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一股理论思潮。
在二战前，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限制与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往往远离现实，在半公开半隐蔽的情况下从事纯学术研究，用密码式的哲学语言曲折地反映他们与第三国际不同的、有关当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在二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是在和平时期和理论研究的合法化，尤其是置身于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研究，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探讨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异化、危机、阶级、国家与社会变革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中，对有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问题的探讨，又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内容丰富，视角独特，而且还涉及到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涉及到或被忽略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战略中所包含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总体革命”战略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asci)开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时都强调“总体革命”这一战略。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实行的是“总体专政”，即专政不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要打破这种专政，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就必须实行以“意识革命”、“文化革命”即“主观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① 革命政党首先要争取掌握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以争取群众，唤醒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异化”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变革需求，才能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按照葛兰西的“总体革命”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领域处在阶级斗争之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有关。在这种总体性的革命中，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当然是需要的，但意识形态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斗争，即“主观革命”又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既然诸如信仰、价值、文化传统和神话之类的“上层建筑”现象大规模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社会变革就理所当然地必须着重建立一种“反主导的”世界观和新的“总体性”②。同时，社会变革不是客观规律的简单结果，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上，要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胜利，就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恢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观作用方面，将人的主观意识、主观能动性置于变革过程的中心地位。在葛兰西看来，没有人的主观作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只要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习惯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消极现象仍然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滋长。所以，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也有必要进行“主观革命”。
葛兰西根据他的以“主观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的理论，还提出了“阵地战”战略，即要像夺取敌人一个个堡垒一样去夺取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个个思想与文化阵地，把市民社会争取到革命政党一边，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葛兰西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特点，特别强调在争取社会主义变革中，首先夺取思想、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这确有他合理与创新的一面，因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了后来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乃至“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先驱。
二、“双重否定”战略
在涉及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途径与战略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否定了通过正面进攻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已完全不适应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趋于缓和、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普遍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法国著名的阶级与国家理论家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普兰查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上，提出了“双重否定”的政治战略③。他的这一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否定“双重政权”的战略。
所谓“双重政权”的战略，普兰查斯指的就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在普兰查斯看来，这一革命模式的含义是：在发生革命性危机的形势时，必须在双重政权的情况下，通过正面进攻、用暴力手段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代之以在革命运动中已形成的第二种政权——苏维埃。
普兰查斯认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今天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原因是：一方面今天在西方已排除了列宁所说的发生革命性危机的可能性，各种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已趋缓和或可以预见和提前防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现行制度的民主化也在逐步扩大，因此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剧烈的革命运动、用“双重政权”的手段去实现社会变革。
(二)否定热衷于“扩大议会民主”的战略。
这主要是针对“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在普兰查斯看来，“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把“扩大议会民主”当作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
普兰查斯强调：“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这种战略是以对尚掌握着政权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抱着一种“善良的愿望”为前提的；这种战略的倡导者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统治阶级的和解精神和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和平性与民主性”。他们忽视了大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疯狂性与报复性，这种疯狂性与报复性已被20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如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
(三)主张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与国家外部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用民主的手段彻底改造国家。
与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战略不同，普兰查斯主张采用民主的手段彻底改造国家与通过民主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在国家内部进行的斗争(如议会中的斗争)同处于国家机构外部的斗争(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按照普兰查斯的看法，单纯依靠国家内部的斗争(议会道路)只能是一种改良主义，要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变革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国家外部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去加剧和配合国家内部的斗争，改变国家内部力量的对比，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国家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综上所述，从实质上来看，普兰查斯的战略既有别于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扩大议会民主”的战略，又结合了这两种战略中的群众运动与议会斗争这样的斗争策略。
三、“日常生活批判”战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普遍性的分析，也有的代表人物在考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时，很重视“日常生活批判”这一战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通过创造一种关于日常生活中异化形式的现象学，通过对这些异化形式——如家庭、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活动、口头的和其他的交往形式、社会的相互作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形式——作精巧、丰富的描述来进行批判④。
列菲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战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往往被日常生活所掩盖。这种日常生活表现为两个特点：
第一是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和文化教育机构(学校、教会及各种文化设施)对工人阶级及整个市民社会进行潜移默化，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第二是通过一种“现代性”、即通过宣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享受与福利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与革命性，掩盖剥削阶级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的强制性，使这种剥削与压迫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⑤。
因此，列菲弗尔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宏观革命应该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革命，即与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大量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劳动、娱乐、家庭、邻里关系、两性关系等。在这些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政治与思想异化和对人的异化，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性。所以，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通过微观革命，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压抑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他们能够起来在这个领域为自己的主观利益而斗争，并为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宏观革命做准备。
(二)前苏联革命模式只重视宏观革命，而忽视了微观革命。
列菲弗尔认为，这种模式有弊病，只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视，而忽视了日常生活批判和个人解放，不能唤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变革热情，加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与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情况很不相同，因此苏联革命模式不适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
列菲弗尔等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成为“总体革命”、真正的革命，尤其要把微观世界的革命、日常生活的批判放到应有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在革命前为宏观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作准备；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状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的统一。
以提出“日常生活批判”战略为标志，列菲弗尔在变革理论中对微观革命的重视，曾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较高评价，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一种补充。
四、“结构改革”战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还有的代表人物主张把“结构改革”当着实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和争取社会主义前景的新战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高兹在其1976年出版的《艰难的社会主义》与1980年出版的《告别无产阶级》等书中，曾明确地企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他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
高兹的“结构改革”战略也是以“总体革命”与资产阶级的“总体专政”相对抗为理论基础的。它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新工人阶级”当作变革的主要力量。
高兹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主要是由体力劳动者构成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已是少数，他们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物质利益贫困化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一因素不存在，他们的革命性就会消失；而“新工人阶级”则主要是指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他们是整个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有文化的部分，他们不会为眼前物质利益的满足而失去革命性，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之争上，他们代表工人阶级的未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体。
(二)以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为变革的主要基地，着重于权力的变革。
高兹认为，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是工人与资本家交战的场所，是工人通过斗争可以直接掌握领导权的地方。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控制权的问题上⑥。
(三)以合法斗争和渐进方式进行变革。
高兹认为，这种结构改革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承认这种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对它进行挑战的权力，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合法的斗争。
高兹特别强调这种结构改革的持久的、渐进的过程。他认为，工人与资本家达成的每一个妥协都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而必须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挑战，再达成妥协。在高兹看来，这种结构改革的每一个局部的胜利都将超越它本身的意义而向“总体性”的胜利、向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前进了一步，并反过来又能吸引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这种改革。
高兹的“结构改革”战略有它展望社会主义前景的、激进的一面，也有比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更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面，但这种战略也被一些学者评论为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色彩的一面。
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战略的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直接生活在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及其社会变革战略是他们通过对这个社会的亲身观察体验逐步提出与形成的；他们力求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探索变革这个社会的新途径、新战略。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这一理论有其激进的、积极的与合理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个社会虽然物质丰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仍然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压抑的社会与不合理的社会，因此，必须对他进行新的社会变革。
(二)坚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尽管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尽相同，而且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西方马克民主义”者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战略或观点，不仅包含对前苏联过时的革命模式和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而且在一些方面也比较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的观点还比较深刻。例如提出社会变革中的“总体革命”论以及对人的解放、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关注；重视思想革命、意识革命和日常生活批判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微观革命的重要性；强调变革的渐进性、长期性与和平和民主的途径等。这些理论观点能给人以启发，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前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但由于受环境的局限以及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中，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战略中，也有不少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谬误与偏颇之处。如在社会变革方面忽视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主导作用，过分强调思想文化的作用；忽视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忽视集中而过分强调民主的倾向；忽视传统无产阶级的作用而过分强调科学技术与“新工人阶级”的作用等。这些是我们在分析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战略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注释：
*本文为北京大学“十五·211”社科规划项目的子课题《20世纪中末期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之一。
①②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③N·普兰查斯：《国家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载法国《共产主义手册》第16期，1977年6月。
④H·列菲弗尔：《论国家》，法国出版总联合会1976年版，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0页。
⑤H·列菲弗尔：《日常生活批判》，1958年巴黎版，第66—68页。
⑥A·高兹：《艰难的社会主义》，1967年巴黎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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