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研究的进路与可能”专题研讨——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书写的典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华语论文,新加坡论文,鱼尾论文,典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有一种“原创神话”(myth of founding)，有时是根据某种文化创造的故事而形成，这种原创神话是解释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域、语言、社群生活的共同感觉与记忆的数据源头，也可用来说明其政治权宜的正当性以及与其他国族位置的异同。本文将分析新加坡个别作家在其作品中如何建构鱼尾狮(merlion)神话。我以两首诗为例，一首是英文诗，另一首是华文诗。作者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与欲望认同建构其神话时，赋予不相似的文化符号。书写神话，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想像的，都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投影、国民性或社会形态的意象。而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作家书写的新加坡的鱼尾狮，都说明某些东西如何形成和存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创造国族的身份认同。
今天，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曾受过殖民主义统治，其生活思想文化都受其改造压扁。这种殖民主义的影响深入地进入文学艺术作品里去。本论文中所用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的定义与“独立后”(post-independence)或殖民主义之后(after colonialism)的意义不同，要不然就会造成误解，以为殖民主义的控制权在独立之后就完全结束了。其实后殖民主义是指从开始统治那一刻到独立后的今日的殖民主义的霸权。本文所用“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一词，是广义地指从殖民统治时代开始，一直到国家独立以后的今天的新加坡文学。因为帝国统治虽然已远去，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却仍然继续存在，左右着我们的文化与思想意识。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多数人民因为长期被殖民统治，话语被控制着，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已被淡化，民族文化记忆已丧失。新加坡的作家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认同于殖民主义的文化，当他们审视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时，往往不自觉地被殖民主义思想套住。而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基本上受来自中国的另一种文化上的殖民影响(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因此与受英文教育的作家文化认同很不相似，所以同样是新加坡的后殖民文本，也有其多样性。
毋庸讳言，在中英版本的殖民主义历史话语中的新加坡神话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撰写的历史里，新加坡的整个开拓发展，没有一滴血泪，完全是令人向往的神话。但如果翻开新马华人撰写的新马开拓与华人移民等许多原生态的大历史，西方帝国殖民主义海盗式的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便大量地被叙述着。如此一来，像英文诗歌《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中的莱佛士所象征的英国殖民官员，便不再是希腊的神话英雄尤利西斯。
一、尤利西斯旁的鱼尾狮：没有移民悲剧的新加坡史诗
制造了神话般的殖民海外的历史，自然殖民军官莱佛士就成了传奇中的英雄。新加坡英文诗人唐爱文(Edwin Thumboo)在1979年发表了一首《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被新加坡英文文坛喻为新加坡的史诗。它通过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即奥德赛Odysseus的拉丁名)漂洋过海的传说，来象征英国人远赴海外探险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精神。在这首诗中，很显然地，作者是以尤利西斯来象征当年大英帝国军官莱佛士，他也是长年征战，在海外四处为开拓殖民地而奔波：“我漂洋过海，/穿过火岛，/跟女妖精西姬搏斗，/拒绝让她把我变成一群猪；/航过充满迷人歌声的色试娜与茶利蒂海峡//我与嘉莉苏在岛上住了七年，/掀起与众神的战斗。/而我心底/依然想着故乡伊迪嘉。/航行，航行/受尽苦难，毫无乐趣/所遇到的异乡人都在歌唱/新的神话；而我也在制造自己的神话//可是这只海狮/鬃毛凝结着盐，多鳞麟，带着奇怪的鱼尾/雄赳赳地，坚持地/站立在海边/像一个谜。”
最后在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通过贸易与工业，这个岛成为繁华的城邦：“在我的时代，没有任何/预兆显示/这头半兽、半鱼/是海陆雄狮//各族人民在这里定居/从海洋/带来丰盛的海产/建筑了许多像伊农式的无顶楼塔/他们制造，他们工作/他们买，他们卖。”诗中尤利西斯与鱼尾狮的相遇，使人联想起莱佛士与华人的相遇，勤劳刻苦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包括印度族人)对莱佛士来说，简直是个谜。这个西方神话人物莱佛士(尤利西斯的化身)与本土神话人物鱼尾狮，目前还屹立在新加坡河口，天天在众多游客的眼光与议论中向前展望，思考着问题。
这一段历史书写，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把世界历史据为己有，控制了历史的真假，然后控制住殖民地的老百姓。唐爱文的这一段新加坡史诗，是被殖民地历史文化洗脑的结果还是一种反讽，学者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诠释。
莱佛士与鱼尾狮的相遇，是新马种植与商业贸易建设的开始，同时也是创造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努力的开端：“虽然方式不同/他们一起改变自己/探索和谐的边缘/寻找一个共同的中心/把他们的神也改变了/种族的传统回忆保存在/祈祷里、笑声中和/女人的服饰与迎客的姿态上/他们把灿烂又美丽的/祖父美好的梦/放进新的远景中/让它继续发扬光大/充满眼前的世界//在拥有过多的物质之后，/心灵开始渴望其他的意象，/在龙凤、人体鹰、人头蛇/日神的骏马外，/这头海狮。”
这首诗的声音是尤利西斯的独白，它是代表西方殖民者在说话。作者唐爱文虽是土生的印度与华人的混血，但自小受英文教育，因此他的民族意识被弱化或瓦解了，更何况他本身也是英文教育的精英分子。因为新加坡政府内阁成员以受英文教育精英分子为主流，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与这首诗所说相吻合。为了探索和谐的社会和寻找一个共同的中心，人民要求改变他原来信仰的神，改变自己。最后传统的记忆只保存在祈祷里、服装上。这个共同寻找的意象，便是鱼尾狮身。这是从英国殖民者到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努力培养的国民。
这个被尤利西斯寻找到的鱼尾狮意象，到了今天，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仍然认为它是最理想与完整的象征新加坡的意象，所以把这个塑象放置在新加坡河口。其非鱼非狮，正说明新加坡人具有东西方的文化、道德、精神，而这个社会也是由西方的法治精神与东方的价值观所建设的一个独特的国家社会。
在英帝国统治的时候，采用大写的英文(English)创作的新加坡文学精英无可避免地与殖民统治势力及其文化认同。新加坡独立前后，许多土生土长的英文作家，由于西方文化霸权之影响，还是在“帝国准证下”(under imperial license)创作。这种文学很难完全颠覆殖民思想意识，因为西方的文学霸权阻止后殖民作家去写后殖民时期的新的生活经验。
不过在殖民地独立以后强调后殖民文化的混杂多种性(hybridised nature)是一种优点而不是弱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本土各种文化受到压制的结果。新加坡就是因为吸收了东西方与亚洲各种文化的优点，才能产生新加坡经验与新加坡模式。
二、华文版鱼尾狮：新加坡的文化危机
跟英文作家比较，新加坡的华文作家由于受华文教育，形成华人文化防火墙，不易受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更容易重置西方话语(Replacing the language)和重置西方文本(Replacing the text)。新加坡华文作家所构鱼尾狮神话，与英文作家大有差异。
这种差异说明新加坡的非英文作家(如马来文、淡米尔文、华文)的种族或国家主义意识(nationalism)远比英文作家强烈。种族或国家主义意识更敢顽强对抗帝国统治，这种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能使后殖民社会产生自我形象，从而更敢把自己从帝国压迫中解救出来。新加坡诗人梁钺在1984年曾写了一首华文《鱼尾狮》：“说你是狮吧/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纵横千山万岭之上/说你是鱼吧/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遨游四海三洋之下/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不能两栖水陆之间//前面是海，后面是陆/你呆立在栅栏里/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赞赏你，如何美化你/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我忍不住去探望你/忍不住要对你垂泪/因为呵，因为历史的门槛外/我也是鱼尾狮/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两眶决堤的泪要流。”
鱼尾狮成了“鱼狮交配”的怪胎，作为鱼狮乱交而产生的鱼尾狮，永恒地在吐苦水。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身份：既然是狮，却不能高视阔步走在森林，做万兽之王；有鱼之尾，却不能在水中游泳。今天的新加坡几乎人人都发现自己像一只鱼尾狮，是一只怪异的不知名的动物。新加坡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新加坡个人的成长，都正面临这种困境，因为新加坡正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三文治”社会里，自己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甚至不懂华文。新加坡华人受英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
华族文化面临的危机，从197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课题，因为人人害怕将会变成鱼尾狮。因此鱼尾狮的意象，与英文作家相反，成为华文作家探讨新加坡人困境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个基型意象，它的确很恰当地代表了目前新加坡人所面临的困境。
华文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情意结特强，影响力很重大，战后则化为反殖民地、争取独立的爱国(本土)热潮。新加坡独立后，这种情意结变为“感时忧国的精神”，继续在华文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力。由于这种社会意识之力量，华文文学比任何其他语文的文学，更关注新加坡的问题，特别是华族文化的危机问题。
新加坡经验所产生的后殖民文学驳杂多元，而且由四大语文文化所组成，这些作品，就如上面所讨论的两个既有版本，可以当作国家认同的意象来阅读。这个寓言，说明了新加坡经验的特殊性：既有东西方文化交流，又具有亚洲文化的复杂性。
新加坡四大语文的文学都各自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如马来文学继承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学传统，淡米尔文学带着印度文学传统，英文拥抱英国文学，华文文学的传统又来自中国，但它们之间互相交流，加上新加坡的经验，各种文学本身除了继承原来的语文与种族文学传统外，又形成一种“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这种“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使得新加坡后殖民文学更紧紧地与新加坡社会与政治历史结合在一起。
新加坡与马来亚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清楚反映出移民落地生根、建立家园的艰苦历程。所以文学作品中常出现自我放逐的浪子、苦难的赤道上土生的殖民地人民以及鱼狮交配的怪胎鱼尾狮3种意象。那浪子，不管是自我放逐也好、被迫流放也好，他们总是被陌生疏离感所造成的失落孤寂折磨着。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政治的认同，文学中较重要的基型文学主题与意象也跟着改变了。这时铁戈《我们是谁》一诗最能说明新加坡人要重新寻找与确定自己身份的政治意识：“我们是谁？/我们是/赤道底土地上/生长的孩子！//我们是谁？/我们是/被镣铐锁住的苦难的人民！”这时新加坡人开始落地生根，拥抱土地，虽然遭到英殖民地政府的压迫和剥削。
新加坡的国家建立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但是正如鱼尾狮所代表的，会成为一个不东不西没有民族文化历史根源的怪物吗？继续寻找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外的母族文化根源，是目前新加坡人的一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危机感会充斥于当代华文文学作品中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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