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新领域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的时期。僧尼人数，北魏末年有200万，北齐时有300万。全国佛寺，北魏末年有三万所，北齐有四万所。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当时全国在籍人口也只有二三千万。此外还有众多的善男信女膜拜在寺院周围。
五、六世纪（南北朝后期），每一个寺院都是它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它们大都占有广大田园，有丰饶的财产、人力、物力。它们参与社会救济和教化活动。北魏曾特划一部分州、郡编户为僧祇户，每户年收60斛粟，归寺院掌管，灾害年赈给饥民。唐代寺院还有悲田坊、养病坊之设，以赈济和收留贫穷废疾之人。佛教又以“教化”人民为统治者服务。皇帝也大力扶助和推动佛教在民间的教化活动。《隋书·经籍志》曾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可见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它在民间社会可能发挥的影响。可以说，五、六世纪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
由此可见，佛教不仅在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史、民间信仰和心态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宗教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史研究、民间信仰和心态史研究上也有重要价值。
历代以来，对佛教史的研究，重在教义和宗派，很少涉及其他方面。1934年，我写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发表在这年9 月出版的《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上；1935年又写了《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发表在1936年1月出版的《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1期上。 这两篇文章内容是不成熟的，粗糙的，但它们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为中国佛教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近年来，年青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渐宽广，一些原来被忽略的部分得到了重视。侯旭东同志新近的研究成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研究——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又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建寺活动中，皇帝建最大的庙，大官大富建大庙，小官小富建中等庙或小庙。一般群众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就造佛像。不能说大官大富不造像，但从造像记所留下的材料看，造像常常是群体活动，或一村一邑，或几百人、几千人同造一像。这里面有一代社会风气和宗教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这和造像者的经济条件有关系，甚或可以说“穷”是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像记里所反映的是一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心态。它有同于大人先生们的地方，也就有异于达官贵族的地方。因此，研究佛教，应从思想、宗教教义、宗派流变等方面研究；也应该从社会史角度，从佛教寺院在历史上的存在、活动和影响等方面研究；不仅要从社会上层，更应该从社会下层，从人民群众的心态、信仰等方面来研究它。
对造像记的研究和使用造像记的材料来研究佛教思想活动便体现了这一思路。在这方面前人已有所尝试，日本学者做了不少工作，欧美学者几十年来也一直希望研究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但或因资料不够，或因方法有偏差，成果受到了限制。可以说，侯旭东同志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最新、最系统全面的研究。这对于佛教思想研究由偏重精英向精英与社会思想、民众思想并重的转化，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