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定量论文,及其应用论文,数据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5-0018-24
[修回日期：2011-01-31]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面对一些需要运用数据进行比较、检验或支持的问题。比如，冷战后国际冲突是增多还是减少了？19世纪是否比20世纪更加和平？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否比20世纪初期更高？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更低吗？从本质上说，这些问题都属于描述性问题，需要根据经验性的数据(data)或信息(information)进行回答。①显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得相应数据：收集新的数据和利用已有数据。然而，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第一种方法并不一定可行，因为这意味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要设计出一套科学、客观、可复制的数据收集程序和方法，使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达到科学研究的水平，而这对大多数研究者个人而言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鉴于此，研究者首先可以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已有数据。②
一 定量数据的主要来源
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③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最近30年来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一些学者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几份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期刊中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比例呈稳步增长趋势，明显超过其他几种实证研究方法。④与定量分析方法同步发展的是相关领域的数据库建设，它们涵盖了国际冲突、国家实力、政权类型、贸易、联盟行为、国际组织等国家间交往的主要方面。⑤为了便于致力于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寻找适合研究需要的数据源，我们首先简要介绍搜寻这些数据的主要渠道。
数据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用以支持或反驳研究结论。因此，搜寻数据必须具有针对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要仔细评估已有的多种数据，并决定使用与你的研究目的最相关的那一种”。⑥毕竟许多数据库都包含了国际关系中相同的重要概念，诸如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民主特征或国家的其他政治特征、国家的经济贸易特征等。然而，每一种数据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都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需要仔细思考自己的研究问题，了解每一种数据的定义、赋值规则、收集程序等，以选择最符合研究目的的数据。
在明确研究目的和问题之后，搜寻已有数据的最主要途径就是从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中寻找数据来源线索。因为既有研究不仅提供了数据的来源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介绍、演示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进行经验研究。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信息或者相关的网络搜索引擎进行查找。一般而言，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收集：第一种是通过研究者的个人信息，比如他们可能在个人主页上提供数据下载；第二种是大型的数据库网站；第三种是发表文章的期刊官方网站。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通过上述三种方式搜寻符合研究者需要的数据。例如，如果一名研究者对领导人任期感兴趣，他可能会阅读贾科莫·裘扎(Giacomo Chiozza)和海因·戈曼(Hein E.Goemans)的相关研究。⑦两位作者在几篇文章中探究了可能对“领导人任期”造成影响的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其中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供了“领导人任期”数据库的链接地址(http://www.yale.edu/unsy/jcr/jcrdata/jcrdata)，由此研究者就可以免费获取1919-1992年全世界领导人任期的完整数据。实际上，从事定量研究的作者们一般会在个人网站发布所发表文章中涉及的数据——比如加里·金(Gary·King)、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齐韦·毛兹(Zeev Maoz)等学者——供感兴趣的研究者进行检验，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公开性和可复制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渠道更适合对相关领域有一定了解的研究者。例如，如果一名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同盟条约如何影响国际冲突，那么他希望获取该领域专家布雷特·阿什利·利兹的所有已发表文章。通过访问利兹教授的个人主页，研究者可以下载这些文章中使用到的所有数据。⑧当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与原作者本人联系获取数据。例如，一名研究者可能对国际冲突调解感兴趣，并且发现该领域的许多学者都会使用雅各布·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收集的“国际冲突管理数据(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ICM)”，但该数据并未提供网上公开下载。如果研究者需要该数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贝尔科维奇教授获取。⑨
同样，读者还可以发现贾科莫·裘扎和海因·戈曼在2003年和2004年共同撰写的两篇文章使用了“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ICB)”和“政体IV(Polity IV)”两个数据库，而这两个大型数据库有专门网站并定期更新，⑩研究者只需访问相关网站即可下载全部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许多类似的大型数据库，它们以其全面、开放、免费而广受欢迎，比如最著名的“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COW)”项目。(11)对于定量研究者来说，时常访问这些大型数据库网站是获取最新数据的一种便捷方式。
第三种获取数据方式一般针对的是具体研究文章的“复制数据(replication data)”。目前，许多主流国际刊物都要求作者在文章发表之际公开数据，因此更多研究者倾向于将研究数据发布于期刊官方网站。例如“大学间政治与社会研究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ICPSR)”提供了超过50万份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文档，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等16个学科。(12)另外，《国际研究季刊》、《冲突解决》、《和平研究》等注重定量分析的杂志(13)都规定，研究者在提交论文时需要提供研究数据，并同意在发表文章的同时公布这些数据。当然，这类数据是为了让其他研究者检验其研究结论，难以再拓展既有研究范围。
另一类“复制数据”可供其他研究者扩充和修改，这类“复制数据”将多种数据融合在一起，研究者可以在其基础上补充新的变量数据，也可以将原有的变量重新赋值，从而设计新的解释变量。最为著名的复制数据是“预期效用生成和数据管理项目(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Program，EUGene)”。(14)该数据库一方面是为了检验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及其同事提出的“战争和争端发生的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另一方面是为了作为数据管理工具生成新的数据和变量。(15)作为复制数据，EUGene的显著特征是融合了多种与战争预期相关的数据，其变量设计达60多个。同时，EUGene的定期更新有力推动了这一数据库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普遍使用，目前的3.2版本已经将部分数据更新至2008年。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途径之外，研究者还常常使用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例如，在涉及世界经济与贸易的研究时，大多数学者都会使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研究者可以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data)下载所需数据。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也可以在该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statistics.org/imf/about.asp)下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际组织的数据需要付费检索，而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公布的数据都是免费的。例如，对美国对外援助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美国海外援助”网站(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免费下载历年援助数据。而美国历年经济数据——比如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可以在美国贸易部和劳工部统计网站上免费下载。(16)
在下文中，根据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的调查，我们将着重介绍一些常见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冲突/冲突过程数据、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组织数据和调查数据，(17)它们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冲突或冲突过程、国际组织、对外政策分析、民主化、族群政治、发展、环境研究以及和平研究等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18)以下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些数据的基本特征、主要用途和获取方式、数据运行格式以及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 冲突/冲突过程数据库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以及和平研究等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是科学化最高、数据最为完备的一个领域。根据冲突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相关数据分为三类：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和冲突管理。
(一)国际冲突数据
表1展示了几种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数据。第一种是使用最广泛的“战争相关指数”的“国际军事争端数据(MID Data)”。(19)它收录了“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威胁、显示或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的数据，其中涉及的国际冲突分为领土(territorial)、政策(policy)和政权(regime)三类争端。该数据库最初仅涵盖了1816-1992年的冲突数据，(20)在1993年之后对事件数据进行了系统赋值，目前使用的版本是2004年发布的MID 3.0数据。(21)2007年10月26日更新的MID3.10版本中纠正了2003-2006年收集中出现的一些误差。陆凌宇(Lingyu Lu，音译)和卡梅伦·蒂斯(Cameron G.Thies)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利用该数据库考察了贸易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产生的影响。(22)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齐韦·毛兹在MID数据的基础上改进了相关变量，提供了一种双方层次(dyadic-level)的数据(Dyadic MID 2.0)，其中将冲突方(双边或多边)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23)使用双方层次数据，更容易把握冲突方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也更容易对冲突双方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跨层次分析。2010年，毛兹教授使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冲突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分别检验了脆弱性相互依赖和敏感性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发生的影响。(24)
第二种是“战争相关指数”的“国家间冲突数据(inter-state conflict data，ISC)”。(25)它与COW MID 3.0基本上是相匹配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相应的争端”，而主要不同在于以下两点：首先，对国家间战争或争端的定义上，在COW MID 3.0中，符合国家间战争的事件首先必须要求参与方是国际体系的成员。(26)其次，战争中至少有1 000名以上的军事人员死亡。不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样大规模的军事人员伤亡已经相当罕见，因而近年来很多属于国家间争端的冲突并没有收录在该数据库中，从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军事冲突。黄元载(Wonjae Hwang)在2010年的文章中使用“战争相关指数”的MID 3.0和ISC 3.0重新评估了国家实力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国家偏好(preference)对冲突和战争的影响。(27)
第三种是由“国际危机行为”提供的危机数据。(28)它对国际危机事件的认定包含三个条件：(1)其中一国感受到另一国对其基本价值的威胁；(2)卷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很大；(3)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29)这个数据最初于1975年开始收集，2010年7月发布的最新ICB 10版涵盖了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7年发生的455次国际危机事件和35次持久冲突(protracted conflicts)，涉及1 000个行为体。“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包括体系层次(system)和行为体层次(actor)两种数据。由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在收录时设计非常全面，涵盖了许多变量，它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完善和修正。例如，约瑟夫·休伊特(J.Joseph Hewitt)根据这一数据建立了国际危机行为的双方数据(dyadic-level data 2003)，它记录了1918-2001年间434次国际危机中的882对危机双方(crisis dyad)。(30)双方层次数据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危机双方，而不是具体的危机事件。构成“危机双方”的两个国家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双方均为国际体系的成员；(2)至少有一方满足“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认定的危机发生条件；(3)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了直接的敌对行为。由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采用与“战争相关指数”相同的国家编码，二者的数据是兼容的。例如，虽然“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中有关于危机行为体“同盟”的变量，但由于这一变量仅仅是定序变量，无法充分反映危机行为体的结盟行为，国际学界一般代之以“战争相关指数”的同盟数据或者“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ATOP)”数据，这些数据的国家行为编码都是相同的，因而在数据处理上极为方便。迈克尔·布雷彻(Michaerl Brecher)在2008年的专著中利用“国际危机行为”数据系统分析了国际危机的发生、升级和影响因素和后果。(31)
第四种是“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UCDP)”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提供的1946年以来“武装冲突数据(armed conflict data，ACD)”。(32)该数据库不仅包括国际武装冲突，也包括国内冲突，而且每年在《和平研究》上更新前一年的武装冲突数据分析。(33)汉内·菲耶尔德(Hanne Fjelde)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利用该数据库探讨了产油大国中的政治腐败与内战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提醒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资源、政府与武装冲突的关系。(34)
(二)国内冲突数据
表2显示了几种主要的国内冲突数据库。第一种是上文介绍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它收集了1946-2008年的国内武装冲突数据。(35)
第二种是由“战争相关指数”项目收集的“超国家战争(Extra-State War 3.0)”和“国内战争(Intra-State War 3.0)”数据。(36)前者收集国家与非国家实体之间的战争数据，后者收集国家内部(即政府与非政府实体之间)的战争数据。前者对数据的要求是主要冲突方中至少有一个不具备主权国家身份，并且每一次战争的伤亡人数都在1 000人以上；而后者涉及一国国土之内的政府与非政府力量之间或者至少两种非政府力量之间的战争。迈克拉·马特斯(Michaela Mattes)和布尔久·萨文(Burcu Savun)在2010年的文章中利用“战争相关指数”的国内战争数据研究了1945-2005年间内战中的协定持续时间与新内战爆发之间的关系。(37)
第三种是由“政治动荡工作组(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PITF)”提供的所谓“失败国家”的数据。(38)该项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对“政治动荡”的定义包括爆发革命或种族战争、不利的政权变更和种族清洗，涵盖了1945-2008年的内战和所谓的“失败统治”数据。杰克·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等人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根据1945-2003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预测“政治动荡”的模型。(39)“少数族裔风险”数据(minorities at risk data，MAR)收集了1945-2003年间283个活跃的政治种族群体的活动。(40)它由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于1986年建立，经过五个阶段的收集，其变量已达到400多个，以观测全世界种族之间的压迫和流动情况。该数据被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例如，雅罗斯拉夫·蒂尔(Jaroslav Tir)和迈克尔·亚辛斯基(Michael Jasinski)利用“少数族裔风险”数据扩展了“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发现当国内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受到挑战时，更倾向于对国内种族冲突中的少数族裔使用武力以获得公共的支持。(41)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内冲突的关注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数据库建设也发展迅速，除上文介绍的几种数据外，还有“世界政治与社会指标手册(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42)“领土分割作为种族战争的解决方式(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Ethnic War)”、(43)“种族、暴乱与内战数据”(ethnicity，insurgency，and civil war data)等国内冲突数据。(44)
(三)冲突管理数据
表3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冲突管理数据。第一种是“国际危机行为”数据。该数据在1977年建立之初并没有关于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2001年25位学者开始在原有版本基础上系统收集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目前包含近20个变量的国际危机调解数据库。(45)“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的调解数据包含了危机调解的基本属性，如调解者类型、调解方法等。例如，凯尔·比尔兹利(Kyle Beardsley)利用“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的双方数据，从危机事件的政治影响角度解释调解行为的发生。(46)不过该数据库并没有关于具体危机调解者的数据，因此对于从调解供给方(调解者)角度研究危机调解行为的研究者来说，需要自己补充相关数据。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等在其著作的附录中提供了1918-2001年经历调解的国际危机事件的所有调解者信息，可以补充原有“国际危机行为”数据。(47)另一种常见冲突管理数据是由雅各布·贝尔科维奇收集的“国际冲突管理数据”，(48)它涵盖了1945-1995年295次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争端，它们经历了3 207种不同的冲突管理形式，其中调停有1 859次。相比于“国际危机行为”的调解数据，“国际冲突管理数据”对于调解者的信息更为全面，因此利用这一数据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49)例如，中国学者漆海霞利用“国际冲突管理数据”研究了调解的策略对调解结果的影响，探讨了不同调解策略的效果差异。(50)不过，相比“国际危机行为”等冲突管理数据，“国际冲突管理数据”只记录了1945-1999年之间的国际军事冲突调解事件，并且没有关于国内冲突调解的事件，因此在反应危机调解的最新事件和属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拓展。(51)
第二种是“第三方与国内冲突干预数据(TPIID-Intrastate Disputes)”，(52)它涵盖了1900-2006年所有第三方对国内争端的干预。这一数据补充了“国际危机行为”和“国际冲突管理数据”对于内战干涉的不足，因而在内战研究领域使用广泛。迈克·米伦巴赫(Mark J.Mullenbach)和杰勒德·马修斯(Gerard P.Matthews)利用该数据研究了美国在1945-2002年间对其他国家的国内冲突的干涉，他们区分了国际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干涉动机的影响，认为国际因素通常比国内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53)
第三种是常见的“战争相关问题(Issue Correlates of War，ICOW)”数据库的“领土、河流和海洋权利主张争端数据”。(54)它涵盖了1816-2001年西半球和西欧对领土、海洋权利的主张以及中东、西半球和西欧对河流的权利主张。相比前面两种数据，“战争相关问题”数据对“争议问题(issues of contention)”进行了界定，允许比较不同问题的管理方式及其效果。该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55)例如，托比亚斯·伯梅尔特(Tobias B
hmelt)利用该数据研究了调解者的规模(size)对调解的效果和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56)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几种主要数据库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个人收集而形成的“复制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关注“国际和平建设(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57)也有关于“国际领土争端(territorial dispute)”(58)的管理数据。
三 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库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定量分析最为发达的国际关系分支学科之一，布鲁宁等人对《国际组织》、《国际研究季刊》和《世界政治》三份杂志1995-2005年发表的文章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文章达30.4％，位居第一，而且在每份杂志上所占比例也都是最高的。(59)
(一)国际经济数据
表4展示了几种不同的经济数据。第一种是“宾大世界经济表(Pen World Table，PWT)”。(60)它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心主持，2009年8月更新的6.3版本涵盖了189个国家1950-2007年的国民生产情况。由于其收录数据的权威性和完整性，“宾大世界经济表”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宾大世界经济表”数据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相互补充，尽管后者涉及的变量更为全面，涵盖的经济问题也更多，但遗憾的是，“世界发展指数”需要付费使用。(61)佩伊维·卢亚拉(P
ivi Lujala)在其研究中使用PWT6.0数据来探究资源依赖型国家爆发的国内冲突为何比其他国家更多这一问题，他发现国家汲取资源的方式以及资源所在位置对于国内冲突发生具有显著性的影响。(62)
第二种是“国际贸易数据”。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战争相关指数”项目的“国际贸易数据(COW International Trade)”(63)中，关于国家间贸易的数据也比较完整。该数据库收录了1870-2006年期间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额。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在利用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偏态分布影响，均以贸易额的自然对数将其转换为正态分布。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等利用“战争相关指数”的贸易数据检验了几种关于贸易与冲突关系观点，并详细介绍了“战争相关指数”贸易数据的建立和使用情况。(64)
第三种关于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常用数据库是由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Kristian Gleditsch)收集的“扩展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65)该数据库很好地处理了冲突研究中的“缺失数据”问题。格莱迪奇利用其他替代资源，改变赋值的规则，扩展了既有的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的数据(主要是“宾大世界经济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数据)。由于格莱迪奇的数据在缺失数据的处理上更为可靠，该数据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利用。例如，伯梅尔特利用该数据库考察了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是否对冲突方的调解发生产生影响；(66)汉·多鲁森(Han Dorussen)和休·沃德(Hugh Ward)则利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了国际组织、贸易以及民主与和平的关系。(67)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冲突研究中并不使用当年的数据，而是使用前一年的数据作为当年的参考指标。例如，如果研究者对时段t的国家行为感兴趣，但由于收集t时段数据存在的滞后性，研究者往往使用t-1时段的数据。
第四种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68)它免费提供了关于世界贸易、投资、发展和国际金融流动的相关数据。例如，利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80-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玛吉特·巴斯曼(Margit Bussmann)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分析经济一体化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流入和流出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他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存量减少了爆发重大争端的风险。(69)另外，目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统计报告中能够获取许多国际经济方面的数据。(70)
(二)地理环境和政治数据
地理变量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71)表5展示了几种主要的政治地理环境数据。第一种是“战争相关指数”的“毗邻数据”，包括“直接毗邻数据(direct contiguity data)”和“殖民依附毗邻数据(colonial/dependency contiguity data)”。(72)直接毗邻数据测量的是1816-2006年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直接毗邻程度，毗邻国由五类构成：第一类是陆上毗邻(路上边界或河流)，其他四类是水域毗邻(以12、24、150和400英里为准)。殖民依附毗邻数据则是根据一个国家与其殖民地或依附国，或者两个依附国之间的殖民或依附关系测量的。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和戴娜·千叶(Daina Chiba)将毗邻领土效应分解为可观察的和不可观测的效应来对军事冲突与两国之间的边界关系进行研究。(73)除此之外，“战争相关指数”还提供了“国际军事冲突发生地点(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MIDLOC)”数据，用以研究地理环境位置对国际争端发生的影响。(74)
第二种是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地理和资源数据(Geographical and Resource Datasets)”也可查阅国家之间的边界长度。它由凯瑟琳·弗朗(Kathryn Furlong)和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Nils Petter Gleditsch)两人完成，包含了1815-1997年国家边界变更的确切日期，并提供了一个关于边界长度的比较(75)，同时也包括政治实体之间的最短距离数据。除此之外，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提供了“钻石资源”、“石油数据”等资源数据。(76)另一种关于自然资源争端的数据是“跨国淡水资源争端数据”，(77)它由6个子数据库组成，包括1820-2007年的“国际淡水条约数据(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1950-2008年的“国际淡水事件数据(International Water Event Database)”等。
第三种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研究中心收集的“紧急事件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EM-DAT)”。自然灾害经常被作为一个诱因纳入到国内冲突的分析中，该数据库收录了1900年以来的干旱、火山、海啸、森林火灾等11种自然灾害。(78)查尔斯·科恩(Charles Cohen)和埃里克·韦尔克(Eric D.Werker)根据这个数据的经验观察提出了一个自然灾害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用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政府在自然灾害的防治上会有不同的表现，进而探讨政府对国际援助选择的动机。(79)
第四种是最常用的“政体IV”。政治数据一般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政治制度(如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二是政治领导人的数据。“政体Ⅳ”(80)数据包含了1800-2009年163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数据，它的分值从-10(最不民主)到+10(最民主)，西方研究者一般将分值在+6以上的政体视为民主政体。从1975年最初发布的“政体I”到2009年最新版的“政体IV”，该数据库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冲突研究中，作为衡量政体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例如，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西蒙·胡克(Simon Hug)和卢茨·克雷布斯(Lutz F.Krebs)利用“政体IV”数据研究了民主化与国内冲突的关系，发现民主化导致的冲突仅限于政府间冲突而不是领土冲突。(81)道格拉斯·吉布雷(Douglas M.Gibler)利用该数据研究了国家领导人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改变国内集权状况以达到“团结效应(rally effect)”的现象。(82)在使用该数据时，也可以根据分值将这类定距变量转化为定类变量。
第五种是“政治生存数据(political survival data)”，其主要关注国家制度和领导人两个层面，(83)该数据由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等人收集整理，梅斯奎塔利用该数据提出了“政治生存理论(political survival theory)”。(84)
第六种是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该数据涵盖了1996-2009年213个经济体六个维度上的治理指标，包括“言论和责任”、“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85)
第七种是美国由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提供的“制度与选举项目数据(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Project)”。(86)它收录了1972-2005年间所有国家的政治选举数据，该数据库的特点在于其广泛的变量设置(从立法机构到中央银行)和国家范围(民主和专制国家)。
四 组织数据与调查数据
第三大类数据涉及国际组织/条约数据和有关对外政策分析态度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库的范围一般比较具体。
(一)国际组织/条约数据
表6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数据。第一种是“战争相关指数”项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COW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COW IGO)”数据。(87)它收录了1815-2005年间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信息，它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定义是至少包含3个民族国家成员。该数据是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最常用的数据。例如伊莉莎白·福塞特(Elizabeth Fausett)和托马斯·沃尔吉(Thomas J.Volgy)利用“战争相关指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研究了冷战之后东欧和中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低烈度冲突的影响；(88)汉·多鲁森和休·沃德利用该数据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了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联系对国际冲突的影响。(89)
第二种是由布雷特·阿什利·利兹收集的“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该数据收录了1815-2003年所有国家签订的军事同盟协定。(90)该数据包含六种基本格式：成员层次数据(member-level)、同盟层次数据(alliance level)、同盟阶段层次数据(alliance phase level)、国家-年层次数据(state-year)、双方-年层次数据(dyad-year)和直接双方-年层次数据(directed dyad-year)。利兹、迈克拉·马特斯和杰里米·沃格尔(Jeremy S.Vogel)利用这一数据研究国内领导人的变更对国家履行国际条约承诺的影响，他们发现威权政府领导人的变化容易导致国家放弃条约义务，而民主国家没有这种影响。(91)使用“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需要特别注意国家缺失年份数据的处理。由于“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仅记录了各国在特定年份所加入的同盟以及签订的条约情况，如果在某一年没有该国的同盟数据记录，只是表明该国在当年没有加入，不应该以缺失值处理数据。
第三种是“战争相关指数”的“正式同盟数据(COW Formal Alliance Data)”(92)，它收录了1816-2000年至少两个国家签订的所有防御协定、中立或非侵略条约或者谅解协议。它不仅提供了同盟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的时间，而且也包括该同盟的生命周期。托马斯·普卢佩尔(Thomas PIümper)和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同时利用“战争相关指数”的同盟数据和“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国际同盟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93)
第四种是亨塞尔的“战争相关问题”项目提供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多边条约(Multilateral Treaties of Pacific Settlement，MTOPS)”数据，它涵盖了1816-2001年间在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其成员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和地区组织信息。(94)克丽丝塔·威甘德(Krista E.Wiegand)和伊米莉亚·鲍威尔(Emilia Justyna Powell)在研究国家过去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解决争端的影响时利用了这一数据。(95)除了上面介绍的四种主要国际组织/条约数据之外，埃里克·弗滕(Erik Voeten)收集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数据(Documenting Vot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Data)”(96)也得到广泛使用，它记录了1946-2008年所有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
(二)调查数据
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的数据是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数据，这些数据一般由一些调查机构开展收集，比如盖洛普民意测验、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测验数据等。关于政治态度的主要调查数据有三种：第一种是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数据(Chicago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ublic Opinion Survey)，(97)自1975年以来，它每两年开展一次大规模调查，比较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公众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同时也会不定时地开展一些具体问题的调查，例如2008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查、2006年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调查等。第二种民意调查数据是欧洲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即“欧洲委员会公众舆论分析(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ecto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98)它自1973年开展以来，每年都在成员国开展一些对重要问题的调查。第三种民意调查数据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99)涵盖了1981年以来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数据，它的调查单位不是按照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分为不同的社会，比前面两种调查的范围都要广泛。除此之外，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数据也经常为研究者使用，但是大部分数据都需要付费，不便于获取。罗普中心(Roper Center)免费提供了盖洛普的所有民意测验数据。(100)例如，迈克尔·穆索(Michael Mousseau)在关于从社会经济根源解释民主和平论的机制的研究中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用以检验个人在合约密集型和收入不平等社会中的行为。(101)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还经常使用其他一些数据，如事件数据(event data)和恐怖主义数据。事件数据分析方法是研究国际行为体互动特征的一种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代表性事件数据库有“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Kansas Event Data System，KEDS)”、(102)“冲突与和平数据集(Conflict and Peace Databank，COPDAB)”和“世界事件互动测量(World Events Interaction Survey，WEIS)”。(103)例如克莱顿·锡恩(Clayton L.Thyne)在关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释放出的信号对拉美政变的影响的研究中使用了“冲突与和平数据集”和“世界事件互动测量”这两种事件数据。(104)九·一一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恐怖主义事件数据有“全球恐怖主义数据集(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GTD)”。(105)例如，崔承唤(Seung-Whan Choi)利用GTD数据研究了民主国家的法治制度是否为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106)此外，关于测量“权力”(或国家能力)的数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数据。几乎每一项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都会提及“战争相关指数”的“国家物质实力数据”。它根据国家的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费、军事人数、军费开支等指标测量了1816-2007年的各国实力。“国家综合国力指数”就是根据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变量计算得出的。(107)
从上文可以看到，大部分使用广泛的国际关系定量数据都是由美国学者开发的，这与美国定量研究方法最为发达不无关系。尽管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的特征，但却更多地表现出“美国特性(American specialty)”，(108)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就是典型表现。不过，近年来处于国际关系研究“边缘”地带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在积极推动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和定量数据库的建设。(109)例如，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主持的“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定量衡量数据库”便是近年来的突出代表。(110)该书记录了1950-2005年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联邦德国)和印度7个国家双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量化数据来分析中国与大国关系变化的特征、变化的程度、预测变化的趋势等。(111)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几类定量数据。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能够介绍的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数据需要研究者们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需要去“发现”，也需要研究者们根据已有的数据整合、甚至重新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五 建议与结论
由于数据库建设是一项耗时、费力和高成本的工作，本文讨论的中心主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数据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服务。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都是为具体研究目的和课题服务的，在此，笔者对如何使用这些定量数据还有以下建议：
第一，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选择最合适的数据。从前文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发现，在同一主题下存在着不同的数据库，这些数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研究者选择哪一种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应该取决于研究问题。例如，在冲突管理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是国际冲突的调解，就需要谨慎选择“战争相关问题”和“第三方与国内冲突干预数据”数据。为了更好地使用数据，研究者首先需要仔细阅读每一种数据手册(codebook)和文件(documentation)，这样有助于理解变量的设置以及缺失数据的处理等。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数据都可以有不同的用途，研究者只有在仔细了解数据的结构、赋值、收集过程之后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数据。
第二，在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同一主题使用不同的数据、方法、设计进行研究常常得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分析方法问题”，(11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强调方法论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要尽量调查不同数据的效力，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比如，一位研究者对国际冲突调解感兴趣，在选择因变量数据时，他可以使用“国际冲突管理数据”和“国际危机行为”两种冲突管理数据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同时，对于同一个变量的测量，往往也需要多个测量指标，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全面。例如，托拜厄斯·博梅尔特(Tobias Bhmelt)在研究冲突方之间的间接联系(indirect links)与直接联系(direct links)对冲突调解产生的影响时，只考虑了冲突方与调解方通过国际组织形成的间接联系，而忽视了对它们之间的同盟、贸易、历史、文化等联系的测量，这样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完整的。在面对这种变量测量时，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不同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113)
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利用包含了多个数据集的数据库，如一些研究者的“复制数据”或者EUGene这样的数据管理软件。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单个数据集涵盖的观察样本少则数千个，多则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如果所有的数据都要直接从这些单独的数据集中提取，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14)相比之下，这些主要的复制数据都包含了几种以上的其他数据，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一些变量的赋值规则，或者根据既有的一种或几种变量生成一些新的变量，或者在原有数据基础上补充一些数据，这样就减少了数据管理的时间，将更多精力投入理论创新。
第三，在分析使用数据时，还需要注意数据的测量层次问题，尽量避免出现“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生态学谬误”是指将高层次的信息、经验、发现应用到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上。如果研究理论是建立在个体层次上的，而利用高层次的汇总数据(Aggregate Data)作为对个体层次理论的根据，就有可能犯了生态学谬误。例如在关于内战的研究中，对穷国更容易发生内战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由于在这些穷国中有更多低收入的青年，在无法找到另一种更好的工作时，他们愿意加入到“叛乱群体”中。根据这种观察而得出中青年中的低收入者更有可能加入到“叛乱群体”这一结论很可能就犯了“生态学谬误”，因为所得到的是汇总数据，它观测的是高层次的总体收入的平均值，并不是个体数据，因而它所显示的“汇总关系”并不必然能够解释低层次上个体青年收入对其加入“叛乱群体”意愿的影响。为避免这种错误，简·凯特勒·罗德(Jan Ketil R
d)和哈尔瓦德·比海于格(Halvard Buhaug)在研究地理位置对冲突的影响时使用的是“分拆数据(disaggregated data)”。(115)这个问题与统计分析技术有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界忽视了。(116)
与此同时，在分析数据时还需要注意避免出现“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选择性偏差”是指所得到的样本对总体没有很好的代表性。例如，在国内冲突调解的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会考虑一系列影响调解的因素。在决定样本中有哪些行为体的同时，实际上也决定了哪些行为体参与冲突管理，这就会对因变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对选择它们的机会产生间接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选择性偏差，因为大多数潜在调解者没有都参与调解，过度抽样的结果很可能引起测量误差和选择性偏差。(117)
最近30年来，定量分析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多少受到“冷落”。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比较明显和重要：首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定量统计分析所需要的大规模数据(或数据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定量统计分析技术的系统训练，许多中国学者很难进行高级、深入的统计分析，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统计层面。(118)为了缩小差距，我们首先可以从利用国际学界广泛使用的已有数据库入手。当然，我们在使用这些数据库时，需要用到更成熟的统计技术或者选择全新的视角，由此才能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同时有所创新和突破。
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nd Kyle Clark Beardsley,"Issues in Data Collection,"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10,Blackwell Reference Online,http://www.isacompendium.com/subscriber/tocnode?id=g9781444336597_chunk_g978144433659711_ss1-60.
②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27.
③在国际学术界，“定量方法”与“统计方法”这两个术语经常交替使用，二者并无实质区别，本文也将其同等对待。
④参见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Tierney，“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6-33；Marijke Breuning，Joseph Bredehoft and Eugene Walton，“Promise and Performance：An Evaluation of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No.4，2005，p.454；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5-7。
⑤刘丰：《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98页。
⑥Paul R.Hensel,"Review of Available Data Sets,"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10.Blackwell Reference Online,http://www.isacompendium.com/subscriber/tocnode?id=g9781444336597_chunk_g978144433659717_ss1-12.
⑦Giacomo Chiozza and H.E.Goemans,"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Tenure of Leaders:Is War Still 'Ex Post' Ineffici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3,2004,pp.604-619; Giacomo Chiozza and H.E.Goemans,"Peace through Insecurity:Ten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7,No.4,2003,pp.443-467.
⑧参见http://www.ruf.rice.edu/～leeds/#Research。
⑨Jacob Bercovitch,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1945-1995:Official Codebook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Dataset,Christchurch,New Zealand: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9.
⑩参见http://www.cidcm.umd.edu/icb/和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11)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下文还将专门介绍这个项目的相关数据。
(12)参见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pra/index.html。
(13)《国际研究季刊》数据见：http://isanet.ccit.arizona.edu/data_archive.html和http://www.isanet.org/data_archive.html；《冲突解决》数据见http://jcr.sagepub.com/archive/；《和平研究》数据见http://www.prio.no/jpr/datasets.asp。
(14)参见http://www.eugenesoftware.org/。
(15)关于EUGene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Stam，“Eugene：A Conceptual Manual，”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6，No.2，2000，pp.179-204。
(16)参见http://www.bls.gov/和http://www.bea.gov/。
(17)我们主要根据保罗·亨塞尔(Paul R.Hensel)提出的分类方法进行梳理，它们主要是根据近年来使用定量数据研究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解释变量划分归类的，参见http://www.paulhensel.org/compendium.html。
(18)这种分类来源于马里克·布鲁宁(Marijke Breuning)等人的研究，布鲁宁根据国际研究协会各个分会的设置情况，将三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文章的主题(subject)分为15类，参见Marijke Breuning，Joseph Bredehoft and Eugene Walton，“Promise and Performance：An Evaluation of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53。
(19)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20)参见Daniel M.Jones,Stuart A.Bremer and J.David Singer,“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1816-1992:Rationale,Coding Rules,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15,No.2,1996,pp.163-213。
(21)参见Faten Ghosn,Palmer Glenn and Stuart A.Bremer,“The MID3 Data Set,1993-2001:Procedures,Coding Rules,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1,No.2,2004,pp.133-154。
(22)参见Lingyu Lu and Cameron G.Thies,“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ssues at Stake i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Conflict:Exploring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Pacific Interstate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7,No.4,2010,pp.347-368。
(23)参见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dyadmid.html。
(24)参见Zeev Maoz,Networks of Nations:The Evolution,Structure,an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1815-200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Ch.9; Zeev Maoz,“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No.1,2009,pp.223-240。
(25)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26)确定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或者国家)是收集国际关系数据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对于行为体身份的界定不同收集数据会有很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nd Kyle Clark Beardsley，“Issues in Data Collection”。
(27)参见Wonjae Hwang，“Power，Preferences，and Multiple Levels of Interstate Conflict，”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6，No.3，2010，pp.215-239。
(28)参见http://www.cidcm.umd.edu/icb/。
(29)Michaerl Brecher and Wilkenfeld Jonathan,A Study of Crisi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p.3.
(30)关于危机双方层次的ICB数据的更多信息可参考J.Joseph Hewitt，“Dyadic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7，No.5，2003，pp.669-692。该数据也可以在ICB网站(http://www.cidcm.umd.edu/icb/data/)上免费下载。
(31)Michaerl Brech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rthquak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
(32)参见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
(33)参见Lotta Harbom and Peter Wallensteen，“Armed Conflicts，1946-2009,”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4，2010，pp.501-509。
(34)Hanne Fjelde,"Buying Peace? Oil Wealth,Corruption and Civil War,1985-199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5，No.2,2009，pp.199-218.
(35)例如，David E.Cunningham，“Blocking Resolution:How External States Can Prolong Civil Wars，” pp.115-127；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Andrea Ruggeri，“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Democracy，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2，2010，pp.299-310。
(36)关于Extra-State War 3.0和Intra-War 3.0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可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37)Michaela Mattes and Burcu Savun,"Information,Agreement Design,and the Durability of Civil War Settl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4,No.2,2010,pp.511-524.
(38)参见http://globalpolicy.gmu.edu/pitf/。
(39)Jack A.Goldstone,et al.,"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4,No.1,2010,pp.190-208.
(40)参见http://www.cidcm.umd.edu/mar/。
(41)Jaroslav Tir and Michael Jasinski,"Domestic-Level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Targeting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5,2008,pp.641-664.
(42)参见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07761。
(43)参见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699324～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00.html。
(44)参见http://www.stanford.edu/group/ethnic/。
(45)Jonathan Wilkenfeld，Kathleen J.Young，David M.Quinn and Victor Asal,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New York：Routledge，2005，p.17.在此书中，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等系统地介绍了“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中的危机调解变量。最近使用“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研究国际调解的一篇文章是Kyle Beardsley，“Pain，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4，2010，pp.1-12。
(46)Kyle Beardsley,"Pain,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4,2010,pp.1-12.
(47)参见Wilkenfeld，et al.，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附录1。
(48)目前，“国际冲突管理数据”的获得需要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雅各布·贝尔科维奇教授本人。
(49)Tobias Bhmelt,"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4,No.4,2010,pp.566-592; Tobias Bhmelt,"The Effectiveness of Tracks of Diplomacy Strategies i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2,2010,pp.167-178.
(50)参见漆海霞：《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兼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98-117页；漆海霞：《国际军事冲突调停的三种策略效果比较》，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
(51)鉴于“国际危机行为”和“国际冲突管理数据”两种最主要的国际调解数据并没有关注内战调解，2010年，贝尔科维奇等人开始收集内战调解的数据，这一数据有望于2011年发布，参见Karl DeRouen，Jr.，Paulina Popieszna and Jacob Bercovitch，“Introducing the Civil Wars Mediation(CWM)Dataset，”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New Orleans，LA，February 17-20，2010。
(52)参见http://faculty.uca.edu/markm/tpi_homepage.htm。
(53)Mark J.Mullenbach and Gerard P.Matthews,"Deciding to Intervene: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s in Intra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4,No.1,2008,pp.25-52.
(54)参见http://www.paulhensel.org/icoworg.html。
(55)例如，Paul R.Hensel，Michael Allison and Ahmed Khanani，“Territorial Integrity Treaties and Armed Conflict over Territo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6，No.2，2009，pp.120-143; Paul R.Hensel，Sara McLaughlin Mitchell，Thomas E.Sowers II and Clayton L.Thyne，“Bones of Contention:Comparing Territorial，Maritime，and River Issu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1，2008，pp.117-143; Holley Hansen，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Stephen C.Nemeth，“IO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onflicts:Moving Beyond the Global vs.Regional Dichotom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2，2008，pp.295-325。
(56)参见Tobias Bhmelt,“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Synergy,Conflict,Effectiv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heory vs.Policy? Connecti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New Orleans Hilton Riverside Hotel,The Loews New Orleans Hotel,New Orleans,LA,February 17,2010。
(57)参见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701031-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00.html。
(58)参见http://dvn.iq.harvard.edu/dvn/dv/phuth/faces/study/StudyPage.xhtml?studyld=18738。
(59)Marijke Breuning,Joseph Bredehoft and Eugene Walton,"Promise and Performance:An Evaluation of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53.
(60)参见http://pwt.econ.upenn.edu。
(61)相关介绍可参考http://www.worldbank.org/data。
(62)参见Pivi Lujala，“The Spoils of Nature：Armed Civil Conflict and Rebel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1，2010，pp.15-28。
(63)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64)Katherine Barbieri,Omar M.G.Keshk and Brian Pollins,"Trading Data:Evaluating Our Assumptions and Coding Rul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6,No.5,2009,pp.471-491.
(65)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参见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5，2002，pp.712-724；参见http://privatewww.essex.ac.uk/～ksg/exptradegdp.html下载最新版本的数据。
(66)Tobias Bhmelt,"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566-592.
(67)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1,2010,pp.29-42.
(68)关于UNCTAD数据的相关介绍和下载参见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584&lang=l。
(69)Margit Bussman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2,2010,pp.143-153.
(70)例如，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发展”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它们分别可以在http://go.worldbank.org/9GEOFVEAS1和http://www.worldbank.org/data上获取，但这些数据一般都需要研究者自己购买。
(71)关于“地缘的毗邻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研究联盟行为时做了精辟论述，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2)这两种数据均可在“战争相关指数”的网站上下载，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73)William Reed and Daina Chiba,"Decompo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guity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4,No.1,2010,pp.61-73.
(74)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见Alex Braithwaite，“MIDLOC：Introducing the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 datase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1，2010，pp.91-98.该数据可以在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下载。
(75)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见Kathryn Furlong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The Boundary Dataset，”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9，No.1，2003，pp.93-117。
(76)参见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Geographical-and-Resource/。
(77)参见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database/。
(78)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访问http://www.emdat.be/。
(79)Charles Cohen and Eric D.Werk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Disast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6,2008,pp.795-819.
(80)参见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81)Lars-Erik Cederan,Simon Hug and Lutz F.Krebs,“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Empirical Evidenc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4,2010,pp.377-394.
(82)Douglas M.Gibler,"Outside-In: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hreat on State Centraliz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4,No.4,2010,pp.519-542.
(83)参见http://www.nyu.edu/gsas/dept/politics/data/bdm2s2/Logic.htm。
(84)Bruce Bueno de Mesquita,Alastair Smith,Randolph M.Siverson,and James D.Morrow,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Cambridge:MIT Press,2003.
(85)参见http://www.govindicators.org/。
(86)参见http://www2.binghamton.edu/political-science/institutions-and-elections-project.html。
(87)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
(88)Elizabeth Fausett and Thomas J.Volgy,"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GOs)and Interstate Conflict:Parsing Out IGO Effects for Alternative Dimensions of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Spa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No.1,2010,pp.79-101.
(89)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A Network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2,2008,pp.189-212.
(90)参见http://atop.rice.edu/。
(91)Brett Ashley Leeds,Michaela Mattes and Jeremy S.Vogel,"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the Reli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No.2,2009,pp.461-476.
(92)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93)Thomas Plümper and Eric Neumayer,"The Friend of My Enemy is My Enemy: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9,No.1,2010,pp.75-96.
(94)参见http://www.paulhensel.org/icowdata.html#mtops。
(95)Krista E.Wiegand and Emilia Justyna Powell,"Past Experience,Quest for the Best Forum,and Peaceful Attempts to Re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0.
(96)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见Erik Voeten，“Resisting the Lonely Superpower：Responses of States in the UN to U.S.Dominance，”Journal of Politics，Vol.66，No.3，2004，pp.729-754.该数据可以在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ev42/UNVoting.htm下载。
(97)参见http://www.ccfr.org/pos_overview.php。
(98)参见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99)参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100)参见http://roperweb.ropercenter.uconn.edu/。
(101)Michael Mousseau,"Democratic Peace: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4,2009,pp.52-86.
(102)在2010年1月，原来由堪萨斯大学主持的“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改由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主持，该系统现已更名为“宾州事件数据项目(Penn State Event Data Project)”，这一数据库的网站也随之改变，参见http://eventdata.psu.edu/。
(103)这一数据同样可在“宾州事件数据项目”网站上获取，参见http://eventdata.psu.edu/data.html。
(104)参考Clayton L Thyne，“Supporter of Stability or Agent of Agitation? The Effect of US Foreign Policy on Coups in Latin America，1960-1999，”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4，2010，pp.449-461。
(105)详细介绍参考http://www.start.umd.edu/start/data/gtd/。
(106)参考Seung-Whan Choi。“Fighting Terroris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Online First，June 15，2010。
(107)参见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108)艾尔弗里德·格洛瑟(Alfred Grosser)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了“国际关系是否正变得具有美国特性”这个问题，而斯坦利·霍夫曼在1977年的文章中则将这个问题引向了更深入的讨论。参见Jorg Friedrichs，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House with Many Mansions，London：Routledge，2004，p.1。
(109)参见Ersel Aydinli，and Julie Mathews，“Are the Core and Periphery Irreconcilable? The Curious World of Publishing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1，No.3，2000，p.289.他们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处于占优势的核心地位，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处于半边缘地位，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则处于边缘地位。
(110)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11)相关评论可参见刘丰：《定量分析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兼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48-160页；陈冲：《定量分析与双边关系数据——略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第16版。
(112)这个概念由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提出，参见Alex Mintz and Bruce Russett，eds.，New Dir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fronting the Methods-of-Analysis Problem，Lanham：Lexington Books，2004。
(113)这也是伯梅尔特研究的局限之一，参见Tobias Bhmelt，“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The Importance of Indirect Tie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5，No.3，2009，pp.298-319。
(114)D.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Stam,"Eugene:A Conceptual Manual," pp.182-183.
(115)参见Jan Ketil Rd and Halvard Buhaug，“Civil Wars：Prospects and 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Local Indicator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SA’s 49th Annual Convention，Bridging Multiple Divides，Hilton 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CA，USA，March 26，2008。
(116)加里·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参见Gary King，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17)参见Molly M.Melin and Isak Svensson，“Incentives for Talking：Accepting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5，No.3，2009，pp.249-271。
(118)布鲁斯·拉西特(Burce Russett)将西方国际关系的进步归结于五个领域中的“革新”，这两个原因来源于其中的第三个和第五个“革新”，参见Burce Russett，“Four Methods and Five Revolutions”，in Alex Mintz and Bruce Russett，eds.，New Dir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fronting the Methods-of-Analysis Problem，pp.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