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于人类生存要以从大自然攫取资源为前提，生态环境保护就成为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课题。企业作为人类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经济组织，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明显而巨大的外部性。因此，任何企业都应始终虔诚地坚守环境伦理，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生多赢，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生态环境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存条件，与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休戚相关。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严重威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战略，把“污染防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因于人类生存要以从大自然攫取资源为前提，生态环境保护就成为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课题。企业作为人类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经济组织，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明显而巨大的外部性，因而必须始终虔诚坚守环境伦理，自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生多赢。
一、企业的生产运营具有巨大外部性
不论是生产性还是服务性企业，它们生产经营都以攫取和利用自然资源为目的，把自然资源变成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广泛需要。企业从大自然攫取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改变甚或破坏自然生态的过程，具有明显甚至巨大的外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的组织规模越大，科技水平越高，生产能力越强，其对自然生态的外部性影响也就越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地域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生态环境是个跨地域的复杂系统，经常发生着各种纵横反复的交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跨越域界甚至国界。从有关方面披露的数据看，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以后，综合生态和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但也对库区及周边的地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最明显的是周边极端天气增多，区域性小规模地震多发，截断了中华鲟的洄游线路，江水自净能力也有些下降等。火力发电企业把煤炭转化成电能，解决了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但有些火电企业不注重环境保护，生产过程中释放许多有害气体和大量粉尘，给周边单位和居民带来诸多危害。日本福岛大地震导致的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已经波及到周边地区和我国东部沿海，对周边环境特别是海水和海产品的污染，对周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仍然十分严重。
二是对产业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生态环境也是个跨越产业结构系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布局呈融合式结构，各种产业和产品不仅互为原料、相互链接，而且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因此，一个产业或企业发生的环境事件，必然殃及到其他产业或企业。农药和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必然影响到工业和服务业及其产品；而工业污染物无序排放也会影响农业、畜牧业和服务业，甚或在工业内部形成二次污染。前段时间我国北方发现的生猪非洲猪温病，在个别肉食品企业的产品中也检测出来了。人们经常看到：有些化工厂的周边寸草不生，多种鸟类从来不到此栖息；很难看到食品厂比邻化工厂而建，发电厂和水泥厂大都远离居民社区；绿色有机蔬菜不能有超量农药和化肥残留，污染的水体难以养活鱼类生物。
三是对代际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弱质性，生态系统的形成与修复需要缓慢的自然演化过程，因而呈现出长时段的代际联系与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前苏联时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这些辐射尘涵盖了大面积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目前，有人担心30多年前的锶-90和铯-137还会对土壤造成污染，植物、昆虫和蘑菇最表层的土壤会吸收铯-137。在被辐射污染的地区，许多小孩的辐射剂量高达50戈雷（Gy）。这是因为，他们在喝牛奶过程中吸收了当地生产而被辐射污染的牛奶，当地牛奶是被碘-131所污染，碘-131的半衰期为8天。许多研究也发现，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小孩罹患甲状腺癌的比例快速增加，畸形婴儿的出生率的确升高了。所以，有些科学家担心核辐射会对当地人造成几个世纪的影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也不鲜见。4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方对的环境破坏，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
很显然，企业生产运营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有些已经跨越区际、国际和代际边界，情境相当严峻复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1]（习近平.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3-04-10.）。国家和人民利益呼唤企业必须虔诚坚守环境伦理，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保护生态环境是企业的伦理责任
企业是人类从自然界攫取和利用资源的经济组织。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们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和生活资源，满足人类广泛持久的多方面需要。企业这种特有的地位与职能，决定它们既可能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有功之臣”，也可能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因此，从生态建设可持续的视角分析，企业生产运营必须虔诚坚守环境伦理，绝对不能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
人是生存于自然界的社会性动物，建立秩序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维系人类群体性生存的必要前提。形成这种秩序的力量，主要是公共权力及其制度性运行规则，以及群体约定俗成的习俗、惯例和信仰等非制度性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是依据什么形成的，它们的源头又是什么？是伦理。伦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和认同的、不能更改也无可退守的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法则。典型的情况是：当人们发现近亲通婚所生后代多数为残疾或呆傻时，就把禁止近亲通婚作为婚姻伦理来规范婚姻关系。
毫无疑义，伦理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只要是有意识的或有意识渗透的人类行为，都可以视为一种伦理行为，诸如组织伦理、契约伦理、商业伦理、生态伦理、代际伦理等等。从时序和内涵来说，伦理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而习俗、惯例、契约、制度等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社会规则，都是行为伦理的转化形态。在分工和交往的社会，契约能约束签约各方行为从而保障各自利益的实现。但是，契约只是签约各方形成的共同意志，判断契约合理性的最终根据，仍然是伦理原则。这意味着，伦理是比政治、经济、法律更有终极意义的目的性存在，是古今中外国家、社会和环境治理的有效工具。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社会财富与物质文明，但同时也严重破坏着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导致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地球增温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严重的生态恶化问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现代环境伦理观由此而产。习近平同志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1版：49）。通常而言，环境伦理是指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和认同的、不能更改也无可退守的规范人与环境生态、社会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自然规律。环境伦理的深层涵义在于：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生态满足了当代人的生存需要后，当代人也必须满足自然生态存续的需要，进而满足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更高层次的生态环境要求。这既是环境正义问题，也是代际伦理问题，我们必须给后代人留下功能健康的良好生态环境。
那么，企业为什么必须虔诚坚守环境伦理，它们应肩负哪些生态保护的伦理责任？如前所述，企业是人类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前沿阵地和开路先锋，以产品或商品的形式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广泛需要。企业的这种功能定位，客观地决定了它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伦理责任。通常而言，环境伦理是个自然法则体系，包含生命平等、环境正义、代际伦理等重点内容。
从环境正义视角看，企业既然享有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权利，那么就应该相应地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以火力发电这个高污染行业为例，如果火电企业只注重发电量而不控制粉尘和硫磺等有限排放，那么电厂周边的生态环境就将遭到严重污染，许多动植物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意味着，倘若只享受权利而不担当义务的权贵企业充斥社会，那么人类世代希冀的环境正义和生态文明将不复存在，地球也将随之陷入争夺生存资源的混乱之中。因此，人们绝不允许企业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单纯地追求它们自身的利润和利益。
从社群伦理立场看，人类社会是由世代相传的代际链条组成的道德共同体，每代人从上代人那里免费继承和享用了良好生存资源后，应该而且必须为下代人保留足够的生存资源。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演化的规律。否则，人类可能早就在地球上灭绝了。这种社群伦理，也是由人组成和为人服务的企业的存续伦理。当代企业既然从上代人那里继承了良好的生产资源，就必须同样为后代人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倘若当代企业都不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为了眼前和局部利益而放肆地破坏生态环境，那么人类无疑很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伦理同道德和法律一样，是人类约束自身行为的重要利器。如果说道德是内在约束、法律是外在约束，那么伦理则是本质层次的根本约束。企业作为人类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第一环节，必须首先虔诚坚守环境伦理，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这不仅是人类演化规律的客观规定，也是环境伦理法则的底线要求。事实上，环境伦理的主要原则和要求，已经上升为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法规，任何企业都要无条件遵守和执行。否则，它们必将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裁。所以，“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3]（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5-01-22.）。
三、环境伦理必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勾画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宏伟蓝图：2020年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空前。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新五大发展理念和三大攻坚战中，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其中重要一项。这意味着，处于人类从自然界攫取资源最前沿的各种企业，必须把虔诚坚守环境伦理融入发展战略，做到与生产经营同安排、同推进、同考核、同评估，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加强教育培训，使环境伦理成为企业员工的虔诚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告诫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给予大自然以充分的道德关怀，实质上是善待、关爱人类自身。因此，人类应该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并将其内化为人的德性修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外化为护育自然、绿色治理、生态修复等环保实践，自觉承担起营造可持续的生命支撑体系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这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真实意义，也是环境伦理建构的新向度。环境伦理作为一种自然法则和行为底线，并不是每位员工都能深刻认知和始终坚守的，有时因于企业或个人的狭隘利益，甚至可能遭到故意违反和破坏。所以，企业应该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利用入职教育、政策学习、业务培训、法治教育、安全教育等活动，对广大员工进行深入的环境伦理教育，使之成为他们虔诚坚守的职业信仰。应该拓展教育的内容与渠道，采用剖析案例、宣传典型、播放视频、举行仪式等鲜活形式，增强环境伦理教育的生动性和在场感，引导员工在信仰基础上始终坚守环境伦理，更好地规范大家的职业行为。通过强化有效的教育和激励，引导企业员工把环境伦理融入项目开发、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和产品生产全过程，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政府和人民。
2、科学民主决策，使环境效益成为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1版：49-50）。目前，我国生态系统脆弱仍较，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就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代际正义原则处理与后代人的关系，选择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给后人留下一套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还给他们留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生态环境。从历史和宏观视角考量，一个地方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通常连体相生，单纯追求和实现的丰厚经济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额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及其经营的企业，应该具有历史眼光和大局观念，在追求当前利益的时候不忘长远和全局利益，在考量经济效益的时候统筹考虑经济和及社会效益，实现共存相生基础上的多赢。因此，企业领导层应该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做可研时充分调查研究，多吸收环保、质保方面专家和周边群众参与可行性论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集中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做出决策。坚持审慎思考、综合考量，充分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项目的环境效益，更多地选择环保项目和产品，尽可能采用环保技术和工艺，不能简单盲目地追求企业经济利润。国有企业更应该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的蓝天、碧水、净土和生态保卫战，在治理涉气环境、水源地保护、污水排放、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和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率先行动，带头治理，充分发挥好主力军作用。那些对环境威胁较大的化工企业、煤电企业、食品加工企业，尤其应该有前瞻眼光和全局意识，多考虑一些企业对区域环境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多采用一些环保设备和环保技术，实现企业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相生多赢。
3、严守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成为企业行为的基本规范。环境伦理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法律法规，才能在环保实践中发挥就有作用。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伦理的基本规范，多数已经上升为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推动环境伦理落地生效。因此，企业应该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法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依法依规办事，严格守法经营，绝不能逾越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对于哪些经济效益好但环保风险大的项目和产品，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法律和风险评估，在确保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再上马建设。特别是当新建项目市场看好，产品利润相当可观的时候，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严格依法行事，不能采用造假、变通等欺骗手段知法犯法。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化，规模以上企业应通过修改章程或专项立规等途径，把环境伦理和生态建设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强制性规范，保证和推动企业始终虔诚地坚守环境伦理，自觉加强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还应该强化企业内部环保监督机构的职能，赋予环保和质保部门相应的检查监督权和执法裁决权，在绩效考核和先优评选中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使环境伦理规范带有刚性约束力。
4、推进创新创造，使新型能源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动能。因于改革开放前期的掠夺式粗放性开发，当前我国生态建设“赤字”比较大，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比较大。怎样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如何发挥环境保护在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必须积极应对的迫切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5]（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1版：50），为我们破解发展与保护的悖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中，推进能源革命及绿色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是我国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从全球趋势看，发电成本持续下降标志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为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领域，核能和生物质能源转型利用进程不断加快。因此，主要发达国家都实施以技术为支撑的能源转型政策，这将使能源投资重心向绿色清洁化能源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鉴于这种趋势，我国能源企业应该加快能源科技、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深入研究和突破一批关键性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新领域，重点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和生物质能源，降低可再生能源投资和运维成本。随着分布式能源和电动汽车的兴起，智能电网技术成为推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的重要方向，逐渐成为全球电力消费的新模式。我国能源企业应该紧跟世界智能电网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智能电表改造升级步伐，提高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简介：
马丽（1980-），女，黑龙江省明水县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理学硕士，国家能源集团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从事环境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
论文作者:马丽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2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29
标签：伦理论文; 环境论文; 企业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人类论文; 生态论文; 能源论文; 《基层建设》2019年第2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