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代会试、殿试改至北京举办要早于永乐迁都？
安徽 孟义昭
永乐十年（1412年），为壬辰科会试、殿试举办之年。二月举行会试，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这是明代在南京举办的最后一科会试、殿试。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始，明代会试、殿试皆在北京举办。从此以后，南京的科场地位一落千丈，不仅丧失了东亚世界科举体系的中心地位，也不再是整个帝国独一无二的科举中心城市。明代会试、殿试由南京改移至北京举办，要早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之诏的发布和实施。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学界迄今尚未予以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先于迁都，既是明初政治的现实需要，也是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
一、明代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的前兆
永乐十年，明廷在南京举行最后一科会试、殿试，此后会试、殿试皆改在北京举办。对于南京来说，最后一科会试、殿试在其科举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当年二月，壬辰科会试举行，主考官为内阁大臣、翰林院侍讲杨士奇和金幼孜。其中，金幼孜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
关于此科会试的应试人数，梁潜在《〈春闱倡和诗〉序》中说：“因念其时，天下士子二千人，聚三场文如山海。”[1]但该科主考官杨士奇在《故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墓表》中却说：“永乐以来，进士历七科，唯辛卯、壬辰两科取士最少。就试皆三千人，而所选皆不过百人。然两科之士，其初擢官显要者最多，至其后有政誉者亦多。”[2]相比之下，杨士奇所说更加可信。各地赴南京参加该科会试的举人数与永乐九年（1411年）辛卯科相同，达3000人，中式贡士100名，会元为林志。该科会试中式人数，不仅在南京举行的历科会试中最少，也是整个永乐年间最少的一科。从现存文献来看，该科会试中式率约为3.33%，是在南京举行的历科会试的最低值。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明代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的前兆。
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明代创立在国子监建立进士题名碑制度。但永乐十年壬辰科殿试后，本应由皇帝下令在南京国子监树立的进士题名碑迟迟未有消息。在《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中，此事有迹可循。在此书“恩荣次第”部分，该科殿试详细流程和登科后各种恩荣皆有具体日期，唯独建立进士题名碑是个例外，未书写具体日期，仅写作“三月□日，工部奉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3]。可以认定，当时刊刻《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时，执笔者迟迟等不到建立进士题名碑的旨意，便直接按以前登科录的格式书写刊刻，留下空白以作日后补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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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朱祁镇才采纳陈敬宗的建议，在南京国子监补立永乐十年进士题名碑。《明英宗实录》将此举解释为：“建永乐十年进士题名碑于南京国子监。初，太宗皇帝既策进士毕，巡幸北京，故碑未建。及是，祭酒陈敬宗以为言。上从之，命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撰文勒石。”[4]巡幸北京而未及兴建之说，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自当年三月殿试榜发，至次年二月朱棣巡狩北京，如此漫长的时间足够用来遵循旧制，勒石立碑。唯一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朱棣此时已下定决心将会试、殿试改至北京举行，不再树立进士题名碑于南京国子监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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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初政治的现实需要
按照明代科举制度，殿试时皇帝必须亲自御殿主持考试。如果皇帝不御殿主持考试，则殿试不得举行。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己丑科会试在南京举行，取中95人。当时明成祖朱棣身在北京，无法举行殿试。皇太子朱高炽下令将会试中式者悉送国子监进学读书，“俟车驾回京廷试”[5]。至永乐九年三月初一日，在朱棣亲自御殿主持下，明廷才正式集中己丑科会试中式者，举行殿试。
朱棣取得帝位后，仍以南京为京师。但在政权稳固后，或巡狩北京，或亲征蒙古，其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驻在南京。
如永乐七年二月，经过充分准备后，朱棣正式离开南京，巡狩北京，以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本应在三月举行的己丑科殿试，因皇帝不在南京无法按期举办。至次年十月，朱棣才离开北京，车驾返回南京。
在永乐七年七月，朱棣曾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进讨本雅失里。八月，丘福败绩于胪朐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6]。除丘福外，此役战死的主要将领还有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朱棣大为震怒，开始准备亲征本雅失里事宜。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正式下诏，开始北征蒙古，大获全胜后班师北京，十一月方至南京。此后，朱棣方有时间亲自御殿主持考试。
其三，明初在建都问题上，君臣之间始终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这种现实情况，对于朱棣北迁决策的实施来说，无疑减小了阻力。如君臣一致认为必须定都南京，则极其不利于迁都北京的顺利开展。有明一代，都城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迁都北京后，朱棣御奉天殿行京师宫殿告成礼。百日后，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罹灾尽毁。多名大臣疏言迁都北京之非，或被下狱，或遭杀戮。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又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为行在，并积极准备还都南京。不久，朱高炽去世，明宣宗朱瞻基即位，还都南京之议暂且搁置。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朱祁镇正式重新确定北京为京师。朱祁镇被俘后，迁都南京之议再起。其后，景泰、嘉靖、崇祯年间，仍不断有大臣以京城危急为由力请迁都南京。
永乐十三年二月，朱棣正式命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三月初一日，“策（问）士于北京”，“试礼部选中举人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刘进等二人”[9]。朱棣亲阅对策后，擢陈循为第一，“赐循等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0]。此外，朱棣认为“礼部会试下第举人中或有学问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试之，得朱瑛等二十四人，并赐冠带，给教谕俸，送国子监进学，以待后科”。[11]据郭培贵考证，给经考选入国子监进学的冠带下第举人“以教谕俸”，这在明代是首次，也是永乐朝仅有的一次。这一笼络士子的举动，更好地诠释了朱棣将会试、殿试从南京改至北京举办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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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朱棣多次巡狩北京、亲征蒙古的活动，使其驻在南京的时间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殿试的正常举行。从政治需要上看，强大的蒙古势力对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给朱棣驻跸北京提供了完美而又合理的政治解释和军事借口。二者合一，自明朝立国以来便一直在南京举行的会试、殿试，改至北京举行，便顺理成章而又迫切需要了。明代人张朝瑞在其《皇明贡举考》中记载了“（永乐）十三年二月，始会试天下举人于北京”这一信息，并在其下作注：“十一年二月，帝巡狩北京。”[12]张朝瑞作注，试图对会试改至北京举行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可见，明代士人也默认了会试、殿试由南京改至北京举办的历史合理性。
三、迁都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
拥有850年历史的南京江南贡院
如果从北京城市地位的上升过程和迁都北京的完整历程来看，则可以得出另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明代会试、殿试由南京改至北京举办，不仅是明初政治现实的需要，更是朱棣迁都北京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
[6]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87页。
[2]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三百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第91—92页。
我朝迁鼎北平，虽成祖弘规远略，然本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驾御谨身殿，顾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而运掉东南，比今南京何如？”众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已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阙已完，不可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于是中止。昔武王克商，谓周公曰：“我尝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继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继先志，卒营洛以为成周。东迁之后，保固守险，绵延周祚于八百年之永，非细故也。今国家控据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万世不拔之基，则成祖继志之孝，圣子神孙迓衡之休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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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朱元璋谋划迁都之时，北京也曾作为备选城市之一。陈霆《两山墨谈》有言：
江南贡院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后，即着手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以便为日后迁都做准备。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采纳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建议，下诏以北平为北京。[15]其后，朱棣连续提升北京的行政建制，使其地位仅次于南京而高于其他城市。此外，朱棣还采取了以下两方面措施：
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携皇太孙朱瞻基再次离开南京，巡狩北京。朱高炽监国，蹇义、黄淮、杨士奇、杨溥辅佐。次年二月，朱棣决定亲征瓦剌。三月，他率军离开北京，六月班师，“以败瓦剌诏天下”[7]。但王世贞认为：“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安，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8]可见，当时蒙古实力强劲，依然是明廷需要着重对付的势力。因此，八月至北京后，朱棣暂未返回南京。
其四，朱棣力排众议，以坚决的态度迁都北京，并积极筹划，作了大量准备性工作。朱棣迁都北京正式开始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但在此前的18年中，他大规模地经营北京的城市建设，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从而为迁都创造了条件。
陈霆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继承朱元璋的遗志，并将其与周代故事相比，为迁都北京建构了极具合法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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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长陵于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皇后徐氏病逝，却一直未葬。永乐七年，朱棣巡狩北京，下令在昌平县天寿山营建陵寝，此即长陵。永乐十一年正月，长陵初步告成。不久，朱棣巡狩北京，将徐皇后安葬于长陵。此后，朱棣以巡狩北京、亲征蒙古之名，长期驻于北京。
兴建北京宫殿城阙。永乐四年（1406年），淇国公丘福等人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朱棣采纳其建议，正式开始准备兴建北京宫殿。朱棣为兴建北京宫殿，专门下令：“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人月给米五斗、钞三锭。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行）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砖瓦造（造砖瓦），人月给米五斗。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给米五斗。”[16]永乐十三年三月，修北京城垣。同日，命状元陈循为翰林院修撰，其他进士也各有任命。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朱棣的授意下，不断有大臣上奏请求加速营建北京宫殿，并称北京为“圣上龙兴之地……帝王万世之都”[17]。兴建工程全面展开，迁都之意跃然纸上。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正式告成。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朱棣正式下诏，以北京为京师。
从以上迁都前的历次事件来看，各项准备工作次第展开，环环相扣。毋庸置疑，永乐十三年会试、殿试由南京改至北京举行，是迁都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出于明初政治的现实需要，永乐十三年会试、殿试由南京改至北京举办，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合情合理。在迁都北京的整体布局中，会试、殿试举办城市的改移既是正式迁都的前奏和准备，也是明廷迁都整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梁潜：《泊庵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第340页。
其一，朱元璋始终对定都南京不太满意，为朱棣迁都北京提供了历史渊源。由于对定都南京不甚满意，朱元璋多次谋划迁都。直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深受打击，才放弃迁都之念，但仍耿耿于怀。当年，他在《祭光禄寺灶神文》中说：“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13]朱元璋之说，成为朱棣迁都的一个历史由头。
[3]《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9年，第208页。
[4]《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二，正统九年十月丁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444页。
[5]《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八，永乐七年二月己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175页。
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而其能够最终得以成功的原因，则往往被忽略。
[7]张廷玉等：《明史》卷七，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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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五《亲征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5页。
[9]《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永乐十三年三月己亥，第1835页。
本系统主要包含前端图像信息的采集接收模块,图像压缩模块以及图像的传输和显示模块几个部分。本文主要对前端图像接收模块进行了优化设计。
[10][11]《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永乐十三年三月壬寅，癸巳，第1837页。
[12]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461页。
从图8和图9可以看出，在低速区和中、高速区，采用交互双模自适应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时ω的精度明显提高，其估计曲线几乎与实际曲线重合。从图10和图11可以得知所采用的算法能够有效辨识出变速模型M2和变速因子ζ，表明交互双模自适应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能够良好地跟踪永磁转子变速运动状态。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庐、安》，《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48页。
[14]陈霆：《两山墨谈》卷一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1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351—352页。
（1）LDC1000 模块：首先，使用示波器测试LDC1000的起振和线圈的工作状态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如果检查出现半波余弦波形，说明LDC1000 可以进行正常工作并可进行后续的工作；如果不是，应检查是模块本身问题还是参数设置问题，结合示波器参数以获得最佳效果。
[15]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奏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陛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见《明太宗实录》卷一十六，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第294页。
[16]《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第835—836页。
[17]《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第1964—1966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徽州归户文书与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6JJD770002）、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明清南京科举研究”（项目号：J010032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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