理解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对政治生活的现实性取向的反思，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主要是理想性的。但也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同时包含着现实性和理想性两个维度，包含有建构一种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可能性。
在与典型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比较中，政治哲学的这两个维度间的差异便会被更明确地展示出来，这种差异也正是建构一种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着眼点。姚大志教授将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作了深入比较。他指出，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理论出发点都是现实社会中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解决这种冲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马克思提出了革命理论，而罗尔斯则提出了正义理论。马克思提出的革命理论旨在消除阶级的差别，消灭私有制，最终乃是消灭匮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公正的社会；而罗尔斯则认为，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按照正义原则来调整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政策，就可以限制人们之间的冲突，建立起一个正义的社会。马克思超越的理论目标还十分遥远，因此，就目前的现实社会状态而言，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内在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马克思所论述的两种主要的不正义现象是异化和剥削，而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分别转换为自由和平等的问题。通过这种转换，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的问题现实化，从而打开一种内在的正义理论的问题域。段忠桥教授考察了G.A.科亨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他认为科亨之所以转向当代政治哲学的探讨，主要是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中的平等、公平和正义等问题关注不够，从而受到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挑战。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如此备受强调，就说明以往确实存在理想性维度对现实性维度的非法替代。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澄清和反思。侯才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构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但马克思提出的毋宁说是一种后民主理论，它实现的前提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马克思的后民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而非现实民主进程的蓝图。由于马克思民主模式的这种后政治、后资本主义、后全球化的语境，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社会实践中都被忽视甚至摒除了，人们往往将该模式与其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相分离而移植到现实社会中，这就造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时序错误”。阎孟伟教授也指出了类似的“时序”问题，认为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目标，而政治解放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经的阶段。但以往我们重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而把政治解放理解为已经过时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然而，当我们今天审慎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时，最需要特别注重的恰恰是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理论。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
1.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前史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内在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并且只有在这个传统之中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在以往的政治哲学中，对马克思意义最为重大的自然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东教授等将卢梭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比较，试图说明卢梭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扬弃的对象。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主要是指向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上。汪信砚教授等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作了剖析，并指出了这一概念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内在关系。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古老概念以新的含义，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是现代的产物，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条件，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对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直接催生了它在现代西方的出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直接立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阐明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异化的个人)、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异化劳动基础上的交往方式)、市民社会的性质(异化的物质关系的总和)以及市民社会内在悖论的扬弃途径(共产主义)，从而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秘密。汪行福教授也认为，尽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理性国家概念之间存在重大差别，但其中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马克思指明了由现存的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但这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着既向共产主义不断前进，又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旧的社会原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深究的问题。
2.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效应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在实践上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同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理论效应。当代受马克思影响的政治哲学家，或者从特定的角度解读和占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遗产，或者结合当代社会生活的特殊状况，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加以修正和补充。
童世俊教授以事实和规范的关系为线索，对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基本思路作了梳理。他指出，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名下所讨论的，主要就是法律规则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规范内部的一种“内在”关系。哈贝马斯对民主法治国家建制的规范性预设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的结论就是他所谓“商谈的民主理论”，与之相配合的法律理论则叫做“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的这种法律理论既不是对当代西方政治现实的客观描述，也不是在当代西方政治现实之外引入一个政治理想，而是设法从这个政治现实中重构出已经潜藏着的政治理想。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想调和政治领域中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努力。作为一个内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既希望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又不想放弃理想性和批判性的维度，因此这可以视为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种修正。但将这两个维度调和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是相当困难的。应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将这两个维度视为两个可以并行的理论视角，在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之维的同时，亦可以坚持其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理想性之维。
仰海峰博士的论文涉及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作用在于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并使他们了解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是无法真正地实现的。在此，知识精英与政党被直接统一起来。葛兰西试图从理论上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霸权之间建立联系。当然，他所指的知识分子乃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也即“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专业的知识分子，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资本主义社会联成一体；他们还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造世界。知识分子的这些作用正是通过其霸权的建立实现的。无疑，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是立足于当时的形势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反思，这其中就加入了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未包含的要素。知识分子与霸权的连接乃是基于当代社会中知识的技术化及其与社会权力的连接，但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之中是没有的。因此可以说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进行了改写，不过革命的精神和理想性被保存了下来。刘怀玉教授论述的列斐伏尔的现代性理论，也可以视为类似的尝试。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这种情境源于马克思式的总体性革命理想的失败，是对总体性革命的拙劣模仿与替代。总体性革命不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必然地发生，但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瞬间中成为可能。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革命理论在这里被抛弃了，剩下的仅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乌托邦，一种革命的“仪式”。德里达也抓住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一面。尹树广教授指出，德里达赞同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主张超阶级和国家的普遍民主、平等和正义，试图以真正的人的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人的关系，这无疑是他继承马克思精神的一面。但他的解构又试图放弃历史的理性必然性，认为在现实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所需要建立的新国际不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了，共产主义也不再是未来的理想，而是与现实资本主义不同并且直接与它对抗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恰恰是更为纯粹的理想性。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理论上看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建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维度，一是继承和坚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也就是其革命理论。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并不是冲突的，但对于理论的建构来说却需要有所侧重，需要合理地处理其间的关系。那么，以什么为依据呢？依据无疑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王南湜教授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而如今看来，它要比预期的长得多。因此，我们便不得不考虑一种着眼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政治哲学。由于这一阶段的经济仍然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社会构成仍然遵循平等权利的社会原则，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依据这种原则建立一种现实的政治哲学，以达到对这个现实的真切理解，并在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妥协中寻求两者的统一。
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建构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么，当我们偏重于某种社会原则的可行性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事实性。但人类是不会满足于有缺陷的生活的，总是力图对现实加以改造，而这就需要理想性目标的指引和范导。这便是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意义所在。因此，理想性政治哲学只能在与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关联中去理解。也就是说，必须一方面从未来理想观照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观照未来理想，使理想与现实互相对质、互相牵引，而决不可将两个维度、两个理论原点绝对分隔或者归结还原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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